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考證的人喜歡挖料，有人說九一八事變當晚張學良與影星胡蝶跳舞去了，這符合張少帥花花公子的形象；有人說九一八當晚張學良正出席慈善義演，接急電後開會部署“不抵抗”。

我手頭一本書，《我的中國歲月》（“My life in China, 1926-1941”），由當年《紐約時報》記者哈雷特·阿班 （Hallett Edward Abend）撰寫，其中提到九一八事變前的張學良，當時正在北平治病。

阿班1929年之後任《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與中國上層人士關係密切。著述頗豐，作品包括《華爾傳》、《苦難中國》、《一半人為奴，一半人自由：這割裂的世界》、《民國採訪戰》、《我的中國歲月》等。

據阿班透露，在九一八發生前，他就得到了日本人的內部消息：滿洲要攤大事了！於是他趕緊申請去東北採訪。下面是他的記載：“旅順關東軍總部的頭目們已在公然備戰了，而且直言不諱。南滿鐵路沿線一派忙亂景象，大批物資源源不斷湧入路區。按照日俄戰爭的戰後協議，日本可在鐵路區最多駐兵一萬五千人。但照我個人估計，從大連到長春，從瀋陽到鴨綠江北岸的安東，各處散布的日軍總數，已有四萬人左右。”

“無論是在瀋陽，還是在長春、哈爾濱、大連、安東，日本軍官個個激動不已，坦言要施以重擊，將張學良的軍隊一舉趕出滿洲。”

就在大敵當前，張少帥在幹什麼呢？阿班繼續寫道：“至於中國人對緊張局勢如何反應，則難以弄清。整個滿洲找不到一個敢對此置評的中國官員。滿洲軍閥張學良此時正躺在北京協和醫院裡。他包下了住院大樓的一翼，其中有多間遊戲室。據說他是感染了傷寒，正在康復中，但離痊癒似乎遙遙無期。其實，他是毒癮纏身，每天要不停吸鴉片，打嗎啡和海洛因，人已經瘦脫了形，狀似骷髏了。他趁着住院治病，將各種靈丹妙藥一一試來，希望能戒毒。他的班子也全在北京，而留在滿洲的地方官吏，只能在萬籟齊喑之中，等待着大難臨頭。”

所以至少我們知道了，在九一八事變前，日本人的軍事行動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了。張學良在大敵當前，帶着自己的人馬不作任何準備，反而躲到了關內治病。即便自己不能親自上陣，也沒有安排副手作任何準備，似乎早就做好了不抵抗的打算！

阿班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前幾天，還在竭力爭取和張學良見面，想了解他對局勢的看法，"（申請見面未果）最後，我只好向張學良的澳洲顧問端納（W.H.Donald)求助。端納1931年侍奉張學良，後來又成了蔣介石的心腹幕僚，地位顯赫。看得出，端納被我打動了，但卻說，少帥仍在警備森嚴的醫院裡，要見他恐怕不易。”

“最後總算安排了會面。張少帥病魔纏身，一臉煙容，讓我大吃一驚。1926年秋，我初識他時，他強健、臉色紅潤，是個英姿勃勃的青年軍官。時至1931年，他卻已身心俱損了。”

“我將滿洲所見，簡要告訴了他，並問他，會有何種作為，來拯救滿洲，為他自己，也為中國。依我看，他對我的話，聽懂者不及半數。臨走時，我將所寫電訊稿的副本留了一套給端納。他保證，張少帥一定會給我一份可資引用的聲明。”

“聲明倒是來了，卻根本不值得為它浪費電報錢。裡頭陳詞濫調連篇，說是期待與日本睦鄰友好相處，一切還按中日雙方視為公平合理的安排辦。”

這就是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前的作為，或者準確的說，是不作為！他似乎毫無主張，心思根本就不在對付即將來臨的戰爭危機上，即使那塊地盤是他老爺子血拼下來的。真是“崽賣爺田不心疼”，更不用說民族危機感了，整個兒一敗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