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越南人（上）
二十多年前我刚来美国时，曾在美国中部的一个大学城的塑料器皿工厂里打工。在那儿结识了一家越南华侨。他们当然是在1975年越南统一，越南政府大规模排华后来的。那家越南华侨兄弟姐妹有12个之多。他们的母亲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当时有六十多岁吧。在那家工厂里，他们一家人有儿子和儿媳，女儿女婿等一大群人在打工；老太太也干得“生龙活虎”。真是了得。他们祖上是潮汕那边过去的，所以个子都很矮小。估计都没有超过一米六。我在他们嘴里知道了很多越南的情况和他们如何出走越南的。总的来说，越南政府迫害是存在的，不过很大因素是他们向往美国的好日子（这无可厚非），于是想方设法，用各种方法贿赂越南政府官员。这样，他们这个家族最初是一家人（丈夫在南越政府部门工作）1975年后来到美国，到了1991年的16年后，这个家族在美国的土地上已经有了一百多人。我看到他们家族拍的一张合影，那是一个“加强连”呀。
此前我们俩口子曾在堪萨斯城生活过一年多。那时我时常去downtown一个天主教教堂去学点英语。在downtown里我看到很多越战中美国军人和越南妇女的混血后代。这些年轻人大概都是从越南刚来不久，正等待美国政府根据他们的个人情况安排上学或直接工作。他们多数是有白人血统，也有黑人血统的。据称，当年美国军人在越南留下五万以上的后代；但绝大多数是非婚子女。当美国军人返回美国时，这些私生子就只能留在越南了。后来美国有关人士认为必须将这些美国人的骨肉带回美国，虽然他们已经很难找到自己的父亲。把他们从越南接过来并非什么难事儿。通过肤色、相貌和DNA就可以判定是否有白人或黑人的血统。在1990年代初，已经有五万美国军人的私生子女来到美国。呵呵，也不知道他们在美国生活如何？下面是我在网上摘编的有关美国的越南人的资料。
在美国的越南裔
这里指具有越南血统的美国人，或有美国绿卡，或长期居住在美国的越南人。他们约占海外越南人数量的一半，大约有160万人（2007年统计），同时他们也是亚裔美国人第四大族群。1975年越南战争后，大批越南人移民美国。早期移民主要是受政治迫害或贫困的船民；逃离家园者通常被迫成为了城市贫民。超过一半的越裔美国人居住于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
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移民群体，大部分越裔美国人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大约有100万人在家中使用越南语，使越南语成为美国第七大语言。作为难民，越裔美国人有较高的归化比例。根据美国2012年的统计数据，有1,675,246人有单独的越南血统，若包括越南与其他族群的混血者，则为1,860,069人。越裔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占比例最高，分别为40%和12%，其它包括华盛顿州（4%），佛罗里达州（4%）和弗吉尼亚州（3%）。加州澄县有越裔美国人184,153人，占该县人口的6.1%。其它包括洛杉矶县、圣塔克拉拉县。26%的越裔美国人分布于这三县。
与越南本土人相比，越裔美国人基督教徒比例更大。越南人口中6%为基督教徒，而越裔美国人中的比例则为26%。
越裔美国人的历史相当晚。1975年之前，大部分定居于美国的越南人是美国军人或学术界人士的妻子和子女。记录显示，有一批越南人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在美国从事各种身份较为低微的工作，这其中就包括后来越南的政治家胡志明。但是，这批人的数量很少。根据美国移民和归化部门统计，1950年至1974年间，只有650人移民美国（不包括学生、外交和军事人员）。1975年4月30日西贡陷落后越南战争结束，由于担心共产党政府的报复，那些与美国或者南越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人纷纷逃向美国，引发越南第一波大规模移民。这群人大部分教育程度较高且较为富有，有良好的英语掌握程度。根据美国有关部门1975年的统计，超过30%的第一波移民为医学或技术领域的精英人士。16.9%的人工作于运输领域，11.7%的人为商界人士，仅有4.9%的人为渔民或农民。这些高层次的移民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撤离越南。西贡陷落前一个星期，1万5千名按照既定航班离开，8万人通过其他飞机撤离，最后一批通过美国海军船只撤离。在1975年的春天，有12万5千人撤离南越，1976年至1977年，有近5000余人撤离。从越南离开后，他们首先到达位于菲律宾和关岛的接受营，然后被送往位于美国本土军事基地的临时住宅。在做好定居准备之后，志愿组织将帮助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经济和生活援助。
这些难民到达美国首先要面对的是美国人对越南战争所带来混乱和剧变的不满。1975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36%的美国人对越南移民抱有好感。不过，美国政府则表达了其对越南移民的支持。1975年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和国会通过了《印度支那移民和難民援助法》，使得越南难民可以特殊身份进入美国，并拨款4亿零500万美元用于帮助难民定居。为防止难民形成少数族群聚居区并减少对当地社会的影响，他们被分散于全国各地。不过几年之内，许多人定居于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
第二波难民潮开始于1978年并持续到80年代中期。由于共产党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不稳定性导致了空前悲剧。南越人，特别是前军官和前政府雇员，被送往共产主义再教育营进行残酷的政治教育，私人经济被没收并国有化，大规模的饥荒蔓延。此外，由于中越战争导致华裔越南人遭受迫害。为了逃离这些残酷的环境，许多南越人登上拥挤而不安全的小渔船逃往海上逃离越南。与第一波移民潮中的70%来自于城市的高阶层移民不同，这次移民潮中的船民大部分处于社会底层。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农民或渔民，小城镇的商人和前军事人员。他们中的幸运者在躲过沉船以及海盗的杀戮、强奸后，遇到外国船只或军队船只会将他们送往位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香港或者菲律宾的避难所。在那里，他们被允许前往同意接受他们的国家。
这些船民的困境促使美国政府采取行动。1980年的难民法案减少了对越南难民进入美国的限制。在1978年至1982年间，有280,500名越南难民获得美国认可。为回应国际社会的抗议，在联合国难民署的督促下，越南政府通过了有序撤离法案，允许因为家庭团聚或人权原因合法的离开越南。同时，美国法律允许美国军官的后代（即亚裔美国人）和前政权的政治犯以及他们的家属进入美国。1992年越南移民达到了最高峰，许多被再教育营关押的人被释放并得到了家属的援助到达美国。在1981至2000年间，美国接受了531,310名越南政治难民。
在越裔美国人中有11.5%实际上是华人血统，因此在一些地区越裔美国人和华裔美国人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使用广东方言，並不將自己归入美籍越南人。
越南难民是近期移居美国的最大群体。与所有移民一样，他们面临重重困难和障碍－－陌生新奇的文化、语言障碍和贫困。但他们与其他新到美国的移民群体相比，至少在一个方面有重大区别，那便是由美国政府决定他们应居住的地点。但政府的计划以失败而告终，越南难民挫败了规定他们散居美国各地的计划，沿美国温暖的海岸线建立了自己的社区。例如在南加州，他们建立了越南本土外最大的越南人社区。下面是对美国的越裔的生活调查。
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Mississippi
Delta)一个凹凸不平的码头上，50岁的里克.高(Rick Cao)在织补“美芳小姐”号渔船的渔网，用双手和一个大脚趾理顺一团乱麻似的尼龙网。不久，他将再次乘船出海，去墨西哥湾(Gulf
of Mexico)捕虾，有可能在海上待几个星期，可能不会在他的船用收音机上听到一句英语。他解释说：越南人“接管了墨西哥湾”。
在圣何塞(San
Jose)市外的一个办公楼停车场上,42岁的阮盛(Thinh
Nguyen)在又一个15小时的工作日后，钻进了他的雅阁牌(Acura)轿车。他有几个月没休息了，不过，这算不了什么。1975年，他们一家刚到美国时只有75美元。而硅谷（Silicon Valley）最近的一笔大交易就使他成了百万富翁。
在享廷顿滩(Huntington
Beach)一所社区学院的校园内，25岁的陈维(Duy
Tran)吃力地背着一个装满了数学和电脑科学书的背包。维的青少年时代荒废在吉隆坡的难民营中，被关在铁丝网内渡过了整整8年。如今，他白天当接待员，晚上是学生，有时在梦中还说英语，醒来后不禁感到好笑。他说：“我以前一直想要的只是自由而已。”
西贡陷落后，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决定，将蜂拥而至的越南难民分散到美国各地，其目的在于防止出现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多年前古巴流亡者在迈阿密(Miami)造成的状况，即移民大量涌入某一美国社区，使其不堪重负。美国政府希望缓解难民对某一地区的资源一它的文化、政治、尤其是福利制度一可能造成的压力。当时，一位负责移民的工作人员对参议院说“我们不想要族裔聚居区”。但专家和移民现在异口同声地指出，这一社会实验失败了，它只不过延迟了美国移民种族飞地的形成。飞地多少像个小安乐窝，它的形成却是同化过程中重要的第一步。
许多人还认为，分散难民的做法造成了一系列其他出乎意料的后果——隔离、剥削、以及令人啼笑皆非的，对福利政策的长期依赖。这一做法以彻底失败告终，一场大规模的二次移民几乎随即开始。许多越南人家庭离开了向他们提供赞助的美国城镇，进入了一些沿海和阳光地带的社区一尤其在加州。
在弗吉尼亚州(Virginia)城镇郊区，包括许多在越南战争期间与美军共事的人在内的数千难民，专门就职于政府和国防部门，使幸存的南越老同事凝聚一起。
在休斯敦(Houston)，越南难民使市中心一个萎靡不振的地段恢复了生机。在不太远的地方，有与越南的三角洲不可思议地相似的长沼，他们在那里将渔网撒入墨西哥湾。
在圣何塞，他们帮助推动了一场高技术革命。在南加州，他们建立了小西贡(Little
Saigon)一越南本土外最大的越南人群体。
在成千上万二次踏上移民之路的越南难民中，有一位名叫陈青锋(Thanh
Phong Tran)的人，陈和他的妻子及4个孩子在一位善心的赞助者帮助下，于1975年移居费城(Philadelphia)郊外，但却深感孤立无援。像许多其他难民一样，他们不久便设法去了南加州。
这位退休的工程师现年73岁，是那些使美国地图上有了名副其实的小西贡这个地名的越南难民之一。经过移民大力游说，小西贡出口路标已设立在花园丛(Garden
Grove)和圣迭戈(San Diego)两条高速公路上。
陈说：“美国人可以单独生活，任何地方都行。可越南人不这样。我们像是天空中的飞鸟：我们一起展翅飞翔。如果我们不生活在一起，我们会觉得不知所措。”
小西贡：精神首都
星期天早上，加州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博尔萨大道(Bolsa Avenue)上的亚洲花园商店区 (Asian
Garden Mall)熙熙攘攘，各种越南商品应有尽有。小贩们在叫卖一碗碗热气腾腾名叫“福(pho)”，历史悠久的米粉以及榴莲果，据说，这种古怪的水果吃起来味道奇美，但闻上去却令人作呕。商店内佛像和寿星雕像的后面，一些庄重的老人一边轻轻捋着一缕缕白色山羊胡，一边喝着一种越南冰牛奶咖啡。
这就是小西贡，南加州越南裔美国人社区的商业和精神首都，人口估计为20万以上。托尼.林 (Tony Lam)为威斯敏斯特市政委员会委员，是美国第一位当选的越南裔美国人官员，他的家即在小西贡。这里还有2200多家越南人开的商店一音像制品店、成衣店、法式咖啡店和可提供装饰华丽的四层婚礼蛋糕的面包房。
这里也是全世界越南移民的文化中心。琳达.庄黛(Lynda Trang Dai)是以越南的麦当娜而闻名于世的歌星。她和一些有影响的作家及艺术家都住在这里。以小西贡为基地的越南语电台广播节目同时在休斯敦和圣何塞播出。
西贡陷落不久时，可供橙县(Orange
County)早期难民选择的由越南人经营的买卖只有四家一药店、食品杂货店、保险公司和饭馆。在某些人看来，博尔萨大街一英里长的蓝领阶级地段颇似郊区有损其形象的地方，但对弗兰克.姚(Frank Jao)这样的越南裔美国人来说，这里却似金矿。
姚在家里11个孩子中排行第七，后来为美国政府当翻译。他搭上撤离西贡的最后航班中的一架飞机，来到橙县。姚找到了一些投资者，将一些低档的房产改建为商店，为难民提供服务，并建立了两个购物中心，作为该地区的商业基地。
不过10年的光景，这一地区接纳了大量越南难民，还拥有200家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商店。
从一开始，小西贡便因人们政见不一而深受困扰。最初几年，在反对和支持与越南关系正常化的人之间出现了暴力冲突。今日的帮派则为一切事情相互争斗，从控制一年一度的春节游行到掌握当地银行业等等。去年，威斯敏斯特一家银像制品店的老板挂起了一面共产党的旗帜和一张已故共产党领袖胡志明的画像，导致持续7个星期的抗议活动，52人被捕。
70岁的乔黎功(Le
Cong Giao)是阿普兰(Upland)的居民，几乎是在最后一次撤离的航班中逃离西贡，后来成了南加州越南人社区的宗教和文化领袖。他说，尽管如此，小西贡“已经成为越南裔美国人社区的象征”。
在橙县建立家园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直到1989年，威斯敏斯特仍不允许南加州的越南老兵游行。一位市政委员会委员对这些老兵说：“如果你们想当南越人，那就回南越去。”白人居民举行社区会议一后来被比作三K党1集会一阻止越南难民潮涌入。
乍一看，传统上是白人保守派的地盘的橙县1975年容纳了一个族裔飞地确实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正是这里的政治状况帮助创造了小西贡。开明派认为越南战争是一个错误，是政府政策失误的产物。但是保守派，特别是那些与这一地区众多军事基地有关系的保守派，仍是美国参与东南亚事务的坚定支持者。
研究越南裔美国人经历的加州大学富勒顿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的杰弗里.布鲁迪(Jeffrey Brody)说“他们认为，这些人不是移民，而是逃离共产党政权的难民”。
尽管如此，许多美国人确信，移民和福利计划是美国种族紧张局势的直接原因。根据当时的民意调查，半数以上的美国人反对向越南难民开放边界。自1959年以来，古巴难民计划(Cuban Refugee Program) 为45万名古巴流亡者提供了免费医疗保健及无息贷款等其他福利，但它没有被看作可仿效的模式，而被视为应当避免的代价昂贵的计划。
明.Q. 史蒂文.多万(Minh Q. Steven Dovan)是圣何塞的律师，1961年从越南移居美国，成了北加州越南裔美国人社区的领袖，他回忆说“人们的同情心减弱了。这是一个时机和运气好坏的问题”。
伊内斯.M. 米亚尔斯(Ines M. Miyares)是一位古巴难民，纽约享特学院 (Hunter College) 的地理学副教授，专门从事东南亚移民问题研究。他说，在古巴人出逃时期，“从冷战开始，当难民便是件时髦的事。到越南陷落时，这个国家对冷战已彻底失望。根本原因在于，这些难民是一场人人厌恶的战争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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