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提前两个小时出发，从旧金山湾区东北角赶到最南部，进入会场时股东大会已经开始了，正好开始宣读股东的提案。第5号由Florida State Board of Administration佛罗里达行政管理局提案，要求废除董事会的三级制（每个董事任期三年），统一成任期一年。第6号由United Brotherhood of Carpenters Pension Fund木工兄弟联合会退休基金提案，要求董事会候选者多于董事席位并设立董事当选的多数投票标准。接着由我宣读Chevedden提交的第7号要求牍回所谓Poison Pills毒丸（stockholder rights agreement股东权利协议）提案，Netflix的毒丸是10%股份，防止个别股东以不到10%的股份“兴风作浪”（强行收购股价下跌时的公司）。我记得十多年前自己在Adobe Systems工作时，有一段时间公司股价急剧下降，一个不出名的小公司扬言要收购Adobe，搞得员工忧心忡忡，但幸好被20%的“毒丸”指标阻止。再接着，由我宣读加州的Myra K. Young提交的第8号关于投票过程的诚信提案，要求公司不得在投票结束前透露投票数据以影响投票过程。第9号是纽约市提交的独立董事会主席提案。

会议当场宣布初步结果：第5至7号提案获得通过（其实我自己对“毒丸”问题不一定同意Chevedden），第8、9号提案没有获得通过。除了十来个出席会议的董事/主管和几个服务会议的员工，还有十几个股东与会。会后5、6个股东围着我，问我为什么经常在股东大会上宣读提案，是不是以此领取费用？我解释说作为从日本逃来的中国难民，我自己也提交了不少人权、企业社会责任提案，因为人在湾区，所以帮助别处的股东宣读提案，完全是为了共同的完善企业治理的使命。这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和赞许。

 

[2014年6月9日]

 

去年股东大会正好一年以后，Netflix今天下午三点举行股东大会。而Tesla Motors特斯拉下午两点举行股东大会，两个会议地点相距不远，所以我提前半小时先赶到计算机博物馆参加特斯拉的年会。

我2013年在此参加过惠普的股东大会[1]，今天刚到门口，发现不少公司的员工在展示车型Model S和充电柱子。进入二楼大厅后我发现容量369人的会场已经座无虚席，而且有不少年轻人。会议主持人Maron很快略过头两个公司提案（提名董事会和会计行，但没有一般公司常有的高层报酬提案），就轮到仅有的Peters夫妇的两个股东动物保护提案。虽然大多数股东对提案本身不感兴趣，但在这样的新型科技公司的如此引人注目的股东大会上直接点名CEO Musk，要求公司开发产品时关注动物权利，令人耳目一新。我起身向他们问候，就离开了会场。

我提前半小时赶到Netflix公司，与负责签到的女士交谈，不一会儿，公司的秘书长过来问候。会议迟到了几分钟开始，除了十来名董事、主管和员工，只有十来名股东与会，与我刚出席的特斯拉年轻气盛的年会形成强烈反差。主持会议的CEO很快跳过头四个公司提案，甚至建议三个股东提案也不用宣读了。我转向秘书长，他示意我发言，我就越过第5号提案介绍第6号由加州Young提交的简单多数simple majority（半数以上）而不是超级多数supermajotiry（三分之二以上）可决的提案。接着我继续宣读Chevedden提交的要求所有董事会成员每年选举的第7号提案。我讲完后，一个男士才站起来发言，宣读第5号由纽约市雇员退休基金提交的改善投票的提案。

CEO随即让负责计票的人当场宣布初步结果：“所有的提案都通过了”！没想到CEO失态地追问：“什么？连三个股东提案也通过了？”这是很少见的一幕，因为CEO一般在会前已经知道大多数股东通过电话或网络投票的结果。再加上他的迟到，显示他今天对股东会议心不在焉。这对股东、公司意味着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赵京，2015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