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的這篇，可能又要得罪一大批人了， 包括一些較為溫和的右派。長時間以來，我一直在儘量迴避從功利主義的角度談論中國問題。我這樣做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我覺得，中國人的思想中幾乎什麼都缺，偏偏不缺功利主義。功利主義在中國，已經是太多太濫了。實在是需要一些絕對主義思想來平衡一下。

我之所以咬住改良派遲遲不肯放鬆，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基於我對中國未來的革命性質的一個'功利算命'結果，這直接導致了我對改良派未來立場的一種擔心。我今天就把它講出來。首先，中國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其次，未來中國革命的性質，不可能是別的，它只能是普通群體性事件的一個擴大版。用某些改良派的說法，就是暴民革命。改良派的六四反思，以及卡瑪的文獻片《天安門》，讓我看清楚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改良派普遍的，基於功利主義的成王敗寇思維。成王敗寇思維的最大問題，在於這樣的立場經常是飄忽不定的。改良派的道義是非，經常會隨着結果的不同而改變。說到這裡，當年康有為反對‘天不變，道義不變’的說法，也就不足為怪了。因為改良主義者必然也是功利主義者。在功利主義眼裡，道義是可以隨着結果而變的。

結果是，在中國通往普世文明的路上，改良派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絆腳石，而不是思想意義上的推動者和啟蒙者。如果我是在用伏爾泰，盧梭那樣的認知標準來要求中國知識分子，我覺得 的確不夠公平。但是，如果用學懂人家的思想的標準，我認為這樣的要求並不過分。然而，通過電影《天安門》讓我看到，中國知識份子連學懂人家的思想的能力都不具備。他們對六四的態度，讓我看到了一群”改良暴知“。有一點我可以肯定，假如當年的六四取得了成功，他們的觀點，包括製片人卡瑪，戴晴，吳國光，梁曉燕，劉曉波，侯德健，肯定會跟他們在電影中的說詞是相反的。

另外一個讓我比較反感的現象，是知識分子在天安門廣場上的角色。一些教師，包括梁曉燕，戴晴等，他們是站在參與者和看熱鬧者之間的牆頭上，準備隨時進退的。當感到安全的時候，他們就從牆頭上跳下來，給學生出謀劃策，指手畫腳。當學生們因為他們的指手畫腳而分裂時，他們便反過來指責學生“自己不學會民主，如何實現民主？”我發現，他們在電影《天安門》中對學生的全部責備，幾乎都是基於極端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或者是機會主義的。他們不懂的一點是，無論是學生，還是他們自己，在民主運動面前，都是責任對等的公民，而不是一群官階不對等的政客。他們自己懷有強烈的功力政客心態不說，還要求所有的學生都必須具有這樣的政客心態。否則在他們看來，就是不理性，不成熟。但是我認為，絕對的機會主義理性，恰恰是一種偽理性。中共教育的最大失敗，在於將所有人都培養成了政客。在這樣的環境中，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也必然是錯位的.

即便是用西方民主社會的最低標準，作為歷史文獻片的製片人，我也不認為卡瑪是合格的。因為裡面包含了太多的個人私貨。這部影片是通過毛澤東的革命和六四的‘革命’對比的方式來展開的，我不知道是卡瑪有意為之，還是受美國實用主義國際政治的影響，影片中是強烈地隱含着這樣一個主觀觀點。與其說是反思，更多的是通過對毛澤東革命的否定，達到否定六四學運的目的。

美國的實用主義國際政治，對於民主完成時的美國自身來說，用睜一眼閉一眼的眼光看中國的民主，基本上不存在內部道德問題。但是，對於中國人來說，用同樣的標準看中國民主，就是大有問題的。例如，美國的政治精英們，從來不會將用於國際的實用主義道德，搬到美國本土。

容易想象，就像《天安門》裡的幾個知識分子們對待六四學生的出爾反爾態度一樣，他們對待未來的中國革命的主體，普通老百姓的態度，肯定也不會好到那裡去。肯定也會用政客的狡黠標準，要求老百姓，如果老百姓做不到，難免會被他們指責為暴民。現在已經有改良派在批暴民運動了。從這一點上說，改良派的良知根本就不如毛左。毛左的一個可圈可點之處，在於主觀上，他們確實是堅定的站在底層老百姓一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