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森：《非正常死亡》：傅其芳之死

傅其芳，男，1923-1968年4月16日，工資￥200，國家體委乒乓球隊總教練

1968年4月16日晨，從北京體育館訓練局大樓里，抬下了一具屍體。這屍體魁橋壯實，但己經是遍體鱗傷。從面部表情看，生前的痛苦全然解脫了，也不像以往上吊的人那樣吐着舌頭，好像他是那麼平靜而又深思熟慮地去迎接死亡的。

他躺下了，不失是一位漢子；他站起來，更是一位英雄。

他就是傅其芳：我國登上世界乒壇最高峰的重要設計師，男子團體、男子單打“三連冠”的總教練。在乒乓球壇，他是一位運籌帷幄。用兵如神的大師，有幾個中國隊的強敵絞盡腦汁想把他鬥敗，但都被他屢屢捉弄，他們到後來都感嘆沒有傅其芳這樣一位帥才。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卻容不下他，把他推向了絕路„„

暴力，絕不能保證低毀的成功。他那曲折的人生軌跡，已經為他做出了回答。

豈有這樣的“特務”

人的痛苦莫過於用自己的手來結束生命。4月15日晚，博其芳在牛棚里做着生與死的最後抉擇。

“傅其芳，交待出你們這個潛伏的特務組織之”剛才他還聽到這聲色俱厲的責問。

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他一直在回憶着他在香港轉所有經歷，但他既沒有與任何待務組織掛鈎，也不認識任何一個特務。自己為什麼從香港回大陸，他心裡最清楚。

傅其芳1923年生於寧波，自幼喪父，後隨家庭遷居上海，飽嘗了人問的辛酸。在上海的錢莊裡，他當上小夥計，也對打球着了迷。他個子高大，身手矯健，右手打球與左手推擋都疾如流星。不管生活多麼拮据，也不管失業的危機時時襲來，他只要站到墨綠色的球檯旁，便盪盡了一切煩惱。家裡對他餓着肚皮打球都不大讚成，直到他第一次喜笑顏開地拿着掙來的錢交給母親時，家人才知道他打球的厲害。以後他就靠着這塊幾兩重的球拍，維持着全家的生活。這在四十年代的上海灘是多麼不容易！

1949年，傅其芳去了香港，因為香港的乒乓球水平高於內地，球員收入也相對高一些，更吸引他的是常有機會與外國名手比賽。出於對乒乓球的愛好，也為了不致在球壇沉淪丟掉飯碗，他練得很苦，球技也達到爐火純青的境地。他代表香港去參加第I 9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那時歐洲人看不起中國人，英國人尤其看不起他們殖民地內的香港人，但傅其芳卻用他的快速推擋和兇猛扣殺，打得獲得過世界冠軍的英國隊的保格曼和李奇無以喘息，賽前還對他藐視幾分的英國名將最後無精打采地敗下陣來。

他成了香港人心目中崇拜的球星，他擊球的英姿在各家報紙上登載，他受到了同胞們祝捷式的歡迎。但他的激動卻莫過於一位華僑女教師對他的一句力重千鈞的話語：“你匆果能代表祖國就好了！”是啊，那時他的腦海中一直在翻滾着一連串的問號：是代表兒百萬人的香港好還是代表幾億人的中國好？若要攀登世界水平，在香港可能性大還是在大陸可能性大？香港的右派報紙一再把大陸描繪成陰森恐怖的魔窟，果真如此，為什麼被人民趕跑的恰恰是他們自己？

1953年，傅其芳毅然回到大陸。他忘不了通過羅湖橋時那興奮愉悅的感情，忘不了他穿上印有“中國”兩字運動衣時胸前沉甸甸的感覺，還有他第一次亮相，祖國人民對他的到來所發出的長時間掌聲。從那時起，他就把他的心獻給這片土地了。

這一夜他依然無法入睡。慘澹的月光照進這凌亂不堪的牛棚，照在供他交待用的一迭厚厚的白紙上。他想提起筆再寫點檢查，以得到造反派的諒解，他有過無數次這樣的期望，但最終帶來的是更多的禍。檢查寫得越長，專案組就盤問得越仔細，來龍去脈交代得越清楚，追查的頭緒就越多。

哎，這永遠贖不完的罪！他猛然想起自己頭上不僅僅有“特務”這頂帽子，還外加“資產階級分子”和“賀龍修正主義集團紅人”兩頂帽子，歷史的、現行的、政治的、生活這麼多帽子，何時才能脫乾淨呢？

如果傅其芳平平淡淡，既無稜角也無光輝，在事業上至多差強人意，他絕不會惹來這麼多麻煩，歸根到底，他犯的還是“冠軍罪”！

亙古未有的“冠軍罪”

傅其芳五十年代中期擔任中國乒乓球隊教練，中國尚與冠軍無緣。要想跨出這一步是多麼艱難！世界上各種打法爭妍鬥豔，各種流派雄踞一方，學歐洲的固守還是學日本的猛攻？學荻村的全面還是學別爾切克的穩健？

傅其芳這位基友眼光又有魄力的教練指出：“要走中國人自己的路，那就是‘快攻’”。這提法在今天也許是司空見慣，但在人們設有認識它的時候便能預見，這正是一個優秀教練員最重要的素質。

為了完成他的設想，他艱難地、一步步地探索着。他既重視優秀運動員，也把眼睛盯在那些不知名的後生少年身上。1956年，他聽說北京少年宮有個中學生莊則棟，便特意去看他的比賽。一些行家說，這個小孩打球不正規，劈里叭拉亂打一氣，世界上也沒有他這樣的兩面攻。但傅其芳一限就認準了他：非要把他選進國家隊。他找到莊則棟約教練莊正芳，莊正芳告訴他：“小莊的父親是醫生，人家有志於讓兒子上清華、北大，不想打球。”傅其芳卻說：“你磨也要把他磨下來。”過了些日子，莊正芳告訴傅其芳：“磨了多少次才磨下來，但小莊正上高二，家長要求上完高中再去。”傅其芳斬釘截鐵地說：“高中也不能上完，要讓他馬上來。”事實證明，他的努力實在值得。

傅其芳大膽心細，在與外國人鬥智鬥勇時，他絕不讓分寸。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前，他得知強敵日本隊發明了弧圈球，他們橫掃歐洲，使各隊談“弧”色變。但弧圈球誰也沒有見過，傅其芳絞盡了腦汁，通過在香港的老朋友打聽到一些情況（這在文革中自然也可列入“特務”行徑），又派莊家富去觀察，帶回了“情報”。接着他讓幾個選手苦練弧圈球，使主力隊員適應這種怪異刁鑽的打法。但是傅其芳不露聲色，任憑日本隊去渲染鼓譟。到1961年4月9日中日兩隊決戰，由弧圈能手星野對小將莊則棟首先亮相時，日本人才發現中國人根本不怕弧圈球，中國選手速度之快常常使他們疲於奔命，顧此失彼。這場團體賽仍然打得很艱苦，日本隊憑藉他們豐富的經驗抵消了速度的不足，他們死死地咬住中國隊。整個比賽大廳緊張到仿佛劃一根火柴就會燃燒似的，連一些身經百戰的中央首長都退居休息室，讓秘書給他們來回通報比分。博其芳臨危不亂、正襟危坐，他沉着冷靜地給隊員們布置戰術。當中國隊以5:8獲勝，把斯韋思林杯高高地舉在手中時，整個中國為之沸騰了。當時正值困難年代，人們不僅為奪得冠軍而震奮，更重要的是從中國乒乓球隊身上汲取了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

傅其芳更感到責任的重大。日本隊決心在二十七屆比賽中雪去恥辱，他們耗費了上百萬日元拍下中國隊的技術動作，並頻繁地與中國隊交往，傅其芳也虛虛實實，讓秘密武器張燮林只露一面，把木村、三木弄得不知所措後，馬上見好就收，造成對方心理上的壓力。1963年春，中日兩隊又在布拉格相遇，日本教練神機妙算，預料到中國隊莊則棟將打第一主力，而荻村又比較俱怕這頭小老虎，所以排陣時讓荻村避開莊則棟，先碰張燮林，以揚長避短，但傅其芳更敢下賭注。他把實力最強的莊則棟排到第三號主力，讓張燮林充任頭號主力。這一下讓日本隊慌了手腳，他們在謀略上已經完全失算，結果以1：5的更大劣勢敗下陣來。只有出奇方能制勝，傅其芳是熟諳此道的。當中國人剛剛走向世界體壇，經驗缺乏，信心不足．甚至有些外國不友好人士常常從中作梗時，我們多麼需要這種能夠開創局面、有魄力、有見解的優秀教練員啊！

六十年代中期，還沒有一個教練員取得傅其芳這樣的戰果，正因為如此，他才受迫害最早、結局最慘，這亙古未有的“冠軍罪”啊！

從4月15日晚到16日晨，傅其芳不知醒了多少次，精神上的痛苦會把他催醒，身上皮開肉綻的傷痕更不止一次地使他疼得驚醒。他昏昏沉沉，幻覺中有多少彪形大漢在圍着他痛打，他驚恐地捂住頭，蜷曲起身子；他也偶然做着美夢，自己在領獎台上揚眉吐氣，但一看最終的下場，也只是一聲長嘆。

他實在不明白，他為什麼這麼“招恨”。乒乓班斗完了體委斗，體委斗完了各個運動隊斗，批鬥時挨打，審訊時棍棒如密密的雨點，莫非自己真是十惡不赦？

他脾氣不好，給傅其芳當過隊員的人都知道，他嚴厲，說話有些刻薄，顯得飛揚跋扈，但這只是缺點而不是罪過啊！況且，哪一個能培養出傑出人才的指揮沒有個性呢？從暴躁得像獅子般的魔鬼大松博文，到統帥幾萬軍隊的指揮員，有幾個是溫吞水式性格呢？

他不拘小節，酒癮上來能喝十瓶啤酒，常常弄得酩酊大醉。有次和一個同輩人打賭，他喝一大碗，那人喝一小碗，看誰最終獲勝，但要允許上廁所。兩個人到後來都飄飄然了，勝利者卻是傅其芳。這的確有失一位名教練的風度，但事後他總是悔愧地看待這類事。

他在舊上海、香港多少沾染了一點花錢大手大腳習氣，有時弄得囊中如洗，不得不張口借錢。他工資不到200元，要負擔兩個家，而中國由於多年的歷史沉澱，對結過兩次婚的人過于敏感，到了文革中更可以有不負法律責任的胡編渲染，他又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這種種污水向他潑來，他難以承受。過去他覺得黨信任他，賀老總理解他，當他遲遲不能入黨時，賀老總說：“為什麼不發展傅其芳？你們不當介紹人，我和榮高棠當。”多麼體貼人的老總啊！可現在還有什麼盼頭？不僅無處向老總伸冤，老總自己都不知關在何方？

這難熬的一夜快過去了，晨曦一點點地增加着這間星子的光亮，窗外響起了雄壯的樂曲，天天講的階級鬥爭又要開始了。他為了不再挨斗、挨打、受辱，只有一死！他想起了遠方不足十歲的可憐的兒子，還有即將守寡的妻子，心中湧起無限的惆悵。

傅其芳聽聽屋外已沒有動靜，原來看守他的專政隊員去出操了，要死就不能錯過機會，他迅捷地跑進旁邊的小屋內，用插銷將門插上，在窗戶上系好繩子，把自己的脖子套了進去。

當人們找到傅其芳時，他已經直挺挺地掛在窗上„„

原載《非正常死亡》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