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安，士兵們的關心集中在何時可以返回日本這一點上。幾個人聚在一起時，大家立即就會說起這個話題。在東北的南部地區，國共兩軍關係惡化，形勢緊張，（日本兵）可能回不了國的傳聞甚囂塵上，大家心裡都焦躁不安。這種焦躁不安導致了對軍中幹部的強烈怨氣和怒火。當初敗象日益濃厚時，如果他們果斷決定，讓患者，護士和軍人家屬們趕緊南下，布置好回國的準備，大家就不至於在冰天雪地中忍受傳染病的肆虐，死那麼多人。

北安臨時醫院裡的士兵們並沒有被當作俘虜對待，他們可以自由行動。但他們需要自謀生路解決生計。除了照顧患者的人，其餘的人都去外面尋找工作。窮途末路的淺野他們，幾個人組成一個小組，找到了一項工作，是在毀壞的建築物里挑揀形狀完整的磚塊，如此勉強可以充飢。那時候，淺野他們面前出現了幾個隨八路軍一起來的看摸樣像是原來的日本兵的人，向淺野他們呼籲，讓他們與八路軍合作。

這些人是“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的成員，日後還將不斷出現。他們主要是一些在華北，華東戰場上被八路軍俘虜的日軍將士，被俘後被送到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根據地延安，在那裡的“日本工農學校”（校長野坂參三，副校長趙安博）里學習，一九四零年“反戰同盟延安支部”（本部在重慶，代表是鹿地亘）成立，向戰場上的日軍進行反戰宣傳活動。四三年改變名稱為“日本人民解放聯盟”，隨着日本戰敗，這些日本人跑去華北，東北地區，在協助促進日本人回國的同時，也幫助他們在回國之前尋找臨時工作，並尋找能夠為八路軍提供協助的日本人。他們還有一項更大的目標，就是要對日本人進行思想改造，使他們知道把日本引向侵略戰爭的舊體制舊思想的錯誤，實現日本的民主化。這些人，在日本人群里被稱為“民族幹事”或者“政治幹事”，從事生活指導和思想教育。

可是，淺野他們雖然對於戰敗的事實不得不承認，對於所謂侵略戰爭的反省卻是完全沒有的。他們認為只不過是戰爭的進行方式不好導致了敗戰落到如今的田地。聚在一起時他們朗讀“軍人勅喻”處於悲憤慷慨的精神狀態中。所以當他們遇到那些反戰士兵時，他們覺得不齒。儘管不敢當面搶白，但私下裡，夥伴們聚在一起時就會議論紛紛說：“身為軍人，屈膝投降，沒骨氣的傢伙。這種傢伙的話能聽嗎！”

到了一九四六年九月，集結在北安的日本人開始返回日本，病人和老人優先，做為第一撥出發。接着，淺野他們也開始做返回日本的準備，到了下旬，運送第二撥人的列車到達，行將出發前，淺野他們從中國人那裡聽到消息，說是在東北南部地區國共內戰已經爆發，列車將不會開往瀋陽方向。又聽說，列車將仍然出發，但中途將轉向開往有煤礦的地方去。於是，淺野與關係密切的夥伴們商量，決定放棄乘坐這趟列車的機會，暫時留在原地看看情況再說。他們認為日本當時是怎樣的情形也不了解，在這樣的情況下慌慌張張地冒然坐上開往哪裡去都不知道的列車，不是一個好主意。

後來他們得到了消息說，果然那輛列車並沒有經過哈爾濱後開向瀋陽，而是在到達哈爾濱之前左轉開去了鶴崗煤礦。乘坐那輛列車的那些滿腦子以為可以回國了的日本人，發現到達的是鶴崗，而且他們將被強製作為煤礦工在那裡工作後，感覺上當受騙，陷入憤怒狂暴的情緒之中。在戰亂當中，在連判斷自己該何去何從的準確情報都無法得到的情況下，淺野他們僅憑着偶然聽到的風聲，做出判斷和決定，而這個判斷和決定完全改變了淺野他們之後的生活軌跡。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