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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使人堕落：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
冯胜平

以下文字是笔者对革命的反思。反对革命者，不必对号入座；如中国已告别革命，根本没有革命的土壤，本文讨论的就是一个伪命题，不值一读。

文章批判革命，质疑民主，政治上肯定不正确，逻辑上却未必站不住。笔者相信，政治正确是思想自由的敌人；政治上最有害的，就是追求正确。

1革命逻辑——取而代之

满清专制，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建议改革；满清改革，君主立宪，孙中山组织同盟会，鼓吹革命。为什么君主立宪了反而要革命？理由是，晚了，假的！

毛泽东无法无天，精英高呼万岁，齐唱东方红；习近平依法治国，党主立宪，精英群起反对。理由亦是：晚了，假的！

什么是真的？取而代之是真的。只要台上的人不是我，无论昔日的君主立宪，还是今天的党主立宪，都是假的，都是旁门左道：正道必须是我主立宪！

曾跟一位民运精英开玩笑：“共产党权力餐桌上没你的位置，所以你的当务之急就是掀桌子，掀了之后，下一桌摆上来，说不定有你；如果没有，继续革命，接着再掀。”这就是革命的逻辑。对这种逻辑，我不欣赏，但充分理解。

世上有两种革命：改变制度的革命和改朝换代的革命。英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属于前者，中国历史上的造反属于后者，故谭嗣同有“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之说，毛泽东亦称“百代皆行秦政法”。本文讨论的革命，是改朝换代的革命。用毛泽东的话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中国革命，无论是毛泽东推崇的暴力革命，还是公知精英热衷的颜色革命，目的都是取而代之。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英国人与国王争斗474年，终于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然而，英国人与国王斗，原则是自己活，也让国王活（查理一世除外），共享一片青天；中国人与国王斗，讲的是天无二日，人无二主，不共戴天。

政治在中国是一场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规则是不择手段、你死我活。旗上的大字可以是苍生百姓，也可以是民主自由，政客内心深处的信念永远是：大丈夫当如是也！或用列宁的话说：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

孙中山感叹：中国政治之难，难在太多的人想当皇帝，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职业革命家的无奈和心声。

2革命是嗜血的动物

革命是嗜血的动物：它先吞噬敌人，然后吞噬朋友，最后吞噬自己的儿女。近代史上三次大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皆是例证。法国革命先杀路易十六，再杀温和派丹东，最后把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俄国革命先杀尼古拉二世，然后清除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最后把托洛斯基、布哈林送进地狱；中国革命先镇压国民党反动派，后迫害右派，再清除刘少奇、林彪，完成革命的三部曲。

大革命后出生的雨果盛赞法国革命，说：“革命是风暴。风暴之后，人类受到呵斥，历史却前进了。”这是文学的抒情，不是历史的真实。不同意雨果的浪漫，无名氏在罗伯斯庇尔的墓碑上写道：“我，罗伯斯庇尔长眠于此。过往的行人啊，请你们不要忧伤，如果我活着，你们谁也别想活。”

革命的真正悲剧，不是它会吞噬自己的儿女，而是它会吞噬自己的理想。在血腥的1793年，代表革命理想的“人权宣言”被锁进木箱，数万公民被作为“国家公敌”处死，巴黎成了世界上最没有人权的城市。同样，在俄国和中国，以解放全人类、人人平等为宗旨的共产革命，没有解放一个人，却夺走数千万条生命，建立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特权等级社会。

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关头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正是这个道理。人们常说，改革与革命赛跑，似乎两者是替代关系。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改革与革命是因果关系：改革是革命的孵化器，革命是改革的私生子。

文革结束，人们厌恶革命，纷纷写文章告别。但好景不长，刚告别共产革命，精英又迷上了天鹅绒、颜色革命。据说这类革命很温和，可以改朝换代，却不打碎一扇玻璃。革命之后，会有波兰式的圆桌会议，然后就是民主共和。的确，苏联十六个加盟共和国解体，东欧八个共产党政权下台，除南斯拉夫外，都没发生战乱。问题在于，苏东共产党政权，几乎都建于一夜之间；一夜之间消失，自在情理之中。相比之下，中共政权是几百万颗人头换来的，历经二十八年的腥风血雨。来之不易，去之必难，潘朵拉魔盒一旦打开，恐怕谁也关不上。

退一步说，就算天鹅绒革命成功，中共和平下台，圆桌会议召开，精英仍负有收拾残局的责任。毕竟，圆桌容量有限，只能坐十几个人，而精英中想当皇帝的，何止万千？谁能保证，那些革命后没挤上圆桌的，不发动二次革命？而有幸上桌的，亦不妨读点历史，看看辛亥当年各省的督军，1949年还有几人跻身在天安门城楼上？批评者说：“你长期不回国，根本不了解国内情况；这是最后一次革命，国际社会也不会允许中国长期动乱。”面对精英的自信，我承认自己无知——中国从来就是一个迷，那里发生的事经常颠覆人类常识。然而，假如我是对的呢？（What if I am right？）

3革命土壤——上诈下愚

个人崇拜和民主崇拜是一对孪生兄弟，区别只在于崇拜别人还是崇拜自己。个人崇拜是崇拜别人，民主崇拜是崇拜自己。

崇拜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缺乏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中国的问题始终是：上诈而下愚。（陈寅恪）

“人民万岁”是上诈，政客在忽悠民众；“民主万岁”是下愚，民众在欺骗自己。

上诈的问题是缺乏底线，骗死人不偿命；下愚的问题是缺乏智商，被卖还帮人数钱。前者邪恶，后者愚昧。两者结合，是天下最无解的毒药，也是中国革命的土壤和根源。

恶人不乏理性，他们损人利己，至少还按牌理出牌；蠢人则不然，他们不按牌理出牌，专做损人又不利己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愚蠢比邪恶更可怕。愚民打土豪，打得村村冒烟（土改）；愚民搞共产，搞得处处起火（大跃进）；愚民闹文革，闹得乌烟瘴气；愚民争民主，争得你死我活。

自汤武以降，中国经历无数革命，哪一次不是骗子忽悠，傻子卖命？哪一次又曾推动历史半步？国朝二十四史，二十四次改朝换代，我们赶走多少皇帝，就迎来多少皇帝，从未想过不要皇帝，换一种活法。有皇帝骂皇帝，没皇帝想皇帝，三日无君而惶惶然。天子不坐龙庭，人民心里不踏实。

相比之下，西方历史上没有那么多革命。中国革命是为了江山、社稷、天下；西方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目的是宪政、自由、独立。不同的目标，显示了不同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美国革命的口号是：不自由，毋宁死；中国革命是打天下，坐天下。中国人造反，从来不是为了自由。无论是楚怀王的宠臣屈原，还是贾宝玉的丫鬟晴雯，即使反抗，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也是：不奴役，毋宁死——不让我做奴才，我死给你看！

除了自由精神，国人更缺乏的是独立人格。之所以缺乏，是因为中国人很少有机会做人。如鲁迅所说：中国只有两种时代：做稳了奴才的时代和想做奴才而不能的时代。前者称为治世，后者称为乱世；处治世是奴，居乱世为犬。既然从未做过人，又谈何独立，遑论人格！

什么人搞政治，就会搞出什么样的政治。在西方，政治再脏也有底线；在中国，政治超越人类一切底线。美国朋友问：中国政治的底线在哪？答：底线之下。(How low could Chinese politics go? Lower.)

中国政治缺乏底线，从左右之争可见一斑。表面上看，左右两派泾渭分明：左派主张公平，右派强调自由；左派拥毛，右派反毛；左派抓汉奸，右派抓特务。在一切问题上似乎都阵线分明，势不两立。然而一涉及政治底线，两派又是那样的相像：当局判刘晓波，左派拍手叫好；有司封乌有之乡，右派欢欣鼓舞；左派的公平世界里容不下汉奸，右派的民主天堂里不接受五毛。无论是毛左还是民斗，都不想结束专制，而更想结束自己的政敌。在政治伦理上，中国的左派和右派没有区别。

在专制制度下，所有人都是奴才；政治不分左右，只有上下——上面的永远是老佛爷，下面的永远是义和团。（资中筠）

4革命使人堕落

从华尔街的角度看，中国政治颇像一个没有退出机制的风险基金，政客则像一群永不收手的赌徒。一方面，是打江山，坐江山；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牌要做大，事要做绝；四个坚持，五个绝不。另一方面，是将相王侯，宁有种乎；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台名为改朝换代的连续剧在中国上演了几千年，目前仍在维稳和维权的外衣下继续。

权力使人腐化，革命使人堕落。如果权力腐化当权者，革命则使那些追求权力者堕落。心理学研究表明，政治迫害对被迫害者心灵的摧残远大于对迫害者的影响：它变牺牲者为暴君，从而使暴政延续。长期被践踏的人本能地会想要践踏别人。对这种心态，米兰•昆德拉曾做过生动的描述：“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曾十分崇拜那些从政治犯监狱归来的人。后来我才发现，大多数的压迫者曾经都被压迫过•••，被迫害往往是培养迫害者的最好学校。”

谈到革命使人堕落，反对者一定能举出许多革命使人升华的例子。其实，艾克顿说权力使人腐败，是洞见，也是概括。若苟言苟辩，掌权者不腐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任何人都可以把艾克顿驳得体无完肤。权力使人腐化，革命使人堕落，代表了铜钱的两面，强调的都是人性的弱点。一方站得住，另一方必站得住。区别只是前者政治正确，人们乐于接受，频繁引用；后者立场暧昧，人们羞于启齿，不敢认同。

朋友告诉我，国内异议人士同海外民运分子不同，他们只是维权，并不想推翻政权。后来看到他们陆续流亡美国，一个比一个极端。

与热衷于办杂志启蒙的老流亡者不同，新一代流亡者志向远大，动辄组党、建国。他们坚决反共，主张新刁民运动，组织“唯恐天下不乱党”，希望中日、中美开战，甚至幻想游说CIA训练民运突击队，空降中南海实施斩首。毛泽东一代革命家亲力亲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既不怕自己掉头，也不吝砍别人的头；今天的民主革命家则不然，他们把流血建立在别人的动脉上，把牺牲寄托在别人的头颅上。热衷运动群众，盼望天下大乱。他们革命，赌上不是自己的身家，而是别人的性命。

这些人不蠢，但缺乏底线。如果说毛左的问题是智商，民斗的问题就是人品。他们自命“口炮党”，宣称：“在专制制度下，人民有造谣的权力；”“谣言不仅可以杀人，还可以灭国；”“民运无权无枪，唯有互联网，必须利用互联网造谣，争取破局；”“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中共搞乱，让它一夕三惊。”被问及他们自己为什么不效法汪精卫，回国刺杀摄政王？经典的回答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民主是大家的事业，我已为民主坐过牢，轮也该轮到别人了。”（郭XX)

中国自由的真正敌人，是体制外的死磕派和和体制内的通吃派。前者借维权沽名钓誉，造谣惑众，死磕当局；后者借维稳升官发财，欺下瞒上，里外通吃。一个撕裂社会的机体，另一个腐蚀社会的灵魂，且相互寄生，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两类人的共同特点是：超越人类底线作战（超限战）。

《历史的先声》记载了共产党七十年前的承诺：打倒国民党，解放全中国；只要我上台，一定搞民主。把国民党三个字换成共产党，就是死磕派的承诺。问题是，他们也许不比别人更坏，凭什么就会比共产党更好？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上台前都张扬过民主，而后都自食其言，为什么他们就会不一样？况且，就算死磕派信守诺言，上台真搞民主，其命运也是被“更民主”的人取代。没有忠诚反对派，坚持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民主政治在中国的最终走向，只能是新一轮的暴民政治。

善良的自由主义者断言，人渴望自由，专制存在的唯一基础是强制。这并不正确。事实上，正如波兰民主之父亚当•麦克尼所说：“长期的专制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文化及相应的行为准则，它使人们不再爱好自由和真理，完全丧失人类的尊严并毫无自治能力”。在这种制度下，真正的反叛者是极少数，而就在这极少数人中，大多数还是潜在的暴君。他们反抗暴政不是为了结束暴政，而是为了取而代之。

铁，百炼成钢；人，百炼成渣。现实生活中的人渣，多是恶劣环境的产物。

5刁民、枭雄与革命

互联网放大了反对的声音。从网上看，中国民不聊生，似乎明天就会革命；从菜场看，国人丰衣足食，早已告别了革命。辨别哪一个是真实的中国，不需要太高的智商。稍微留意就能发现：无论谈及乐清还是庆安，无论作客VOA还是法广，活跃的，永远是那几张面孔。说他们代表中国，恐怕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

这些面孔代表了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刁民。王朝初年肃反杀人，末年都搞和谐社会。刁民是和谐社会的必然产物，也是目前国内维权和海外民运的主力。一位维权领袖声称：“共产党是流氓政府；对付流氓必须刁民，老子就是刁民领袖！”此处刁民一词并非贬义，它只是对一种状态的描述。准确地说，刁民是专制制度下顺民向公民转变的必经阶段：刁民向上走一步就是公民，向下迈一步则为暴民。遗憾的是，中国人努力了三千年，几十次改朝换代，始终没能迈出这向上的一步。

难以接受刁民概念，朋友常指责我以偏概全，贬低人民。其实，三民——顺民、刁民、暴民——之说源于林语堂中国人朝儒，野道，临终归佛的比喻。若挑剔，世人可以找出无数在朝不言儒，下野不归道，临死不信佛的例子。“难道我也是刁民？” 面对此类诘问，我无意也无法回答。我只是希望，当我说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时，你不要拿黄继光、董存瑞的故事来反驳我。

刁民是人治的产物。官不以法治国，民自然审时度势，与官斗法：你霸道，他为顺民；你宽松，他成刁民；你失控，他变暴民。刁民的缠斗会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增加治理成本，使社会朝痞子化方向发展。一旦在博弈中胜出，刁民会迅速转变为暴民，社会遂进入无序状态。在无序状态下，中国政治变成一场流氓比赛。最后胜出的，多半是一个集厚黑于一身的超级流氓。这个超级流氓收拾暴民、一统江山，成为新的暴君。在他的淫威下，一切回到原点，中国人又重新开始做顺民。

与顺民、刁民、暴民相对应的，是清官、贪官、庸官。自古清官多酷吏，酷吏之下，人民自然驯顺；贪官善解人意，执政宽松，是培养刁民的土壤；庸官无能，纵使天下大乱，暴民丛生。走出三民主义官民博弈的唯一途径是宪政。只有在法治的阳光下，刁民才会转化为公民，从而结束中国三千年的治乱循环。

引导刁民造反的是枭雄。枭雄这种动物是中国特产，出自乱世，藏于民间。一切革命中，最具破坏性的是枭雄领导的暴民革命。暴民之所以可怕，就在于长期是顺民。能量守恒：当了太久的孙子，积攒了太多的负能量，一但乾坤倾覆，释放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毛泽东说：造反有理！

6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

丘吉尔说：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e others. 只要懂英语，就不难理解这段措辞巧妙的文句中饱含的无奈——民主万恶，但别无选择。丘吉尔懂得：民主是时代的潮流，人民是政客的上帝。

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人可以反对潮流，无视上帝。小孩要吃糖，有什么错？人民要民主，有什么错？

随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幻灭，中国精英告别马克思，集体改信了哈耶克。民主代替革命，成为新时代的上帝，鬼使神差，历史绕了一圈又回到五•四。如果说革命年代最大的罪恶是反革命，民主时代最不正确的事就是反民主。至于为什么革命就那么神圣，民主就那么正确？没人能够回答。

在民主问题上，左右两派不乏共识。看到民主是道德/政治制高点，双方都想争夺这面大旗。问题在于，两派当中有太多的民粹分子，他们除了民主，不认识第三个字。民粹对民主的热衷，不亚于当年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崇拜。这种热衷，决定了未来中国民主的成色。

法国革命曾见证“革命的之后挂路灯”的悲惨场景——六万巴黎人被送上断头台。今天中国还没有民主，“民主之后杀你全家”的威胁已不绝于耳，对此笔者亦有所领教。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独立学者端木赐香说：“现在不民主不自由，我还勉强在中国住着，觉得还可以。但是一旦民主了，•••我要饭也得逃亡国外去。胡适的那种冬江水冷鸭先知，我也是有的。我可不是储安平，你们民主自由了，我跟着你们走，走着走着我就没有了，消失了。”

民主再好，也是人治。君主是一个人的人治，寡头是少数人的人治，民主是多数人的人治。沿着民主的路，走不出专制的怪圈，正如沿着革命的路走不出王朝循环一样。事实上，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民主，是立规；它的问题不是缺乏民主，是缺乏规则。民主的前提是尊重生命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由的前提是政治自治，经济自立，道德自律。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前，民主自由不仅是空话，而且是毒药。

中国传统文化中，党不是一个好词，但党现在领导一切，不容挑战；西方传统文化中，民主不是一个好词，但民主是选民的上帝，无可置疑。亚里士多德视人民为暴民，英国贵族迟迟不肯实行普选，美国国父以宪法来约束民主（宪政民主），皆反映了对民主的恐惧。谈到民主的局限，柏拉图一语中的：“如果你生了病，是到广场上找公民呢，还是找医生？”

民主需要人民素质相配合。它放在欧美是好的，放在埃及是毒药，放在阿拉伯是诅咒，放在中国会大乱。换句话说，民主并不是不好，它只是没有政客们说的那么好，那么普世。古典政治学说民主是坏东西，因为它认为民主是一群坏人（暴民）在选举；现代政治学说民主是好东西，因为它假设民主是一群好人（公民）在投票。其实，好人还是坏人，公民还是暴民，取决于教育，更取决于社会的法治程度。

五•四火烧赵家楼引进“德先生”（民主），是中国一大灾难。如果当时引进的是法治，中國或许现在已经民主。在中国政客手里，民主与革命一样，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如果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正途，为什么还有1949 年的共产革命？如果五•四的路走得通，为什么还会有六•四？

有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民主。国人在专制下是顺民，自由中是刁民，动乱时是暴民。此乃中国亘古不变的三民主义。不建立法治社会，没有公民，革命解决不了的问题，民主照样解决不了！

人民并不神圣，民主未必万能。把信仰/主义推到极致，只会把中国再次引入地狱——对此国人并不陌生。地狱有很多入口，我们刚经过的那个叫共产主义，精英正热衷的是民主主义，此外还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一些其它的主义。

在暴君已逝暴民未致的今天，国人最需警惕的，是主义。

7民间与庙堂的博弈

刘晓波说：“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因为他置身民间；俞正声说：“未来取决于党本身”，因为他身处庙堂。其实，中国的未来既不在民间，也不在庙堂；它在民间与庙堂的博弈之间。

与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决斗不同，博弈要求一定的智商和底线。智商悬殊，难免赢者通吃；底线太低，游戏无法继续。（一方下三滥，动辄掀桌子，另一方肯定也得下三滥。）假设智商相当底线合格，博弈双方的最佳选择是：上层不杀人，下层不革命；政府完成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人民完成从刁民到公民的转变。

受村上春树启示，人们常把弱小的民间比作“蛋”，强大的政府比作“墙”。站在“蛋”一边，不仅政治正确，道德上更是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墙有墙的毛病，蛋有蛋的问题：以“墙”“蛋”作为判别政治是非的标准，中国只会永陷轮回。

辛亥之前，满清曾是墙，革命党是蛋。在孙中山领导下，蛋推翻了墙，结果是百年动乱，几千万人死于非命。

本朝之前，地主曾是墙，农民曾是蛋。在共产党领导下，蛋打倒了墙，其结果怎样，蛋最清楚。（土改消灭数百万地主，十年后大饥荒饿死数千万农民。两造之间，难道没有因果？其间的恩怨是非，谁又说得清楚？）

在墙的眼里，蛋是刁民，必须镇压；在蛋的心中，墙是暴政，必须推翻。墙击碎了蛋，人肉宴席继续；蛋推翻了墙，主客易位，宴席照旧。

几千年来，墙镇压了一批批刁民，结果是更多的刁民；蛋推翻了一座座高墙，结果是更高的高墙。试看哪朝哪代的刁民，有今天维权律师专业？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墙相比，历代王朝的城墙，不过是一道土坎。

就这样，中国人斗了三千年，几致血流漂杵，人口减半，始终不悟不悔。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方励之说：“民主不是赐予的”；强调的都是一个“争”字。坚信对手邪恶，不屑与虎谋皮，无论毛泽东还是方励之，都没有“忠诚反对派”的概念，更不想做宋襄公式的“蠢人”。

那种认为刁民只能镇压，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说法，自然不可取。那种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不可能放弃自身利益，民主只能靠底层倒逼的说法，也是自相矛盾。因为它无异于是说，民主永无可能。既然任何在台上的人，都不会放弃自身利益，凭什么说你就会例外？你若不能例外，打倒台上的人，又有什么意义？

事实上，恰恰是既得利益集团主动让步，使人类社会得以缓慢而稳定的进步。毛泽东说，反对派不打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结果是，扫帚不仅扫走了灰尘，也扫走了文明。革命创造的问题，几乎总是超过它试图解决的问题。

华盛顿遗孀解放黑奴，不是因为黑奴倒逼，是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文革后大学招生、留学生出国，不是因为学生倒逼，是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数千年农业税废除，不是因为农民倒逼，是政府衡量得失的结果；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也不是因为精英倒逼，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

权利，有些是争出来的，如印度独立和黑人人权；但更多则源于自然的生长，是顺应潮流、潜移默化的结果。争出来的权利写在纸上，长出来的权利印在心里。

8灵魂的自由堕落

王朔调侃：“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今天人们不再掩饰，直言金钱就是一切。

这是一个失去底线的的国家，这是一个不信鬼神的民族。巨大的财富引起巨大的贪欲，在利益诱惑下，社会道德全面坍塌。人人反贪，无人不贪；灵魂工程师出卖灵魂；白衣天使变索命无常；律师带头造假作伪；记者玩有偿/无偿新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社会上早已无人痛恨腐败；如果有，也只是痛恨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

习近平、王岐山反腐，触动了众人的奶酪，成为千夫所指。然而谁都明白，不反腐，任社会这样烂下去，终究也不是一个办法。于是，在理智和利益之间徘徊，大多数人选择观望：既希望反腐成功，又不希望涉及自己。他们给习王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点时间。

精英羞于启齿的是，他们也是腐败大潮的受益者。蒋经国打虎，民国精英一致支持，因为他们不在其中；习近平反贪，党国精英群起反对，因为自己也不干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贪官和精英有了共识。

相比之下，他们的海外同道更彻底。不久前参加纽约一个会，主题之一是讨论如何应对中共的猎狐行动。会上几位民运精英发言，大意是：外逃贪官也有人权，如果改邪归正，愿意拿出钱来支持民运，民运应该帮助他们对付猎人。讲的人义正词严，听的人一本正经，不像是在开玩笑。无耻要修炼到这个程度，真的很不容易。

从表面上看，精英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是政见主义之争：你禁言、封网、抓人，我当然反对你。深究则不尽然。中国今天相当数量的精英，与他们的民国同道不同，早已告别良知，投身腐败大潮。如果我的理解不错，孙立平所说的溃败，实际上指的就是精英——教师、医生、律师和记者——的腐败。

如果一个社会只是官吏腐败，事情还有救；但当社会的良心也开始利用职权寻租的时候，国家真的就危险了。中国精英的腐败，与贪官不同，是灵魂的自由堕落。

政权崩溃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的崩溃。更可怕的，是这些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干的人，却狂热地相信民主。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又失去了魔鬼的管束，能闹出什么动静，恐怕连上帝都不知道。

文革之后，再无理想；改革之后，再无信仰；民主之后，•••？

9毛泽东是中国的不了之劫

今天人们评论毛泽东，说法各异。刘小枫说毛是“国父”，王康说毛是“国贼”。争论没有标准，自然也无答案。其实，共产党的命运决定毛的历史地位：共产党兴，毛就是“国父”；共产党亡，毛就是“国贼”。“国父”还是“国贼”，取决于共产党能不能带领中国走出王朝循环。

那些认为毛泽东是圣人的人，必须面对几千万亡灵；那些认为毛泽东是魔鬼的人，自己多半已经走火入魔。其实，毛离我们不远；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刘宾雁）

善良的人，站在人道角度，谴责毛泽东独裁。问题在于，在那个时代，谁不独裁？相比之下，北洋军阀不那么独裁，结果是被更独裁的蒋介石打倒。与毛相比，蒋多了一份仁慈，重庆谈判时蒋效法楚霸王，说：不服，回延安去，带兵来打。毛回到延安，四年之后，夺了蒋的江山。当年听余英时先生论史，说蒋一生流氓，从暗杀陶成章到软禁张学良，没少背信弃义，怎么最后就没有再流氓一次？

今天的人们，缺乏信仰，蜗居在“小时代”中，计算着彼此的含金量，很难理解毛泽东、蒋介石那一代人的故事。那是一个主义高于利益的“大时代”，属于狮子和老虎。故事的主人翁在丛林中厮杀，相信枪杆子里面的逻辑。1949年，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直言不讳：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蒋介石亡国，因为他亡了军。

毛泽东最具破坏性的遗产，是他的斗争哲学。毛一生好斗：与天奋斗，搞大跃进；与地奋斗，搞人民公社；与人奋斗，搞阶级斗争；直斗得抬头无亲，举目无敌。最后，搞文革，与上帝斗——“欲与天公试比高”——要创造一代共产主义新人。

文革是毛泽东的滑铁卢。毛没有败于政敌——他们要么被送进监狱，要么送进地狱——却败于人性。去掉权力斗争的泡沫，文革是毛泽东理想主义的最高表现：挑战上帝，向人性宣战。结果是人性胜利，毛泽东失败。一生致力于改造人，毛连自己都没有改变，直到去世为止，他的七情六欲，不比任何人少。“人所具有，我所具有。”（Nothing in human is alien to me）这句马克思喜欢的格言，也完全适用于毛泽东。

毕福剑事件显示，毛泽东是中国的不了之劫。爱毛的人，爱得走火入魔；恨毛的人，恨得咬牙切齿。且各有充分的理由，互不相让，随时准备拼死一战。爱憎如此分明，社会一旦解体，后果不堪设想。不需族群分裂，不必军阀混战，仅就毛泽东功罪评价和纪念堂去留引发的冲突，就足以再上演一次文革，让亿万生灵涂炭。

10党主立宪是出路

避免悲剧的唯一途径是宪政。这里讲的宪政不是美国宪政，是中国自己的宪政。正如美国立宪没有照搬英国《大宪章》，中国立宪也不必照搬美国宪法。世界上有君主立宪（英国），有民主立宪（美国），甚至军主立宪（南美）。今日之中国，若要立宪，只能是党主立宪。无论谁立宪，实质都是立规，以法治代替人治。淮南为橘，淮北为枳。不立足于中国现实搞自己的宪政，学美国三权分立，中国学不起。一定要学，只能是天下大乱，三国演义！

宪政的核心是限制公权力（Power)，保护私权利（Rights)。但是，限制公权力必须以不瘫痪政府为标准，保护私权利必须以不破坏社会稳定为限度。无论是民不聊生还是官不聊生，都是宪政的失败。

宪政学者刘军宁说：宪政就是限制政府，把权力关进笼子。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动物不是都在笼子里。宪政不仅要防止权力的任性，也要警惕野心的冲动。民国初年宪政失败，袁世凯霸道固然是原因，孙中山掀桌子也有责任。从一个立志改造中国的热血青年，到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冷血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百年动乱的先河。

对处于弱势的反对派来说，最危险的，就是在强者退让时得寸进尺。毛泽东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宣布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如果民主党派不对之以“党天下”、“轮流坐庄”，中国也许已经进了一步。同样，六•四前夕，新闻立法，党政分家，政治改革刚提上日程，广场上却喊出了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国人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宽容。但宽容只是不跟异议者一般见识，不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人。多元则是承认异议者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讲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宪政是高智商者之间的博弈，它的灵魂是妥协。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往往是进一步山穷水尽，退一步海阔天空。这里的进退，不仅对庙堂，对民间也同样适用。宪政是权力和野心的自我约束，是强者与弱者的共和。

结束语：民运是中共党史的最后一章

据网络和官方媒体证实，中国大批维权律师近来被警方拘留。事件引起国际关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议员、人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7月10号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逮捕的这些维权律师是中国人当中最有智慧、最勇敢的一批人。”第二天，7月11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刊文《公安部揭开“维权”事件黑幕》，指责死磕律师是中国许多群体事件的幕后黑手。

死磕律师到底是什么人——勇士还是黑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群体，死磕派的终极目标是人权还是政权？若是前者，事件是当局之过——误判形势，过度反应；若是后者，求仁得仁，无人之过——只要共产党还不想下台，今天不抓人，明天就得杀人。

2003 年“公盟”成立，以维权律师为首的自由派开始有组织维权，倒逼政府，结果不但没有扩展公民社会，反而事与愿违。民间施压压到今天，自由空间越压越小，把自己都压到监狱、海外去了。的确，维权律师曾是律师界最优秀、最富同情心的一批人，但他们无法摆脱革命的引力。在与邪恶的斗争中，部分维权律师堕落为死磕律师，从法庭走向街头，推墙沉船，寻衅滋事，把敏感事件炒成政治事件，把自己变为社会运动领袖。

信奉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与当局死磕，是维权运动的不归路。其实，自由派不折腾，中国只会更自由。在专制制度下，民主越争越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道理很简单：执政党没有自信，杯弓蛇影，动辄使用国家暴力；反对派缺乏自制，不搞政治则罢，搞则必想取而代之。一方的逻辑是：你迫害我，我当然反对你；另一方的逻辑是：你要我死，我自然不会让你好活。谁的逻辑更正确，我不知道。但我肯定知道的是，如果反对派真能动员一百万访民上街，人们一定会再看到坦克。

人是会变的，抗争者亦不例外。刘晓波没有敌人，他的传人余杰出国后指责王康有三个父亲（薄熙来、温家宝、蒋介石），骂刘再复，批方励之，写《中国教父习近平》，满眼皆是敌人。许志永相信阳光宪政，倡导绝对非暴力；他流亡海外的同道滕彪却一反初衷，宣称革命是中国的出路。梁启超说，满清政府是制造革命的大工场。了解余杰、滕彪在茉莉花革命后遭遇的人，不难理解他们立场的转变。平心而论，今天中国许多革命者是被维稳“维”出来的。他们开始并不极端，也曾与革命告别；只是因为长期受不公正对待，最后才重新拥抱革命，变成了自己曾反对的人。

我们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早已习惯了狼的思维。毛泽东改造人性，要创造一代共产主义新人，我们成了试验品（白老鼠）。试验失败，新人没有变成，旧人又回不去了。我们嘲笑王秋赦，其实自己也是运动员。中共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运动文化，建国以来搞了无数次政治运动。对这些运动，我们参与过、热衷过，但终于厌倦。想结束这种生活，于是我们搞起了民主运动。做为这一运动的早期参与者，我曾认为通过民主运动，死磕当局，中国就会民主。事实证明这是一条错误的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民主是运动不出来的。以共产党的方式去运动民主，我们只会越运动离民主越远，越折腾离共产党越近。

作为共运的反动，民运是中共党史的最后一章。换句话说，作为共产党政治文化的衍生物，不是民运结束了中共的运动史，是中共的运动史结束于民运。

（2015年7月23日于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