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提前兩個小時出發，從舊金山灣區東北角趕到最南部，進入會場時股東大會已經開始了，正好開始宣讀股東的提案。第5號由Florida State Board of Administration佛羅里達行政管理局提案，要求廢除董事會的三級制（每個董事任期三年），統一成任期一年。第6號由United Brotherhood of Carpenters Pension Fund木工兄弟聯合會退休基金提案，要求董事會候選者多於董事席位並設立董事當選的多數投票標準。接着由我宣讀Chevedden提交的第7號要求牘回所謂Poison Pills毒丸（stockholder rights agreement股東權利協議）提案，Netflix的毒丸是10%股份，防止個別股東以不到10%的股份“興風作浪”（強行收購股價下跌時的公司）。我記得十多年前自己在Adobe Systems工作時，有一段時間公司股價急劇下降，一個不出名的小公司揚言要收購Adobe，搞得員工憂心忡忡，但幸好被20%的“毒丸”指標阻止。再接着，由我宣讀加州的Myra K. Young提交的第8號關於投票過程的誠信提案，要求公司不得在投票結束前透露投票數據以影響投票過程。第9號是紐約市提交的獨立董事會主席提案。

會議當場宣布初步結果：第5至7號提案獲得通過（其實我自己對“毒丸”問題不一定同意Chevedden），第8、9號提案沒有獲得通過。除了十來個出席會議的董事/主管和幾個服務會議的員工，還有十幾個股東與會。會後5、6個股東圍着我，問我為什麼經常在股東大會上宣讀提案，是不是以此領取費用？我解釋說作為從日本逃來的中國難民，我自己也提交了不少人權、企業社會責任提案，因為人在灣區，所以幫助別處的股東宣讀提案，完全是為了共同的完善企業治理的使命。這得到了他們的認同和讚許。

 

[2014年6月9日]

 

去年股東大會正好一年以後，Netflix今天下午三點舉行股東大會。而Tesla Motors特斯拉下午兩點舉行股東大會，兩個會議地點相距不遠，所以我提前半小時先趕到計算機博物館參加特斯拉的年會。

我2013年在此參加過惠普的股東大會[1]，今天剛到門口，發現不少公司的員工在展示車型Model S和充電柱子。進入二樓大廳後我發現容量369人的會場已經座無虛席，而且有不少年輕人。會議主持人Maron很快略過頭兩個公司提案（提名董事會和會計行，但沒有一般公司常有的高層報酬提案），就輪到僅有的Peters夫婦的兩個股東動物保護提案。雖然大多數股東對提案本身不感興趣，但在這樣的新型科技公司的如此引人注目的股東大會上直接點名CEO Musk，要求公司開發產品時關注動物權利，令人耳目一新。我起身向他們問候，就離開了會場。

我提前半小時趕到Netflix公司，與負責簽到的女士交談，不一會兒，公司的秘書長過來問候。會議遲到了幾分鐘開始，除了十來名董事、主管和員工，只有十來名股東與會，與我剛出席的特斯拉年輕氣盛的年會形成強烈反差。主持會議的CEO很快跳過頭四個公司提案，甚至建議三個股東提案也不用宣讀了。我轉向秘書長，他示意我發言，我就越過第5號提案介紹第6號由加州Young提交的簡單多數simple majority（半數以上）而不是超級多數supermajotiry（三分之二以上）可決的提案。接着我繼續宣讀Chevedden提交的要求所有董事會成員每年選舉的第7號提案。我講完後，一個男士才站起來發言，宣讀第5號由紐約市雇員退休基金提交的改善投票的提案。

CEO隨即讓負責計票的人當場宣布初步結果：“所有的提案都通過了”！沒想到CEO失態地追問：“什麼？連三個股東提案也通過了？”這是很少見的一幕，因為CEO一般在會前已經知道大多數股東通過電話或網絡投票的結果。再加上他的遲到，顯示他今天對股東會議心不在焉。這對股東、公司意味着什麼就不得而知了。

 

[趙京，2015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