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真实的记载。原文挺长，只能分几次转贴。还有朋友记得沈元这个名字吗？与这位作者有深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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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逃亡记
一个中国反苏分子的家国情怀
雷光汉 原著
萧 默 编订
题记
怀念《我的祖国》——中国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船夫的号子
看惯了来往的白帆
前 言
今年是2011年，我已经七十六岁了。11年前，即公元2000年，当我六十五岁垂垂已老之时，花了一年时间，用我的全部心神，基本上写成了这本小书。我记下了自己坎坷的三十年，也记下了在流亡生活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我的中国同胞和他们形形色色的经历，和苏维埃帝国解体前平民社会的种种世相。我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中国人遭受最大灾难的时代，世界局势变化最激烈的时代，我有责任把它记录下来，即使是一鳞半爪。因为它是历史，普通人的历史，爱国者受难的历史。
书中全是事实的记录，只是，我是完全凭着个人记忆写成此书的，没有利用任何文字资料。同时，我已有三十年几乎没有和纸、笔接触了，使用中文，已经笔不成书语不成言，连一些汉字汉词也忘掉了。因此，有些事件的时间，地点便不免会有所遗漏。
有几点说明：
1，本书记录的全部事件都是在苏联时代发生的，但苏联已不复存在，人们提到它时都用“前苏联”，我略去了“前”字，可以节约不少字。又，本书初稿写作于2000年，所记事件都发生在上世纪，为减少字数，凡“上世纪”三字均予省略。
2，本书所用词出现频率最多者之一的“KGB”（克格勃，俄文 КГБ），即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当时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内镇压，对外收集情报和从事颠覆活动的机构，曾不断纠缠过我，我将其直接写成其中文拼音的简称KGB，也可以减少不少文字。
3，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本书没有太多涉及我在国内的经历。
4，萧默博士是与我相交半个多世纪，感情胜似亲兄弟的朋友。1994年，在人讯两隔将近30年以后，他多方打听到了我的下落并和我联络上了，寄来了100美元，1998年又资助我回北京在他家欢聚，并鼓励我写下这本书稿。2010年，他和他的朋友又一次资助我携书稿去北京，并不顾老迈之身，为我仔细修订书稿，极大弥补了因为我与祖国文字的长期隔绝而致的语不及义之憾。我们是贫贱之交，患难之交，刎颈之交。本书的出版诸事均委托他全权代理，并授予了委托书。
5，本书献给我的祖国——中国。
6，本书版权为我的爱女、萧默博士的义女雷鳗澧·光诺芙娜所有，是我给她留下的唯一比较像样的“遗产”，文责则由我自负，她不负本书的任何责任。并且直到今天，她还没有具备阅读本书的汉语水平，我写作时也没有与她有过任何讨论。
雷光汉 公元2011年元旦
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塔拉斯城
编订者言
萧 默
1961年秋天，当年我24岁，刚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分配到新疆伊宁市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建筑设计室工作。一天，办公室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个子不高而壮实，说话带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自我介绍说叫雷光汉，湘西土家族，出身农家，自称“土里土气”，北大历史系毕业，说是来看朋友的，指名道姓却是要找我。可我并不认识他。原来他已从当年同时分配到伊犁工作的大学生中听到过我的名字，又都是湖南人，年龄也差不多，真是“相逢何必曾相识”，彼此间自然就熟悉起来。我记得与他的第一次交谈主要是关于伊犁历史的一些事，远如细君公主、解忧公主，近至纪晓岚、左宗棠、林则徐、魏源和洪亮吉，觉得他知道的事情真多。
不久我就发现，雷兄是属于那种所谓“痴情的爱国者”、具有浪漫主义气质或称“性情中人”式的人物，五七年因“散布”俄国曾侵占了中国许多地方，即使按不平等条约，“江东六十四屯”也仍是中国的领土等“言论”，以“反苏”的罪名戴上了右帽。雷兄的本性原无城府，但历经“运动”的锻炼，初次交谈，虽然仍不免于慷慨激昂，视天下为已任的那一种书生意气，遣词造句却已经隐约有了另一种斟酌。他被分配到伊犁后又被分到中苏口岸霍尔果斯县一所从戴帽小学升格的中学教书，自作多情，在伊犁日报开了一个“伊犁夜话”的小专栏，不断写一些介绍伊犁历史的故事，宣传民族团结。我在伊犁待了两年多就调到敦煌去了，他却活得非常累，文革一来，“伊犁夜话”与“燕山夜话”挂上了钩，加上“老右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两个头衔，再加上他和“极右派”沈元的关系，成了霍城县的第一揪斗对象，被送到矿井挖煤，又险些被枪毙，在得到好心人通风报信后，仓惶逃往苏联哈萨克斯坦。在苏联也没吃到好果子，因坚持只反文革绝不反华，多次拒绝与KGB合作，拒绝到反华的东方研究院和莫斯科反华出版社工作，拒绝参加拍摄反华电影和为反华电台撰稿，而甘愿作为一名“无国籍者”，在哈萨克斯坦当了一名普通工人。以后，又穿越中亚各国，从土库曼斯坦再度偷越苏联国境，准备通过伊朗到“有中国人的地方”即台湾、新加坡继续他的历史研究，被KGB捉回，作为“民族主义者”判处监禁并流放南西伯利亚多年。再以后，见证了苏联消亡的全过程，现定居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靠工人养老金过活，也摆过摊，仍不断写文章论证台湾的历史和必须统一的道理，成了当地的华侨领袖。
我们曾失掉了几十年的联系，1998年他已经六十多了到北京才再次相见。说他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还要感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走前向我要录音机，问他干嘛，说是要录下他给我讲的他的全部人生。我没给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宝贵的史料，你必须自己写出来。几年后来电话说写完了，但不愿出版，说是不想起到可能干扰国家大政方针的不良影响，我说不服他。
2010年他再次来到北京看我，我带着全家，举着“欢迎雷伯伯”的大字到机场接他。他终于带来了十年前就已写完了的手稿，32万字，委托我全权处理，包括编辑修改。我托人将手稿输入电脑，集中了一段时间，什么事也没干，专心修订雷的文稿，有增有减，得30万字。其实我非常强调那种口述历史式的原汁原味的文字的价值，所以我的修订以尽量不改为第一原则。但雷兄这次来京，一到家就对孩子们发表了声明：说他说的还是40年以前的中国话，由于大半辈子住在很少有中国人可以作为交谈对象的外国小城，又几乎几十年不接触纸笔，好些中国词语都忘记了，如果听不明白，可以随时提问，他不介意。读他的原稿，似乎确有这种感觉，所以，我的修订只着重在文字和文学处理方面，如原稿不够规范、病句……等硬伤和稍欠炼字炼句细致推敲处，或不必要的情节枝蔓，以及顺序的调整等。
至于原稿的内容，作者说：“全是真人真事，绝无捏造之处”（不一定真名），加上作者惊人的记忆力和广泛的学识、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却都是些难得的史料，不但具有个人记忆的特殊价值，更是那几十年的苏联，包括中亚各国尤其哈萨克斯坦的社会相、众生相、世间相的写真。那种异国风情，异域格调，对多达几十个民族的文化和生活，对苏联尤其是苏联解体前后那段时期的社会生态，对在那里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中国人，以及从彼时彼地得出的对中国的观察……都在书中有了极其生动真实而丰富的表达，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知识性。比起现在已经常可以读到的中国人在西方的经历，更具有稀有的独特价值。因为，苏联与俄国和中亚这一领域，正是中国读者最不了解的，而由于历史的和地缘的关系，可能也正是我们应该更多知道的。对于这些，修订者没有权利擅加改动，都仔细保留下来了，尽管人们不一定会完全同意书中的判断。对于书中显现的作者“湖南骡子”式的率真而“霸蛮”的个性语言，也全都保留了。
至于作者从一个久居国外拥有亲身感受的角度，以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爱我中国爱我民族拥护改革开放的坚定立场书写的忠贞的一生，对国人发出的一些衷心之言，我想，就更不必求全责备了，就当作是一位早已过了“从心所欲”之年的一位老人的坦率心声，给以宽容的理解罢！
修订中，经过本人建议，作者增加了最后一章“余音——我与沈元”。这不仅在于沈元与作者的密切关系（以至作者的逃亡也与沈元之惨遭杀害直接有关），更在于沈元这个人物，本身就值得在历史上留下浓浓的一笔。
2011年2月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编订者言（萧默）
第一章 历史的大玩笑：一个反苏分子出逃苏联
凄风苦雨之夜
军营初审
受审三月：记住！逃命也不能到敌国
第二章 第二次逃亡
初涉苏联
开始打工
集体宿舍一瞥及其他
老华侨（形形色色的中国人之一）
有一个叫牛水的中国人（形形色色的中国人之二）
密友刘立中（形形色色的中国人之三）
逃亡伊朗失败
又一次边境被捕
第三章 在KGB监狱和南西伯利亚流放地
铁窗七月
流放地一瞥 世界最浪费的农业
垦荒地上的农奴和中国逃亡者（形形色色的中国人之四）
《梦想新中国》
沉重的劳动和无休止的迫害
第四章 定居塔拉斯 重为中国民
中苏交恶中的新老华人（形形色色的中国人之五）
苏联工业 世界最大的次品加工厂
难忘1976年
有了自己的家：妻子，儿子
女儿：“我是中国的好娃娃！”
《一个红卫兵在苏联的遭遇》
中越之战 苏联色厉内荏 刘立中兄去世
可悲的无国籍者
恢复中国国籍
第五章 苏维埃帝国解体
女儿：我们最大的骄傲
阿富汗战争 帝国解体的前奏曲
葬礼和婚礼
回光返照和积重难返
大使馆请客 领事访侨
戈尔巴乔夫开局不利
第一次回国探亲
在母亲的怀抱里
风波：又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
第二次回国
“老革命”和 “太子党” （形形色色的中国人之六）
苏联气数已尽
余音——我与沈元
附录 高华：一个“外逃者”眼中的苏联
——评雷光汉《苏联流亡记：一个中国反苏分子的家国情怀》
第一章 历史的大玩笑：
——一个反苏分子出逃苏联
凄风苦雨之夜
1970年4月24日午夜，两天大雨之后，恰逢天山融雪季节，是中苏界河霍尔果斯河一年中水量最大的时候。最深处水深达到两米，咆哮着翻滚着。我和衣涉水，水淹及颈，在浅水的地方也几次全身冲倒在河中。只好顺水斜切，艰难地走到对岸，从头发到鞋袜已全身湿透了。幸好下水前我用力把眼镜架扭弯扭窄了，近视眼镜还在眼上。
风萧萧，夜沉沉，下旬的月亮光线透出了云层。回望对面高山的阴影，前面邻国边境线上高高的铁丝网隐约可见，还有从远处扫射过来的探照灯光和巡逻车的车灯光，像鬼火一般刺破了黑黝黝的夜空；饿狼嗥叫声，河水翻腾声，一起交织成恐怖的边界之夜，但在我心里已经没有一点恐怖的感觉了。十几年来，挨斗，挨骂，挨饿，挨劳改，我日夜生活在恐怖之中，早就患上恐怖麻木症了。同时，尽管春寒料峭，全身湿透，我全身却热血沸腾，似乎寒冷也离我而去。
我在河岸边的一块大石头上面朝向东方——我的祖国——坐了下来。我知道我已置身异国的土地，一泅过界河，再越过铁丝网就踏上了不归路，而这个国家却是我亲爱的祖国的敌国。我当了十三年“右派分子”，五年“黑帮分子”，家破人亡，在五百米深处煤矿矿井劳改，也许还要押上断头台。罪名只有一条，反苏，反斯大林，反对俄国和苏联分割我国大片领土。但鬼使神差，求生的本能却把我驱使到我反对的这个国家的土地上来了。
我思绪绵绵，全身的热血也沸腾起来。我一定要活下来，活下来亲眼看到那些暴君奸贼的下场，看到祖国的新生。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经历了那么多大灾大难而没有倒下的中华民族会长期沉沦。我看透了“文革”当局的宣传，却又愚蠢地相信了“苏美合作，主宰世界”那一套说法。既然苏美合作，那么到了苏联以后，就可以有机会转到其他地方去了。我要去到有中国人的地方，第一个选择是台湾，其次是新加坡。我不愿意去香港或澳门，我和仇恨日本人一样仇恨英国佬和葡萄牙鬼。
我们土家族是相信报应的，我已经看到一些大人物的报应了：列宁儿女皆无，斯大林一个儿子死于德国战俘营，一个儿子喝酒醉死，女儿则逃到了国外。我相信陈毅元帅的口头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要活下去，活着看到各色人们的下场。我一介书生，没有能力报复人。但活着看到他们的下场应该还是有可能的。
月亮从云层中露出，大概已经是下半夜两点钟了，我站起来向铁丝网走去。走了二十来米，到了铁丝网外面拖拉机犁成的耧松土带，有十来米宽，寸草不见，苏联瞭望台上的探照灯光把铁丝网上空的黑夜变成了白天。黑鸦鸦的铁丝网迤逦远去，不见尽头，几万公里的苏联边界都是用铁丝包围起来的。后来我在苏联听有人发出如此的感慨：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列宁说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老百姓说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边界铁丝网通电化。
我走近铁丝网一看，第一道网有两米多高，像鱼网一样拖在地面，没有剌。我想抓着网眼爬过去，谁知脚一踏上，软绵绵的，既不能用力也无法着手，一下子全身陷入网中，一寸也难以移动。我只好倒下身子滚了出来。第一道就过不去了。怎么办呢？我走过去细心观察，发现铁丝网外端并没有在地面固定，一掀就起来了，也不重。我拉起网钻了过去。紧接着的第二道铁丝网很高，带刺，还密得很，跳不过也钻不过。我抓着铁丝一点点小心地向上爬，终于翻了过去，两手被刺得鲜血淋漓，脚下的解放鞋鞋底也刺透了。后来审问我时预审官告诉我说，我把他们的三根铁丝都踩断了。第三道铁丝网没什么困难，很低，一跳就过去了。过铁丝网以后是又宽又平的柏油路，新疆那时还没有如此好路。公路两边的电线杆子从上至下全都漆满了柏油，不像新疆的只漆了下面一小段。再看电线杆上的编号，写的是俄文字母，使我确信是逃到苏联来了。
这里要补叙一句，其实我逃离霍城已经两天三夜了，我是投水自杀没有成功才起意逃亡的。我投的就是霍尔果斯河，夜里，慌慌张张地，我找的投水的地方水太浅，求生的本能使我老是沉不下去。我不知道别人会怎样，反正据我的体会，要让下定决定自杀而没有成功的人再下一次决心，是多么地困难。我只好逃进山里。这几天，我除了在天山坡上摘了一些贝母花吃和喝山沟的水外，再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因为饥饿，疲劳，加上逃亡出来以后，绷紧的神经一下子松了气，我再也无法挪动一步，一下子倒到了公路边。似乎是过了十来分钟，从南边远处出现了汽车灯光，一会儿，唰地一下，一辆吉普车已停到了我的身边。车上跳下一名军官，两名士兵，还牵着一条大狼狗。大概铁丝网上有微波显示器，一有人越境他们马上就能知道，而且可以判断出发事地点。两个士兵把我从地上抬起，双手反背，绑了起来。天啊！我已经成了犯人。军官的肩章上有一道杠，两颗星，是个中尉。他们没有说一句话，把我推上车就往回开。很快到了一所军营，进到一间房子，还有四五名士兵在那里等着，都是碧眼黄发的俄罗斯人。一名士兵给我松了绑，指着凳子叫我坐下，又提来一壶水，还递给我一块肥皂，叫我把手洗干净。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说中国话，我虽然学过俄语，但不会说。他们比比划划地不断问我，我却一句也不懂。好在我在中学学的英语还没有完全忘光，说了一句“I want rice“（我要吃的），没想到，一名士兵居然听懂了，立即端来了一杯茶和一个铝制军用饭盒。打开盒子，里面有半盒荞麦米饭，两片面包，一个白水煮的鸡蛋，一小块黄油，三四片香肠，几片酸黄瓜和两个酸西红柿。我接过茶杯，一口就把茶喝光了，是红茶，还是甜的。茶里也放糖，是我第一次喝到。我在内地时，茶里是不放糖的；在新疆，茶里加的是盐。我狼吞虎咽，几下就把盒饭吃光了，他们打手势，意思大概是问我够不够？我再说了一个英语单词：“Also”（还要），他们又听懂了，又端来了一盒，我又吃光了，也饱了。那位士兵能记忆的英文单词大概与我也差不多，结结巴巴只有几十个，但还是问了我不少。他见我全身沾满了泥巴，知道我是爬过天山泅水过来的，说:“你们中国现在在搞‘文化革命’，天天杀人”。他还说：“上级有命令，凡是从中国逃过来的，不能开枪，要抓活的。”我问他如果发生相反的情况呢？他作了一个开枪的动作，还告诉我他是乌克兰人。吃饱喝足，我们用英语单词“闲谈”了一会，天也朦朦亮了。一名士兵走进来，把我带到军营大院，指着台阶上的一间小房，叫我进去休息，一看是士兵禁闭室，里面只有一张铁床，床上只有床垫和一件昵制军大衣。门外一名士兵持枪守着，还卧着一条大狼狗。我把全身湿淋淋的衣服脱光，挂着，只穿着已被我的体温烘得半干的内衣裤，盖着军大衣躺了下来。军官递给我一盒烟和一盒火柴，一看烟盒上的俄文，是“五一牌”。我点燃了一支，这是我第一次抽带过滤嘴的烟。也睡不着，仄着身子望着外面。卫兵不断地向我打着各种莫名其妙的手势，原来俄国人喜欢用手语，比中国人的手语丰富得多。太阳升起了，是个大晴天，我变成了军营里的稀有动物，成群的士兵，单个的，两三个的军官家属跑来围观，有笑嘻嘻的，有板着脸的，指着我说着外国话。小姑娘、大娘子们一个个碧眼金发，胸饱腰细，也不怕冷，四月份就穿着短袖布拉吉。洋女人健康而漂亮，我第一次如此之近，又如此之多的看到她们。
军营初审
中午时，给我送来了同样的盒饭，外加饭后喝茶时吃的两个小白面包。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活模式化可真算到了家，以后不管我在军营里，KGB或者公共食堂吃的份饭都是一模一样的，变化的只是主食，有大米的，荞麦米的，麦片或面条几种。吃完午饭，一名少尉军官拿着一个长本子到禁闭室向我问话了。长本子是中文对话手册，用俄文字母拼写的中文对话。他直板而生硬的问我：“你是民兵吗？”我摇头，“你是干部吗？”我又摇头。接下去是一串：“你是工人吗？”“你是医生吗？”“你是售货员吗？”“你是社员吗？”我都摇头。最后他问：“你是教员吗？”我点头了，他也点了点头，走掉了。在以后审问我的过程中，“你当过民兵没有？”“民兵发枪没有？”是频率最高的问题。当时苏联正准备向中国开战，后来我了解了，苏联兵最怕的不是我国装备陈旧，训练落后的正规军，而是民兵和我军传统的游击战。面对中国式的游击战，哪一个军事强国都会心惊胆战，所以他们特别关注于“民兵”。下午四点，一辆吉普车迳直开到禁闭室前，车上走下了一名肩章上一道杠，四颗星的哈萨克大尉，还有一名俄罗斯中尉。一进禁闭室，就用中国话向我问好。中尉是翻译，他简单地问了我在中国的经历，文化程度和出逃苏联的原因，说：“雷同志，现在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文明的人，我们要带你到另一个地方去，那里有中国话说的和你一样好的翻译，还有大首长。”我听到他称我为“同志”，这个我在中国已经几年没有听到过的称呼，感到又新奇，又很有感触。随即，他们叫我穿上半干的衣服，就上车出发了。中尉和我坐在后排，车窗全用黑绒布罩着，外面的什么也看不见。我担心车往东开，害怕他们把我驱逐回去，掀开黑布想看看行进的方向。中尉马上把我的手拉开，说：“现在不要看，以后看。”既然还有“以后看”的机会，大概是不会立即把我送回中国了，我稍微放了点心。
不到半个小时，车子开到一个村庄边的一栋小房子前，四周全用两米多高的木板围着，院子里只能看到远处的电视天线，是对越境中国人初审的地方吧！因为吃饭时有筷子，客厅里不时放着“文革”时中国放的民族音乐，军官们也都会说几句中国话。下车后，一个三十来岁，穿便服的中西混血模样的人前来与我握手问好，他说的普通话比我的带着浓重湖南乡音的普通话还要标准得多。他告诉我说，五十年代他在北京上过学，星期日常常去西山玩，因为听说毛泽东住在西山，他想是不是可以看见毛。他把我带进一间办公室。正面桌子边坐着一位俄罗斯上校，五十来岁，表情十分严肃。上校也向我握手问好，叫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混血翻译坐在我的身边，靠墙还坐着一名俄罗斯上尉和一名俄罗斯中尉，面前小桌上摆着记录本。后来，我知道这两个人也都会说流利的中国话。这位俄罗斯上尉很活泼，言语诙谐，不时还和我开个小玩笑什么的。初审开始了，自然，上校是主审官，审问通过翻译进行。先问了我的姓名、出生年月日、籍贯和出生前的地址、职业和文化程度（后来在每一次审问中，这一套都是开场白）。
正式开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逃到我们苏联来？“
我回答：“现在中国正在‘一打三反‘，天天杀人，我是为了活命，才逃过来的。”一下子，个人的苦难，虎口余生，受难的亲人，受难的同胞，全浮到了我的眼前，我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我1935年10月15日出生在湘西石门县一个土家族农家，六世祖是江西客家人迁入湖广的移民和本地土家女人成婚后传下的后代。我的家族是中国的亲子家族，只看看我父子几代的名字吧：祖父雷立庭，建立家庭，家庭组成国家；父亲雷震旦，震旦系中国古名；二叔雷震军，振兴军队；三叔雷震中，振兴中华；1941年我发蒙上学，正值抗日炮火熊熊，父亲给我取书名雷光汉，光复汉家天下。1956年我已经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知道了我属于土家族。当时学魏晋南北朝史，授课的是著有《两晋门阀制度》的一代名家田余庆先生，也是湖南人。在上质疑课时，田先生听到了我一口湖南腔的“国语”，便问我:“你是湖南人吧？”我回答是石门人。他马上引用了一句屈原的诗和一句嘲笑湖南土腔的古诗，教我纯正口音（到了1995年，我到了北京用电话向他请安时，他还记得我是石门人）。田先生告诉我：“我的田姓起源不是汉姓，你的雷姓也不是汉姓。你去查查你们的族谱，你祖先大概是少数民族。”不久，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从报纸上读到了社会学家潘光旦和历史学家向达（我的老师）鉴定湘西土家族的长篇发言，我知道自己是土家人了（仅仅因为这个发言，潘、向两大学者1957年都当上了“大右派”）。那时北大有个好规章，每个系办公楼墙外都掛着信箱，每个学生都可以投书向本校任何教授，包括校长马寅初提出问题，一个星期内定能得到答复。我就给向达先生写了张纸条，询问我的族籍。两天后，在未名湖边我遇到了手里抱着一大摞书的向先生，当中还有英人写的介绍西藏历法的英文书，我还好奇地翻了翻。我向向先生鞠躬后作了自我介绍，他在湖边的石头上坐了下来，详细给我解说了古代巴人、蛮人、楚人的历史变迁，和东汉大将马援的南征，以及明清两代在湘西的军政设置。叫我到图书馆善本室去查湘西州县的地方志，还说如果善本室进不去，可以找他帮忙，因为他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他还告诉我他自己是沅陵人，是土家族，向，覃，雷三姓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大姓。我一下恍然大悟，覃和向是我家乡两个最大的姓氏，在古墓地里常常可以看到刻着某“指挥使司”，某“都指挥使司”就是所谓土司的墓碑。我家对山有一处地方叫司命台，就曾经是土司衙门的所在。东边一处山头叫烽火台，是古代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军事通讯点，用作设燧点火。石门邻县桃源县还有马援南征的遗迹。马援的马蹄声唤醒了武陵山脉和雪峰山脉崇山峻岭中我的先祖：你们属于中国！从此这里的人民就成了中国最忠诚的子民。看看百余年来一连串威名赫赫的爱国名将和政治家的名单吧，左宗棠、蒋翊武、宋教仁、覃振、郑洞园、向军次、贺龙、粟裕……还有同样的有名的文人们：严北岳、俞鸿远、向达、翦伯赞、沈从文、丁玲、黄永玉……湘西出名将、出才子、出美女，但他们的命运又多有“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者。
我的乡族先辈参加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历次为中华民族命运而的争的战争。我稍知世事即逢上抗战中的常德大血战，国民军一个师的官兵全部阵亡，日本鬼子还在我的家乡打细菌战，杀死了几万同胞。我们全家逃到湘鄂交界的大山上去。进攻我们家乡的鬼子大部分是朝鲜部队，实行“三光”（杀光，烧光和抢光）。家乡成了最接近前线的后方，到处设立着兵站，医院，新兵训练站。当年还是童子军的我天天跟在抗日军人们后面跑，学打枪，学唱抗战歌曲，玩抓汉奸的游戏。1940年我五岁时父亲参加县里的抗日自卫军训练归来，教我唱“向前走，别退后，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这是我学会唱的第一支歌。我还学会了不少字。那年祭祖时，记得我雷氏宗祠大门西边的新对联上有一联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六岁上小学受到了系统的激动人心的爱国教育，背会的第一课课文是“好男儿，当兵去！”第一个口号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最先记住的古诗词是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九岁时能全篇背诵战区军政长官薛岳将军的《告湖南全省父老同胞书》。今年（2000年）我已六十五岁了，还能背诵初小语文的一段课文：“他抬头看，是祖国蔚蓝的天空；低头看，是祖国芬芳的草地；四面看，敌人包围上来了。他掏出手枪，把子弹射向敌人，最后一颗留给了自己。”记述的是一位国民军空军勇士驾机轰炸上海日寇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飞机被敌弹击中，他跳伞后自杀殉国的壮烈事迹。三年级时学了民族英雄张煌言传，他随郑成功率水师攻进长江，“登金山遥祭长陵，三军皆痛哭失声”的文句是我到死也忘不掉的。我在他乡异国受罪时，每当心里浮上这些文句，便会增加几分生存的力量。抗战胜利前夕我们返回家乡，大好楼宇，成片的街区全都成了瓦砾之场。我从小对日本鬼子就仇恨至极，更痛恨日本军国主义者至今不向中国谢罪，赔偿中国的损失。对大口一张就放弃了几千亿美元日本赔款的领导人，我不认为他们是爱国者，对李登辉、吕秀莲等人，更认为是三流的认贼作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1950年秋天，我复学上初中二年级，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我曾申请参加志愿军，因年小未获批准。如果当年战死在战场上，也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罪受了。
我幼小时也知道了俄国和苏联侵略我国的诸多血迹斑斑的历史。中国地图象一张美丽的秋海棠叶，以后残缺不全了，北边被剪掉了一大块，是俄国人强占走的。“外蒙独立”，真正的策划者是列宁和斯大林。我的家乡有不少人当过兵，在日本投降后随部队接收东北。他们回乡后说，1945年苏军出兵东北，烧杀奸淫，比日本鬼子还坏。二次大战时日本三分之一的工业在东北，所有的工厂机器都给苏军抢走了，连铁轨都拆走了。上学后学习“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心里就想：“既然中苏同盟，为什么还要和我国共管旅顺，大连和中长路？”为什么中苏合办三大航线：北京至伊尔库茨克、北京至赤塔、北京至阿拉木图，航程在中国境内一长条，在苏联境内只有一小截？这不是不平等条约的继续吗？还有在新疆合办石油和金属公司，真是从海上到天上，从地面到地底，苏联都向中国伸手了“。从此，一看到那个时候无处不在的斯大林画像，一看到占满报刊版面的对什么“可夫”，“斯基”之类人物的表彰，我就咬牙切齿，不屑一顾。1957年，共产党定我为“右派分子”，最主要的罪状就是反苏，1966年又定我为“黑帮分子”。当过中共霍城县委书记的工作组长给我断定的罪行还是“反对革命时期的苏联，反对斯大林”。尽管当时从最高统帅毛主席到每一个红小兵都当了反苏修的急先锋。一个顽固的反苏分子却要冒着死的风险越境到苏联来了，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恶作剧。可是要虎口求生，我别无选择。
家国同难，中国已国不成国，我的家也是泰山压顶。我的祖母、三叔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饿死。现时我父亲天天被捆绑着在斗争台上挨斗，母亲在生产队劳动一天后还要拖着三寸金莲去向大队治保委员汇报。两个弟弟被开除公职，回乡监督劳动。我一门四寡：大姑父死于宁夏黄河边的劳改农场，未婚二姑父在湘西苏维埃运动失败后被国民党枪毙，三姑父在“反右”时上吊自杀，小姑父土改时只有17岁，和他母亲在一根绳子上上了吊。
但是，我一个堂堂华夏子民，和苏联人讲这些，有什么意义？我热爱祖国，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祖国的事，但是，现在却连一块容我活命的地方都没有了。我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翻译站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雷同志，不要哭了！”还拿来毛巾给我。接着，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上校从制服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一大叠人民币，都是崭新的十元票子。递给我看说：“我们的人民币多得很。现在，我可以给你很多钱，要你回中国去给我们执行一项任务。你完成任务回来以后，我们不仅收留你，还会给你像部长一样的高级生活。”听完以后，我一下子蒙住了。他们是要我回中国做特务啊，敌国毕竟就是敌国！好在我在两天三晚的出逃路上，已经就我的知识范围作好了如何应对苏联盘问的准备。这还得感谢1955年中国的肃反，那时，可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敌情意识，翻译了许多苏联的“反特”小说，我就读过不少，知道他们的那一套。要我回中国“执行任务”，可能只是一次“考验”。我立即回答：“我是一个读书人，当不来特务。我是逃命出来的，也不想长期住在你们苏联，我希望到台湾或新加坡去，生活在我自己的同胞中。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会从事特务活动，反对我的祖国，反对我的同胞。这个决心我是下了的，你们不要为难我。”上校听了以后，一下脸就变黑了，厉声说：“你不听我们的话，马上把你送回中国去。”我又回答：“我是由于受中国当局的政治迫害逃到苏联来的，属于政治难民。联合国也规定应该保护政治难民吧，我还读过《苏联宪法》（在上高中时，我真的读过《苏联宪法》的英文译本），你们的宪法也有保护外国政治难民的一条。”上校听后，知道我不大好对付，稍稍改变了态度，还出现了笑容，可仍然不断劝我“去中国执行任务”，还说“我们会教给你活动的方法，不会出危险。”一边说一边拿着人民币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穿着湿衣湿裤湿鞋子，肚子也空了，饥寒交加，再无力和他们纠缠，不得不亮出了我的最后态度：“既然如此，你们把我送交中国边防军吧，我宁肯在中国被枪毙，也不会当外国特务。”
局面僵住了，上校又恢复了一脸凶相。正好哈萨克大尉进来了，对上校说了几句话，翻译站起来说：“问题暂时讨论到此为止，现在我带雷同志去洗澡换衣，然后吃晚饭。”带我到浴室后，我平生第一次洗了大盆汤的热水澡，洗完后擦身子的“毛巾”，却只是一块粗纹平布，和我家乡农民用的澡巾差不多，根本就不能称之为“毛巾”。果然言不虚传：苏联的轻工业可落后着呢！给了我一套旧西服，还有一件白布衬衣，号码都大。房子里有暖气，穿着西服也不觉得冷。晚餐很丰盛，大盘的牛肉烧土豆，肉饼子，煎鸡蛋，菠菜汤，还开了各式各样的凉菜罐头。从罐头上的商标，我认出来是保加利亚生产的。桌上摆着一瓶白兰地酒和一盒盒哈萨克斯坦牌的带嘴香烟。
我在这里被软禁了三天，顿顿饭都是这样。后来我才知道，在苏联，这就算是上等宴席了。和我一起吃饭的就是那五个人，上校，大尉，上尉，中尉和混血的翻译。大尉是哈萨克人，其余四人都是或自称俄罗斯人。吃饭时，上校一改严肃之常态，客气地劝我吃菜，喝酒，饮酒前还碰杯，还说：“为中苏友谊而干杯！”文革以前，我本来是滴酒不入的，文革挨斗时，借酒消愁，常常一个人悄悄地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的小饭馆买酒喝，一来二去，我的酒量得到锻炼，才发现自己是一个很能喝的人，酒量可以算得上是惊人了。1968年。在乌鲁木齐我还曾和一位落难朋友赛酒，席上无人能敌，并随口吟出了“且看湘涟百尺水，能淹中华八亿人？”的“豪语”。但此时和苏联军人相比，我也只能甘拜下风，真是小巫见大巫。我是一次一口，他们是一口一杯。吃吃停停，还唱歌助兴，他们几个人唱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莫斯科—北京》，我也唱了两支：《松花江上》和《秋水伊人》，都是我在四十年代学会的。祖国啊，逃到外国才两天，我就想念你了。唱了又吃，还要跳，几个男人抱在一起跳交谊舞，上校还跳了乌克兰马车舞，我也跳了几下秧歌。闹着闹着，半夜以后才睡觉。我和混血翻译睡在一室，床上没有被子，盖的只是白布单子上放条薄薄的毛毯。今晚是开始出逃后是第四个晚上了，我才在床上睡觉。我睡不着，只感到焦燥，惶恐不安，不知道明天又会碰到什么。
第二天，四月二十六日了，我起的早，洗漱之后，走过几道门去到昨天吃饭的餐厅，见到他们还在睡觉，上校合衣裹着毯子躺在客厅的长沙发上。性格活跃的上尉也跟进来了，窗台上有一架收音机，他打开了，把波段拨到我国中央台，正是早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报道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了，中国有了自己的人造卫星，我十分兴奋，喜形于色。令我略感意外的是，上尉也用中国话向我表示祝贺，使我感到我虽已身逃外国，仍然有当一个中国人的自豪。
上校接连询问了我两天，主要关注我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在苏联有没有认识的人。我一下回出了三个。第一个是徐英斌，是我在霍城一中教书的同事。他是乌鲁木齐人，在俄罗斯居民区长大，俄语说得好，高中毕业后进入新疆足球队，足球队解散后他下放到霍城一中教俄语。在霍城一中大院内，还有霍城第一小学一位十分漂亮的维吾尔族女教师，是从新疆女子排球队下放下来的，徐和她原系同事，他乡遇故知，两人谈起恋爱来了，帕提曼怀了孕。未婚先孕而且搞的还是少数民族女人，这可是徐的大错误。两个人都害怕了，1962年边民外逃时，双双逃来苏联。第二位安东诺娃，是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其实苏联并没有“副教授”一职，实际上是讲师。但中国对苏联派到中国的讲师都给予“副教授”的专家待遇，而中国派到苏联的副教授，苏联却只按讲师对待。在中苏交往中吃亏的老是中国一方，整个中外交往往都是如此，而管事的官们又老是自以为是，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第三位叫刘克福，是苏联人，北大历史系苏联留学生，起了个中国名字。五六十年代时，北大的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留学生很多，刘克福与众不同，他不住留学生宿舍，而和中国学生住在一起，不进留学生食堂，而在大食堂吃饭，为人随和。我们住在一层楼上，天天见面。1958年修十三陵水库，我们编在一个排，他劳动卖力，评为先进。他的妻子是中国女人，四川籍，原来是解放军总政文工团的演员。总政文工团去苏联巡回演出，刘克福是随团翻译，两人谈恋爱并结了婚。1994年我探亲重回母校，和田余庆先生通电话，田先生告诉我他去台湾讲学时在台北遇见过刘克福，原来他们夫妇都去了台湾教俄文了。
上校反复询问了我和他们的关系，做了详细记录。可以说这三个人帮了我很大的忙，因为他们证明了我的身份，在以后审查中少了不少麻烦。
在这两三天，每天只向我问两三个小时的话，剩下的时间都是吃喝。闲谈中他们还非常注重从我身上挖中国的军事情报，特别是民兵是不是发枪了，是不是经常有军事训练。对此，我一向是一问摇头三不知。我发现他们非常熟悉中国，知道一个书呆子老右派新黑帮长期受到管制，当然和“军事”沾不上边。后来也就再不问了。上校相当有学问，闲谈中还就马尔萨斯人口论和中国的人口问题，伊斯兰教的历史和哲学，高尔基的作品发表了他的看法，还当面用阿拉伯语背诵可兰经。幸好我多年积累的一些旁门外道的知识没被他问倒。在谈及中国人口问题时，我还批判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人口学说，他也点头称是。一次吃饭时他突然问我：“你说中国权力最大的除毛泽东外是谁？”我随口而出：“当然是林彪”。他马上说：“不对，我看是谢富治。”我吃了一惊，不知他的根据何在。他又接着说：“你们中国也有KGB，头子是康生。”我吃惊了，因为是第一次听到。他一边谈话一边喝酒，可真有海量，常常用面包干浸到白兰地酒中，一下就吸干了半杯，两口就吃掉了。几个翻译也常常与我天南海北的瞎聊。苏联的边防军属于KGB管辖，他们也都是KGB的官员。多年和他们打交道，我发现他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文化水平高，都是大学毕业，国际国内，文学艺术，科学哲学都能说一套；一是维护苏联利益的立场非常坚定，只要与苏联有关的事情，对的一方总是苏联，错的都是外国。譬如谈到两年前苏军入侵布拉格的捷克事件时，他们说：“雷同志，你要知道，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除了国际关系以外，还有一个阶级关系，我们华沙条约集团出兵捷克是履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义务。”当时苏联到处扮演着“国际专政”的世界警察角色。第三个特点就是态度和气，言谈随便，也没有开口禁声的高强度保密观点，不像中国同类官员们那么“敌我界限分明”，满面严肃，气势逼人。上尉还告诉我苏联姑娘多好，说他的娘叫他记住一个俄文词，是钓女人的诀窍。我不明白，去请教混血翻译，他一本正经的骂道：“厚颜无耻。”晚上睡觉时，混血翻译用相当诚恳的语气对我说：“老雷，你别以为到苏联来了什么都好，要有思想准备，准备吃苦，干体力活。不过你放心，总会比在中国好。”
四月二十八日早上，哈萨克大尉端来了一大搪瓷盆手拉面条和一盆羊肉炒芹菜和韭菜。他告诉我：“我的老婆是维吾尔人，今天我要她做了中国饭菜（其实是新疆维族式的“中国饭”），来招待你这个中国客人。”踏上异国土地后的第四天，我吃到了中国饭菜，连吃了两大盘，自己也不好意思了。翻译见着我尴尬的神请笑着说：“没关系，你现在吃的很多，用不多久就会和我们一样，吃的很少的。”他是吹牛了，我后来发现普通苏联人都很能吃，饭量比我大得多。吃饭时我发现那位混血翻译不在场了。吃完饭，中尉翻译马上通知我：“现在我们要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因为你是非法越境进入苏联的，而我们的边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你现在的身份是犯人，带你去的地方要暂时把你关起来。但你可以放心，我们不会侮辱你的。”随即拎着个大包带我上了吉普车。现在车窗上没有黑布罩了，没走多久开到一座城市，是有名的普非诺夫市，现在更名热尔干特，当时是对付中国的苏联边境军事重镇。
车子开进一座规模很大的军营，军营周围是高高的砖砌围墙，墙顶还有铁丝网。军营中间是操练场，四周是营房，军营中响着雄壮而喧嚣的军乐。他们把我带进一排房子，阴暗的走廊两边是一间间上着锁的小房间，是军中的牢房了。一名士兵打开了一间，里面除一张钢丝床外什么也没有，翻译叫我换上自己的中国衣服。
我从1966年11月开始就开始了劳改生涯，在伊宁市附近的煤矿挖煤，天山下的大东沟修水渠，搬煤块，抬石头，所有的衣服都磨破了，身上穿的蓝色棉衣是好友陆云章（新疆教育学院教师）送给我的。绒裤是在乌鲁木齐新疆民族研究所工作的老同学刘美崧（后任武汉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送给我的，一件黑呢子中山服和一件兔皮背心，是我中学时的恩师张国柱送的，上面都是补丁加补丁了。我换回这身衣服，他们递给我几包烟和一摞子中文小册子后走掉了，把我在军人禁闭室监禁了三夜。每天早上八点钟起床，一名士兵打开牢房把我放出来，叫我到练兵场边的水泥台阶上晒太阳，吃与他们同样的份饭，翻看他们给我的中文小册子。
我用很多时间看苏军的操练，军官指挥士兵操练时不喊口令，全靠音乐指挥，方队前进正步走，齐步走，前后左右走都跟着军乐。乐队在操练场正面演奏，人数多，乐曲雄壮。操练时士兵都穿着黄绿色礼服。军人都带着肩章，士兵们的肩章是带款条的软布条，用条文多少表示军阶。每个士兵胸前都有两枚徽章，一是蓝色盾形，一是有列宁头像的红旗形。我十分奇怪，难道他们都有军功章和列宁奖章吗？后来才知道，盾形的是劳卫制（“准备劳动与卫国”的体育锻炼标准）证章，另一枚是共青团团章。一当上兵，人人都得通过劳卫制体育训练，也都成了共青团员。
下午，士兵训练结束了，我还是坐在台阶上翻阅那些小册子，春天的太阳照的全身暖烘烘的。大部分册子印的是苏共和中共马列主义大论战苏共理论家的应战文章，轰动而肤浅，全篇充满马恩列宁和勃列日涅夫论的引文，文句也译得不通顺，我都只略翻了翻便搁下了，现在一丁点印象也没有了。只读完了一本，是王明（陈绍禹）在莫斯科写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而是武装反革命》，列举了毛泽东的“十大罪状”。王是中共元老，中共内部共产国际派即亲苏派的头领，五十年代就跑到莫斯科去了，我先还以为他的文章会有些道理的，读完以后却完全是负面感受，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没有道理，都是反中国人的，文章当然不会有说服力，不会吸引人。特别是王明在他文章中表露的一副汉奸相，一副苏共奴才相，真叫人恶心。他列举的毛的罪状之一是：“中国武装侵犯苏联领土达曼斯基岛“，我读了义愤填膺，如果王明就在我身边，我会马上给他两耳光。俄国人称的达曼斯基岛就是我国的珍宝岛。“达曼斯基”是一个殖民我东北的哥萨克军官的名字。珍宝岛在乌苏里江主航道的我国一侧，江水浅时和我国陆地连到一块儿，而且岛以北和以东的土地直到库页岛，原来都是我国的领土。指白为黑，为虎作伥当汉奸，可耻的中共元老呵！我当了十几年的反苏分子，阴差阳错，逃命逃来了苏联，我下定决心，决不能当王明类的奸贼。这些小册子都是莫斯科“和平与进步出版社”出版的，我也知道了这家出版社既不和平，也不进步，是家专门出版反华图书的出版社。以后又陆陆续续读到了一些类似的文章，和这些小册子如出一辙：啰嗦的引文，指鹿为马的事实，厚颜无耻的自吹自擂，难怪在论战中他们败下阵来，只好到边界上去向中国动武。七十、八十年代正是苏联的黄金时期，国力膨胀，武力称雄世界，国内经济建设规模大，人民生活也富裕。可是，苏联共产党在精神上已经衰败了，没有理论战斗力了。反观中共发表的论战文章，不管是“两论”（论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九评”（一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不说其道理是否正确，但就文章本身来说，势如江海，气吞斗牛，逻辑严密，护己如铜墙铁壁，刺敌若快枪利剑，篇篇都是“雄文”，说明中共那时确实是集中了不少文笔如椽的才子和学如江海的学问家。可惜七十年代以后就再也读不到那样的文章了。十年前读了一篇《人民日报》批判电影《河殇》的文章，逻辑混乱，史实不清，没有文理也没有哲理，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受审三月：记住！逃命也不能到敌国
五月一日清早，一名士官带了一名东干人翻译来到关我的禁闭室。东干人用陕西土话对我说：“现在我们去坐‘飞船’。”（所谓“东干人”，就是百多年前迁居中亚的中国回民，说的还是两个世纪前的中国陕甘方言，后面我会详细介绍）。士官还把我头上的解放帽摘下，给我披上一件带斗篷的军用风衣。风衣宽而长，把我穿的中国衣裳都遮住了。坐车到了个小飞机场，在一架小飞机前面排队登机。东干人说的“飞船”，其实就是飞机。我发现这里的男男女女都看着我的脚发表议论，使我很不好意思。东干人告诉我说，苏联人全穿皮鞋，没有穿胶鞋出门的，我穿着解放牌胶鞋，他们觉得既吃惊又新鲜。但这个说法并不全对，一年后我在塔什干火车站看到了好多乌兹别克人穿着球鞋。
飞机上的座位是对面排的，只能坐二十几个人。我对面坐着位全身戎装的俄罗斯上校，左边坐着押送我的士官，右边是个很胖的俄罗斯女人。飞机起飞后一个多小时便降落了，走下舷梯一看，是好大的一座停机坪，好大的飞机，停着许多大型伊尔式的和图式喷气式客机，雄伟壮观，以前我只在画报上见过的。坐上电瓶交通车，到了机场大门。出机场后，看到候机大楼顶上竖着“AЛMA—ATA”几个俄文大字，楼前广场上高高的玻璃牌上也写着同样的字。我知道到了苏联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士官带着我刚下台阶到广场，一个身着笔挺的黑色西服，一脸庄重的中年哈萨克官员前来用中国话对我说：“你好！”押送我的士官取走了披在我身上的风衣，递了一个大文件包给那位官员，算是办完交接手续，告别走了。哈萨克官员带我上了一辆黑色的伏尔加牌小汽车，叫我坐后排。他坐在前排，正襟危坐，板着脸不发一言。向车外望去，道路平直，特别宽，汽车有序地各走各道，听不到喇叭声，不像中国汽车东来西往都夹在一起，彼此在喇叭声上比高低，行道树高而且大，绿荫蔽日，路两边种着在新疆没有见过的橡树，远处都是树林，其中不时隐现出一栋栋带花园的俄式平房，和伊宁市伊犂区党委大院内书记、部长们住的高干住宅一模一样。进了城，街道也十分平整宽阔，柏油路，似乎干净得一尘不染。两旁的行道树直指蓝天，下面是水泥人行小道。街中间的街心花园都是一街到底，草坪青青，各种花开得姹紫嫣红。车如流水，红男绿女大多碧眼黄发，男着西服整齐，女着各式摩登服色鲜艳。楼房下边有许多用五颜六色的塑料板搭成的售货亭。我数了数楼房的楼层，大多是五层，最高的有十三层，楼房之间都有空地，没有两栋连在一起的。楼式轻巧大方，没有我国苏式楼房那么笨重。车子转来转去，开到一条不宽阔，又十分宁静的街道，从远处我就看到了前面十字路口竖着一尊捷尔任斯基的铜像。捷氏是波兰人，列宁的亲密战友，十月革命后，出任第一任苏俄肃反委员会主席。一看到捷氏铜像，我就意识到我是被押到特务大本营来了。车停到一栋四层大楼前，大楼大门紧闭，虽然位处闹市，门外也是静悄悄的，行人走路似乎都避开它，果然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办公大楼。从外墙的颜色，可以看出第四层是后来加上去的。我在这栋楼房里接受了三个月的审查，1971年下半年到1972年上半年又在楼底层的监狱里坐了7个月牢，所以印象深刻。
大楼呈回字形，全楼都是办公室，除国家安全委员会外，还附带有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对外文化协会共三个部级机关。这说明当时苏联的情报机关、外交部门和涉外协会之类都是“大哥二哥麻子哥”，一回事儿，把从外国进来的人都当成监视对象，派出去的人也都是特务。楼下全有地下室，靠街一面的地下室高一点，用做食堂、澡堂、理发室和卫兵宿舍；不靠街的地下室全是牢房。地下室还有两层的，最底层关的是死刑犯。外国人、政治犯、间谍犯、贩毒犯和犯罪的官员也都关在底层。在附近大街上，每隔十来分钟就能听到从里边响起的机器轰隆声，那是抽风机在给底层地下室送空气。回字中间的广场修了一排排没有房顶的水泥房，则是犯人放风的地方。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知这栋楼房做什么用了。
走到大门前，卫兵开了大门，门厅正中楼梯的左边有一张小桌子，坐着一名士官发通行证。哈萨克族官员给我领了通行证后上到二楼，楼道口有关着的钢架大门，有卫兵守卫，看过通行证后，马上去把楼道两边开着门的办公室都关上了，咔的一声，钢门开了，放我们进去，随即关上。走过三、四间办公室，又是一扇大铁门，要用同样的方式通过。最后把我带进一间大办公室，里面坐着一名个子高大穿大尉军服的俄罗斯官员，他站起来和我们握手，说一口纯熟的中国话。哈萨克官员走时，我听他把大尉叫维克多。维克多叫我在大沙发上坐下，说：“我已经派我的工作人员给你买苏联衣服去了，你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洗澡，换衣，吃饭，过后我们再谈。”办公室墙正面是勃列日涅夫的肖像，下面是一张很大的3×4米的中国大地图。后来我知道维克多是翻译科长，他的中国话口音相当纯，还会一些“胰子”（肥皂），“小咬”（虫子）之类的方言词。一会儿，一名长得很清秀，着便装的俄罗斯青年人进来了，手里提着个大包。在以后三个月的审讯中，他不时来找我闲谈。他叫沃洛加，乌克兰人，哈尔科夫大学德语系毕业，正在自学中文和日文，思想也不太正统（苏联人教育水平高，一般人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马列主义修养可比普通中国人高多了），特别喜欢谈论日本问题，他也很仇恨日本人。沃洛加把提包打开，拿出一件件的衣服给我看，有一套廉价的黑色西服，两件棉布衬衣，两件汗背心，两条短裤，还有平布毛巾，盒装肥皂，牙刷，牙膏和一双黑皮鞋。七十年代，尼龙布刚进入苏联，尼龙衬衫和尼龙风衣是高生活水平的象征，苏联官员不管男女，几乎人人都穿着。不管天晴下雨，出门都穿上尼龙风衣，穿棉布衬衣的是穷人，我当然只能“享受”棉布待遇了。其实，穿着棉布要比尼龙舒服得多。当然，我还是感谢他们。沃洛加叫我提上提包，跟他去洗澡，澡堂在地下室，也要通过一道道的铁门和一次次的卫兵盘问才能到达。淋浴洗澡以后换上新装，他叫我把中国衣服都留下来。再带我到旁边的理发间理了发，理发员也是军人，用的是电推子。奇怪的是汗背心前后开口一般大，穿不稳，一走路背心便向肩下滑。回到办公室，又来了几位官员，全是黄毛蓝眼珠的。他们拿来一面大镜子，叫我看看换装后的自己，我已变得年轻多了。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本来就长得年轻，眉目还算清秀，才劳改四年，书生气没有脱尽。一位神态美丽的俄罗斯小姐，穿着白长衫，推来小食品车，叫我吃了午饭。这些人都会中国话，他们用谈天的方式向我问话，问我爬天山，过山沟的惶恐状态，问我“一打三反”，和对苏联的初步印象，态度还算友好，的确并没有侮辱我的意思。
下午四点，一个穿便衣的秃顶俄罗斯老头进来和我打招呼，维克多说此人叫伊万，负责我的生活，今天要带我到临时住处去。又叮嘱说除了房东外，不要对任何人说自己是中国人。他说：“你长得很像朝鲜人，鼻子高，也有点像乌兹别克人，别人要问你，你就说自己是北朝鲜的留学生。”伊万带我走出大楼。上了一辆灰色的旧汽车，司机是维吾尔人，我一上车他便打开收音机，拨到中国的频道叫我听中国广播。车开了很久，出了繁华的大街，到城边一所花园式平房前停下来。伊万一按电铃，一对早已在院子里等着的俄罗斯老夫妇就开门迎接我们。老夫妇两个都身材高大而肥胖，满面红光，看上去快七十岁了。他们拥抱了我，说了一大篇我听不懂的欢迎词。进房门要脱皮鞋换上拖鞋，领我进了给我安排的小房间，开窗便是果树，房内有书桌，台灯和吊灯，挂衣架，一架硕大无比的铜制钢丝床，床上折叠放着厚毛毯。伊万从车上拿下行军床支在大床对面，是为他自己准备的。老夫妇领我参观了他们的住宅和园子，共有四间房，都是油漆木头地板，摆着各种木制家具，墙上挂着油画，壁毯地毯一应俱全，还有厨房和一间三面大玻璃窗的凉房。园子极大，大部分是果园，长着樱桃树，桃树和杏树，没有树的地方种着草莓。五月份正是成熟季节，绿叶点缀着串串红宝石般的樱桃，青色中隐现出小灯笼似的草莓，十分赏心悦目。菜园里种的菜品种不多，只有土豆、大葱、芫荽和茴香。远处还有猪房，养着三头大白猪。屋子里有电视机，冰箱，院内停着小汽车。我数了一下，房子里和院内共有十二盏电灯，还都开着。那些年是中国人穷到了家的时候，我真的惊讶于苏联人生活之富有，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真是作孽。
开晚饭了，桌子上摆的菜肴和我以前吃到的差不多，不过，多了几盘自制的香肠和醃肥猪肉，和撒上大蒜末的酸黄瓜、酸西红柿，很可口。伊万和男房东一边喝酒一边吃整根的生葱和芫荽，让我吃惊。他们吃得多也谈得多，我只能听懂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毛泽东几个名字。苏联男人爱谈政治，年纪大的人都十分称颂斯大林，也拥护现领导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的口碑却十分坏。在我能听懂一些俄语后，我发现毛泽东是苏联全民妇孺皆知的名字，也是中国的代名词，他们认为毛和斯大林是朋友，搞坏中苏关系的始做俑者是赫鲁晓夫，但总的来说毛泽东走的更远，又把中国人的生活搞得那样穷，又喜欢宣传战争。特别使外国人难以接受的是把自己升格为神，要老百姓顶礼膜拜。他们也极其反感北朝鲜的金日成，看到画报上的朝鲜人向金日成欢呼的场面就吐口水，连说恶心。吃完饭，伊万掏出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俄文字母拼的中国话，与我“谈话”。老夫妇叫不出我的中国名字，老大娘就给我取了个苏联名字，叫阿列克。伊万介绍说老头子原来是汽车司机，卫国战争结束后从俄罗斯搬来的，有三个儿子，小儿子还在当兵。伊万的话半真半假，后来我知道，其实老头子是KGB的退休上校，伊万自己也是退休了的KGB官员，留在机关打杂。伊万这么说，是企图掩盖他们的KGB身份。
而我的“身份”又是什么呢？他们曾说我“侵犯”了他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境线”，所以我的身份是“犯人”。“犯人”就该关起来，但并没有这样，而是住在居民家里，但也不是完全自由，必须随叫随到，大概接近于“假释”的待遇吧！但看来，他们似乎基本上已排除了我是中国派过来的间谍的可能，只是想进一步了解我，确定我为什么要偷越国境，看看我对他们有什么用，再作处置吧！但我当时还没有估计到，为了看看我对他们有什么用，以后他们竟费了那么大的力气。不管怎么样，既然已经落入他们的手里，也只得这样了，我心里有条线，决不做有悖于祖国利益的事。
“十月革命节”（十一月七日）、五一节和“三八妇女节”是苏联人最重视的三大节日，前二者都放假两天。五月二日吃完早饭，小汽车又把我拉进城到了KGB总部原来的那间办公室。别人都休息了，只有维克多一个人在，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他一直用随便的口吻问我的话，但都作了记录。他叫我写了自己的简历，又给我一张道林纸，叫我作一首古诗和一首新诗，送给他“作纪念”。我琢磨着他大概是想考我一下我的文化水平。新诗忘记了，古诗我还记得：“夜半渡激流，天佑脱虎口。愿生双飞翼，一作台新游。”他叫我解释最后面那句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我爱自己的祖国。我是为着逃命才来到苏联的，并不想在苏联生活，希望苏联政府帮助我到台湾去，台湾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做不到，请求送我去新加坡，新加坡与苏联有外交关系。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组成的国家，我希望生活在自己的同胞中。”他听了把嘴一撇，用轻蔑的口气揶揄我说：“你们中国人逃到苏联后都说自己是爱国者，可是谁都不敢反对毛泽东，一挨斗就跑到外国去，你们都是怕死鬼。”听了这话我脸红了，几乎要哭出声来，因为他说的是实话。我十分惭愧，为什么要跑到和自己国家敌对的国家去呢？他又问我：“在苏联的中国人很多，你愿不愿意领导他们起来反对毛泽东？”我马上回答：“我只会读书、教书，从来没有领导过别人，也不懂政治斗争那一套，这种事我根本没本事干。”他反问：“那你去台湾干什么？”我回答：“我是学历史的，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资料室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资料室看到了不少台湾出版的学术杂志，知道那里重视中国历史的研究。我可以去研究中国历史，或者到中学教历史课，也可以写小说。凭我的一枝笔，只要到了有中国人生活的地方就可以养活自己。”他听后笑了笑：“你不想给我们写吗？”我又回答：“我不懂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也不想为外国人利用。”他问了我一些新疆文化革命和教育改革的问题，又几次问到：“新疆的民兵发枪了没有？”
维克多一直称呼我为“雷同志”，我不理解，因为在中国，称“同志”是有严格的阶级界限的。后来我知道了“同志”是苏联男人间最普通的称呼。称同事是“名字+同志”，对年长者、上司则是“姓+同志”、“父名+同志”或者“职务+同志”，不是只对政治上“自己人”的专称。我十分害怕真的变成KGB的“同志”，向他请教了“长官”和“先生”两个俄文词，牢牢记住了，一直用“长官”或“先生”称呼他们，绝不用“同志”。他还让我解释一些成语和“文革”中出现的新词，诸如新疆的“八野”、“四野”，内地的“百万雄师”、“钟山风雨”、“狂人公社”和“火中取栗”什么的。在后来对我三个月的审讯中，我几乎成了他们的一本“文革”话辞典。他们对红卫兵小报上不断咒骂的“二十八个半”特别感兴趣，先后至少有三个人问过我。所谓“二十八个半”，是三十年代中共中央中反对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拥护苏联路线的共产国际派，为首的是王明、博古、王稼祥，一共二十九个人，其中有一个只拥护路线的一半，所以叫“二十八个半”。
到了四点钟，另一个青年俄罗斯人带我回住所。他说自己也叫维克多，莫斯科大学中文专业毕业的，刚结婚，还没有领到房子，暂时借住在同事家。不过，他能掌握的中文词条不超出三百个，我们两人不容易在语言上沟通。可喜的是，他给我带去了一部刘泽荣主编的《俄汉大词典》和一套巴金的《家》、《春》、《秋》，还有两本《鲁迅选集》，我有书看了。当天晚上，他教我认会了全部俄文字母，还学会了拼音。
两天假日过去，从五月三日起，又开始了对我的正式审问。每天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中间有短暂的午休。审讯室还是那间办公室，不过室内的格局变了，桌子摆成三面围合的样子，大沙发搬走了。正面的大桌子后面坐着预审官，是前天在飞机场接我的那个哈萨克人，穿着少校军服。右面的长桌后坐着译员，桌上放着大辞典。译员是哈萨克人，高个子，便装，脸上长满了肉疙瘩。对面的小桌子是受审者—我的座位。预审官的桌子上摆着一本打开的大本子、墨水和蘸水钢笔，旁边是几本词典般的书。预审官的手里还拿着一大叠打印好了的文件。原来在我越界后一个多星期内KGB各式人员同我的谈话，早把我的底大致摸清了，他们据此拟出了审问提纲。预审官手里的文件便是，所有的问题都是按提纲的次序陆续提出。审问中预审官不断翻阅那几本书，大概是旁证资料审编和他们编出的《新疆文化革命辞典》之类，内容详尽，从乌鲁木齐到各县的革委会领导人，造反派组织及其头头，军官和部队番号，各次大事件，被打倒的走资派姓名都编进去了。外国人对我国的情报收集很认真，收集的材料周详的很，反观我国对国外信息的收集，却不是那么一会事。不久前我读了一本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亚五国概况》，印于1997年，精装本，洋洋几十万字，编者十几人，打开一看却只能叫人摇头，通篇都是老话、废话，百分之九十是前苏联时代的资料，和现实不沾边，连一张地图也没有。逝去不复返的昨日的历史是今日的概况吗？读那种书只能接受错误的信息，受误导。《儒林外史》中写道“宰相必用读书人”，各种管事也得用读书人，而且还是要有真正学问的读书人，是很对的。
两位官员对我显出了满脸严肃、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样子，一改前些天和我谈话的官员们的和气随便。不过这是他们固有的官风，带地方性和民族性的。三十多年中我接触到的中亚本地官员，小到农场的生产队长和工厂车间的工长，大抵如此。都是盛气凌人的，对中国人还显得特别轻视，在白人官员面前他们却战战兢兢，唯命是从。外来的朝鲜人的此种官风还要突出。我想，他们自己大概也有压力，担心被俄罗斯人怀疑他们有“民族主义”，才故意要显得“立场坚定”吧？审问开始，译员说“现在问你的‘自传’”！他说的“自传”指的是姓名、出生年月日、籍贯、文化程度和职业那些一般情况，另外加上了民族、成分和婚姻状况等。我说我出生在湖南省石门县时，他问“石门县在湖南省什么地方？”我抬头一看对面墙上有那张中国大地图，上面印着石门，便指着地图告诉他们了。有趣的是，第二天地图就从墙上消逝了。预审官审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是不是毛泽东的特务？”苏联人口里毛和中国是同义词，毛比中国用得多得多。我回答“不是”。他又接着说：“我们的政策也是坦白从宽，隐瞒从严”，还厉声的训我“老实些”。接着他按了下桌上的电铃，一名士官拿着我穿过来的衣服和鞋子一样样检查，每个口袋和缝线边边都翻了，还用剃须刀把衣服里子和胶鞋底子都割开来检查，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我口袋里装有一支没有橡皮管的金星钢笔，还是我读中学时一位堂兄从广州寄给我的。从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给我发工资了，钢笔用坏了没钱买，可是又要写检讨，写思想汇报，写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笔记。只好把这枝旧钢笔找出来沾着墨水写字，平时放在口袋里。搜出来后他们可找到了纰漏，问我：“皮管呢？是不是用来传递情报了？”我说明了原因，还说：“我越过霍尔果斯河时全身都湿透了，过界后一直在你们的掌握下，给谁传情报呢？”为此纠缠了好久，最后他们说：“我们看你们以后的表现吧。你要知道，我们KGB是很厉害的机关，不能和我们开玩笑。即使是死人，下了十八层地狱，我们一说声找，马上就能翻出来。”之后向我宣布了三条：“第一，你过界后，边防军一位上校要派你回中国是试探你的，不必介意（果然让我当时就猜中了）。第二，我们全面审查你以后，如果没有问题，可以接受你在苏联生活，不会强迫你回中国，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但不能到第三国去。我们苏联法律规定，任何公民要出国必须经过最高苏维埃批准，你现在连苏联公民都不是，怎么能随便出入。第三，你在苏联的一举一动都要遵守我们的法律。”我一听，心里就笑了，共产党人居然也谈起法律来了，这却是新鲜事，我在中国是从来没有听到也没有见到过的。
又继续审问我的“自传”，问我家庭成员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和工作、生活地址。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只记年龄不记出生年月，父母的生日我是记在心底里的，弟妹们我只能说出他们的年纪，要说出出生年月只好算一下再回答。译员见了不断训斥：“难道你连自己弟弟妹妹的出生年月都不知道吗？”满面轻视之色。对我嚷：“你们不会算吗？你们中国人真蠢，还是知识分子呢！”在流亡生活中，好些俄罗斯人都对我说“中国人聪明、勤劳，和德国人一样，不能和中国人开玩笑”，说明他们有文化。但中亚土著民族包括哈萨克人，无论官民，却总是莫名其妙地认为中国人是愚蠢落后不文明的，唉，天底下的夜郎都是一样的自大。回答完毕，他们又问我：“你家里还有人没有？”我回答还有几个一到四岁的侄儿侄女，译员马上反问：“小孩子不是人吗？”但我并没有说他们不是人啊！我只是直接回答他们的年龄而已，他们这么说，是故意侮辱我，我只好低下头不做声。过了好一会，他们喊起来了：“现在你从你七岁到越界到苏联，把你的历史都说出来。我们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要老老实实。”我1942年上初小，正值抗日战争日本鬼子打到我家乡，读书只好断断续续。预审官看着提纲问的细极了，学校名字，在什么地方，校长、教员和同学的名字都一一问到。谈到抗日战争，译员又轻蔑地说：“你们中国人还能打仗？八路军几杆土枪土炮还能打败日本。日本人是我们苏联红军打败的，打蒋介石也是用的我们的大炮和坦克。”我再也沉不住着气了，也高声喊：“你说得不对，我亲眼看到中国军队在我的家乡打败了日本鬼子。美国给日本扔了原子弹，日本要投降，你们苏联才派兵到中国。日本是我们中国和美国打败的，不是苏联打败的。”局面僵住了，我再不能忍受外国人的侮辱，反正我连国和家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有命一条。僵到下午四点，预审官说了声“完了”，结束了这次审问。派另一名哈萨克年青官员监送我去住所。
这个人，房东叫他做伊斯哈尔，装做神态高傲而且高贵，不和我说话，不和我在一间房内睡觉，也耻于和我一用一张桌子吃饭。他和房东们一起在客厅的桌子上吃，把我撵到厨房的小桌子上吃。又是一个逃苏后的不眠之夜，我开始知道了什么是失去祖国的悲哀，什么是受制于人，俯仰由人的苦痛。我从小就以自己是拥有高度的中华文明的中国人而自豪，我也知道了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秉赋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没有办法和从来就是受外族统治，失去了民族同情心和理解心的哈萨克KGB分子沟通的。士可杀而不可辱，决不低头输气，我下定了决心。以后，几十年的生活证明，凭着这个决心和这股气去和苏联当官周旋，还是挺有用的。因为其实在中亚掌实权的大多是斯拉夫人（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尔明尼亚人和犹太人，本地人和朝鲜人官员都只是仰承他们的鼻息。前者一般的教育水平都较高，说话文明，远比中国的“文革”工作组和“军宣队”讲道理，也懂道理。他们又不开批判会、斗争会，不搞政治运动。还有他们怕啰嗦，更怕负责任。在许多场合他们的道理讲不过我，三斧头又吓不倒我，也就一笑置之了。后者虽然鄙视、敌视中国人，处处以苏维埃制度的忠诚捍卫者自居，气焰不可一世，蛮不讲理，却又是满脑袋浆糊，我很容易在气势上和大谈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的大道理上吓倒他们。他们最欺软怕硬的，只要对他们的无理针锋相对，毫不退让，他们自己就先软下去了。总的来说，对于苏联，从国家到官员到普通平民百姓，最大的特点就是蛮横和唯利是图，还有欺软怕硬，不能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处世作风去和他们打交道。不知道为什么，从道光皇帝起到我国建政后的中央大员，都没有掌握他们的这些特点，总是丧权辱国，吃了那么多亏。以后我读了金庸先生的《鹿鼎记》，看到他把俄国人刻画得入木三分，大感钦佩。
失眠起床，又要到KGB上班报告“自传”了。有了昨天的经验，我鼓好了满肚子的我大中华之浩然正气，准备寸土必争，绝不相让，与他们舌战几百回合。但也很有些忐忑不安，比“反右”和“文革”挨斗还紧张。因为在“反右”和“文革”中我输得起，这一回却是在外国人面前维护自己祖国的尊严，我是“输不起”的了。谁知一进审讯室气氛全变了，预审官脸上出现了和气之色，翻译官换成了一个俄罗斯人，我一进门他就站起来笑着向我伸出手来，还问候：“老雷，你好！休息得怎么样？”接着吸烟点火。他四十多岁，头发开始花白了，个子不高，消瘦又躬背。他自我介绍名叫撒沙，列宁格勒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一次谈话中他失口了，我知道了他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当外交官的经历。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虽然仍有浓重的外国腔），语言也有幽默味，爱开点玩笑，是一个老奸巨猾的特务，和他说话时得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地，一不小心就可能上他圈套。他常常叫预审官坐冷板凳，自己对我提出许多问题，而且知道拉关系。一次他问我：“你们北大历史系有没有学成归国的留苏学生当教员？”我一下想起了教我们世界近代史的教员潘××，广东人，刚留苏归来，学问不太深，我们学生都不太服他。那时我们对留苏生都看不上眼，因为他们除了俄文好外，其他无论学识还是写文章的水平，有时连我们这些学生都不如。便回答有，一岔口还说出了潘××的名字。撒沙一下子高兴起来了，大笑说：“看，老雷，我们真是他乡遇故知了，潘也是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的，我们是朋友。他是广东人，个子不高，四方脸，是不是？他会画画，我还保存着一张他给我画的毛泽东像。”老狐狸很懂得中国的人情世故，以为有了共同的相识，说话便随便了。以后在对我两个月的审问中再没有换过翻译，还是他唱审问者的主角。预审官还得跟据他的提示问案，虽然他的军衔只是个上尉，比少校预审官低两级。
“自传”问得极其繁琐，简直让我烦透了：初小，高小、初中、高中直到大学，时间，地点，有没有休学，原因是什么？经过哪些政治运动，在运动中的表现如何？都要一一详细回答，还要提出证明来。诸多社会关系，近亲近邻，同学好友，都得一一交待。待到问到大学毕业，居然花了二十天。撒沙很懂得心理学，为了套近乎，和预审官说好，叫我和他并坐在一起，不再叫我坐在受审的位子上。桌上有一本厚厚的《汉俄大辞典》，是苏联最有名的汉学家鄂山荫编的。査字法既不用部首，也不用四角号码和拼音，是字的右下角最后一笔的笔划，査个字可麻烦了。我是知识分子，说话用的词挺多，他得老査字典。他懂得利用我之所能，把査字典的任务干脆交给了我，我査起来也比他快得多。预审官也是老资格的特务，从不放过一件没有弄明白的事，也不放过一条他要知道的信息。不过关于中国的事没有撒沙知道得多，我们的毛主席又发明了那么多的新政治名词，如“反右”，“反右倾”，“社教”，“四清”，“文革”等，叫外国人听了瞠目结舌。有时审问中出现卡壳，对每个问题的问与答，预审官都要用蘸水钢笔在大本子上记录下来。问完几个问题，便叫翻译与我校对，然后在每一道问题的回答下签字，没有要求按手印，比中国文明一点。他们很注意我休学时间的生活和暑期生活，也一再问我在公安局、组织部、人事科有没有当干部的朋友。他们认为上述部门都有苏联KGB的职能，每涉及到这些，预审官都不厌其烦地问了又问，详细记录，并且还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撒沙是一位比一般的间谍还要精明的间谍，在回答问题时稍有失言可能就要上当。我注意到这些，总是十分小心，幸好在这方面我也不知道什么“情报”。审问中，我多次表达了想去台湾或新加坡生活的愿望，他立即抓住辫子要我把在台、新的亲友交待出来。其实，我一个湘西山区生长的农家子弟，在国外有何亲友可攀？他不放松，追问不止，我只好把我在台湾的丈八竹竿才能打到的亲戚说出来。一位是表姐夫，1946年被抓壮丁去台湾的；一位是表伯父向军次。我在《参考消息》上读到过他当过台湾的中美联运司令，我七，八岁时见过他一两面。
撒沙表面上对我彬彬有礼，十分和气。每天给我一包烟，让我随便抽。见到我疲乏了，或者局面僵持了，立即停止审问，开始插科打诨，说些笑话舒缓气氛。他肚子里的笑话也真多，能够随时应景说出来。在谈及潘××时，他说了个讥笑中国留苏学生俄语水平不怎么样的笑话，说：大学生集体宿舍管理员检查卫生，见到两个中国留学生在房间里，问他们：“你们房间里有臭虫和虱子吗？”中国学生回答：“没有，虱子和臭虫都上课去了。”
在苏联，赫鲁晓夫是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个老百姓口里的笑话式人物。撒沙也特别看不起赫鲁晓夫，又特别崇拜斯大林，从他的口里我第一次知道了斯大林的二儿子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当兵上了前线，被德军俘虏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军又俘虏了德军元帅鲍鲁斯。希特勒向斯大林建议用他的儿子交换鲍鲁斯，斯大林回答说：“鲍鲁斯是元帅，你们俘虏的斯大林只是一名士兵，我不能用元帅交换士兵。”这当然表现了他对斯大林的崇拜，我不能判断事实的真假。从他的口里，我还听到了第一个苏联民间流传的关于赫鲁晓夫的笑话：
赫鲁晓夫当了苏共第一书记，衣锦还乡，见到他的一个童年时代的朋友，日子过得很穷。便教训他说：“戈尼亚，你要过好日了，便得学会晚上加班啊！”戈尼亚问：“我晚上加什么班呢？集体农庄主席从来没有派过我。”赫鲁晓夫回答：“你半夜到街上去看看，别人怎么加班你也这么加班，就行了。”戈尼亚记在心里，半夜出门到大街上一看，只见大卡车小汽车，马车，人力车不断向集体农庄的仓库开去，都在往自己家里搬东西，懂得了怎么“加班”。戈尼亚学会了偷集体财产，很快富了起来。一年后，戈尼亚带了一大块咸猪肉到莫斯科去看望老朋友，酬谢赫鲁晓夫的指点。他来到克里姆林宫内赫鲁晓夫的办公室前，先把咸猪肉掛在办公室外墙的钉子上，进去对赫鲁晓夫说：“亲爱的尼基塔，听了你的指导，我富了。现在给你拿来一块咸猪肉，以表谢意。”赫鲁晓夫听后赶紧问：“咸猪肉在哪里？”戈里亚回答掛在了室外的墙上。赫鲁晓夫大惊失色，说，我们克里姆林宫也有加班的，马上开门去看，咸猪肉已不翼而飞了。
撒沙什么时候都懂得维护苏联的脸面，讲了这则讥讽赫鲁晓夫的笑话后马上又给我讲了一则关于中国的笑话：你们北京大学有一位教授，长得白白胖胖的，他有一位外国朋友，分别二十年后到北京大学去看望他。两人一见面，外国朋友大吃一惊地问他：“亲爱的，你以前是白白胖胖的，为什么现在变得又黑又瘦了呢？”那位北大教授回答：“亲爱的，以前我们中国上空只有一个太阳，现在变成两个了。两个太阳当空照，光线如此之强烈，把我晒的又黑又瘦了。”
预审官照着提审纲要继续审讯我，在撒沙的引导下，常常是长枝漫攀地越引越长，越扯越多。有时，预审官似乎变成了旁听者，审讯成了我和撒沙两个人的对话。他对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的关系常常发表议论，说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经济上落后于西方了，社会主义也就将不复存在。打仗主要靠技术，靠先进的武器，光用你们领导人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打不赢我们和美国的。他说在中国的内战中为什么林彪的第四野战军战斗力最强，攻下的地方最多，是因为苏联用现代武器装备了他的许多军和师，仅仅依仗“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军事教条能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吗？我们又谈到我国的抗日战争，他的观点完全是苏式的，也是解放后我国流行的，说国民党军队不抗日，是八路军敌后游击战和苏军出兵东北才打败了日本。我不同意，婉转地对他说：“你是研究中国的，很了解中国，你打开中国地图，从内蒙古包头到广西南宁划一条线，线东边的中国领土给日本占领后，鬼子再没有力量向线西边进攻。线西边都是国民党军队守着的，八路军只占着陕甘宁边区的几个县。重庆，西安，成都，昆明都是我国新兴的工业城市，因为抗战时在这些城市开了许多军工厂，工业发展起来了。他没有反驳，只是说：“你的观点是民族主义的。”
“民族主义”在苏联可是一个了不得的罪名，是苏共对异已分子最严厉的指责，和中国的“右派分子”差不多的。相反,“国际主义”则是对人的最好称赞，凡是我的回答如了他的意，他就说“你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国际主义的。”从撒沙的口里我知道了，中国的领导人是民族主义分子，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和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査，南斯拉夫的铁托都是民族主义者，而最大的国际主义者是越南的胡志明。大概，还在胡志明活着的时候，越共和苏共就有反华的默契了。其实，在国际交往中，除了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有“魄力”付出民族牺牲去实行“国际主义”义务外，又有谁是国际主义者？日本投降以前，越南要中国帮忙，胡志明亲笔翻译了蒋中正著的《中国之命运》。抗法战争中同样要中国帮忙，只不过中国的执政党换了，胡志明又亲笔翻译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大概，这就是所谓国际主义吧！
撒沙他们也很有兴趣当时中国的反修正主义宣传，要我把有关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他们的走狗，打倒新沙皇的歌曲写给他们。在我整个学生时代的社会关系中，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我与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和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在北大历史系同过学，要我写出和她二人交往的材料。我又能写什么呢？和李讷绝无交往，只记得上大三时听人说毛主席的女儿考到历史系来了，开全系大会时，一眼就认出她来，她的脸盘轮廓与他父亲完全一样。一次下乡劳动，她挑着水桶往地里送开水，给我倒过一碗水，我和她的“交往”不过如此而已。“文革”中她改名肖力，成了政治暴发户，报上登出她是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人之一。贺捷生和我同级三年，有过一次私人交往。大一时学政治经济学，在一次课堂讨论会上，老师指定了三名学生作重点发言，诉资本主义的苦，其中之一就是贺捷生。她的底子差，老师是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史家贺靖，指名我帮她写发言稿。她编了关于她自己的好多故事，说自己七岁就到湘绣厂做童工，得了病，一只肾脏给割掉了。1950年，她的生母蹇先任当我们石门县邻县慈利县的县长，她回过老家。她对我说：“你们石门人真土。”我反唇相讥：“你们桑植（贺龙元帅的故乡）人比我们石门人还要土。”我记得，什么时候贺捷生身边都有一个男人陪着，先是一个姓朴的朝鲜留学生，后来换了我的朋友之一的李君。到三年级时她上不下去了，提前“毕了业”，去了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何况三十年，贺捷生风云直上，我第一次返国探亲时知道她已经当了将军，作家。
苏联人就如此这般地，复杂而反复地与我缠夹着，对我的第一遍“自传”审问拖了一个半月，直到六月中旬。我真的十分佩服他们的耐性。在苏联，每星期只有五个工作日，他们却是星期六也加班审讯。在第一个星期的星期六，预审官拿出了三张大纸板给我看，每张纸板上贴着四排快三十张半身照片，都是小二寸，照片有男有女，有东方人也有西方人，他要我把我认识的住在苏联的三个人都认出来。我在第一张纸板上认出了刘克福，第二张指出了徐英斌，第三张则是安东诺娃。他第一次对我露出了笑容说：“你的‘地位’一天天提高了，从现在开始，你一个人住在房东家，我们不派人陪你了。休息天可以在园子里玩，帮房东干点活，但是不要到街上去。”我的“地位”，要由他们来认定，我又有什么办法，谁让我“侵犯”了他们的边境线呢？
房东夫妇却对我一直很亲热，要我把女的叫婶婶，男的叫叔叔，但没有告诉我他们的姓名。他们也把我当个壮工使用，回去便给我派活，园子里的樱桃和草莓大部分是我摘下来的。再就是卸猪饲料和晒猪词料。苏联人爱钱，养老金又只有工资的一半，上校退休也只领一百多卢布。他们的小儿子还没有结婚成家，需要钱。家里养了三头大猪喂的全是粮食，从面包厂拉来的废品面包和没有发好的霉面团，卡车拉回来要卸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晒干再收储。他们专门选到星期天来干，以便利用我这个不花工资的长工。干活累了，老头子拿出一瓶伏特加，两人就着面包，香肠和生葱吃喝，就算是对我的犒赏了。还叮嘱我说：“他们不让我给你喝酒，你可别告诉他们。”老大娘也常煎一些俄罗斯软饼（用糖，鸡蛋和面粉和成流质再煎成），卷着果子酱给我吃，味道不错，是我最喜欢的俄式小吃。三分酒意后，他们还要和我一起用中、俄语合唱《国际歌》。在他们家住了一个半月，初步见识到了苏联人的日常生活。星期天，与他们分居的儿子儿媳常带着小孩来看望父母。老二有个六、七岁的小男孩，调皮十分，一来就吵着要我陪他踢球，爬树，在果林里捉迷藏，麻烦得我比干活还累。一个星期天，二媳妇一个人来了，煮果子酱，白天要我给她爬树摘樱桃，她站在树下小篮子接，不断大嚷：“阿列克干活干得好。”晚上一起看电影，又叫我跳迪斯科，一下成了大熟人。她叫卡嘉，三十多岁，矮个子，又白又胖，还长着个俄式朝天鼻，可笑又可爱。晚上她没有回家，摆了张行军床在我居室的窗户下，睡露天觉。厕所也在果园墙边，下半夜，我出去方便，她一下爬起身叫：“阿列克，到这里来。”我以为她有事，去到了她身边。她一下抱着我，吻我，把我往毯子里拉，喃喃地说：“我爱你，我爱你。”我一下子吓坏了，挣脱身跑掉了。第二天起床，我怕见她，她却若无其事，只对我笑了笑。
六月，房东的小儿子从部队回家休假，白天不见面，晚上睡在她嫂子睡的地方，都有姑娘陪着，常常一闹通宵，姑娘还不断更换。果然和我在中国听说过的一样，苏联的性关系是不讲究的。老两口是见怪不怪，老头子还向我吹牛，说他年青时开汽车，光维吾尔女人他就睡了五个，有时他的朋友来做客，问我是什么人，我回答：“朝鲜大学生”。他们不信，歪歪嘴，喊“毛泽东”。
在繁琐的审问中，只要他们发现有情报价值的，都要我写成书面文字。同学中，我写了贺捷生和李讷，教师中写了翦伯赞，朋友和同事中写了徐英斌。在我其余的知识分子“臭老九”朋友中他们没有发现“有用之材”。在这里，我要记录一些翦伯赞的其人其事。翦伯赞是我的老乡，湖南桃源翦旗营人，祖上是西域人，元朝皇帝把整个部落派到当地当驻屯军留了下来，他自称维吾尔族，长得也深目高鼻窄脸，和新疆维吾尔人脸相差不多。不过，他的中国人观念，汉人观念十分强烈，常常教导我们：“你们研究历史，不能一谈民族团结就大骂大汉族主义。”还讲了件小趣事：“我一次访问蒙古，他们的史学家对我说你们历史上有‘五胡乱华’，我们不能接受，为什么把我们贬称胡人呢？”我回答说：“胡人不是贬义词，中国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脸上的胡子比汉人多，汉人形象地称他们为胡人，并没有歧视的意思。”他早年留学美国，三十年代就成了中共的秘密党员，也就是以党外人士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由中共中央直接掌握，长期担任国民党元老民主派领袖覃振的秘书，抗战时在重庆给冯玉祥作私人历史老师。越共领袖胡志明在广西被国民政府逮捕了，是他走了冯玉祥的后门才把胡释放的。他原来是学经济的，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中国社会史大辩论”，他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参加论战，崭露头角，转而研究历史。他说着一口湘西官话，口齿清楚，头脑灵活，学识渊博，词锋锐利，特别是文笔，更是流光溢彩。他写的历史论文，如《桃花扇底看南朝》，《内蒙访古》等等都是极美的散文，辞章和学术在他笔下得到了高度的统一。我很敬佩他，还曾到他在的燕南国的花园小楼里看过电视。解放后，他和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那些人一样都是学术新贵，在北大的一级教授中他是政府配给了专用小汽车的少数享有者之一。但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以后，我对他就变得反感了。他是学术界的反右积极分子，给大学生作报告，大骂“章（伯钧）罗（隆基）联盟”，把向达骂作鸿门宴上的范增。南开大学教授，抗战时西南联大“战国策派”大宗师雷海宗被打成右派，也与他有关，只不过雷先生写过谈古希腊罗马社会的文章，批评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奴隶社会学说。但没想到，“文革”伊始，他却是第一批被打倒的“反动权威”，给斗来斗去，逼得1968年夫妻双双自杀了，结局悲惨。不过，在中国学术界江海横流地“向苏联学习”的时候，他坚持不入俗，从不开口马列，动笔斯毛。他是位真诚的，热情洋溢的爱国者，“爱我中华”，笔下处处露真情。他也反对当局为了政治需要而歪曲历史事实的“研究”，讲课时一次又一次地讲：“研究历史首先要尊重历史真实，鸦片战争是英国打我国，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件是日本人打我们，我们总不能说美国比英国和日本还坏，总不能把中英‘南京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等同起来。”
面对繁琐的审问，我烦透了，就想办法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少说，一事一说，不叫他们抓着枝节。我发现这一手对我在内地的经历是有效的，但一问到在新疆的事就无法蒙混过关了。他们对新疆，特别是对伊犁和霍城的情况比我清楚得多，什么也不能瞒过他们。譬如说，他们对人物的熟悉直到中共县委统战部长杨寿山，对地名的熟悉直到清水公社的名字，都清楚得很。知道汉族人叫清水河，维吾尔族人叫清水河子。他们又一次问了新疆的民兵是不是发了抢，也知道民兵即使有抢也没有战斗力，是虚张声势吓人的，只能吓服中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撒沙还问我：“老雷，你说，毛泽东的家是富农，周恩来的家是资本家，陈毅、康生、陈柏达都出身于有钱人家，为什么他们特别反对地主和资本家呢，我们真奇怪。”他们也特别注意“文革”中被打倒的少数民族干部的处境，问他们老婆是不是和他们离婚了。我说我只认识一位霍城县的哈萨克族部长，在县革委会派发生活费时遇到了他，穿着一身补丁衣服。还有一位粮食局的维吾尔族局长，我在煤矿上劳改时看到他赶着马车拉煤炭，其他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对我的回答不满意，撒沙常说我“你比狐狸还狡猾”。
他们要我最详细地叙述我在霍城中学教书和“文革”中当黑帮，被劳改的经历。写到这里，我就趁这个机会在这里再回忆一次吧。
霍城一中在“文革”中改名前哨中学（撒沙听了插嘴说：“反修前哨”），从1961年到1966年我在这所中学教了五年书。教初、高中的历史和高中语文。我为人随和，从不摆老师的架子，学识丰富，讲课生动，辅导学生写文章还出了两个小作家。1965年我辅导的文科毕业生百分之百地考上了大学，在全新疆拔了头筹。我喜欢和学生在一起，学生也喜欢我，有的年纪大点的高中女学生还私下给我递条子“表情达意”，我都满面笑容地接受又悄悄地撕掉，没有露出一点风声。在斗争黑帮的大会上，没有一个学生辱骂和殴打过我，有的黑帮分子被戴了高帽子，却没给我戴。我还记得校文革委员会副主任，一位高中女学生在批斗会上发言说：“我校的黑帮分子除了雷光汉外，道德品质都是很卑下的。”不过，我说的都是我教过的学生，没有教过的学生斗争起我来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1967年初冬，我正在霍城县芦草沟公社大东沟水渠工地背石头修水渠，一个我教过的江西籍高三毕业生，要给我打抱不平。他是贫下中农出身，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红卫兵头头，骑自行车到工地找到我，对我说：“你是受冤枉的，我帮助你到上面去告状，按照政策至少可以先回到学校领工资。”晚上，他用自行车把我拖到果子沟，拦到了一辆一位湖南老乡开的运货卡车，把我拉到了乌鲁木齐。当时新疆的革命委员会还没有成立，什么事都没人管，军管会只会欺压“阶级敌人”，火车站，汽车站，自治区党委大楼前到处都是流民，都是“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到乌鲁木齐来告状，甚至去北京告状或者告状后返回来的人。身无分文，白天在街上行乞，晚上在露天广场上睡觉，有的走投无路，只好卖儿卖女，我的“告状”当然也就没有结果。幸好，在乌鲁木齐我的北大老同学多，给我凑了一笔钱，还给我开出了新疆科学院干部出差的“证明”，使我得以离开新疆。我用分段无票乘车的办法在一年的时间里“旅行”了半个中国，到了兰州、西安、呼和浩特、北京、天津、石家庄、郑州、洛阳、武汉、长沙等等许多城市，还到过云南，有老同学就住在老同学家，没有就住车站、码头。每到一处，买两个烧饼，灌一瓶凉水，就到各个大学，科学院去看大字报，参加各式各样的批斗会，我是要看看“文化大革命”的究竟。在兰州大学，逢上了一派学生要打倒原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江在解放后原来一直执掌北京大学，陕西人，是杨虎城培养的乡土人才，后来加入了中共，三十、四十年代在德国任中共旅欧支部书记，回国后做了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1952年中国各大学院系调整，调到北京大学当第一任副校长，以后又当了党委书记，实际上是北大校政的唯一实际掌权人。他是非常左的，1955年“肃反”运动逼得好多教授、教员自杀（我记得其中之一有原旅越南华侨协会主席、解放后回国在北大东方语言系越南语教研室当主任的一位，和历史系的一位最有成就的青年考古学家。可惜我忘了他们的名字，要是查是可以查得出来的）。“反右”时江隆基更是受到康生的耳提面命，超额完成划“右派”任务而居全国之冠。1960年江调去兰州大学当校长，“文革”开始说他里通外国，根据是他访问日本时认识了几个日本学者，给他寄了贺年片，他保存下来了。最后逼得他在厕所里上吊自杀了。我当时想，这是报应，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江的这一天到来了，何必为他平反？在长沙，我在韭菜园我的一位老同学的老母家住了一个月，整天往岳麓山大学区跑。一次在湖南体育馆看了对省级“黑帮分子”的批斗大会，“黑帮分子”们排成方队，站在中央，每人挂着一个大黑牌子，上面写着他的姓名，我认出来的有中共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教育厅长唐龄、作家康濯和周立波。周立波也是遭报应了，他是益阳人，文坛最大杀手周扬的本家侄儿，反“右派”时抡大棒最凶恶的。八月份我返新疆时又去了五一广场看了“计划生育誓师大会”，几万人向伟大领袖宣誓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集体朗诵老人家的最高指示：“人类一定要学会自己控制自己。”我听了感到真好笑，十年前老人家发出了“人多力量大”的最高指示，反对限制中国人口，把发表了《新人口论》的北大校长马寅初打下台，把中国的人口问题搞得个永世无法解决了，现在又要大家向他发誓要“控制自己”了，真是从何说起？唉！
之后，我回到石门县子良乡伴着老父老母住了一个多月，足不出户。当我一听说公社派民兵要抓我了，便马上逃离了家，又辗转回到新疆，还是一路无票乘车，反正我有了经验。一般的办法是，上了车就拿着一本英文本的“毛主席语录”，找到一名解放军军官模样的人坐在一起套近乎，与他大谈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心得，把周围的人都震住了，就谁也不敢向我查票了。十月分，我回到乌鲁木齐，住在新疆大学外语系我的同事武鹏云那里。他高中毕业后在霍城中学教体育和俄语，以后又考上大学了，高考时我给他辅导了语文和历史。他是位最讲侠义的山东大汉，虽然出身军官家庭。以后，在九十年代他曾出任湖北沙市纺织工业大学校长。他很周到地照顾我，给我找来了一件旧羊皮大衣过冬，还给了我到学生食堂吃饭的月票。年底，搞什么“全国山河一片红”，全中国最后只剩下了新疆和西藏还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我奇怪1949年大陆山河都通通红过一次了，为什么还要再红一次呢？新疆革命委员会后来也成立了，主席是原湖南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少将，但后来他跟着林彪吃了瘪，主持日常工作的是第一副主任赛福鼎。赛福鼎是维吾尔族人，原新疆自治区主席。我要到自治区革委会办公大楼去告状，门禁森严，还没走到跟前就给手持冲锋枪的警卫撵走了。怎么办呢？不久，新疆大学革命委员成立，全体学生排队去向自治区革委会“报喜”，说是有大官接见。我想机会来了，冒充新疆大学学生，跟着学生报喜队伍到了自治区革委会办公大楼前，见到出来接见和讲话的正是赛福鼎。我请一位维族学生用维文把我的平反要求简单写了张纸条，趁赛福鼎讲话，我大步流星上去把纸条直接交给了他，拉着他的衣袖不放。他用汉语说了句“这么快？”叫我跟他到了大楼第二层他的办公室。在他长长的办公桌上摆了一排电话，和我没有说完一句完整的话电话铃就响了，根本无法谈下去。他只好打电话把他的秘书叫来，让他的秘书处理我的问题。秘书三十来岁，是个十分英俊的回族军官，普通话和维吾尔语都说得流利。听了我的陈述，他表示同情，当场写了张条子：“请政治保卫组处理，雷老汉理应返回学校，补发工资。”署名是“赛福鼎办公室”，没有盖公章。把我称为“雷老汉”，我感到亲切。在他的办公室里还遇到了一个中年汉族军官，流着鼻涕，自我介绍说他是王恩茂的秘书。王恩茂可是新疆的一片天，原是中共新疆党委第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文革”中江青说他有二心，挨了斗。长官倒了霉，秘书也跟着一付倒霉相。到了政保组，一位空军军官看了我拿的条子，知道是赛福鼎亲自过问的，不敢殆慢，立即给我开了平反条子。“1、返原校工作；2、工资照发；3、有问题运动后期处理。”盖了新疆革委会的大红公章。当时新疆的空军部队是林彪派，和保王恩茂的新疆军区作对，空军部队派到地方上的军宣队人员都同情受迫害的人。
我以为我的状告赢了，可一当我回到霍城县，才知道县革委会对上司的命令并不买帐，不仅不给我补发工资，连现工资也不发了，每月只给我十五元生活费，叫我回前哨中学劳动。霍城县革委会主任栗寿山，把我当成最大的眼中钉，说我是“大右派翻案的典型”，是“阶级斗争尖锐性的突出例证”。栗后来当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新疆党委副书记，在我身上也捞了点政治资本。另外两个专门整我的人也都是有来头的人物，一个叫刘允焕，后来当了新疆师范大学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一个叫宋植，后来当了县委书记。他们不仅是“整人就要把人整死”的杀手，也是品质恶劣的恶棍。宋植在1966年跑到伊宁市，逼着我的女朋友和我划清界限，还趁人之危调戏她。
听了我的这一长段陈述，预审官和撒沙一下子兴奋起来，还把克格勒的副主席也请来了，要我反复地讲和赛福鼎见面的细节，表示了对赛福鼎的极大关心和兴趣。撒沙还对我说：“赛福鼎原来是苏联公民，苏共党员，他可真是个大叛徒。”我反问：“赛福鼎现在不是中国公民吗？你们苏联承认不承认新疆和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他反唇相讥：“你又来民族主义的一套了，当然我们承认新疆和西藏是中国的领土。”
他们问的要多啰嗦有多啰嗦，我头发昏了，眼都直了，撒沙又给我讲笑话来提神，说：
赫鲁晓夫去欧洲访问，晚上坐火车回国，到一个车站停下来，同行的人问：“到什么地方了？”赫鲁晓夫把手伸到车窗外，一会儿抽回来，说：“到东德了，有人亲我的手。”车行了一段后又停下来，赫鲁晓夫又把手伸到窗外，说：“到波兰了，有人在我手上吐口水。”最后一次他抽回后说：“到我们苏联了，你们看，我的手表被偷走了。”
撒沙接着对我说，我们苏联小偷的本事可大得很，你以后出去工作了，要特别小
心。他还讲了个小偷的笑话：
一个苏联侨民离国多年后回到祖国，轮船在列宁格勒靠岸后，他走上码头，把皮箱放下，双手伸开后深情的呼唤：“祖国，我回来了。”说完低头一看，皮箱已不翼而飞。
看来初审已经大功告成，六月中旬放了我两天假，还允许我到住处附近的街上去玩，我的“地位”又提高了。可是第二天中午，一名俄罗斯官员急急忙忙跑到我的住处说：“马上收拾好你的东西，我带你去住旅社，快，快！”我急急忙忙向房东老夫妇告别，跟他坐车到阿拉木图城中心一家小旅社住了下来。后来牛水告诉我，我搬走后，随即住进来了一位上海姑娘，是新疆兵团农场逃来的。她后来被送到卡拉干达市一家工厂干活了，没几天给一位中俄混血小伙子娶走了。我听后开了个玩笑：KGB做事也太小气了，为什么不把她留在阿拉木图介绍给我呢？
小旅社名叫以色克旅社，旁边是八层楼的阿拉木图大旅社，后面是个小公园，有很大的卖花摊子。对面是哈萨克斯坦歌剧院。剧院前竖着阿巴亚、江布尔等哈萨克文化名人的大理石塑像，右边是家电影院，左边隔马路便是哈萨克斯坦政府大厦、中央广场和广场花园。广场上竖有高大的列宁铜像，大喷泉喷出的水线有十几米高，小湖里鸳鸯和天鹅在戏水，白天晚上都有很多人散步在花园里。我住一楼的一间小房里，房内只有一床一桌一椅一衣柜。出门时要把房间钥匙交给看门人保管。看门人穿着黑制服，一位彬彬有礼的老头子。他们一般都是KGB的退休小军官，在旅社看大门可以领取一分轻松的工资，也可以继续干他们的老本行。房费撒沙代我支付，每天还给我发一卢布五十戈比的生活费。食品很便宜，一个大面包二十戈比，一瓶牛奶十戈比，再花五十戈比买根香肠，一天的吃食就够了。节余的钱我买了笔记本，圆珠笔，剩下的每晚去看电影。从旅社往北走穿过两条街就是KGB办公大楼，以后接受审问都是步行来往，撒沙到旅社来接。
次日，没完没了的审讯又开始了，不过这次换了名称，叫“复审”。预审官拿了一张彩色手绘地图给我看，画的是我出逃的路线。又把我发表过文章的照片给我看了，像《伊犁日报》这种小报他们都收集了。复审是把审问提纲打乱了次序再问一遍，看我的回答对不对得上号。审问时气氛和缓多了，问的没以前啰嗦，进度很快。大部分时间是回答另外一些官员们的问题，涉及的层面多，经济，政治，文学，历史，哲学各方面什么都有。有的人要我帮他认繁体中国字，有的人只是把我当成动物园的猩猩一样看稀奇。他们一般都会中国话，不少人说得十分流利。我想在哈萨克斯坦KGB里面会说中国话的至少不下一百人。里面有两个中国人，一个姓葛，上海人，光头，又矮又胖，像只大啤酒桶。他的官阶高，独据一个办公室，别人都立正和他说话。他傲慢地自我介绍说：“我是国际共产党员，你是不明白的。”我心想，你吹牛骗人也不看对象，共产国际四十年代就解散了，也没有什么国际共产党，又从哪里跑出来个“国际共产党员”？八十年代末我回祖国探亲，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葛某人也来中国访问了，名义是苏联科学院顾问。另一个是个瘦高个，山东人，戴眼镜，拿着手杖，神气地看了我几眼，不屑和我说话。大概古往今来的汉奸都有一种共性，在主子面前卑躬屈膝，在同胞面前威风凛凛。
复审只进行了两个星期，到七月下旬结束，以后主要是从我身上挤中国情报，也不叫我去KGB办公室了，派人到旅社问我，还要写成书面材料。一共要我写了四份材料：中国的教育改革，中国的人民公社分配情况，中国的人口问题和中国同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和日本的关系。我当过教员，又在公社劳改过，他们很能因人用材。我回答了些什么呢？对第一个问题我写了，中国学校都关门了，学生都在闹革命，或者下乡当农民，教育都没有了，哪里来改革？对第二个问题，我回答了人们公社是个大集中营，社员是农奴，五类分子是奴隶。我在芦草沟公社修了一年的水渠，天天搬石头，年终结算，我还倒欠公社生产队二百块钱。对第三个问题，我回答不知道中国现时的人口统计数字，只知道到处都是人，一对夫妇一生孩子便是三个，五个，长此下去，中国的土地会装不下，中国的人口膨胀，全世界都要跟着倒霉。对最后一个问题，我复述了一张红卫兵的传单：“北朝鲜发生军事政变，第二号人物金庸健给打死了，伟大领袖金日成被接上飞机到了汉城.”和唱遍全中国的《中阿友好之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撒沙听了哈哈大笑。他们很重视中国各地区居民的地方性格，因为他们要在中国各地找人当狗腿子。对这点我后面有专节记述。大概各地KGB收集中国情报有分工，他们问我中国的情况只问到了新疆和甘肃。还有一位从莫斯科来的女汉学家和我谈了些语言上的问题，如汉藏语系的各分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等等，似乎她知道的比我多得多。我说越南人是中国古代越族的后代，广东话的语言很有中原汉话和东南亚马来话相混合的特点，她表示赞成。一次，一个穿着华丽，气度自作高贵的哈萨克女人来和我谈话，撒沙介绍说她是共和国对外文化协会主席。对外文化协会也是这栋间谍大楼的办公成员。
前面提到的那个沃洛佳，文质彬彬，满腹经纶。是个学者型的间谍。当时他既自学中文，也学日文，重点研究日本，常来和我聊天。一次他带来几本介绍日本关东剧的书，问我知不知道。我只知道关东剧是日本的汉化戏曲，源自中国戏曲。又一次拿来一叠日本技术文件给我看，里面有许多化学方程式，他说是花钱从日本买来的技术资料。他和我谈日本的武士道文化，大和民族对外扩张性给亚洲各国造成的持久性威胁，说日本的经济扩张全得力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也可以说中国，苏联战后的亚洲政策，不顾己身力量和美国对抗的政策，使日本渔翁得利了。我也向他说出了我对日本的本质看法：日本是个狭小的岛国，人口密集，资源缺乏，日本人要生存下去只有靠对外掠夺，倭寇是它自古以来的立国之本。日本人善于学习，集中了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的长处。它又是个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内部团结，武士道和军国主义得以猖獗地发展，把日本国家变成海盗之国，大和民族变成海盗民族。日本人又善于在强权下低头，美国给丢了原子弹，日本人就匍状于美利坚脚下服服贴贴了。所以，日本又是最大的亚洲之奸，为美国向亚洲扩张全力效劳的亚洲奸贼。
一次在旅社大门前，忽然一个高个子中国人向我打招呼，他自我介绍说是新疆喀什人，在新疆科学分院当过汉维语翻译，认识民族研究所所长谷苞的老婆，说她是中俄混血。1961年他移民苏联，已加入苏籍。在一个星期内，他天天来旅社找我散步，带我去咖啡馆吃点心，不断向我打听乌鲁木齐的种种，也有人，也有事件，吹嘘苏联人的生活幸福。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是KGB打发来验证我的身份的。不过有时也说实话，告诉我苏联的工资水平并不高，每月能领到一百卢布便是好工资了。他本人在面包坊干活，一个月才拿六十卢布。
KGB对我的审查还在继续，使我感到深深的懊悔和忏悔，觉得即使是逃命，也不能逃到自己国家的敌国去。中国有句古语：降将无伸足之日，降卒无回颈之时，那还是在自己国家的内战中。现在我“自愿”当了敌国的“俘虏”，如果我的爱国之心一息尚在，在这个虎狼之国是无法生存的。我决心逃出这个国家，即使逃不出去，我也要告诉我的祖国和同胞：逃亡，也不能逃向敌国。
第二章 第二次逃亡
初涉苏联
三个月的审查终于结束了，从1970年八月一日开始我就在一家阿拉木图的工厂打工了。我以后的生活都有是在中亚最大的国家哈萨克斯坦渡过的。在前苏联，哈萨克斯坦仅次于俄罗斯联邦，是第二大加盟共和国。在十五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哈国名列第五，排名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之后。哈共第一书记古拉也夫是少有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
前苏联的中亚有五个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土尔克明尼亚（土库曼）。这些国名，都有是民族的名称。前苏联解体。五国独立后，国名都是在族名后加上词尾“斯坦”。五国中哈国面积最大，有二百七十多万平方公里。在亚洲各国中仅次于我国和印度。人口则以乌兹别克人最多。中亚位于欧亚大陆腹地，是地球上离海最远的地方，且多是沙漠和草原，在近代工业和交通没有发展以前，只有河流边有一些古代的绿洲文明，也就是我华夏民族开辟的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古代中亚民族都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白种人，黄种人，混血人都出入在这片辽阔地区，但从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力量，文明程度很低。古希腊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还有跛子铁木耳帝国都曾在这里称霸过。我国自从公元2世纪前通西域后，汉朝，唐朝，契丹族建立的西辽王朝，元朝和清朝都曾把大片中亚土地并进中国版图，但最后完成对中亚军事占领的是沙俄帝国和它的继承者苏维埃帝国。沙俄在鸦片战争后强占了我国今日新疆以西大片领土，斯大林又继续蚕占了不少地方，列宁还制造了外蒙独立。在清朝全盛时期，我国领土有一千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现在只剩下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了，除英国把云南和西藏的一部分强佔过去变成面甸和印度所有，法国强佔一部分变成越南所有外，绝大部分土地都是俄罗斯分割过去的。写到此处，我不禁泪流满面，我想起了金庸先生在《鹿鼎记》里写下的一句话：“安得复起康熙、韦小宝于地下，逐彼狼子野心之罗刹人，而复我故土哉。”
前苏联有一百五十多个民族，差不多都有成员住在中亚，这是是世界上民族最复杂的地区之一，可以称得上“欧亚人种博览会”。土著民族有乌兹别克，卡尔卡洛阿克（聚居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土库曼（土尔克明尼亚），都信仰伊斯兰教。乌兹别人群体最大，文明程度较高，中亚文明古城布哈拉、撒马尔干、安集延、塔什干都在乌兹别克斯坦。其他几个民族都形成得晚，文明程度不如乌兹别克。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原来是游牧民族，名义上是穆斯林，宗教信仰却不深。这却是件大好事，政治远离宗教，也少了许多民族内部的纷争，民性也就淳朴了很多。这么些民族，在文化上，可以说都给俄罗斯同化了，唯一在中亚通用的语言也是俄语。各本地民族局限于原来的低文化水平，缺乏综合筛选的能力，在接受俄罗斯文明发达的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的同时，对俄人的蛮横，高傲，掠夺性，排他性，酗酒，偷抢拐骗的负面文化，也常常是照单全收，而且对负面的接受比对正面的接受更多。我一直同情本地民族，每逢本地人和俄人打架斗殴，我都把支持给予前者。每逢土著人要求独立，我也同情他们，有时还写诗颂扬他们。现在中亚各国独立了，我希望都和我们中国和平相处，都成为我国名实相符的友好邻邦。
土著居民在苏联时期受到的都是俄语教育，表面上看也相当文明。但他们从事的职业主要是牧民，农民和工人，也有少数当官的或当警察，科学技术领域却涉足不多，财政金融方面，我几乎没有看到有本地人当会计或出纳的，即便是商店的售货员也不多。
主要的外来民族有：
斯拉夫人，即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是苏联的统治民族，军权，KGB大权和实际掌权的各级共产党委员会第二书记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关键的岗位，如大工厂，大公司的厂长，经理，总工程师，总会计，科研专家，法官，律师，警官也多是他们。普通斯拉夫居民大规模进入中亚是苏德战争时，五十年代赫鲁晓夫在北哈萨克斯坦垦荒，迁来的垦荒者也多是欧洲居民。辽阔的北哈萨克斯坦草原从此发展起来，当地的斯拉夫居民比哈萨克人还要多得多。中苏关系分裂时期，勃列日涅夫迁来大量苏欧居民到中苏边界的苏方一侧居住。波兰人也是斯拉夫人，在中亚数以万计，不过他们是亡国之民，被压迫者。1940年斯大林和希特勒瓜分波兰，苏军占领东部波兰后，把数以万计的居民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各地。在我的印象中，波兰民族的素质不高，凡是波兰人的农场都穷，公共财产被偷光了。六十年代后人口统计，波兰人都把自己的民族成分改成俄罗斯人了。
日耳曼人，即德国人。德国人对俄国的影响很大，德意志帝国是俄罗斯帝国沙皇们学习的榜样，著名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就出身于日耳曼公主。她和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一样，是侵略我国的罪魁祸首。在俄国殖民者侵占我国东北大片领土后，她宣布：“俄罗斯帝国的国旗升上去就不好降下来了。”许多德国人被聘到沙皇朝廷当大官，包括将军，大使直到宰相，大量德国移民——商人，庄园主，医生，教师和牧师也跟着来了，还集居在俄国伏尔加河中游的黄金宝地。“十月革命”后列宁在那里建立了日耳曼自治共和国，首都叫恩格斯城。苏德战争前夕，斯大林废除了这个共和国，一夜之间把那里的德裔居民全部强行抓走，运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各地当劳工，开矿，伐木和垦荒。二次大战结束后，苏联男人大批在战争中死亡，需要劳动力，又从德国东部占领区内抓来了很多德国人。在斯大林时代，德国居民和中国的“五类分子”一样，没有人身自由，连当兵都不允许，外出都得有路条。赫鲁晓夫时代才给了他们苏联公民权，不过仍然受到KGB严密监视，受斯拉夫人的歧视。德国人素质高，勤劳，文明，办事认真讲信用，特别是他们都是技术天才，中亚许多工厂的第一批技术工人都是德国人。与在苏联的中国人一样，都是受压迫者，都是天涯沦落人，所以，一般德国人和中国人的关系都挺好。
属于欧洲的居民还有希腊人和西班牙人，他们是二十世纪30、40年代西班牙，希腊内战时两国共产党武装的残存者及后代，西班牙共产党人还是伊巴露丽的徒子徒孙们，斯大林把他们也送到中亚各地当劳工。西班牙人很早就回去了，希腊人留下很多，大都是工人，农民，其社会地位和斯拉夫人一样高。但不知道为什么却很少见到他们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上有什么出息。希腊人凶狠，习于斗殴，不像是拥有高度古代文明民族的后代。
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人和阿尔明尼亚人，是斯大林的老乡，像30，40直到60年代，苏联最高统治集团的斯大林，伏龙芝，奥尔忠尼启泽，贝利亚，米高扬，巴格拉齐扬都来自上述两个民族，在中亚各地当官的也很多。当时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工业部长就都是阿尔明尼亚人。翻译撒沙对我说：“阿尔明尼亚人在苏联就和你们湖南人在中国一样，当大官的多。”但不知道为什么，阿尔明尼亚人的口碑并不好，在苏联人中流传着这样的笑谚：“问：苏联有几个民族？答：有三个——俄罗斯人，非俄罗斯人和阿尔明尼亚人。”意思是他们拥有特殊地位。不过苏联的一百五十多个民族，白人中名声最不好的是乌克兰人（贬称“哈合”），黄种人中是巴什基里人（和鞑靼人差不多，居乌拉尔山西，首都乌法。）
阿塞尔拜疆人和北高加索人（后者主要包括车臣人，印古什人，奥塞提人，巴尔卡尔人，阿瓦尔人等），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北高加索山山高岭峻，是欧洲的“十万大山”。每个山头就住着一个民族，形成一个个中世纪王国，说着不同的语言，所以北高加索人的语种特别多。故事说：“上帝在造完人以后，多余出了一口袋舌头，都倒到北高加索的丛山中去了，于是在那里就有了数不清的语言。”古罗马史书记载，罗马人去北高加索做生意，要通过八十多道翻译，才能沟通。北高加索人民风强悍，好斗不驯，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帝国才完成了对这里的占领。可是当地的民族反抗斗争直到苏维埃时代还此起彼伏。苏德战争爆发后，希特勒军队占领了北高加索，当地不少民族几乎全民族地站到了德国人一边，反对俄罗斯人。1943年苏军光复了北高加索，斯大林下令实施全民惩罚，把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等民族不分男女老少，大部分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各地。巨大的后患，造成了今日久战不休的车臣战争和车臣恐怖分子在俄罗斯和中亚各地层出不穷地制造事端。流毒所及，直至我国，因为一些新疆分裂分子也到了车臣，当了叛乱者的雇佣军。
鞑靼人就是中国人日常说的“鞑子”，又称塔塔尔人，是蒙古人西征统治俄罗斯后留下的后裔，也可以说是俄罗斯化的蒙古—突厥人，语言属突厥语族，而音乐，舞蹈几乎全是蒙古风味。分东西两部分，东部聚居在乌拉尔山西麓，以喀山为中心的伏尔加河中游，信奉伊斯兰教；西部居住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信东正教。鞑靼人一直不服俄罗斯的统治。德军占领克里米亚时投降了德国，战后，斯大林用对付北高加索的手段来对付克里米亚鞑靼人，全部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各地了。鞑靼人聪明，对中国人态度不错，不少鞑靼女人嫁给了中国人。鞑靼人是黄种人和白种人的混合，长相漂亮。
犹太人，在中亚各地当官，当学者，教授，工程师，医生，艺术家的很多，最差的也是售货员，几乎没有干体力活的。犹太人十分聪明而节俭，善于理财。在远东伯力附近有一个犹太人自治州，那里的华侨多，许多犹太人女人嫁给了华侨。犹太人从母系，许多华犹混血儿也就成了犹太人。
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是高加索的原住民，俄国吞并高加索后成了俄罗斯沙皇的臣民。土耳其人一直亲德，苏德战争前夕，斯大林把这两个民族全部流放到了中亚来了。这两个民族的名声都不大好，土耳其人蛮横；库尔德人更不事生产，女人和茨岗人一样，以乞讨，算命，行巫为职业。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改革伊始，苏联烽烟四起，乌兹别克斯坦发生了大规模反土耳其人的民族流血冲突，几万土耳其人被赶到江布尔地区来了。
茨岗人就是吉普赛人，是古代从印度流亡到欧洲的流浪民族，在苏联各地都有，而以中亚为多。因为二次大战中法西斯德国也屠杀吉普赛人，他们逃难到中亚和远东来了。茨岗人的民族习性中有很强烈的印度人遗风，善于歌舞，习于乞讨，算命卜卦，并用作谋生手段。他们居无定所，到处流浪。赫鲁晓夫大垦荒时，从各地抓了成千上万的茨岗人到农场，希望把他们改造成生产民族，却演出了一幕滑稽戏：三天之内，他们全体从农场里逃光了。
维吾尔人中亚各地都有，在接近中国边界的哈萨克斯坦一方还有维吾尔聚居区。新疆以外的中亚地区原来是没有维吾人的，清朝后俄国占领我国伊犁十年，俄占领军团撤走时掳走了几万维吾尔人到中亚，一位维吾尔诗人还写了一部悲哀的长诗《失去的故乡》记载了这件事。在1945年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时，苏联领事馆大撒“苏侨征”，又有几万“苏侨”“返国”。1962年伊塔地区发生了著名的“伊塔事件”，又称“五二九事件”，边民大批外逃，“文化革命”中也逃走了数以万计的维吾尔难民，中亚才有了维族。维吾尔人善于经商，会汉话的多，不少人保留或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是华侨。
东干人，源自我国的回族，在中亚各地都有，主要聚居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即古代碎叶城，唐朝西域都护住地，李白出生的地方）地区、吉国首都彼什凯克和哈萨克斯坦南部包括首都阿拉木图和江布尔州。十九世纪中叶陕甘回民起事反清，清军爱国将领左宗棠西征平叛，第一批起事失败的回民在白彦虎率领下逃到俄属中亚，不久俄占领军从伊犁撤退时又掳来成千上万的中国回民，他们都自称东干人。有人考证“东干”就是“东甘”，意思就是“东部甘肃”。民国初年甘肃回族将领马仲英叛乱失败，又带到新疆成千人，“三区革命”时他们被迫当了“苏侨”，到了苏联。以后“归国”的东干人也不少，但1962年和“文革”中又有逃回苏联来的。东干人的文化很有意思，保留了相当多十九世纪的中原文化传流，饮食习惯几乎全同于中国人，语言以十九世纪陕甘方言为主，再加入一些俄语词条形成，用俄文字母拼写。室内还保持着土炕，墙上爱贴中国年画和古装戏曲画。彼什凯克市附近有一个村子命名为梅兰芳，也有骚葫芦、米粮川、二道沟这样的中国地名。不少老人们讲起牛郎织女，薛丁山和樊梨花的故事还是一套套的。举行传统婚礼时男着礼帽，长袍，披红带花，女着凤冠霞披，穿花鞋。姓名是俄罗斯化的中国姓或伊斯兰教教名，如马姓为马阿洪诺夫，李姓为李桑诺夫，白姓为白沙诺夫之类。他们把政府机关叫衙门，职员叫师爷，警察叫衙役，飞机叫飞船，女教员叫师娘，是中国清朝语言的活化石。东甘人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比较强烈，可是凑不起钱来在东干村子里修建自己的清真寺。他们聚族而居，少与其他民族来往，形成了东干文化的封闭，保守，排他，又因近亲通婚，民族素质日益低下。大概因为人少，又远离中国现代文化，在苏维埃时代，他们对俄罗斯存在顺民心理，比较仇华，和朝鲜人一样强烈。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有个东干研究所，所里的东干学者们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准备宣称东干语是和汉语不靠边的世界独立语言。这是因为他们当惯了顺民，甘愿和先进的文化，和自己的根脱钩。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发展，他们是既羡慕又忌妒，还千方百计坑害中国商人来赚钱。
朝鲜人，在中亚任何地方都可以碰到朝鲜人，总数当以百万计，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很高。在苏联和中国对抗的时代，苏联一百五十多个民族中最反华的就是朝鲜人。对于他们的事大心理和习惯于当顺民的民族本性，我要多用点笔墨来叙述。在和苏联各族平民百姓的交往中，其实俄罗斯人对中国人一般还算友好，没有表现出对中国人的特别“义愤”，也不一开口就放言“我们苏联”，“你们中国”。只有朝鲜人，张嘴便是“我们苏联如何如何好，你们中国如何如何坏”、“中国人忘恩员义”、“我恨中国人”这类刺人的十分恶毒的言语。其实，中国对朝鲜民族之恩可谓大矣，忘恩负义的是他们。上世纪初日本并吞朝鲜后，数以万计的朝鲜人经东北逃到苏联。在三十年代斯大林肃反岁月中，中国人和朝鲜人都是整肃的对象，区别是中国人被关尽杀绝撵光，朝鲜人则全部流放到中亚来了。苏德战争爆发后，前苏联各族青壮年都当兵上前线打仗去了，斯大林不相信朝鲜人，不要他们当兵，留在后方干活。而许多大学又从前方搬到了后方，继续招收学生，朝鲜年轻人趁机上了学。他们的顺民心理，事大心理又十分突出，喜欢加入共产党，对苏维埃政权表示了不同寻常的忠诚，苏联政权也就欢迎他们了。战后要恢复经济，要建设，要专家，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的朝鲜人便成了各方面的专家，并一步步走进党政枢要机关，不少人当了大官。我来到中亚时，哈萨克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长和哈共江布尔的一名书记就都是朝鲜人。我接触到的几个朝人官员都是官气十足。朝鲜民族的事大主义有着久远的历史传统。因为朝鲜是个小国，被中，俄，日本三个大国包围，无法自立，历代高丽国王便以“事大”引出了民族的顺民、忠仆的民族性格。日本侵略中国时，“高丽棒子”成为最凶恶的帮凶。侵华日军中有许多朝鲜兵，在1942年侵入我家乡的日本军队里朝鲜兵占多数，他们执行日寇对我实行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最彻底，兽兵过处，一片焦土。日军占领北京时，在菜市场上，日本人是只抢菜不给钱，朝鲜人则把菜抢走，还要把中国人的菜摊推到在地，再踏上几脚。亡国后的朝鲜人逃到中国被接纳，而刚立下足来又依仗日本势力（他们也有日本国籍）压迫中国主人，民国初年发生在吉林省朝鲜移民屠杀中国居民的万宝山事件便是一例。狗要比主人更凶恶才能讨得主人的欢心，大抵如此，比如，从前上海最凶恶的警察就是英租界的印度“三道头”和法租界的安南人。中苏对立时期，朝鲜人的姓名和中国人一样，长相也差不多，他们害怕别人把自己当成中国人，和中国人的距离拉得越远越好，所以处处表现出自己对于中国人不一般的“愤恨“。有的朝鲜人对我说：“只要我们苏联的电钮一按，你们中国就得完蛋。”八十年代中国女排称雄全球，把苏联女排打败了，有些朝鲜人见到我们中国人简直是气愤填膺。不过，由于生活习惯和我们相近，不少朝鲜女人还是嫁给了中国人。前苏联解体，中亚各国独立，本地民族掌权，朝鲜人马上失势，又处处受气，他们又倒过来向中国人套近乎拉关系了。今日朝鲜南北分裂，北朝鲜是压在中国人脊背上的大包袱，金日成家族吸了几十年中国人的血汗，在国内排华，搞民族沙主义，无法自立。几十万北朝鲜人为躲避饥饿，逃到了我国东北，南韩人反而在汉城，美国和加拿大许多城市我国的使领馆外面游行示威，说我国不尊重人权，不承认那些北韩人的难民身份。而祖先为南韩人的我国朝鲜族同胞回到南韩后，南韩人又不承认他们的朝鲜人身份，把他们当中国人来歧视。朝鲜人的种种变态民族心理既无理又无情，叫人奇怪。在中亚朝鲜居民中，也有许多怪事。比如朝鲜姓来自汉姓，如果是贵族，则在汉姓后面加一个“盖”字，像《薛仁贵征东》一书中的高丽大将盖苏文，其实本名是泉盖苏文，即姓泉的贵族。苏联解体后，已经高度布尔什维克化了的中亚各地朝鲜居民又纷纷把自己的姓氏中加上了“盖”字，如金盖，李盖，巴克（朴）盖之类，以表示他们昔日的贵族身份。
至于生活在苏联各地的中国人，即汉人，也是人数不少，源远流长的。KИTAЙ一词显然始自西辽国的统治民族契丹，因为汉人和契丹人都是东方民族，黄种人，以后，在俄语里就主要指称汉人了，也泛指中国人。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反华年代，苏联人把来自中国的各民族人士，甚至包括返国的原留华俄侨，都一律称为KИTAЙ，包含着蔑视和不可信任的意思，KИTAЙ成了个大贬义词，几乎成了万恶之源。
历史上，俄国人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黑龙江以北至外兴安岭，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的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原属我国，居住着大量汉、满等族的我国居民。在黑龙江以北有一块地方叫海兰泡，又名江东六十四屯，即六十四个村子，居住的全是汉人，十九世纪中叶清、俄划界后仍属我国，在民国时代的我国地图上还是划入中国的版图的。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我国，俄军和日军是主力。残暴的俄国军队把那片土地上的中国居民全部撵到黑龙江里淹死了，只有少数幸存者活下来，史称“海兰泡惨案”，这个地方也就变成了苏联的布拉戈雅申斯克市。清俄边界开放后，在海参崴（俄名弗拉基沃斯多克，即“掌握东方”）、伯力（俄名哈巴罗夫斯克。哈巴罗夫是俄国侵略远东的殖民军将领）、赤塔、伊尔库茨克，直到遥远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列宁格勒）都有人数不少的中国商人在那里经商，西方记者把赤塔称作“中国消极的殖民地”，把哈尔滨称作“俄国积极的殖民地”。“十月革命”后，中国商人被撵回国或者杀掉，房屋和财产全没收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需要劳动力，在山东，河北各地招募了十万华工去修西伯利亚大铁路，开矿和伐木。“十月革命”时成千上万的华工参加了红军，英勇善战，有的中国战士还当了将军，列宁的卫队营即由中国战士组成。在苏联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工人做了极大的贡献。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镇反，把中国人全当间谍抓起来了。当时在海参葳，伯力各地见着黑头发，“契卡”分子就抓，把一些长着黑头发的俄国人也当中国人抓了起来。抓起来后关在大森林的集中营做苦工，有的枪毙了，里面还有不少为共产国际和转入苏共作华侨工作的中共党员，只有少数被新疆军阀盛世才要回了新疆。几万一时未死而在集中营做苦工的中国人，后来大部分死于集中营了，少数在五十年代赫鲁晓夫掌政后才释放出来，居住在远东和中亚各城市。在同一时期，美国用电椅处死了两个意大利侨民，全世界抗议，巴金先生也写了长篇文章为他俩喊冤。而斯大林杀了几万中国人，却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哀哉中国人！这批华侨幸存者都娶了俄女为妻，他们的子孙也已淹没在俄罗斯人的汪洋大海中了。在“九一八”事变日本占据东北后，又有大批中国人从东北逃难到远东，其中还有马占山领导的抗日义勇军战士。他们抵达苏联后，命运也十分悲惨，被当成日本间谍关进了集中营。斯大林的手段是如此恶毒，一方面在广播电台里，号召东北中国人如不愿受日本统治，可以逃难去苏联，当人们冒着千难万险逃到苏联后，又把他们当日本间谍判刑劳改。
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有几万所谓苏侨从东北，新疆，上海各地回到苏联，里面大部分是和白俄女人（白俄，“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的苏联人）或同其子女结婚的中国人及他们的孩子，多数还是中国公民。另一部分是“三区革命”后苏联驻新疆乌鲁木齐，喀什，伊宁，塔城，阿勒泰，博乐各地领事馆非法发展的所谓“苏侨”，维吾尔，哈萨克，吉尔吉斯，回族等各个民族的都有。
当初，几万白俄逃到中国后，在新疆称为“归化族”，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的公民。乌鲁木齐还有归化中学，不知道为什么解放后又摇身一变，成了什么“苏侨”？其实他们中间的大部分是坚决抵制回苏联的，到了苏联后，又先后移民到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各国了，以去澳大利亚的最多。最后两批来苏联的中国人一是1962年的新疆伊犁，塔城边民外逃事件中过来的，多是逃避中国大饥荒的哈萨克、维吾尔族难民，只有少数汉族，也有成百上千人。一是1966年后为逃避“文革”灾难从东北和新疆越境过来的。苏联开始接纳中国人，还有一些有趣的掌故。原来，在1962年以前，中苏边界是关闭的，一有中国人越界，苏方立即送回。赫鲁晓夫执政时中苏关系破裂，赫氏想整中国，也需要向中国吸收劳动力，进行他的“共产主义建设”，于是在1962年3月份放出了一个信号，接纳了中国的一对汉维恋人。中国建国后，新疆禁止维吾尔和汉族通婚，霍城县前进公社一名山东姑娘和一名维族小伙子谈恋爱，到公社拿结婚证明，挨了一顿骂后被拒绝了。他们双双逃来苏联，苏方没有把他们送回中国，实际上是告诉中国居民：“你们放心逃到苏联来吧，我们接纳你们。”同时，各地苏联领事馆的外交官也到少数民族居民中放风：“你们赶着牛羊到苏联去，我们欢迎你们。”到了四月份，苏军打开了边界铁丝网，边民逃苏的大潮向边界涌去，我当时在霍城县教书，走在大路上，满耳都是“优尔塔什拉，索悠斯，开台！”（维语“同胞们，往苏联逃呀！”）的叫唤声。我每天都主动带着学生去边界把牲畜赶回来，为保护国家财产很出了一番力气。前面提到那位维吾尔小伙子，以后我在阿拉木图东郊契里克镇见到了，他一见到汉族人就骄傲地吹嘘：“同志，你们汉族的丫头我拿下了。”此次边民外逃几乎长达一个月，霍城，塔城，额敏三个县的居民大部分都走了。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7月份伊犁就有人逃苏，最先逃去的汉族人，苏联都送回来了。一送回中国，军管会开公审大会，把外逃者枪毙了，以后苏联就不往回送了。这次外逃虽然没有成潮，可经历的时间十分长，一直延续到1982年。逃亡者也是泥沙俱下，有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下乡的知识青年，失败了的“造反派”，犯了罪的红卫兵，被打倒的“走资派”，甚至，还有一些不得意的中国边防军官兵。
中国人过来以后，起先都安排在偏僻的农场种田，放羊，以后差不多都进城谋生了，大部分在工厂打工，也有照相，钉皮鞋，卖烤肉串的，只有个别人当上了教员，医生和画家。有的年青的有志者一边打工一边上学，成了工程师，博士。他们中只有少部分保留了中国国籍，大部分都入了苏籍，一部分不愿归化苏联的人就持无国籍者的护照生活，到中共“三中全会”后才先后恢复中国国籍。在那个长达近三十年的中苏对立的岁月里，留苏中国人在政治上的分化是十分明显的，少数人保持了中华民族的爱国正气，还有少数人当了职业间谍或铁杆汉奸，有些还被KGB派到东南亚活动，大部分人虽然不吭不哈地过自己的日子，却仍然心向祖国，关心祖国的命运。有许多解放前就来到苏联的老华侨，或是他们的后代，没有受过教育，几乎是文盲，却都很爱国，对中国人也亲热。国民党时代的军政官员被解放军赶到苏联来的，和俄罗斯女人或混血女结了婚，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受过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一般都洁身自好，也心向祖国。虽然他们处世的方式是传统的，旧式的，对KGB官员点头哈腰，唯唯诺诺，但就是不合作，反正不给他们效劳。有一个真实的笑话：有位从齐鲁大学法律系毕业，当过西安法院推事的王某兄，入了苏籍。一次KGB传他，他进了指定的办公室，一进门就向左一鞠躬，向右一鞠躬，向前一鞠躬，再抬头一看，办公室一个人也没有。还有一种“反常”的情况，就是“文革”前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包括那些“右派”、“反革命”，却多是爱国硬汉。表现最恶劣的却是那些素来“革命”的中共党员、转业军人或边防军人，还有红卫兵，被KGB利用的狗腿子也大多数是这些人。因为他们不知道爱中国，爱中华民族，满脑子装的只有党，只有毛主席。跑到外国来了，党没有了，毛主席也没有了，失去主心骨了，加上他们善于投机，惯于内斗，习于检举，揭发，告密，勾心斗角那一套，自然和KGB一拍即合。中共的政策和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造成了中国人空前的民族大分裂。以前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跑到外国了的中国人更成了一堆卵石彼此碰撞，损嶙去角，外国人是很懂得利用中国人习于内斗的品性的。其实，和中共的政策比较，赫鲁晓夫时代以后苏共的政策还是相当宽松的，容许人活下去，只要在他们的威胁利诱前不低头，他们也不是非得让你当降奴，把你当敌人，斗得个你死我活。那时苏联的建设规模大，到处都需要劳动力，工作好找，不愁挣不到钱活命养家。
最后，我写点我个人对KGB的认识。KGB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俄文缩写，它的职能是：1，收集国外情报，向国外派遣间谍或收买间谍。2，在国内反间谍，把苏联领土上生活的每一个外国人都当成外国特务来监视。3，对内严密监控和镇压任何对苏联政权不满的活动，特别是异议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上至党政军最高头头，下至每个平民百姓，都置于它的严密监视下。它的机构像蜘蛛网一样遍及全国每个角落，在全苏和各加盟共和国中央是安全委员会，州和市是安全局，区设特派员。任何有科室的机构都设有第一科，后改管理科，就是KGB科。任何机构的人事科都是KGB的直属单位。在苏联，企业，事业的领导人都可以招聘，包括厂长，经理，校长，唯独所有的人事科长，都必须由KGB派出。任何部门，单位的主要负责官员在取得官职前都要为KGB当三年特务，而外国人在取得苏联国籍前也要有同样的经历。据说共产党任何一级党委会开会时都要有KGB官员出席，坐在会议桌旁一言不发，可是没有他的出场，会上所做的任何决议都无效。苏联没有中国式的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来控制大众，清除异己，用的就是KGB无处不及的监控职能。每个车间，每个工作队，每个办公室每栋楼房都有它的密探，许多成员还是有犯罪前科被抓住了辫子，品格极其卑劣的人。除美国外，苏联最害怕的国家是德国和中国，对国内居民监控最严密的自然也是德国人和中国人。KGB的各级领导多是俄罗斯人，此外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它还掌握着军队，边防军是由文官管理的，所以KGB的每个工作人员都有军衔。哈萨克斯坦的KGB主席是克列奇科中将，州局的局长军衔是上校。执政半个多世纪以后，苏联共产党已完全腐朽了，衰老了，全靠KGB来勉强支持，回光返照，和明朝晚期皇帝用东厂，西厂，锦衣卫维持政权一样。一个国家任凭安全部门权利膨胀，绝非国家之福。1972年我在阿拉木图KGB监狱坐牢时，写了一首打油诗：“岂有特务能兴邦，岂有间谍可亡国，政府若不行正道，早晚一命呜呼也。”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在三十年以前我已经觉察出苏维埃帝国去日无多了。
开始打工
到了七月下旬的一天，我以前见到过的那位KGB副主席到旅社来和我谈话。他看来只有四十多岁，一付文质彬彬的学者派头，说着流利的中国话，他还说会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他说他是靠读中文侦探小说学会中文的，三句不离本行，也叫我读俄文侦探小说来学俄语。他先给我戴高帽子，说：“雷同志，我看了对你审问的记录，觉得你回答问题很有逻辑性，也讲气节，我们也看重讲气节的人。你知识面广，文字水平高，象你这样的大学生在我们的大学里也不容易培养得出来。”又说：“苏联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我们相信国际主义者（指亲苏分子）终将在中国取得胜利。你在苏联留下来，留在阿拉木图工作，离中国近，将来回中国也方便，目前你主要的任务是学好俄语”。听到这儿，我一下子警觉了：怎么！给我派“任务”了？我心里明白了，如果我要是再提出要去台湾或新加坡，那是自取其祸。第二天上午，撒沙把我领到了审讯室，预审官对我说：“对你的审查已全部结束，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向我们提出了。”我回答：“我向苏联政府申请政治避难，我希望到工厂或农场去当工人，用自己的双手挣面包吃。中国形势变了，我就马上返回自己的祖国。”他立即回答：“我们接受你避难的请求，但不是‘政治避难’。因为你只是一个教员，不是刘少奇，不是乌兰夫。如果同意你在苏联政治避难，就要把你送到莫斯科去，像王明一样，国家花钱养着你，和勃列日涅夫平起平坐，你还不够这个资格。你得用自己的劳动挣钱，你的工作由撒沙帮你找。”我连忙说：“当然，当然！我从来也没想过像王明那样的‘政治避难’。”接着递给了我一张打字纸，叫我写申请书。我的申请书写的很短，开头写明了“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我决不从事反对我的祖国和我的同胞的特务活动。”最后几句我一直记得牢牢的：“我相信笼罩在我的祖国上空的乌云终将消失，到了那个时候，我将带着对苏联土地和苏联人民的美好回忆回到我亲爱的祖国。”撒沙又告诉我：“你已经失去了中国国籍，又没有得到苏联国际，现在只能领无国籍护照。按照苏联法律规定，无国籍者也是外国人，只能在所住城市二十五公里范围内活动，超出这个范围要向警察局请假，你决不能违反苏联法律。”
下午，撒沙带我到阿拉木图市警察局外事科领护照，那里早已准备好了。无国籍护照是绿颜色硬封面的本子，苏联护照则是红色的。在苏联只要有护照，兵役证（本国公民）和劳动手册（工龄本子），便可以到处工作，没有政治鉴定，也不要档案。
次日上午撒沙带我出去找工作，先到了市劳动介绍所（他翻译成“找工作局”），登了记。接着说我们到哈萨克斯坦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去看看。科学院位于市中心一个很幽静的地方，周围绿荫蔽天，离KGB办公大楼也才三个街道。大楼是古典的俄国宫殿式建筑，黄色。大门前竖着瓦里汉诺夫穿着沙皇时代军服的青铜塑像。瓦里汉诺夫是哈萨克的“圣人”，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地方很多，声称他是哈萨克第一个科学家。有人说“哈萨克民族最大的科学发明就是发明了瓦里汉诺夫是个科学家”。历史的真实是：瓦氏是沙俄军队的一名小小的上尉军官，会说俄语。十九世纪时，俄国派他到中国新疆去当侦探，搞间谍活动，探迹所至直到敦煌。回来后给沙俄政府写了些关于新疆的调查报告，不过如此而已。直到今天，瓦氏还是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的圣人和民族光荣，钞票上印着他的头像。我一看到铜像，听了撒沙的介绍，再走进基座看到瓦里汉诺夫的名字，一下子热血便冲到了脑门，原来他们的“科学家”便是这号子人。在一间办公室，见到一位混血中国人，他说解放前他是从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返回苏联后又在莫斯科拿到了学位，是东方所的负责人。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他指着说:“分析里面的文章就是我们的工作。”原来如此，我能干这种事吗？我相信所谓“文化大革命”绝对是一个错误，历史终会给它作出结论，但那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你们外国人要怎么办是你们的事，尤其对于我深深怀有警惕的苏维埃帝国，可以肯定，你们只不过是打着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从你们的国家利益出发，从事反华的研究和活动而已，我是永不会参与的。我对撒沙说：“我俄语全不懂，在中国劳改了几年，中文也忘了不少，还是先去工厂当工人吧。”可能是我早就多次声明过，撒沙没有为难我，只是点了点头。那个混血人在书架上取下一本《新唐书》，翻出《回纥传》递给撒沙，撒沙把书交给我说：“请你把这篇文章给他们译成现代汉语。”他又带我到了科学院图书馆的中文部，他的人头熟，介绍我和管理员认识了，告诉我以后可以去哪里借中文书看。后来我知道了，那个年代不少中国高级知识分子逃过来后都要送到科学院去混些时候，一是名声好听，一是给他们翻译中国古文。中文部的书架上摆满了中文书刊，还有一包包的书堆在地上没有拆包，是五十年代从中国运来的。管理员是个细瘦的哈萨克女人，会说点汉语和英语，她要了我的护照登记了姓名，说有了阿拉木图市的户口后，随时都可以来借书。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撒沙来旅社告诉我：“我们上级接受了你的请求，现在带你去一家工厂办理入厂手续，这家工厂的工资好，工人食堂的伙食也不错。我们苏联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当工人是光荣的。”撒沙带我坐小汽车走了好久，到阿拉木图北部工业区一家工厂，先到人事科，办事员都是俄罗斯人，很快给我填写了劳动手册，发了工作证。我听懂了女办事员对撒沙说的一句话：“他长得很漂亮。”人事科还叫来了我要去干活的车间的车间主任，带我去车间看了看，又派工长带我领了工作服，看了澡堂更换衣服用的衣柜，叫我第二天就上班。还说已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安排了我的铺位，可以马上搬过去。我成了打工仔，KGB也就把我移交给工厂看管了。临走时，人事科长还给我发了二十卢布，叫我暂时用作生活费，发工资时再扣回去。
这家工厂叫“机械磨床厂”，生产拖拉机发动机的汽缸和各种拖拉机、汽车和坦克的筒状零件，苏联不少民用工厂也生产军火。厂里有翻砂车间，零件自己铸造。我干活在气缸打磨车间，一排排自动车床排立着，机器轰鸣，上方有天车来回驶动，劳动十分紧张，看不到闲人。夏天天气热，有人便光着膀子干。全是带水打磨，地板上满是白色的肥皂水。我第一次看到现代化的工厂，看到工人如此繁忙地创造财富，真正是伟大的。男女工人绝大部分是斯拉夫人，只有少数几个哈萨克工人当搬运工和清洁工。八月一日是我上班的第一天，下班后从旅社搬到了集体宿舍，我开始独立生活了。
分配给我干的活是气缸内层最后一道的磨光工序。车床是自动化的，有仪表控制，磨头由保全工安装和检查，我只要完成拆卸零件和按电钮两道手续就行了，看了五分钟后就上岗顶班干活，没有当学徒。每个班都有定额，我第一天就把定额完成了，车间的工头和同组工人都来笑着拍着我的肩膀说：“阿列克，好样的！”工资是计件制，出的成品越多工资越高，完不成定额的要在休息天加班，所以工人干活都十分卖力，午休时急急忙忙吃完饭就上岗干活了，看不到扎堆闲谈。我也尽量避免和别人说不相干的话，因为苏联人一开口就要问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造反派”，“红太阳”之类叫人难以回答的尴尬问题。每月发两次工资，第一次叫预支，每人五十卢布，下月初再发全月工资。我八月份领了一百一十卢布，九月份领了一百五十卢布，物价便宜，工资是很够用的。领到第一个月工资我就把全身装点一新了，还买了块列宁格勒出产的东方牌手表，才十五个卢布。
我干的是最后一道工序，质量检查台就在我的车床边，见到女检查员们拿着仪表检查每一个零件。如果度数误差不大，工长拿着在铁桌子上一敲就合格了。俄罗斯工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技工，技术十分熟练，他只管零件质量和定额，没有时时到车床间转悠，督促工人干活。检查台后面是个大布告栏，上面焊着列宁头像的铁板画和铁条焊的大标语，栏上贴着花花绿绿的宣传品，每个月的工资单也贴出来公之于众。布告栏中间贴着四张苏联军官的戎装照片，是入侵珍宝岛时被我国边防军打死的，是他们的烈士。有的工人走过看一看照片再望一望我，忿忿地说：“КЙТАЙ”。旁边干活的女工也不时和我说：“你们的毛泽东真坏，打死了我们那么多人。”每逢此种场面，我都装着听不懂，走开了。我的上一道工序是一位乌兹别克工人干的，他干活粗糙，常常他加工出来的气缸我放不进零件卡，只好要他重干。碰上这种情况，如果是俄罗斯工人，他会说一声“对不起”，然后接过去再加工，可那个乌兹别克人不一样，一见我把零件送过去便出口伤人，还对我挥拳头。有一天我气急了，拿起气缸朝他挥出的拳头砸过去，以后他才老实了一些。许多中亚土著都是这样的，似乎比俄罗斯人还仇视中国，也不知是为什么。我慢慢得出经验来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有人欺负我便要和他对着干，打不赢也要打，听到有人骂中国也恶语还击。他们一般都欺软怕硬，你不服输他就先服输了。不过俄罗斯人有一个大优点——不记仇，吵架打架两分钟以后就可以握手言欢，如果再一起喝上一杯，马上就可以成为好朋友，亲兄弟。我在那台磨床上干了十一个月，没出过一次事故，月月都超额完成定额，只要头头通知我加班，我是从不拒绝。和同事们相处得也挺好，原因之一是他们大部分是女工。
苏联的计划经济十分严格，定额高，工厂头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完成计划，不敢苛待工人，能完成计划的人就是好人，没有民族歧视，也不管政治思想和生活作风。对于完不成定额的，喝酒旷工的人，处分是很重的，要拉到“同志法庭”去审判。“同志法庭”的法官和陪审员由工会指定的车间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开庭时全车间工人参加，先由违纪者自诉错误，再由同事批判最后法官判决，一般是扣除部分或或全部的当月奖金。工资中百分之六十是计件金额，百分之四十是是奖金，如果违纪，这百分之四十就没有了，这是控制劳动纪律的紧箍咒。一次审判一个工人，是因为他领了工资以后不把钱拿回家，和酒鬼朋友们去喝酒，工资花光了再回去吃老婆的。他老婆告到车间工会，结果“同志法庭”判决他的每月工资由他老婆来车间领取，剥夺了他本人领工资的权利。六十，七十年代是苏联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建设规模大，机械力量十分雄厚，工厂里车床比工人还多，运输公司的汽车比司机还多，我一个人就有三台磨床，摆成口字形，这台坏了那台干，歇人不歇工。他们也很注重劳动安全，车间有安全工程师，随时检查，工人搞坏了车床没有事，如果受伤了则是大事情，AKT（事故报告）由安全工程师一写，从车间主任到工长都得挨罚，扣奖金。常常是工人受伤了，车间主任叫他回家悄悄地治伤，养伤，工资照发，不让上面知道。不过，车床质量不高，老出毛病，修理工的活比谁都多。磨工车间里面有一间小机房，里面摆着一台车床，由一个老车工专用，不用时用黑漆布把车床盖得严严的，老车工下班了把机房锁上，钥匙交给车间主任自己保管。一天午休时我好奇地偷看了一下，只见车床上赫然铸着“满洲株式会社”几个中文字和年代，是昭和15年，即1940年的产品。大概是苏军从我国东北抢来的，三十年后苏联还把它当宝贝用。
苏联社会的一大奇观是女人比男人多出很多。苏德战争牺牲了几百万军人，几百万苏军当了俘虏，又有几百万关在集中营，几百万青年在军营服现役，生育力又低，二次大战结束后三十年内，我国人口翻了一番，苏联只增加八千万。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女多男少，工厂里，农场里女工比男工多，学校教员，医院医生大多都是女人，商店里和办公室的一般职员几乎看不到一个男人，学校里的学生也是女生多于男生。一次我在新认识的一位维吾尔人老乡家里看到了一个从北方农场来的维族人，他告诉我，1955年他从伊犁来到苏联，分发到了农场，一下车，几十个女人把他包围了，抱着他便哭，说：“想不到我们活着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个年轻的男人。”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几乎全是女人干出来的，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左手提着提包，右手抱着小孩，同一个酒鬼睡了一觉，起来为五年计划效劳。”法律规定也是女权大。女人打了男人，被打的男人告到警察局，警察不会理睬。反之，只要女人说男人打了她，不管真假，状子一递上去，男人起码就得服十五天的拘役。男人在婚姻上选择的余地多，离婚率特别高，几乎没有夫妻白头到老的，中年妇女大部分都是寡妇。夫妻离婚，除小汽车外，其余财产包括住房和别墅都会判给女方。男人把汽车开到另一个寡妇家，一个新的家庭就又建立起来了。只要婚姻登记证上只有一个老婆，政府对事实上的一夫多妻是不管的。所以男人非常好找对象，任何一个年龄阶段的男人都可以找到合适的老婆。一个当过兵的混血同胞告诉我：“我们部队开到哪里就把姑娘嫖到哪里。苏联没有强奸犯，也不要妓女，女人都会自动为男人献身。”我干活的小组五个人，组长兼保全工和我是男人，其余三位是女工。组长和另一个老女工爱喝酒，不断向我借钱，一个卢布三个卢布地借了又不还。我刚去，又不好撕破脸皮要帐。一位叫妮娜的女工和我亲近，我便请她去要帐。妮娜三十多岁了，一头长长的白发，身上的线条也长得好，十分爱干净，是个寡妇。她力气小，每天上班前我帮她把零件搬到她的磨床边摆整齐，我停工待料时也去给她帮忙，一来二去她对我亲热起来了，我住院时还买了蛋糕，到医院看望我。一次周末，她带我去工厂俱乐部跳舞，双手把我抱得紧紧地。谁知在另一车间里有她的男朋友，一个高个子的俄罗斯小伙子，吃醋了，以后一碰到我就高喊“妮娜，妮娜”，我只好和妮娜疏远了。俄罗斯人男女关系十分开放，他们的心胸也开阔，不计较小事，却又没有道德观念，蛮不讲理，说话从来不算话，还酗酒成性，几个人碰到一块便“打卢布”，即一个人出一个卢布买酒喝。酒也便宜，伏特加白酒三个卢布一瓶。他们还喜欢喝寡酒，只喝不吃，一喝就醉，一醉就发酒疯。酒是通行证，是最顶用的通货，找人办事酒能打通一切关系。比如出门要搭便车，只要提瓶酒站在路边，晃一晃，立刻就有司机停车带你，不管路程远近，都会送到目的地。下午和休息天，街上到处都躺着酒鬼，抓酒鬼成了警察的主要工作。苏联女人最大的幸福就是能找到一个只喝一点酒而不是酒鬼的男人，要不然，挣来的钱大部分都喝掉了，许多苏联人都过的很穷。领工资后，男人们到一起商量，如何偷留点钱不内交来骗老婆，这是经常的话题。一次领工资后我和一位钳工一块在车站等车，他拿着几个当十的卢布大钞把我领的当三、当一的零钱全换走了，拿来在帽子里塞几张，袜子里塞几张，鞋子里塞几张，一边塞一边说：“上帝保佑，可不能叫老婆全给搜出来。”酒风所及，中亚的本地民族也嗜酒成性了，比老毛子（俄罗斯人）还能喝，醉后还没有酒德。
上班十几天了，没有遇到一个中国人，心里很想找到自己的同胞。一天下班后走出工厂大门时，一个维吾尔人用中国话向我打招呼，很亲热地介绍他自己。他叫司马义，原来在伊犁新源钢铁厂工作，后来成了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抓进劳改队了，妻子却以“苏侨”的身份到了苏联。“文革”中公检法被夺了权，劳改队管得松，他趁机逃出来越境到了苏联，分配到这家工厂干活快两年了，在翻砂车间，每月可拿到两百卢布。妻子也找到了，两人租了两间小平房住着。妻子是缝纫工。以后我们两人常常一道上班下班，因为他租住的房子在我住的集团宿舍只隔一条马路，休息天常叫我去做客。她妻子做拉面招待我，也常帮我烫衣服。司马义告诉了我许多劳改队的事，说他在里面结交了不少汉族好朋友，有些还是大学生，有的真有本事，可以管理一个非洲小国家。半年后，司马义又告诉我她妻子作风不好，她的情夫给他抓住了，两人分开了。之后我也不好意思再去他家了。
他来苏联比我早，教给了我许多和苏联各族人士打交道的经验，说俄罗斯人好打交道，哈萨克人自大又自私，乌兹别克人十分骄傲，认为自己的文明水平高过俄罗斯人。他说两年前在乌兹别克首都爆发了相当规模的反俄示威，导火线是一个俄罗斯小伙子和一个乌兹别克姑娘在公园里拥抱亲吻，一群乌兹别克年青人看到了，当场把俄罗斯小伙子打了一顿，接着就上了街。游行的领导是共和国一个部长的大学生儿子。游行者高呼乌兹别克独立的口号，还打出了毛泽东的画像，有人宣传：“只要我们宣布独立，中国马上会派五万军队来支援我们。”游行示威很快被军队镇压了，很多人被抓走失踪了，里面有中国来的维吾尔人，那位部长也自杀了。司马义告诉我说，他经常听自由欧洲电台的乌兹别克语广播，知道西方的生活水平比苏联生活水平要高的多，只有中国人，朝鲜人，越南人跑苏联，没有法国人，英国人来。
他还带我去过一些从新疆移民来的知名人士家里去拜访他们。第一家去的是贾和达家。贾氏是哈萨克人，原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州长，现在阿拉木图一家哈萨克文的杂志社当编辑。他住在居民区一栋普通楼房的三套间居室里，看来过得十分清寒，家徒四壁，客厅里只有几张椅子和一张床，招待我们的是面包片，红茶加方块糖。又去了一个原来在新疆当卫生所长和新疆邮电工会主席的家，都是维吾尔人，也过得同样清寒，喝了点酒还是我带去的。他们来苏联后十分不得志，政府不信任他们，本地民族排挤他们，牢骚满腹。他们告诉我一个原新疆自治区的维吾尔副主席，“回国”后只当了一名汽车队长，不久还解了职。一位原新疆军区的副司令员，少将，过来后在阿拉木图市场上卖西瓜。那位原卫生所长说：“我们回苏联的原新疆领导干部只有当过文化厅长的孜牙才吃得开，他是作家，会写反中国的小说，现在派到土耳其开会去了，像他那样的人看不起我们，不和我们来往。”贾和达说：“新疆的哈萨克人要得到幸福生活只能和汉族人一道争取，不能脱离中国。”这些人原都是“三区革命”的新疆民族军军官，有的人双手还沾着汉族人的鲜血，有的还是苏联派到中国去的，解放后当了大官。在中国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政策下，他们吃不消了，因为持有苏联护照，就纷纷“回国”。过来以后，境遇还不如在中国，处处受到排挤和歧视，把对中国的怨气都消磨掉了，对汉族人都还友好。有一个维吾尔人对我说：“哪天我们在哈萨克斯坦得势了，要叫哈萨克人在喂猪的猪槽子里喝水。”我发现，“文化大革命”以前来苏联的维吾尔人其实并没有多少反汉情绪，是“文革”把新疆的民族关系全搞乱了。但我也保持了警惕心，意识到司马义和我来往是接受了任务的，只是他没有照着上司的指示办。
集体宿舍一瞥及其他
安排我住的工人集体宿舍是一栋四层平顶楼，位于阿拉木图的新旧城结合部，旁边是阿拉木图最大的人工湖阿拉木金柯，湖光山色，环境美丽。宿舍是一套三室单元，外门通向走廊，房间两大一小，大的住三人，小的两人，共用厕所，淋浴室和煤气炉。房间里有大壁橱，床头柜桌椅和钢丝床被褥齐全。油漆木板地板，天天有女工擦洗。被套被单一个星期换洗一次，也有专人料理，一个月共收费三卢布。清洁女工是位新疆过来的维吾尔大嫂，每次见到了我都要亲热地和我说不少话。和我共住一室的是位俄罗斯青年，建筑工，他只来睡觉，休息日全不回来。下班后整个单元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十分安静，可以边查字典读点俄文书报和写我的“文革”回忆录。我把这个回忆录命名为《动乱的四年》，不知道我是不是首次把“文革”定位为“动乱”的了。我住进去十来天后，大批欧洲来的青年男女就把原来空着的宿舍上面两层全住满了。那时，中苏关系紧张到了极点，双方都在准备打仗。莫斯科从它欧洲部分的居民中征来了几万男女青年充实和中国接壤的中亚地区，为他们在城里和乡下盖了许多住宅，带家的安排在乡下，单身青年安排住城里，宿舍里一下集中了几百名外来的青年男女，民族各别，语言不同，形形色色，十分热闹。他们新到东方，第一次看到黑头发的黄种人，什么都觉得新鲜。傍晚在楼前小花园乘凉时，不断有人，特别是姑娘们来和我搭腔，知道我是中国人后更热乎了。我交了不少女朋友，混得最熟的是个摩尔达维亚姑娘，叫伊拉，二十来岁，高中毕业分配到我干活的工厂当抹墙工。她不到一米六，小巧玲珑，活泼稚气，能说俄语，匈牙利语，摩尔达维亚语（罗马尼亚语）和法语。其实摩尔达维亚本来是罗马尼亚领土，1939年苏联和希特勒德国靠拢，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签订了遗臭万年的莫斯科协定，瓜分东欧，苏联分得了波兰东部，摩尔达维亚和波罗的海边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三个小国（战后，苏联又把邻近的捷克斯洛伐克克尔巴阡山东麓的一块土地割占了）。所谓摩尔达维亚语就是罗马尼亚语，属于和法语相似的拉丁语系，只是斯大林为使摩尔达维亚人永远和自己的祖国分离，把原用的拉丁字母改成俄文字母了。伊拉只上白班，碰上我上白班下班后，常来约我一道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后在咖啡馆喝杯咖啡，吃点点心，钱当然全由我掏。我们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印度片《爱情万岁》，我印象最深的是苏联电影《高加索的女俘虏》。由两位最出名的苏联喜剧大师出演，叫人笑破肚皮。有趣的是有的场景还套自中国解放初期的政治讽刺小品剧《杜鲁门给蒋介石剃头》，还引用了几个我们京戏的程式。另一部是印度电影《城市的夜晚》，是演述一个衣着破烂，神情麻木的流浪者夜晚到一栋楼房找水喝的故事，那副可怜相，可笑相和乞儿相，看来是印度国家形象的写照。七十年代印度电影在苏联十分受欢迎，原因一是内容浅薄而程式化，逗笑处多，大众容易看懂。一是印度人穷，苏联人看印度电影是从高处俯视印度，而看美英法电影则要从低处抬头看，仰视那些国家。三是为了反中国，印度和苏联结盟，千方百计巴结俄国人。
慢慢地，伊拉一下班后便跑到我的房间不走，有时幽会到深夜。九月份后我到科学院图书馆借书，星期六也是开门的。那位哈萨克女管理员叫加娜，她让我自己选书，第一次我借了印度尼赫鲁著的《印度的发现》，我上大学时读过，书里有对印度命运的深刻思考，引发我对自己祖国命运的忧思。还借了四厚本一套的《太平广记》，从魏晋到唐朝的笔记小说。
在新疆劳改两年，天寒地冻的冬天在野外搬石头修水渠，我冻出了鼻炎，鼻梁又在挨打时被打歪了，借了书的这个月，我住院做了鼻梁矫正术。主刀的是位俄罗斯女大夫，手术做得十分细致，也十分成功。住院全是公费，连病服和伙食费都由国家承担，出院后还发全部工资。两个星期在医院病床上我读完了《太平广记》，只感觉社会百态，权势者施威，小民受罪，正直的知识分子含冤，一千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还是没有改变。不同的是古人还有写作自由，今人却没有了。出院后我去还书，为感谢加娜的帮忙，给他带去了一瓶法国香水，又帮她把堆在地板上书包拆包登记，两人用结结巴巴的俄语，汉语和英语说了不少话。大概中文部永远是门庭冷落，没人来光顾。以后我一去她就把门扣上了，也没有人来敲门。有时在星期六我带上面包香肠，腌黄瓜，西红柿去全天陪着她。哈萨克人俄罗斯化的程度比较深，宗教观念也不强，女人很开放，在大街上满眼能看到哈萨克美女，黑发飘逸，鼻梁高高，眼睛大而发蓝，举止文明，很难想象她们是游牧民族的后代。加娜快三十了，受过高等教育，离过婚，带着个四岁小孩跟着父母住，自己还没有领到住宅。独身女人是寂寞的，遇上个气质和自己差不多，感情能交流的异性很容易动情。可惜不久后我认识了好多中国人，有了打发休息日的去处，再没有去她那儿了。次年春天我去还清全部借书，没有见到她，把书交到了总管出纳台，加娜是我交到的最好，最纯真，最可爱的哈萨克女人。
中国人在苏联生活处处受歧视，只有一个机会和苏联人是平等的，那就是处处都有艳遇。第二年春天，一次我搬气缸时把手指头砸伤了，到医务所治伤。给我包扎伤口的是位德国护士，名字是德国女人常用的克拉拉。克拉拉年纪比我大，细高个，头上挽着美发髻，鼻子笔直，脸庞狭长，说不上漂亮，也不难看。她知道我是中国人后，马上狠狠地说：“你是个大傻瓜，逃到苏联来干什么？这是个狼的国家。”其实我也不愿意来到这个虎狼之国，但又有什么办法，只能连连点头称是，她又笑了。每天都去换一次药，每次她都细心给我洗伤口，上药，包纱布。苏联的医疗很奇怪，包伤口不用胶布，拿上半米长的纱布剪开以后包扎，指头变成小玉米棒了。她一边给我包伤口一边告诉我她是德国人，1937年随父母从莫斯科流放到中亚来的，护士学校毕业后结婚了，丈夫也是德国人。德国人受压迫，处处挨骂，人身自由也没有，出门就有第三只眼睛盯着。丈夫没法忍受，打通关节，把自己的民族成份和姓名都换成俄罗斯的，领上新护照后离家出走了，抛弃妻子，不知去了哪儿。她一个人带着儿子住在母亲留下的小平房，儿子十二岁了。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都向对方发出了深深的同情。我伤口愈合的那天，克拉拉给我剪掉纱布，洗干净手指后，约我傍晚到她家做客，商量好下午六点钟她在集体宿舍前公共汽车站等我。到时候我们拦了一辆出租车，车行了好久，快开出城才到她家。她住在一个小山坡上，满山尽是果树。她的平房只有小小三间，陈设简单，但十分干净，室内一尘不染，窗台上都铺着白色的挑花布。图书满架，也是个爱读书的女人。园子不大，用木板围着，板墙上爬满了啤酒花。园子里几乎没有种菜，全种着花，几棵丁香树，几丛芍药花都盛开着。芍药花俄语叫“中国玫瑰”，大葡萄架和花树下都摆着长木凳或系着吊椅，小径上寸草不生。苏联人说“世界上最勤劳的是德国人和中国人。”德国人勤劳，又十分爱干净，聪明，可也像日本人一样地精明。在我们的来往中，凡吃的菜，肉，酒都是我花钱买的，还要给她儿子买圆珠笔，练习本，汗衫和球鞋，而且是她预订的，不过都便宜。第一次我带去了一瓶伏特加和两块大巧克力糖。一进门，她拿出干净的条文睡衣睡裤叫我到浴室洗澡换衣。在浴室的房顶上安着个大铁箱，里面装满了水，太阳照了一天后也就温热了。她准备晚饭，打发儿子到街上去和小朋友们踢足球，玩累了自己回家吃饭，洗澡，睡觉。西方人的家族成员都是各自独立的，彼此不干涉各人的私生活。德国人吃的饭菜大概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了，几片面包，几片香肠，一大盆牛奶浸土豆，饮料是用土豆自制的啤酒。克拉拉也能喝酒，我们两人把大半瓶伏特加都喝掉了。吃完饭后，天黑了，她和我一起坐在花树下的木凳上，喃喃地说着大部分我听不懂的话。暮春的微风吹动着满院的花香，虫声吱吱月光从花朵和树叶的缝隙间洒向地面，夜色和春色都使人沉醉。而长夜清淡，情调就更美了。可惜我知道的俄语太少，克拉拉说的话我大部分听不懂，只知道她父亲原来是基督教牧师，母亲是医生，家境是富裕的，有乡下来的俄罗斯姑娘给她家当丫环。她刚记事时全家就流放到中亚了，父亲累死在矿井里。她全部的生活都是在穷苦和受蔑视中过来的，上学时同学叫她“法西斯”，工作后出了事上司便骂她“德国人搞破坏”。家里有电视机，可从来不打开，也不上电影院，因为电影都是咒骂德国人的。但是我同情苏联人对德国人的愤恨，就像我们中国人对日本人一样，难道我们还要在电影里讴歌日本人打中国吗？她会的德国话不多，也读不懂德文书，闲暇时期用在读翻译的德国小说。所有德国文学名著都有俄文译本。我读过《浮士德》，罗曼·罗兰以德国人为主角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特别是对《少年维持之烦恼》印象还大部分留在脑子里，没有在她面前当中国土佬。同是异国他乡的流落人，语言不通也能两心相印。夜深了，她儿子早已睡觉。我们还在花树下，她不断低唤：把我抱得紧一些。月亮在空中消失了我们才进屋，又吃了几口牛奶泡土豆，喝了一小杯伏特加，到第二天中午我们才起床。她要我每个星期都去她家去一次。她是个很明理的女人，从来没有到宿舍和车间找过我，也没有向我要过钱。
打工以后，我发现KGB从来也没有放松对我的监视，干活时和在宿舍里常常有人来对我表示过分的关心和热情，逛公园时也不期而然地碰上某个在工厂见过面的人向我问东问西，约我去喝杯啤酒。从上班的第一个星期开始，每一个星期天都要我去和特工见面，地点是某个公园的门边或某个电影院前面，时间只有十来分钟。他们问我的工作和生活，紧接着是“你认识了什么中国人吗？和他们说了些什么话？“有时也请教我一些问题。要我学好俄文，则是每次见面必不会少的叮嘱。十月份是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大庆，工会给我发了游行证要我去游行，在检阅台上，见到了勃列日涅夫，也第一次看到了阅兵式行进中的导弹。入场时我双眼望着检阅台，不小心偏离了队伍，一个警察少校用步话机的天线敲了一下我的头，要我走好，使我心里十分不快。和特工见面时，有时他们问的问题太离谱了，我就不搭腔，他们立即警告我：“雷同志，你在苏联的前途全看你的表现。“严重些的还要斥责：”我们上级叫我警告你。”延续两个月的一星期见面一次后换成半个月一次，以后又换成一个月一次。头一次见面约定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约见我的特工每次都换人，有俄罗斯人，也有哈萨克人。他们从不告诉我姓什么，名字也常常改变，这次是撒沙，下次就变成戈尼亚了。和我见面最多的是一个叫米沙的俄罗斯人，四十多岁了，大红脸，一口地道的中国话，说话还风趣得很，爱开点玩笑。此人大有来头，牛水告诉了我他的历史。他的继父是老华侨，在新疆塔城长大，少年时代即吸收到苏联驻塔城领事馆打杂，同时接受特工训练，在伊宁，乌鲁木齐和北京的苏联驻华使领馆里都干过，是个中国通。老婆是俄罗斯人，也是在中国长大的。1956年匈牙利人民起义被镇压后他调到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那时中苏友好，双方在镇压匈牙利起义时合作得很合拍，大概是调去当翻译员吧。后来调回国在哈萨克斯坦钢铁工业中心基米尔道乌市一家小工厂当厂长。中苏关系恶化后，调到哈萨克斯坦KGB中央当特工，军衔是少校。直到七十年代中期，KGB派来找我的人多数是他。牛水又告诉我：“在阿拉木图生活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上司，他的上司就是米沙。”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固定的“上司”。要是特工缠上了你，像苍蝇围着你飞，挥之不去，叫人多恶心就有多恶心。不过他们文化修养都高，衣冠楚楚，一派绅士风度。到了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我才解除了此般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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