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中國很有可能在2020年之前發生政治和經濟兩個層面的巨變，兩者發生的順序會產生不同的影響。雖然經濟放緩和政治變革的順序還不十分明確，但可以確定的是中國的巨變會在國內和國際上產生重大影響。2011年12月1日美國智庫胡佛研究所發布報告對此予以分析。主要內容編譯如下：
中國面臨着巨變，而且很有可能是突變。在過去的30年裡，中國經濟以年均9%的增長率快速增長。這種增長不僅具有重大的國際意義，而且已經在國內產生了深刻的社會影響，也勢必會對其國內政治產生影響，問題只在於發生時間的早晚。
改變會在政治和經濟兩個層面上發生。兩者發生的順序將影響其結果，而目前這個順序非常不確定。無論如何，大斷裂可能會發生在2020年之前。
社會變革
發生時間的早晚會有巨大的差異。一種觀點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將最終導致政治變革（1988年鄧小平曾對喬治·舒爾茨說，50年後，中國會成為一個民主國家，這個50年的意思可能是說“別想了！”）是一回事兒，但指望這個十年內出現政治變革是另一回事。不過事情並非如此簡單（事實上，也從來不簡單）。另一種觀點是，這個十年間中國經濟很有可能突然減速。我們不應該認為這些推測是孤立的，政治動亂會損害經濟，而經濟急速下滑肯定會產生政治後果。政治混亂和經濟震盪如何相互作用只能靠推測，現分析如下：
假設中國繼續保持高速增長，上述巨變最早發生的時間是2015年（這個時間非常近，足以引起我們的注意），而在權力交接的年份這種概率隨之增加。將高增長和巨變時間聯繫起來的共同因素，是到大約那個時候中國的人均GDP將達到17000美元（按2005年的購買力平價）。在這個收入水平上“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將所有非石油盛產國評定為“部分自由”，大部分國家被評定為“自由”。教育可以促進自由，這方面中國也正在穩步提高。儘管中國現在仍屬於“不自由”國家行列，但假設每年增長率繼續保持9%-10%，中國將在2015年達到“自由”的水平。如果增長率像溫家寶總理曾經暗示的那樣降至每年7%，也可在2017年達到自由水平。（更準確地說，只要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到2017年中國有一半的機會被宣布為“部分自由”國家，而在這之後，這種概率進一步增加。）
對這個話題的大部分討論主要圍繞政治自由，即人們能夠選擇自己的統治者，這是可以理解的。但“自由之家”有兩個自由指標：一個是政治權利，另一個是公民自由權利（對於後者可參考美國的權利法案）。根據這兩個標準，今日的中國在政治權利上仍屬墊底，在公民自由權利上只略高一檔。對於政治方面的評定應該沒有什麼異議：中國是一個列寧主義國家，即共產黨將經濟自由化和嚴格的政治控制相結合。但經濟自由化正產生深遠的社會影響，其基石是財富。儘管財富分配肯定是不平等的，但在中國東部的許多城市中出現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私有部門也正日益壯大，媒體比10年前自由，比30年前更自由（但政治言論明顯仍不自由），勞動市場更加開放，城市居住許可的約束力日益減弱，宗教活動雖然經常受到騷擾，但被廣泛容忍，法律體系改革緩步移動，人們的權利（不是傳統的中國價值觀）意識日益增強。以“自由之家”的標準來看，這些進步意味着公民自由權利的提升。
中國的情況放到世界的模式中考量，就可以發現經濟發展和民主自由之間存在着密切的關聯。三種可能性可解釋這種關聯性：1）發展可能導致民主；2）民主可能促進發展；3）發展和民主可能有一個共同的動因。第一個觀點，即發展導致民主，是由西摩·馬丁·李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提出的。他的假設是，只有擁有受過良好教育且富裕的公民的社會才能抵制政治家的蠱惑。穩定的民主的前提是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物質資本的積累。教育促進增長，而學校教育增強了反對專制的民主革命的可能性，降低了反民主政變的成功概率。
羅伯特·巴羅（Robert Barro）對100多個國家進行的分析支持了李普塞特的觀點。他發現，收入和（初級）教育程度越高，自由度也越高，但在有選舉權的積極因素的出現及其在政治上的表現之間還存在很大的時間差。在教育方面，2000年中國25歲以上人口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只有5.74年。重大改善教育狀況的措施正在實施，尤其在農村地區和快速擴大的後中等教育。到2025年，25歲以上普通中國人接受正規學校教育的年限將接近8年。雖然進展緩慢，但假以時日必然帶來巨大的成效。巴羅將這個時間差歸咎於受經濟和社會變量影響的制度的慣性，他還說，20年後“民主水平幾乎完全是由經濟和社會變量決定的。”
這一發現有助於人們理解為什麼今日像中國這種高速增長的國家，其自由度評定遠低於其當前收入可能達到的水平。
亞當·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與其合著者還發現，經濟發展程度最能預測不同政治體制的發生率，但他們的解釋是富裕民主國家的存活能力遠高於在高收入上從獨裁到民主的轉型。兩位學者的另一個發現是，一個國家的收入水平越高，這個國家的民主體制持續的時間越長。
巴羅和普沃斯基認同民主不會直接導致高增長的觀點，托斯特恩·佩爾森（TorstenPersson）和圭多·塔貝里尼（GuidoTabellini）進一步印證了這一觀點。他們認為關於民主化帶來經濟增長的證據缺乏說服力。他們寫道，“民主”是一個過於生硬的概念，制度細節非常重要。
達倫·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及其合著者支持第三種可能性，即民主和發展有共同的起因。他們認為“儘管收入和民主存在正相關係，但並無證據顯示兩者是因果關係。相反，歷史因素似乎塑造了不同社會中不同的政治和經濟發展道路，由此導致民主和經濟表現之間的正相聯繫。”這些學者發現政治和經濟發展道路是相互交錯的。一些國家走上了與民主和經濟增長相關聯的發展道路，而另一些國家則走上了以獨裁、鎮壓和比較有限的增長為基礎的發展道路。
不管採用哪一種解釋，一個民主化的中國出現在東亞並非不可能。“自由之家”把日本、韓國和台灣都評為“自由”，把新加坡評為“部分自由”，這些都表明西式的民主可以紮根於華人社會。
中國政府已經為官員的選舉打開了一小扇窗，這項措施於1988年開始實施，但只限於農村。到90年代中期，90%的村幹部通過投票產生。然而，諸如個人直接提名、多個候選人、秘密投票、公開計票、當場宣布投票結果，以及正當的罷免程序等要求並沒有一直被遵守。幾年前，選舉似乎有望向上擴大至鎮一級，但這一情況並沒有發生。
現在政府需要面臨一個與以往不同的局面：人們在表達自己的不滿時感覺受到的限制減少了。不滿有很多，一旦發現政府有錯的事件，就會引發不滿。人們對發生在2011年7月動車事故的反應就是一個例子。這次事故本身已經足夠慘烈，但引發許多人憤怒的是政府試圖掩蓋真相。
人們表達不滿的途徑之一是官方所謂的“群體性事件”。群體性事件是指為反對警察的不公，地方政府為獲利而強征農民的土地，以及少數民族反歧視等行為而掀起的抗議和罷工。1995年，大約有10000起這類事件公布。10年後，這一數據增加了10倍。政府已停止通報這一數據，但根據非官方的統計，2010年大約有160000起。抗議者通常避免直接挑戰政府的權威，而傾向於援引黨的文件、法律、國務院條例，以及中共領導人的講話中列出的權利。抗議者也通常謹慎地將抗議的內容局限於地方問題。我們不應當認為，農村的抗議會嚴重威脅當前體制，人們知道歷史上抗議者的角色，也知道領導的角色--有時候領導會鼓勵他們抗議，以此作為查處地方貪官的一種手段。然而，這既不是黨的統治不穩定的信號，也不意味着黨的合法性。
事實上，壓力更分散，來源也更廣泛。當富裕的郊區居民的財產權利受到影響時，他們樂於組織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並確保電視台的攝像機隨時跟拍。中國迅速成長的法律界大有人才，包括從法官到心懷怨言的公民，都試圖建立更加獨立的法庭。
另外，還有網絡。儘管政府通過種種手段審查和刪除網絡討論，但網絡仍充斥着具有反叛意味的嘲諷。
技術正在改變人們獲得信息的方式和彼此交流的能力，一項技術就是無處不在的手機。中國當前的手機用戶大約為8.5億人，預計未來幾年手機用戶的數量可能超過10億人。每天發送的短信大約是5億條，政府已經沒有能力控制大眾傳播消息（比如下一個類似SARs疫情的爆發）、組織抗議或者揭發腐敗。手機成了大眾組織示威遊行的一個工具。
網絡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中國大約有5億網民，這個數量同樣在快速增長。由於其他信息和娛樂渠道受到比其他國家更多的限制，因此其社會影響更大。這導致在搜索信息和寫博客的網民和試圖施加嚴格限制的審查者之間上演了一場不停歇的遊戲。
無論是通過網絡還是手機展現人民的權力，都違背了列寧主義控制的教義：通過地理和社會階級將個人分隔開來。所有這些現代化手段都得到了當局的許可（但有一定限值），這是鑑於這些網絡社交技術帶來的經濟利益；而如果對其施以更嚴格的控制，就可能削弱經濟增長。
經濟和政治動盪？
黨的領導人將高增長視作繼續執政的必要手段，但高增長正播下他們垮台的種子。那麼，中國的高增長率會繼續保持下去嗎？每年9%的增長率無疑將會放緩，有一句俗語是“大樹高不過天”，30年的高速增長（1989年因天安門事件短暫中斷過）已是非凡。一種普遍的看法是，經濟增長將因更加緩慢的勞動力增長而逐步放緩。勞動力增速放緩的原因是，一方面勞動力從低邊際生產力的農業向高生產力的城市工作的流動下降了，另一方面中國的技術水平已接近世界前沿。
一些學者，比如最近的巴瑞·艾肯格林（BarryEichengreen）、康鎬炫（KwanhoShin）和朴東炫（DonghyunPark）持有相反的看法。他們發現，幾乎所有非石油出口國家的高增長在其人均GDP達到16740美元（按2005年國際物價）的時候停止了，年增長率從5.6%降至2.1%。他們注意到中國正處在這樣一種演變中，並預計在2015年達到那種水平（如果以每年7%的增長率計算的話，會在2017年達到那種水平）。他們估計，未來的年經濟增長率會下降2%-3.5%，這樣一來，中國的年增長率就會降至6-7%。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一旦GDP達到那個水平，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轉移的紅利就會下降，同時也降低了利用外國發達技術所產生的紅利。另一個推動增長放緩的原因是中國的匯率被嚴重低估。這三位作者觀察到，只有香港和新加坡這兩個快速增長的經濟體順利通過了16000美元的暗礁。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生產力增長的放緩。
假如急劇放緩真的發生了，那麼會產生一些什麼後果呢？對國內的影響主要取決於放緩發生的行業和地域，已經出現很多資本投資回報率低的情況，比如說投資在高速列車上的3000億美元。政府可能會通過削減某些資本投資（也必然會那麼做）和鼓勵消費（消費對GDP總體的拉動已降至36%的低點）來應對。事實是政府已經表示會這麼做。
幾乎毋庸置疑的是，中國的穩定，事實上是黨的執政的合法性需要保持高增長率（GDP年增長率至少達到7%）。雖然奇蹟很少發生，但7%的增長率值得世界其他任何一個國家艷羨，但中國增長的嚴重放緩很可能會造成一系列國內外影響。
從國內而言，增長放緩的前景會引發很多問題。比如，增長放緩會給已經日益惡化的不同收入分配階層帶來什麼不同的影響？一些權貴人士在炫耀他們的財富，網絡上充斥着這樣的實例。一旦經濟形勢惡化，這樣的消費會遭遇什麼問題呢？
哪一個行業受到的影響最大呢？由於建築工人的失業率日益上升，房地產業的破產時代即將到來。汽車產業會受到什麼影響呢？作為世界最大的汽車消費市場，2010年汽車的銷售量是1800萬輛，官方預計到2011年可達到5000萬輛。包括大學生就業在內的本已嚴重的失業與未充分就業問題會出現什麼狀況呢？人們在期望破滅會作何反應呢？對黨的不滿會不會猛增呢？
至於可能的國際影響，艾肯格林和他的同事指出：“根據一些預測，中國一國占世界需求增長的30%，而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合占45%，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作為整體占全球需求增長的健康多數。”簡而言之，中國的這種增長放緩會嚴重影響世界的經濟增長。
最易受影響的是巴西、印尼和澳大利亞等原料供應國，不過還有像日本和德國這樣的機械供應國。基於世界貿易的多邊性，美國的出口同樣會受到削弱。
嚴重的增長放緩可能會在幾個方面影響中國的國防和外交政策。增長放緩意味着中國未來的軍事潛力不會增長過快。中國會越來越感到難以負擔諸多的高新武器--許多人認為這些武器是中國將會擁有、也是解放軍明顯會期望收到的。如果國家的經濟形勢嚴重到一定程度，政府可能冒險尋找外部的替罪羊，首選目標就是美國人。
黨可以逐步通過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來避免可能的嚴重動亂的發生。這正是同為列寧主義政黨的國民黨在台灣的做法：先在地方政府賦予人民政治選擇權，後擴大到議會，最後到總統選舉。這個進程並非沒有困難，但相對順利。黨的領導層沒有沿用這個自下而上的辦法可能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對其控制權的威脅太大，或者認為這樣會造成政治騷亂。儘管人們對此不願給予批評，但中國未來可能確實面臨着一個巨大的麻煩。
政治和經濟動盪的相互影響
回到最初的論點：2020年之前的某一個點上，中國可能發生政治和/或經濟的巨變。如果巨變真的發生，儘管人們只能猜測這些事件會如何進展，但這兩個事件發生的前後順序會產生截然不同的後果。如果重要的政治自由化先行，那麼只要經濟放緩不是很嚴重，就不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但是如果事情反向發展，即經濟放緩先於政治變革，那麼嚴重的經濟放緩可能或者導致政治自由化，或者保守集團成功地收緊控制，或者造成長時間的政治動盪。對於這些我們並不能確定。
無論如何，中國未來10年的發展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影響非常之高，而其影響的深度和廣度都將比現在更嚴重。
作者：亨利·羅文（Henry S.Rowen），系美國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高級研究員，斯坦福大學雪恩斯坦恩（Shorenstein）亞太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及商學院名譽教授。
原文“China：Big Changes Coming Soon”刊登於胡佛研究所《政策評論》（Policy Review）雜誌第170期，2011年12月1日
原文網址：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policy-review/article/100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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