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别悬殊的后果

    现在谁都知道中国大陆社会贫富差别越来越大，“拉美化”严重。在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执政者特别注意的就是国内贫富差别不能太悬殊，同时要有一个足以占国民多数的中产阶级阶层。比如美国，年收入在3至20万美元的即可认为属于中产阶级，据估计大约80%的美国人的家庭收入在这个范围内。为什么是“3至20万美元”年收入的家庭？这标准的含义是，家庭收入可支付25年贷款的一栋郊区房屋和汽车，以及抚养家庭的费用。美国各地区生活水平不同，3万美元的家庭收入在东西海岸的城市是少，但在中部小镇还勉强过得去。

    理论上讲，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是一种社会阶层，在现代社会中，指拥有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例如有安定、较高薪酬的工作，在现代社会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起很大的作用，最好有70%以上的占比。如果一个社会贫富差别悬殊，少数富有者占有极高比例的社会财富，中产阶级比例不高，绝大多数民众处于低收入状态；这个社会就会有阶级矛盾。富有者和大多数穷人的社会追求目标完全不一致，我们所称的“暴力革命”那当然就“应运而生”。

    呵呵，我讲这些很乏味儿哈。据我个人读历史的体会，当年国民党政权之所以被中共推翻，就是因为国民党执政的中国，社会矛盾极其严重，而国民党只代表国民中极少数富有者的利益，因而被声称代表绝大多数穷人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打得惨败（当时中国是极其贫穷的农业国，毛泽东们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难道国民党政府就不能代表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吗？难。国民党依靠的就是有钱人，而且必须是有钱人。可当时中国的有钱人太少。绝大多数穷人无法依靠。如果想取得大多数穷人的支持，那就得给穷人好处。可当时战乱连连，经济凋敝，又如何发展生产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呢？加之国民党政府腐败。他们不败都难。我说的这些道理也太简单了，就不罗嗦了吧。总之，一个社会贫富差别太大就会成为“暴力革命”的温床。正是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发达国的执政者们，总要千方百计地在社会中营造中产阶级，保护中产阶级，让他们成为国民的大多数，以缓和社会矛盾。为什么不让全体老百姓都成为中产阶级？看您说的，在一个公平的自由竞争的社会，富有者和穷人是免不了的；有竞争才有差别。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的社会状况。2013年3月《福布斯》中文版联合宜信财富发布《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称，中国的大众富裕阶层近年来迅速壮大，2012年达到1026万人，人均可投资资产达133万元人民币。参考国际通行标准，白皮书所定义的大众富裕阶层是指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万美元至100万美元之间的中国中产群体，即所谓的“高级白领”。此人群中，从事金融和贸易的占19.2%，从事制造业的占据了11.5%的份额，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有9.0%。我们假定这是些富有者的个人家庭也是1026万个，中国大陆的家庭数是3.4亿个。那这所谓“中国中产群体”仅占国民总数的3%。

    另据数据称，2012年中国家庭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文章“看看中国当下的阶层结构 就知道社会转型已失败”中有这样的数据分析：按世界银行几年前公布的数据，中国人均日消费一美元及以下的人口共占3亿，加上亚开行计算出来的“低端中产（日均消费2美元）”3.03亿，中国的贫困人口几乎占一半左右。近几年这一情况还在恶化，随着外资的撤出与实体经济的萧条，还将有1.24亿人口失去工作，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底层（即贫困人口与半贫困人口）约高达60%以上。

    2005年中国国家统计局根据人均GDP和购买力平价，给出中国大陆中产阶级的家庭年收入在6万至50万人民币之间的概念。就用这个刚一出笼就遭质疑的结论吧，中国大陆的家庭在2005年达到了这个收入水平？大概不超过5%。如此说来，中国根本没有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而且这些所谓“中产阶级”大都在京上广这几个超级都市里。中国大陆不但民众的贫富差别极大，地区间的贫富差别也惊人。上海和贵州的人均收入能差十几倍，甚至更多。

    这么说，现在在中国大陆，穷人占绝大多数了？当然。农村的人口占中国大陆的一半左右。想想看，农民的生活水平什么样？就是中国政府想方设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可农民的生产力在那儿摆着呢。怎么增加他们的生产收入？通过社会救济也是不现实的。那是6亿人啊。现在农民生活在社会底层，您让他们怎么想？农民们只能当农民工，进城挣些微薄的收入。现在中国大陆经济发展速度一降再降，他们连这点钱恐怕也很难挣了。可京上广那些富有的人群呢？估计他们的钱还真是越来越多呢！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岌岌可危？

    有人说，中国是有“拉美化”的倾向。可是人家拉丁美洲那些国家不也是相对稳定的吗？是啊，我这些年还真到那些国家旅游了很多次；那里的贫富差别惊人。不过人家国家的人口密度都比中国大陆低得多，且资源也比中国大陆相对丰富。

附录：看看中国当下的阶层结构 就知道社会转型已失败（摘编）

    “一百年了，没有长进，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这段平实的话，却说明了中国社会转型（核心是社会阶层结构转型）的失败。所谓“失败”，是指中国社会阶层当中，底层数量过于庞大，中产阶级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偏少。

    社会转型包括政治转型、经济转型与社会阶层结构转型等几方面。当一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变化之后，消费结构（从而带动生产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都将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现在最大的失败就在于社会阶层结构转型失败，即未能从底层为主转化为以中产为主的阶层结构。

    所谓“上面是慈禧”，大家都明白指的是政治变迁中的核心部分，即政治体制至今未发生质的变化，当权者仍然迷信政治暴力，再加上慈禧当时未曾建立的思想控制体系。“下面是义和团”，表面上看，是指毛左及社会底层日益显化的暴力倾向。但由于这种暴力倾向源自社会成员的失败感，源于占人口至少60%左右的中国人未能搭上盛世列车，成为社会等级金字塔底座的一部分。

    2010年2月，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公布一个结论，其时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约为总人口的23%左右，并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扩大规模。

    目前的情况是：按世界银行几年前公布的数据，中国人均日消费一美元及以下的人口共占3亿，加上亚开行计算出来的“低端中产（日均消费2美元）”3.03亿，中国的贫困人口几乎占一半左右。近几年这一情况还在恶化，随着外资的撤出与实体经济的萧条，还将有1.24亿人口失去工作，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底层（即贫困人口与半贫困人口）约高达60%以上。

    中国在产生少量亿万富翁的同时，生产着数量相当庞大的贫困阶层，说明社会阶层结构转型失败。

    改善社会阶层结构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分配制度。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是指收入分配交易规则的总和。即用法律与规则构架的各个分配主体之间的权利与利益的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主体一般是由三大利益集团构成，即人力资本所有者（劳动力所有权）、雇主（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政府（公共政治权力）三者共同分割国民收入。中国的主要问题是：

    按人力资本贡献的财富分配因素正在弱化，劳动者报酬在社会分配中占的份额较小且有越来越小的趋势。

    这方面官方数据也存在争议。中华全国总工会官员张建国数年前接受中工网采访时列举的数据是，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此说被财政部否定，认为被严重低估。后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数据，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50.7%下降到2011年的44.9%（美国近十年是58-60%）。

    中产阶级人数增加依赖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有赖于现代部门就业人口的增加（农民工属于低收入，其人数增减对中产阶级人数影响不大）；第二，有赖于就业人口工资的增长。从中国的现状来看，上述两种情况均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