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反思与教训（三）

钟国强

3.  六四事件的发展过程

胡耀邦逝世

1989年4月15日，已经下台的胡耀邦因为心脏病发作而猝逝，这成为六四事件爆发的导火索。

悼念胡耀邦的活动首先是在北京的大学校园开始的。4月15日当天，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就在校园内设立了胡耀邦的灵堂。之后这一活动很快就扩展到了天安门广场。当天晚上，北京当地的学生陆续向天安门广场聚集。次日，西安市和上海市的学生也开始组织类似的学生集会。

图片【1】：1989年4月18日，人民大学的民主墙上，一幅哀悼胡耀邦的对联讽刺中共官场现象：“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万寿无疆；宁作良臣勿为忠臣英年早逝”

图片【2】1989年4月18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上胡耀邦的巨幅画像，周围有许多学校献的花圈，及要求自由与民主的横幅

4月17日，北京大学的3000多名学生游行队伍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很快地清华大学的近千名学生也加入其中。两队学生抵达天安门广场后马上就与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会合。这一活动很快就演变成了对政府的示威抗议。学生们对政府起草并提出了7项要求：

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给予平反；

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

四、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

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分领导实行改选。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也陆续加入，使得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达到了10万余人。

冲击新华门事件

4月19日凌晨，数千名学生从天安门广场冲到新华门（中央机关所在地中南海的南大门，也是正门），企图将花圈和请愿信送入中南海。学生们的情绪高涨、激愤，高喊“李鹏，出来！”部分学生还试图冲进新华门，但被大部分学生阻拦。当时的新华门只有几百名公安和武警驻守，如果数千名学生一起冲入新华门，其后果不堪设想。

19日晚上至20日凌晨，新华门前又聚集了约2万人。这次当局动用了1000多名公安封锁长安街，同时用广播车警告围观群众必须于20分钟之内离去。

至凌晨2点半，大部分学生已经离开了新华门，之后警方便以警棍强制驱散了仍坚持继续静坐的200余名学生，双方随即爆发了小规模的暴力冲突【9】【10】。许多学生认为他们遭到了警方的虐待，而有关警察实施暴力的传闻也迅速蔓延开来【11】。最后，更多的学生加入了抗议活动【12】；与此同时，一群自称“工人代表”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则到处散发2份具挑战中央领导集团统治意味的传单【13】。

世界经济导报

就在北京大学生悼念胡耀邦，并开始游行静坐抗议的同时，上海也发生了一件影响甚大的事件，其后果对整个六四事件的升温影响极大。4月19日，上海的报纸《世界经济导报》决定出版纪念胡耀邦之专题，而其中一篇由严家其所撰写的文章中对于北京市学生发起抗议活动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并且呼吁针对1987年要求胡耀邦下台的行为进行重新评估。在得知中央政府的立场渐趋保守后，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的江泽民要求《世界经济导报》删除相关的长篇报道内容。但《世界经济导报》则是以空白页刊登以抗议文字审查【14】。4月26日，江泽民在市委大会上宣布撤销钦本立的社长职务【15】。

江泽民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激起了记者、艺术界、学者和学生们的强力反弹【16】，有近五百名记者写信给《世界经济导报》声援钦本立；约一千名记者和编辑示威抗议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并首次发出了新闻自由的呼吁。同时，有230名艺术家和学者联署，要求上海当局恢复钦本立的职位，解散编审会。事态进一步加剧后，赵紫阳曾要求江泽民跟学生对话，但在上海领导与学生的对话中，江泽民没有出现，因此，几天后一万多名学生举着“审讯江泽民”的横额上街。

四二六社论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宣读了悼词。

在人民大会堂之外，数千名北京的大学生正在静坐请愿。此前，为了阻止学生的抗议活动，北京市当局宣布22日天安门广场关闭，但北京的大学生选择在前一天夜间进入了天安门广场，并一直静坐到追悼会举行。静坐学生选择三名代表递交请愿信，三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外的台阶上“跪拜请愿”。三个小时后，请愿信被一名大会堂职工收下。由于学生请愿并未获得中共领导人的接纳和重视，第二天，北京35所大学的学生开始罢课。与此同时，大学生的抗议游行也开始扩展到上海、天津、长沙、西安、南京等多个大城市。

4月23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告成立，并选举当时就读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担任主席；北京大学学生王丹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吾尔开希也被推举为各自学校的学生代表。随后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呼吁所有位于北京的大学全面无限期罢课以表示抗议【17】。

4月22日接近黄昏，在长沙市和西安市爆发了严重的骚乱事件。其中在西安市有暴徒纵火烧毁车辆、房子并抢劫靠近西华门的商店【18】；而在长沙市也有38家商店遭到暴徒抢劫。最后在这两个城市有超过350人遭到逮捕【19】。而在另外一方面，武汉市当地的大学生则组织起来共同抗议湖北省省政府【11】；同时也多次发生了学生在武汉长江大桥上游行并堵塞京广大动脉事件。

随着国家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多次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赵紫阳强调要求学生停止进一步的抗议活动并回到各自的大学复课、动用所有必要的措施以解决当前的动乱行为，同时承诺将会有不同级别的政府官员与学生进行开放式的对话【20】。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要求赵紫阳应该谴责示威群众，并且认为应该要采取更加积极的防治措施。不过赵紫阳最终驳回了李鹏的看法。

由于整个局势变得越来越动荡，4月2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指出：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捣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很显然，该社论把这次学生示威抗议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动乱”。

4月27日早上，北京十多所大学的学生从校园出发游行，抗议人民日报社论的言论。据非官方统计的数字，当天北京大约有近十万学生参加了游行，许多学生还写下了血书，并做好了被政府武装镇压的准备。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次游行中学生们呼喊的口号来了个180度的大转折，过去的“打倒共产党”、“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不见了，代之以的是反贪腐丶反官倒的口号，并高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万岁”，以此来表达他们并非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而只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当天的整场游行进行了十四个小时之久。学生们冲破了北京警方设置的多个封锁线；而政府在游行中也表现克制，警方和学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冲突。

　　当天，围观的北京市民人数超过了一百万。这是自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最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

　　4月28日，中国政府安排了一场和学生代表的对话。政府方面出席的官员是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学生方面约有四十人。但官方拒绝承认北京大学生的北高联。吾尔开希在对话会上要宣读北高联的七点声明被拒绝，于是在进场之后不久便愤然离场。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三个小时的对话现场录像，以表示官方重视对话和诚意听取批评。两天之后，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也和北京大学生举行了对话，但同样没有获得实质性的结果。

　　5月1日，“北高联”召开中外记者会，发表一连串的公开信，包括“告全国同胞书”、“告香港同胞书”、“告全国同学书”和“致领导人书”，呼吁人民团结一致争取民主自由。

　　5月2日，北京大学生的学生领袖分别向党中央、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等递交请愿信，要求政府在二十四小时内答覆他们提出的要求，否则会在五月四日举行大型示威。学生提出对话的条件是以“七条为讨论基础”。

　　5月3日，中国政府召开学运爆发以来的第一次中外记者会，拒绝了学生的所有条件，并指责请愿书近乎威胁。所提的条件，例如由 “非法” 产生的学生组织推选代表参加对话，政府难以接受。

　　袁木说：大学生“……就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而且要超越政府之上……不仅不合情理，还表现了青年学生的相当程度的一种幼稚的冲动”。袁木还在记者会上强调学运是由一小撮“黑手”在策划。他点名了以美国为基地的“中国民主联盟”，并且暗示方励之在背后出主意。

　　5月4日，学生再次上街游行。游行的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发表了一篇“新五四宣言”，指出这次学运是七十年前五四运动以来最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目的是争取“民主、科学、自由、人权和法治”，并宣布翌日开始复课。

　　当天，来自北京的三百多名新闻工作者和学生一道，举行了自建国以来首次新闻界抗议游行，抗议“被迫造谣”，博得了北京市民及学生们的热情欢迎，同时也被认为是对学生运动的有力支持。

　　在此期间，中国官方媒体的新闻报道尺度也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变化，各种官方报纸包括《人民日报》都大幅刊载了学生游行的过程和照片。

对话与绝食

　　同一天，人民大会堂内举行亚洲开发银行年会开幕仪式，总书记赵紫阳在亚银年会开幕礼讲话。赵强调应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应透过改革和符合理性和秩序的办法解决。对于严重的贪污问题，赵直言是因为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公开化及透明度不够。赵紫阳希望与工人、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和学生展开广泛对话，交换意见，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赵的讲话基调显然与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完全不同，显露出中共中央对学运态度的分歧。这自然也成为保守派日后打击赵紫阳的“罪证”。

　　在“五˙四”游行的翌日，来自三十多所高校的学生代表选出“对话代表团”，继续贯彻学运的长期目的──透过与官方对话影响国策。

　　5月6日，代表团分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递交请愿书，呼吁尽快对话，但不得要领。学生与政府的关系进入胶着状态。

　　5月9日，北京逾千编辑和记者联合签署了一封请愿信送交全国记协，要求与官方对话，争取新闻自由以及讨论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等问题。

　　5月10日，超过万名高校学生进行了单车游行，并在中央广播电视部和新华社门外高呼要求新闻自由，声援新闻工作者。

　　政府在此时亦破例地与新闻工作者对话。当时主管新闻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于五月十二日与《中国青年报》工作人员对话，表示中国新闻工作已经到了“不改革不可”的阶段。

　　中央更进一步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有系统地与各种媒体工作者对话。但由于中苏高峰会议在即，预计对话须等到五月下旬才能开始。

　　从5月初开始，大批的外地大学生赶赴北京进行声援，这再次鼓舞了北京学生心底不灭的激情。于是，各高等院校又相继宣布重新罢课。坚持得最彻底的北大学生表示：罢课是一种象征，藉此表明他们对于民主要求的意愿；同时又认为运动尚未结束，同学们争取的目标都还没有达到。他们表示正在为平等的对话作准备。除非对话有合理的进展，他们才会考虑复课。

　　5月13日上午，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召开紧急会议，并且邀请到了重要的学生领袖以及刘晓波、陈子明和王军涛等知识分子【12】。阎明复表示，政府已经准备与学生代表展开直接对话，但前提是学生必须先撤离天安门广场以举办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欢迎仪式。这个表态使学生领袖们陷入了分歧【12】。

　　另一方面，由学生自治会所选举出来的正式对话代表团已经在准备和中国政府展开对话，但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学生领袖却不愿意由代表团单方面控制整个抗议活动【12】。在面对学生团体内部不和以及参与群众也在不断减少的情况下，王丹和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呼吁采取更为激进的作法来恢复抗议声势。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对话”是一个诱骗学生就范的阴谋，因此自5月11日起便开始动员学生准备进行绝食【12】。绝食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改变“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定性【21】。基于此，他们决定采取更为激烈的抗争手段——在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访华前夕，发起绝食行动。

　　5月13日，学生领袖王丹带领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有2千多名大学生参与。由于广场上的气温炎热，很多绝食学生因为不适而晕倒。在广场附近经常听到救护车的警号声。

　　5月14日，以阎明复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与担任学生代表的沈彤和项小吉展开正式谈判，其间阎明复肯定了学生运动的爱国性质，并且恳求学生从天安门广场上撤出【12】。虽然阎明复的诚意成功地促使一部分学生愿意就此达成妥协，但是由于不同派系的学生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协调，而学生又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使得谈判变得越来越混乱和越来越困难。不久，学生领袖就以“政府不愿意承诺对谈判过程进行公开直播”为由，宣告谈判无限期中止【12】。在此之后，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国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又直接前往天安门广场，尝试劝离学生。他对学生们说：“我以我的人格想你们保证：‘4.26社论’的问题是一定会解决的，政府绝不会秋后算账。如果你们还不放心，我愿意作为人质和你们一起去北大”。他希望以此来换取学生们的撤离，然而学生却仍不为其所动【22】。

戈尔巴乔夫访华

　　5月15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访问。这次的中苏首脑会晤是中苏两国交恶之后相隔30年后所进行的正式国事访问，除了标志着中国与苏联关系的正常化之外，同时也被视为中国外交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式的突破。但由于天安门广场被学生占领，原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只好临时改在北京机场举行。

　　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会面。在电视转播中，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表示，中共党内的重大事情仍需要由邓小平来拍板。对此，邓小平认为这是赵紫阳企图将抗议活动处理不当的责任嫁祸给他本人。因此，这一言论标志着邓小平和赵紫阳这两个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决定性的分裂【5】。

　　与此同时，官方媒体又开始出现同情示威学生的声音；中央电视台出现广场示威画面。

　　5月16日，北京几十万各界民众上街游行声援学生。5月17日，北京百万群众大游行。在其他地方，总共超过200个大中城市的学生和普通市民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

　　5月1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与北京的绝食学生代表对话，为时50分钟。李鹏与学生领袖吾尔开希等人在会面时针锋相对。李鹏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服绝食的学生停止绝食，回到学校，其他问题我们还有时间来解决；吾尔开希则说：现在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也不是我们劝不劝说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有一个学生不离开广场，我们就都不会离开广场。

　　5月19日清晨，名义上仍然是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到达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陪同。赵紫阳含泪对学生说他来晚了，“来日方长”，请同学们停止绝食。资料显示，当时赵紫阳已经在党内高层斗争中完全失势，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当时在全国，多个中国野战军部队频繁调动，当局暗中积极部署，北京的气氛日趋紧张，局势一触即发。

颁布戒严令

5月19日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随即，国务院总理李鹏签发了戒严令。戒严令的全文如下：

“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紧接着，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发布了三份“北京市人民政府令”，对戒严令予以实施。

　　戒严令的颁布让学生极端愤怒。愤怒的学生高呼“李鹏下台”，并且即时宣布广场20万人大绝食抗议。

　　当晚，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分批开入北京，但是遭到学生和市民堵截，戒严令无法执行。 军人面对苦苦哀求的百姓和哭诉事件真相的学生并没有作出强制行动，只是原地待命。几天后接到命令撤离。

　　5月23日，北京街头再次出现百万人大游行，各界民众高喊“李鹏下台” 。

撤退与留守

　　与此同时，学生运动的内部分裂则更为加剧。到了5月下旬，学生们所组织的各种抗议活动由于没有明确的领导人而且这些活动往往又是不一致的使得广场上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混乱【23】，同时伴随着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大量的群众使得示威现场出现了严重的卫生问题【24】。侯德健建议学生领袖进行公开选举以选出学生运动的发言人，但是遭到学生团体的反对【5】。另一方面，王丹则认为近期中国政府将有可能发起军事行动以镇压示威活动，因此主张让学生先从天安门广场暂时撤回校园并且另外组成相关团体，但这个建议则遭到主张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强硬派学生反对。

　　随着派系冲突日益增加，各个派系之间的争权夺利也越演越烈。他们开始争夺位在广场中央的学生广播中心，期望能够借由控制扩音器的方式掌握对学生运动的控制权。各个派系也开始派遣一些学生前往火车站迎接来自全国各地声援的学生们，然后把他们安排成“纠察队”，回到广场就开始夺权。还有的为了获得权利而将对方绑架【22】。

　　5月27日，在美国和加拿大访问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回国，飞机在上海降落后，被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留在上海“养病”。当天万里发表声明支持戒严。

　　5月28日，全球很多地方举行声援天安门民主示威的游行。在香港，有上百万人参加了支持北京学生民主运动的大游行。

　　5月29日，中央美术学院等6所院校的部分学生在晚上仿制了一座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竖立在天安门广场。

图片【3】“天安门广场四君子”和6月2日的天安门广场

　　就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为“撤退”还是“留守”而犹豫不决、难以为继的时候，6月2日，北京学者刘晓波、高新、周舵和台湾歌星侯德健，来到广场大学生中间，宣布展开72小时的有期限绝食，希望能够借此重新提振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运动【22】。这四人因此被称为“天安门广场四君子”。刘晓波等人在发表的声明中说，绝食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公开批评政府，同时提醒学生们他们现在的事业是值得奋斗的，并且促进学生能够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以提出继续改革的要求【25】。

清场

　　6月2日，邓小平、数名中共八大元老以及李鹏、乔石和姚依林3名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再度召开会议，最后决定以实施清场来“结束暴乱并恢复首都秩序”【25】【26】。清场的时间定为6月3日。他们还一致认为应该尽可能和平地完成清空天安门广场的作业；但是如果示威群众不配合的话部队也被授权“使用任何手段”来完成任务。

　　6月3日，政府决定清场的决定通过广播、电视等在北京市通告。军队分几路同时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市民们纷纷走上街头设置路障，阻挡军队行进。

　　上午10时30分，第38集团军被迫暂时停在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大约5公里的木樨地，并且试图排除民众将双节无轨电车放置在路上且放火焚烧而成的临时路障【18】【27】。军队方面最后使用装甲运兵车将电车车厢撞开，并且持续与试图仓促搭起路障或者组织人链的示威群众对峙【22】。

图片【4】这些人不是学生。背景中你可以看到焚毁的公交车。在今天看来，这些暴徒会被视为“恐怖分子”。

　　示威群众中的一部分人用棍棒、石块和自制的汽油弹攻击士兵【18】【22】，甚至纵火焚烧军车【18】，部分军人被打死、烧死；被打死之后还被吊在天桥上。

图片【5】这是被活活烧死的士兵照片。脖子上还挂着绳子，肠子露在外面。

图片【6】另一具被烧焦的士兵遗体。注意另一个死去的士兵被吊在天桥上

图片【7】看看这些士兵的惨状，就知道那些暴徒是多么的残忍了！

　　到了6月3日晚上，军队开枪镇压，同时强行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在这一过程中，木樨地、六部口、军事博物馆附近等都有不少的民众伤亡。

　　对于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关键的事实需要弄清楚：究竟是军队首先向民众开枪，还是一部分人首先袭击军队，然后军队才开枪镇压？

　　对于这个事实，政府方面声称军队主要是为了自我防卫而动用武力；而学生及民众方面则称是军队首先开枪，市民在非常气愤之下才予以还击。对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究竟孰是孰非？这恐怕只有当事者双方才是最清楚的。

　　不过，我们倒是可以通过以下的事实来进行判断：

1.      请注意：示威群众中的一部分人“用棍棒、石块和自制的汽油弹攻击士兵，甚至纵火焚烧军车”。如果是军队首先开枪，“一部分民众”被迫自卫的话，“石块”也许可以在大街上随时捡到，但“棍棒”恐怕就不是可以随地捡来的吧？特别是“自制的汽油弹”，能够在军队开枪之后当场做出来吗？

2.      此次的戒严部队强行推进，可都是实枪荷弹。如果是军队不分青红皂白地首先开枪，还会有士兵被打死、烧死吗？还能够在被打死之后被赤手空拳的人们吊在天桥上？

3.      戒严部队上午10：30已经到达了距天安门广场西侧只有5公里的木樨地，晚上10：30左右才到达天安门广场。要知道，戒严部队可是全副武装、用军车、装甲车向前推进的。如果是军队不分青红皂白地首先开枪，完成这5公里的路程需要12个小时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4.      大量的资料证明：“一部分市民”对戒严部队的攻击发生在6月3日的白天（见图片5、图片6和图片7，如果是晚上，就不可能拍出这些白天的照片来），而戒严部队的开枪镇压发生在当天的晚上【22】。从这事件发生的顺序也可以非常容易地证明谁说的是实话，谁在撒谎。

　　以上的事实表明，政府的说法是靠谱的。事情的真相应该是：戒严部队要强行清场，一部分“市民”为了阻挡戒严部队和泄愤而采取了攻击行动。对此，戒严部队还是采取了忍让的态度，并没有及时镇压。到了晚上，才开始开枪镇压并强行推进至天安门广场。

　　我们再来看看当天晚上所发生的其他情况。

　　晚7点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发布戒严部队指挥部紧急通告：“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

　　晚上10时，示威学生依照预定时间在民主女神的基座附近举办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成立仪式【28】。

　　10时16分，戒严部队指挥部在天安门广场通过高音喇叭重复紧急通告，并要求学生尽快撤离天安门广场。

　　10时30分，戒严部队包围天安门广场。

　　午夜时分，学生扩音器则宣布一名学生在靠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西长安街遭到杀害；学生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录随即要求学生保持团结，并且坚持以非暴力的手段以争取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28】；

　　6月4日凌晨12时15分左右，戒严部队开始发射照明弹以提供夜间照明【28】，并有一辆63式装甲运兵车自天安门广场西侧出现并且从广场前的道路快速通过【28】。

　　凌晨12时30分左右，有2辆装甲运兵车抵达天安门广南侧，学生便陆陆续续向军方车辆丢掷水泥块【28】。之后其中一辆装甲运兵车突然发生故障而无法移动，示威群众便用棍棒破坏车辆并且以浇上汽油的棉被放火焚烧。而因为车辆遭到焚烧而紧急逃出的3人则被示威群众殴打，但学生则组织警戒线并且护送3人到位于广场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急救站医治【28】。

　　凌晨1时30分左右，第38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的先头部队分别到达天安门广场的南北两侧【29】。他们开始封锁天安门广场四周并且将里面的示威学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隔开离。同时第27集团军与第65集团军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出现，而第24集团军也于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始进行部署【18】【28】。

　　凌晨2时左右，大部分学生和示威群众已经离开了天安门广场，但仍有数千名示威学生和群众聚集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18】。

撤离广场

　　凌晨4时，戒严部队已经开始准备在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行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邵江呼吁由知识分子带领示威学生与群众撤离广场。刘晓波表示不愿意撤离广场，但最后被说服并且和周舵、高新和侯德健一同与学生领袖商讨撤离问题【29】。然而，柴玲、李录和封从德等人在听到撤离意见后都拒绝撤离【29】。

　　在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的2两名医生建议下，侯德健和周舵同意先行尝试与士兵进行谈判【28】【30】。他们乘坐救护车抵达天安门广场东北角并且与第38集团军336军团政治委员季新国会面【18】，季新国随即向戒严部队指挥总部转达请求并且获得同意为学生往东南方安全撤离开放通道【18】【22】【28】。

　　凌晨4点，天安门广场上的灯光突然熄灭，同时官方的扩音器宣布：“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29】【31】。”不过此时学生们并没有撤离，而是一同唱起了《国际歌》【18】。

　　凌晨4点30分时，天安门广场上重新开启了照明并且部队开始从四面八方逼近纪念碑，随后部队在聚集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示威群众周围10米处重新部署【28】。而侯德健回来后先是尝试说服事先知情的学生领袖接受他与部队的协议。在大约4时32分侯德健透过学生的广播表示他已经先行和戒严部队达成谈判协议，同意让学生撤离【28】。然而许多第一次知道这次会谈的学生则气愤地指责他过于胆怯。封从德之后则在广播中解释由于已经没有时间召开紧急会议，而将以口头表决的方式决定示威学生之后的集体行动。但尽管“坚守”的声音比起“撤离”还要来得更加响亮，封从德仍然表示“撤离”意见较为多数而决定带领群众撤离天安门广场【28】。

　　清晨5时10分左右，学生们开始离开纪念碑，示威群众手牵着手往广场东南角安排的通道撤离【18】。学生们高唱着“国际歌”，高喊着“打倒法西斯”！“我们还会回来的”! 还有不少女学生失声痛哭、由其他同学搀扶着离开广场【22】。

　　清晨6时左右，在确认所有示威学生和群众都离开广场后，军方派遣军用直升机运送大型塑胶袋并且命令士兵开始清理广场【22】。

图片【8】1989年6月4日凌晨，一队坦克开出天安门广场，一位被叫做“王维林”的年轻人只身挡在坦克前。这一画面后来成为六四事件的一个标志性画面

死伤人数

　　在6月6日的新闻发表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言人袁木表示“初步统计”包括部队士兵、23名大学学生、非法份子和错误枪杀的群众在内有将近300人死亡【32】。袁木还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和士兵共有5,000人受伤，而平民部分包括违法暴徒和围观群众在内有2,000人受伤【32】【33】。

　　对此纪思道在1989年6月21日的《纽约时报》专栏上提到由于缺乏实物证据使得人们很难确认伤亡的实际人数，但他也提到“大约有50名士兵或警察死亡以及400名至800名平民丧生应该是合理的数字”【34】。

　　由丁子霖和张先玲等子女于六四事件丧生者共同创办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则是在2011年8月时提出确认于该事件中丧生的202名死者名单【36】。而天安门母亲运动统计的死者数据除了因为六四事件而直接丧生的民众外，还包括有4名自杀人士和6月4日以后因为抗议活动的缘故而遭到杀害者【35】【36】。

逮捕行动

　　6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告全国人民书”，将此次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被当局称为“黑手”的天体物理学教授方励之和妻子李淑娴逃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

　　中国其它地方持续爆发抗议当局镇压北京学生和市民的示威游行。6月5日，四川省会成都市的军警全面镇压已经占领市中心人民广场的学生和市民。愤怒的市民放火焚烧了位于市中心的人民商场。

　　6月9日，中共实际的最高领袖邓小平在中南海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军官。

　　6月12日，当局陆续宣布通缉方励之夫妇和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和李录等21名学运领袖以及工人抗议领袖韩东方和知识分子严家其、包遵信等的通缉令。

　　在所有被通缉学生领袖中排名第一位的是王丹，同时他也是几位曾遭到中国政府关押的学生领袖之一。王丹被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而如柴玲和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则是借助于香港所组织的黄雀行动而逃往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37】【38】。陈子明和王军涛在1989年年底准备流亡时遭到逮捕，中国政府指控他们为整个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并且于1990年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

　　6月24日，中国官方正式宣布罢免赵紫阳职务，原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以上就是89年六四事件的基本过程。

（第三部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