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的这篇，可能又要得罪一大批人了， 包括一些较为温和的右派。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尽量回避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谈论中国问题。我这样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觉得，中国人的思想中几乎什么都缺，偏偏不缺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在中国，已经是太多太滥了。实在是需要一些绝对主义思想来平衡一下。

我之所以咬住改良派迟迟不肯放松，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基于我对中国未来的革命性质的一个'功利算命'结果，这直接导致了我对改良派未来立场的一种担心。我今天就把它讲出来。首先，中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其次，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不可能是别的，它只能是普通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扩大版。用某些改良派的说法，就是暴民革命。改良派的六四反思，以及卡玛的文献片《天安门》，让我看清楚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改良派普遍的，基于功利主义的成王败寇思维。成王败寇思维的最大问题，在于这样的立场经常是飘忽不定的。改良派的道义是非，经常会随着结果的不同而改变。说到这里，当年康有为反对‘天不变，道义不变’的说法，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改良主义者必然也是功利主义者。在功利主义眼里，道义是可以随着结果而变的。

结果是，在中国通往普世文明的路上，改良派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绊脚石，而不是思想意义上的推动者和启蒙者。如果我是在用伏尔泰，卢梭那样的认知标准来要求中国知识分子，我觉得 的确不够公平。但是，如果用学懂人家的思想的标准，我认为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然而，通过电影《天安门》让我看到，中国知识份子连学懂人家的思想的能力都不具备。他们对六四的态度，让我看到了一群”改良暴知“。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假如当年的六四取得了成功，他们的观点，包括制片人卡玛，戴晴，吴国光，梁晓燕，刘晓波，侯德健，肯定会跟他们在电影中的说词是相反的。

另外一个让我比较反感的现象，是知识分子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角色。一些教师，包括梁晓燕，戴晴等，他们是站在参与者和看热闹者之间的墙头上，准备随时进退的。当感到安全的时候，他们就从墙头上跳下来，给学生出谋划策，指手画脚。当学生们因为他们的指手画脚而分裂时，他们便反过来指责学生“自己不学会民主，如何实现民主？”我发现，他们在电影《天安门》中对学生的全部责备，几乎都是基于极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或者是机会主义的。他们不懂的一点是，无论是学生，还是他们自己，在民主运动面前，都是责任对等的公民，而不是一群官阶不对等的政客。他们自己怀有强烈的功力政客心态不说，还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具有这样的政客心态。否则在他们看来，就是不理性，不成熟。但是我认为，绝对的机会主义理性，恰恰是一种伪理性。中共教育的最大失败，在于将所有人都培养成了政客。在这样的环境中，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也必然是错位的.

即便是用西方民主社会的最低标准，作为历史文献片的制片人，我也不认为卡玛是合格的。因为里面包含了太多的个人私货。这部影片是通过毛泽东的革命和六四的‘革命’对比的方式来展开的，我不知道是卡玛有意为之，还是受美国实用主义国际政治的影响，影片中是强烈地隐含着这样一个主观观点。与其说是反思，更多的是通过对毛泽东革命的否定，达到否定六四学运的目的。

美国的实用主义国际政治，对于民主完成时的美国自身来说，用睁一眼闭一眼的眼光看中国的民主，基本上不存在内部道德问题。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用同样的标准看中国民主，就是大有问题的。例如，美国的政治精英们，从来不会将用于国际的实用主义道德，搬到美国本土。

容易想象，就像《天安门》里的几个知识分子们对待六四学生的出尔反尔态度一样，他们对待未来的中国革命的主体，普通老百姓的态度，肯定也不会好到那里去。肯定也会用政客的狡黠标准，要求老百姓，如果老百姓做不到，难免会被他们指责为暴民。现在已经有改良派在批暴民运动了。从这一点上说，改良派的良知根本就不如毛左。毛左的一个可圈可点之处，在于主观上，他们确实是坚定的站在底层老百姓一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