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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是聯邦制，民選只能選中央一層的核心領導，地方政府是執行機構，他們的人員組成應該是民選的中央來任命，以形成一個高效的政府團體。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的聯邦制是歷史原因造成的，是一種相互妥協的結果，並不是比中央集權制好。但具有決策權的人是人大代表/議員，他們一定要由民選得出，每一級都是如此，以保證決策的民主性，當然這些決策也只能在中央決策的框架內。

選舉權就可以體現普通人民主權力，不能給普通人對國家大事的決策權，因為什麼事都全民公投效率太低，也容易被不全面的信息誤導。所以選票也是普通人民主權力的唯一體現方式，每一個人把選票投向他認為能代表自己的人，選出的領導就能代表全社會的正義方向。這唯一的實現方式一定要得到保障——具體事情的決策可以由代表代議，但誰當領導這個問題不能代選，否則社會權力就會落入知識分子階層，因為被選中的代表都是有知識的。

2. 公民責任

民選是公民權力的體現，與之對應的是公民的責任，這個詞往往會讓人聯繫起素質，甚至一些美德。其實不是這麼回事，公民責任不需要人們背負巨大的道德壓力，它僅僅要求人們有一種遵守法律，遵守流程的習慣，也可以叫做執行力，組織性。民選是為了保證國家決策的公平，正確，公民責任是為了保證決策能夠執行。

這就會引出一個問題，儒家的禮教也是一種規則，如果人們都遵守了也是一種組織性。但制定禮教的儒生們不是民選的，所以他們的制定的這些規則不代表社會的正義性。在沒有民選條件的歷史上，這種不正義的規則比沒有規則要好，所以造就了中華民族數千年的輝煌。然而當民主具備了條件，已經被一些國家實踐了的時候，民主的，正義的規則和不正義的規則所統治的社會立馬就區分出了高下。

當然還有其他一些細節的問題，如司法獨立等，實現了民選以後，都可以由人民自己決定。只有看到民眾的需求的候選人才會被選中，那麼他的施政方針就是人民的意願。

反對中國民主的各種論調

1. 中國發展的效率高於民主國家，所以不需要民主

這是近幾年一些人用的比較多的理由，關於中國的發展效率問題，我們總在引以為傲的78年之後中國從經濟崩潰的邊緣在短短幾十年之後變成了GDP第二大國。但這不是事實，1978年中國GDP 2683億美元，世界排名第15位，沒有到崩潰的邊緣。而單就發展效率來說，在歷史上也不算特別突出，商鞅變法16年後秦國確立西方霸主地位；王安石變法4年之後開始收復失地；英國工業革命開始，尼德蘭人才流入20年後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明治維新27年後日本打敗中國，而中國的“特別是”已經35年了，國家統一不了，還天天有人來爭領土，領海。

而且效率不是社會發展的唯一指標，一個國家發展快的同時，要考慮風險，及穩的問題。對公司也是如此，在不同的公司工作，和不同國家的人打交道之後發現中國人是最不保守的，使用新技術最大膽，對新事物的接受最快，做出改變的決定最容易，中國人的公司在起始階段發展也非常快。相對而言，德國人最保守，最古板，而與之對應的事實是中國人的公司平均壽命3年，德國人的公司平均壽命60年，也許中國人的公司的發展模式就是中國模式的一個縮影。

另外一方面就是公平感問題，不患寡，患不均的思想不僅僅中國人有。世界各國的政府都在努力縮小貧富差距，而中國政府恐怕是近幾十年來少有的一個故意製造貧富差距，還在理論上為其提供支持的政府。幾十年前肯尼迪總統在就職演說中就說過—— 如果一個自由的社會不能幫助那些貧窮的大多數，它就不能救贖富有的少數人（If a free society cannot help the many who are poor, it cannot save the few who are rich.）。

不公平引發的不幸福感就是一種風險，一個不穩定的因素。真理確實很多時候掌握在少數人手裡，有這些少數人掌握國家確實能取得很高的效率。但正義永遠在多數人手裡，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裡，也只有自己才能代表。民選有可能會讓中國的發展慢一些，但這種慢是穩定的，因而可以長治久安。

只有民選可以造就公平，公平的社會才會穩定，才可以規避或應對風險。民選有沒有可能選錯，有可能，但並不可怕，選錯了就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這也是公民責任的一個方面。民選作為一種制度，就像大公司的質量流程一樣，會降低效率，但可以規避風險。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公司的發展都不是一帆風順的，都會走一些彎路，但有的能夠回到正確的方向上，有的則一去不回頭了，區別就在於應對風險的機制。

2. 中國特殊論

各種說辭比較多，不一一重複。但實際上中國人民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民一樣，有胖的，有瘦的，有高尚的，有卑鄙的，有聰明的，有糊塗的，一點也不特殊。那麼多中國人在民選的國家裡，都過得好好的，生活沒有困難，也沒有給所在的國家製造麻煩。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就可以民選，所以中國人不特殊，中國也不特殊，當然也可以民選。

3. 西方陷阱論

確實西方國家拿着民主，人權的旗幟來向中國發難不是為了中國好，他們的行為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中國政府維護國家利益和這些國家鬥爭是正當的，不能算作邪惡。政府腐敗，維護回來的國家利益不能被人民享受是一碼事，和外國爭取國家利益是另一碼事，不能因為腐敗就否定政府的所有行為。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是客觀存在的，一幫公知，吹鼓手把用人權，民主來對付中國的國家說的上帝一樣神聖，把中國說的一無是處，那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是在睜着眼睛說瞎話。中國的民主也是一種中國人決定自己的事情的體制，而不是受美國資助的團體，更不是美國人替中國人做決定的體制。

人權問題是他們攻擊中國的一大利器，這個攻擊點找到很準確，中國的人權確實有問題。人權不是內政問題，就像一個人在家裡把老婆往死里打，鄰居，警察都可以去管，那不是家務事一樣。然而他們拿着人權問題攻擊中國並不是想幫着改善，而是削弱中國——也是為了他們的國家利益——然後趁火打劫，否則他們就不會對中國人權危害那麼大的貪官進行庇護了。

但民主是個好東西，不論別的國家處於什麼目的，對自己有好處的就應該用。就像當年韓國派奸細鼓動秦國修水利，想用勞民傷財來拖垮秦國，陰謀被識破之後本來要殺那個奸細，水利專家的。但秦國人分析了一下，即便是陰謀，修水利還是有好處，結果不但沒殺，反而重用他繼續修成了灌溉關中平原的水利項目，然後就有了秦國的強大和一統天下。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以反對西方為藉口來反對民主是為了繼續維持不公平的利益，也是別有用心的。

中國民主化的主要障礙

1.獨裁的軍人政權

政變之後由軍委主席制定經濟發展的計劃，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軍人政權。毫無疑問，這個獨裁的軍人政權是當今中國民主化的第一大障礙，這個政權操縱國家的一切事務，領導人的選舉，人大代表的選舉，同時也掌握幾乎所有的社會財富，形成如今的腐敗。這一點就是人們常說的制度問題，誰都明白，不再多說。

2. 士大夫統治

社會權力落入士大夫階層是中國民主化更深層的障礙，如果中國不能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就和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一樣，實現不了民主。說起士大夫，人們往往會想起“知識分子的良心”這句話。但良心和教育程度沒有必然的聯繫，這只是他們壟斷社會權力的一個藉口，知識分子比普通人多的是信息，而不是道德。而且一個長治久安的社會也不是建立在“良心”這種道德水準之上，而是建立在堅守自己被選舉時的承諾上。

因為士大夫對權力的壟斷，普通人的能力和決心長期被低估，這是造成近代中國悲劇的根本原因。在中國歷史上，當民眾的悲劇來臨時，具有決策權力的士大夫並沒有像他們平時說的那樣為民眾犧牲，所有的災難都會降臨到每一個普通人頭上。而一旦災難過去，進入和平時期，士大夫又會出來搖旗吶喊，要求控制社會的全部權力。就像在元朝，整體漢人淪落到最低等級，知識分子也被排到了妓女之後，但在元朝二十多次大規模的起義中，沒有一次是由知識分子領導的。由士大夫壟斷的政權中暴力革命是一種常態，而通過暴力革命建立的必然是軍人政權，結果就是一亂一治的循環。

而中國歷史上的士大夫也沒有特別顯著的功績，絕大多數士大夫都在研究如何牧民，沒什麼人研究自然科學，關心技術革新，所以不可能做出有價值的成績來。這就是為什麼強大的蒙古民族不理解為什麼中國會有一群不從事勞動，專門以讀書和做官為職業的人。中國最可以在世界上稱道的四大發明，沒有一項是由士大夫發明的。太監是士大夫階層最鄙視的一個群體，卻出了發明紙的蔡倫，遠航西洋的鄭和，他們的功績是任何一個士大夫都無法比擬的。

3. 公民責任的缺失與培養

關於公民責任的缺失問題，很多人都已經談到，這裡不再多說。但要強調一下，公民責任和崇高的道德沒有必然的聯繫，只需要遵紀守法，遵守流程就可以。這是一個文化問題，遵守大多數是一種習慣，而不是強制。因為很多中國人在做違背規則的事情的時候並不是出於利益，不是故意犯錯，僅僅是一種習慣。在民主化的國家裡，實際上對普通人的日常行為監督很鬆散，沒有重典，但違法亂紀的事情很少。比如美國能看到的警察很少，但治安一樣很好；澳大利亞的紅綠燈前面的攝像頭很少，甚至還有提示，但並沒有多少人闖紅燈，街頭沒有禁止亂扔垃圾的牌子，街道依然很乾淨。

所以公民責任的培養不是指提提高人的道德水準，而是培養一種遵守的習慣，培養人的組織性。組織性的重要性可見於人們都熟知的那句對中國人的評價：一個中國人是條龍，三個中國人是條蟲。其實這不是說中國人不想團結起來把事情做好，而是在面對同一個目標的執行過程中，沒有組織性，不服從指揮，自行其是，導致了結果的失敗。在軍事歷史上有很多遵守，執行提高了戰鬥力的案例，中國有周亞夫讓皇帝下馬，外國有“服從是軍人的天職”的名言。在現代的企業管理中，無一不重視員工對流程的執行，以保證產品的質量。

這會引起一個疑問，如果決策或者流程本身有問題，怎麼辦？答案仍然是執行，決策和流程有可能不完美，但出了問題是顯性的，能夠發現，同時也是可控的，也就有改進的可能性。而如果為了局部的完美去改變流程，會帶來隱性的風險，損失往往會更大。

而習慣性的遵守也不等同於奴化，在民主的社會裡，規則本身就是民眾的意願。而且不同的意見的人有言論，遊行等表達的自由。但同時決策機構也有不聽從這些言論的權力，那麼在這些人的觀點沒有形成法律之前，還要按着現行的法律執行。

中國民主化的實現方法——文化革命

1. 從士大夫集團統治到民主需要文化革命

這三個敵人中獨裁的軍人政權的具體操作者還是士大夫，所以要解決的問題就兩個，一個是士大夫集團還政於民，一個是培養人民的公民責任。

讓現在的統治集團交出權力，那是與虎謀皮，公民權力需要爭取。而如果用暴力革命的方式爭取，最終得來的還是一個軍人政權，因為面對現在的政權，沒有軍事力量沒辦法取得勝利，而這些軍事力量在政權替代完成後就成為軍人政權的主體。文化革命則沒有這個問題，當然現有政權也不可能拱手讓人民進行文化革命，那就只有政變，通過政變建立的政權里相對來說軍人的權力沒有那麼絕對化，這將為文化革命提供條件。而傳統的士大夫文化的核心仁——也就是依據決策者的喜好，特權，階層與民主文化的核心遵守，平等是截然想反的，這些文化的差別決定了要民主，必須對士大夫文化進行革命。

2. 以工業化為嚮導的文化革命可以培養人的公民責任

那麼人的組織性即公民責任是哪裡來的呢，我們從目前已經實現民選的國家來分析。這些民選的國家有搞得好的，也有搞得不好的，則被作為民主的反面典型。對比這些國家，我們可以發現，經過工業革命或者受其文化影響的國家的民主都搞的比較好，而沒有的則搞得不好，政變，戰亂不斷。這和富裕程度沒有必然的聯繫，中東的很多國家非常富裕，但民主化很失敗。這些事實也說明了中國的民主化不僅僅是制度問題，還需要從更深的層次來解決。

其關鍵就是工業化，作為文化屬性的工業化，其特點是協作性和流程化。在工業的作坊階段，一個工廠的老闆可以看見所有的員工，他可以根據每一個員工的表現給予獎懲。每一個員工也知道產品的最終功能，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對產品最終功能的影響，也就可以做一些調整，以提高產品。在小農經濟階段，每個一家之主都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調整自己的生產，不需要服從什麼流程。那麼一直處於這種生產狀態的人，如果面對空無一人的路口，當然也可以闖紅燈——如果剛好那個時候沒有車經過，闖紅燈這個事件對他來說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抉擇，是正確的。但如果每一個人都從自己的立場出發，選擇闖紅燈，那後果就不言而喻了。

然而這些在大工業時代都變得不再可能，在大的跨國公司里，有可能整個工廠的人都沒有產權，都在給別人打工，有的人一輩子都見不到公司的主人，那公司的主人當然沒辦法根據其表現進行激勵。我所經歷過的跨國公司里，個人獎勵也有，但只占工資的十分之一，沒人看到眼裡，基本上是干的多干的少一個樣，幹得好幹得壞一個樣。另一方面，分工細化，一個工廠生產的零件有可能要在幾千公里外的另一個工廠去裝配，中間不知道還有多少步驟。所以員工不知道他們生產的東西的功能性要求，所以就不能調整，那麼能做的就是嚴格的服從流程。

這就是大工業時代賦予人的特點——遵守——不跟據激勵改變自己的勞動，流程怎麼說的就怎麼幹。簡單點說就是職業精神，這不需要奉獻，不需要背負任何的道德壓力，只要按部就班的做分內的事情就可以了。在歐美國家，有成千上萬的這樣的人，他們沒有公司股權，一直在打工，甚至不知道為誰打工，他們也沒有特別大的積極性，只是按着流程完成上級分配的任務，就是這麼一群人，構成社會穩定的基石——中產階級。一旦在公司里形成了遵守的特點，到了哪裡都是這樣，而這種特點用在公司里是職業精神，用在社會上就是公民責任。

與此同時，在大工業時代，管理和執行都是一個環節，發布指令和執行指令都是工作職責，雙方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服從別人的指令，不意味着低人一等。只有在士大夫文化中，揮者是人上人，而被指揮者是治於人的，數千年的士大夫統治中，他們總是把普通人民當作牲口，而他們的職責是“牧”這些民。

所以工業化對人民來講可以培養起組織性，而對管理者來講，可以消除特權，階層思想，最終消除民主在文化層面的障礙。這裡的工業化是廣義的工業化，就是用工業的管理方法來做事情。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人口比例大，那麼如果用工業化的方式來進行農業生產，就可以在廣大農村建立起民主文化，中國的民主就不那麼遙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