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我在“作为文明开化程度衡量的国家机构的透明化与民主化”中回顾当代中日关系史上最肮脏的一页：1992年一个阴雨秋天，我在东京出席中日两国当局举办的庆祝“中日关系正常化20周年”会议，因为追讨被盗窃的关西1989年支援中国民主运动募到的捐款，被日本国立神户大学法学部雇用的中国学贼毒打。…我随后到警察署报案，一个东京警视厅制服警察和一个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便服警察带我到现场拍照、记录四、五个小时，向我保证：日本是法治国家，一定要公正处理。过了几个周后，我没有接到任何联系，就直接再次造访警察署，却被告知根本没有我报案的纪录！更气愤的是：管辖神户大学的兵库县警“好意”转告我：“忘掉此案吧！如果你还要追究此案，日本政府可以把你定罪为“斗殴”，取消在留资格赶出日本！”与国立大阪大学曾经准备以“无完成学业可能”把我赶出日本的校园的做法同出一辙。杨振亚（大使）、唐家璇（公使）控制下的中国驻日机构指使学贼兼学奸混入学生运动，在日本人的“保护”和策划下在大阪领事馆前烧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言“不承认李鹏伪政权”，伪造人数宣称“退出中国共产党”、还把所谓“日记”公开给日本主流媒体叫嚣要“用血与火洗礼中国”、甚至要成立“流亡政府”等；但6月8日邓小平公开露面后又迫不及待勾结日本当局出卖迫害在日中国留学生，把我们赶出校园、赶出日本，暴露了在国家政权暴力下人性最丑恶的本性。
1989年在中国和世界展开的民主运动的悲剧的结症正是因为攸关中国political
order政治秩序的正当性legitimacy问题，至今还看不到解决的曙光。自从毛泽东死去到1989年，以“改革开放”为旗号的邓小平领导层执政的正当性没有受到普通中国民众的异议，但26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对中国政治心脏天安门的占领，把当今中国政治秩序的正当性问题推到了全世界面前，成为26年来所有中国问题的结症。本文所指的正当性，不是一个特定政治秩序下的法律用语（合法性），而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与中国传统的“天”、“道”相近。例如，“替天行道”是“非法”的却是正当的；雅典五百人法庭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是“合法的”却是不正当的；罗马总督根据犹太人首领的要求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也是“合法的”而不正当的；因为正当性攸关social order社会规范和秩序的更广泛的人性、人道的人类生活本质。
在人类的历史上，往往出现这样的启示：某一件陷入死结的事件，正是历史创新的突破口。而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否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这些参与者和后来人的反思、进取、选择和行动。考古发掘证实在公元前1250-12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在今天土耳其的小亚细亚海岸的一处有利地形存在着一个被毁灭的小城堡Troy，这个在古代发生过无数次的事件五百年后经过一个盲人歌手的吟唱成为建树希腊民族乃至西方文明的历史、文化、道德、社会和政治规范和秩序的法典。比起描述公子王孙衰落或记录将相豪杰暴发的中国传记传统，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英雄传、塔西陀的罗马史更偏重道德精神：“与其政治和帝国的变迁，更关注个人的性格、行为和动机”，体现了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崇高伦理。如果天安门事件的悲剧意义不亚于小城堡Troy的毁灭，我们还有更长的时间来记录、反省和创造历史。
作为置身于历史剧变中的个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和驻日机构未出示任何书面公文就剥夺我的公派留学生资格和奖学金乃至国籍（至今），还不如1656年阿姆斯特丹犹太教区“以天使的指示和圣人们的命令，经上帝和所有圣徒的同意，我们革除、驱逐、诅咒和谴责斯宾诺莎”文明开化。我个人庆幸与斯宾诺莎同道，求仁得仁，因为被逐出一个失去了正当性政治秩序的集团，正是属于整个人类、通往永生的最直接入口。
如果说二十几年前在国力并不强大的条件下，中国政府迫于西方国家的制裁压力不得不讨好日本政府、配合日本当局迫害中国留学生的话，今天，追溯七、八十年前历史的中国政府还有什么必要隐瞒二十几年前的历史呢？揭开历史真相也是文明开化程度的度量衡，公开这一段并不复杂的历史、纠正历史过错，正是恢复中国政府正当性、恢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日民间相对友好的气氛、改善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的一个必要条件。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5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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