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主義在影響力方面的成功，點醒了夢中人。和“看不見的手”較勁，原來和戰風車一樣荒唐，落得被人恥笑。這滿世界都是看得見的手，趕緊抓住一隻開始掰手腕。既然我們擺脫不了道德綁架，不如反過來綁架道德。凱恩斯主義抓住了就業：大家看好了，正是因為芸芸眾生需要就業，所以，我們不得不離開原來的目標，在充分就業這個約束條件下，去達成一個非最優的均衡（儘管在邏輯上解釋不充分就業和最優化的組合比較困難）。

指責一隻看得見的手，技術上的可操作性要大得多。於是經濟學家們幾乎同時轉換了戰術。制度學派找到了制度，貨幣學派找到了通貨。其他什麼都有，比如工資，福利，稅收，資源，信息，理性預期，裙子長度。。。其實這並不新鮮，以往重農學派的土地，李嘉圖的貿易，馬爾薩斯的人口，都是被找出來的決定要素。但自從亞當斯密經濟學出現，在看不見的手的召集下，這些要素已經被統合起來，向着人類最大福祉的目標共同前進。

可這一次不同，以往的關鍵要素都是天然的限制，新的經濟學中找出來的都是人為限制。這些要素現在被稱為“約束”，是妨礙達成最優均衡的負面約束。正是因為有這些約束的存在，均衡都只能在約束的邊界內達成。圍繞對約束選擇，形成了多種學派。可是這些學派互相指責，各自認為自己選擇的約束才是“硬”約束，別人的都是軟的。他們還各自發展了自己的分析方法，這些方法只有在各自的約束條件下，才是成立的。

如果說這些學派還有什麼共同點的話，那就是都放棄了“最優化均衡”的追求。因為有了種種約束，充分利用所有經濟資源包括充分就業的均衡，已經被公認(也許私下)不可能了。最多還用模糊的“一般均衡”作為一個背景參照。各個學派畫地為牢，把自己約束邊界以外的東西都成為“外部性”。“外部”的東西，不是不願管就是管不着。吵架的結果往往淪落到相互作道德攻擊。最極端的就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爭，雙方都以為自己的經濟理論在對方領域的失靈，全是制度的錯。經濟學再次分裂了。

這種狀況已經危及到經濟學作為一門嚴肅的學科的被承認度了。鼓吹“經濟人”的學者們，都沒法理性地對待自己的學術嗎？更重要的是，我們以天下為己任，追求人類最大福祉的偉大承諾呢？偉大的經濟學家們，一方面冷靜地分析別人的約束要素其實都是泡泡，一方面衝動地喊出“回到亞當斯密”的口號。回到亞當肯定是不現實的，因為這一切的根源其實都來源於亞當。他當年整合經濟學的平台，看不見的手，現在已是風中之沙。。。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可是我們現在急需一個。經濟學需要一個新平台，在這個基礎上，可以平等地處理現在被各自封神的經濟要素，把經濟學界再次整合起來？同樣重要的是，這個平台可不可以讓我們逃避道德壓力和道德風險，能讓我做個安安靜靜的經濟學家？找到了，新超人就是博弈論。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