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是什么人？
或许有人会说，这有什么疑问，他是“四人帮”中最心怀叵测者，拉大旗做虎皮，“文革”中在中国大陆的政治舞台上表演了10年，随着毛的去世倒台。嗯，那他到底是一个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忠实的追随者，还是个投机家？就我个人而言，还真很难判断。不过“毛泽东时代”已成为过去，张春桥已经渐渐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忽然，香港那边有《张春桥狱中家书》出版，出于好奇，人们在网上到处找。然而此书现在在网上不见了。我也瞎找了半天，看到了其中的两封信。与此同时，又有人说这个《张春桥狱中家书》是伪造。我的想法：等等看，以后或许会有更多的有关消息的。现在嘛，不妨就网上资料看看张春桥的表现。下面是有关资料摘编：
张春桥（1917年2月－2005年4月），山东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人物，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等要职。
张在读中学期间是文艺活跃分子，与二三十个志同道合的人发起一个文学组织“华蒂社”，不过其中李树慈是国民党复兴社分子。此事成了“四人帮”被捕之后，张是“国民党特务”的证据。不过当时张不到18岁。
1935年，18岁的张春桥到达上海，那时他是个“文青”。1936年3月15日，19岁张春桥以笔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的文章，响应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认为作家田军（萧军的笔名）的《八月的乡村》因为田军过早离开中国东北而不够真实。作为《八月的乡村》的序言的作者，鲁迅在同年4月16日写了《三月的租界》（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一文，维护田军，攻击了狄克。当时《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崔万秋其实是军统特务，其特务身份在1949年被证实。四人帮”被捕之后张被指责“服务于特务崔万秋麾下从事文化运动，化名狄克疯狂攻击鲁迅”。
1936年宋振鼎（化名吴成志，中共建政后任内蒙古林业厅厅长）、林福生等和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组织了一个中共预备党员委员会，发展了一些左翼人士加入共产党。其中包括张春桥。1938年张到达延安后因为没有材料证明其已经入党，于是再次正式入党。
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 9月，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在张的父亲的前同事及同乡赵福成（赵福承、赵君弼）的家中暂住，但张不知道当时赵福成乃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手下特务。同年12月张春桥离开济南前往延安。1976年底，“四人帮”被捕之后，赵福成改口供为受秦启荣密令关照复兴社特务张春桥。“四人帮”被捕之后，张春桥便是“奉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之命，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张也尝到了挨整是什么滋味儿。——编者）
张春桥1940年赴晋察冀解放区，历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石门日报》社社长、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长。1949年7月至9月任职新闻日报管委会委员。1949年随解放军进入上海。
1958年，一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深为毛泽东赞赏。1959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66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兼华东局宣传部部长。
1966年5月至1969年9月任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他与姚文元、王洪文一道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1967年2月至1976年10月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1967年5月8日至1976年10月兼任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1967年5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67年10月起）。1969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0年1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为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3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1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1975年2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75年1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党委第一书记（1975年8月起）。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同年10月6日晚8点，华国锋联合叶剑英、汪东兴等，在中南海怀仁堂诱捕张春桥等“四人帮”。后，张春桥在法庭上的表现特别引人注目；他一言不发，以漠视对抗法庭。
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张的死刑缓期2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因癌症于2005年4月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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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个《张春桥狱中家书》，有人认为是伪作。现在看看有关资料摘编：
2015年7月15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张春桥狱中家书》（简称《家书》）函装手迹版（简体文字版单行本即将面世），部分披露了有关张春桥的第一手资料。
《家书》收录张春桥1985年至2003年于北京秦城监禁及江苏江阴监居期间写给家人的书信58封，立体呈现了张春桥这位历史人物，书后附有旅英作家凯蒂对长女张维维的长篇访谈，讲述女儿眼中的张春桥，以及张家在政治变动中的曲折经历，披露了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让读者得以走近这位彻底被刻板化、“妖魔化”的中共核心人物，看到作为父亲、丈夫、长辈、囚犯、病人、毛泽东的晚年知音和追随者、马列主义者等多种面貌的张春桥，也为理解文革和所谓改革开放提供了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和独特视角。
《张春桥狱中家书》写了什么？“他的家书内容丰富，小至个人健康、大至“苏东”社会主义解体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可与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葛兰西的狱中书简相媲美。”——沈迈克（瑞典隆德大学教授）
1977年张春桥被押往秦城监狱，1985年开始可以被允许仅与家人通信。本书收录的58封信中，写给长女维维的信最多，其他则寄给另两位女儿和儿子毛弟、妻子文静，以及两位孙辈。在这些书信中，张和子女谈往事、谈时事、谈社会现象、谈自己的读书感想，坦诚而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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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是伪作者判断，当时张写的信要经过审查，这样的内容是不允许写出去的。另外，《家书》在香港出版业要中共领导层的同意。这种内容现中共领导会同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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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1日的信中，他和女儿谈起自己青年时读过的书，“看新文艺书籍，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苏联的小说，闻一多的诗，多个文学派别，以至美术、戏剧的多个派别的作品都看。以后，又转向社会科学。”鼓励孙辈多看书、多学习，为社会做贡献。他推崇鲁迅，认为“鲁迅对中国社会有极其深刻的认识”；认为九十年代金庸的文学地位被抬得过高，“金庸不是共产主义者，从他强调人性看，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他说了半天，没有提到革命，没有提到共产主义。他的师父只能是共产主义运动以外的那些大师。他的令狐冲也没有为人民做点什么事。”（199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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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伪作者不认为这是张春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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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在狱中天天看报纸、看电视，对时事和社会的各种变化均给予坦率的评论。对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经济改革，极不认同，他在1990年7月27日给维维的信中写道：“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下去了，换上了挂狗头卖狗肉的。……赵紫阳贩卖了一通‘优胜劣汰论’，就是把动物世界里的事搬到人类社会来了。”对苏联解体，张认为是苏联变修以后的必然走向，他说，“叶里钦这个人很可爱，他公开讲反对共产主义，雷厉风行地搞私有化，搞市场经济，不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羞羞答答，拖泥带水，明明是搞资本主义，却打着苏联、苏共、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类旗号。叶利钦的可爱之处，就是他能够擦亮苏联人民的眼睛，启发人民的觉悟。”（1992年1月21日信）他注意到克林顿的性丑闻事件，颇有幸灾乐祸之意，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这位潇洒的总统，恐怕连流眼泪也难以掩盖了。”（1998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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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伪作者认为这不是是张春桥的笔法，是模仿毛泽东的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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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自己的性格，张春桥在1989年12月16日的信中说，“我发现我这个人还是很有自制力的，甚至可以说，形势越紧张，越是冷静，越是从容。”作为一位毛路线的终身信仰者和践行者，张春桥有着超强的政治敏感度和判断力，甚至在权力的巅峰时刻也可以冷静地预知自己悲剧的政治宿命。维维在采访中说，“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文革初期夺政治局委员的权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成了政治人物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感觉到了。”在“四人帮”倒台的前夜，张已清楚预知自己的结局，维维问他，“那么你怎么办？”张回答说：“我怎么办，千刀万剐呀。”女儿追问：“你千刀万剐了，那我们怎么办？”张说：“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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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伪作者认为，1976年张春桥、江青不会这样想。他们要召开党代表大会，一举摧毁邓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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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留给公众最深刻的印象，是其在“公审大会”中一言不发、桀骜不驯的态度。书中的阐释让读者了解到张性格中的理性、冷静和倔强。维维在采访中指出，张春桥对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高度认同并始终支持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深思熟虑之后发动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管理模式是三结合，这种模式是亿万工农兵学商群众共同参与建立的，是把干部的权力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是反修防修的。”而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面对这种情况，张可说是无言以对。
张春桥在法庭上的讲话（编者怀疑其真实性）:
我的发言并不是打算在一个即将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权机器前为自己辩护。但既然今天你们还打算维系一个伪善的辩护程序，我不介意在这里和你们安排的旁听者聊几句。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纯洁无暇的圣人。这个社会有100条或更多的理由指控我有罪，但正如我预料的，你们指控我的罪名在这100条之外，而且制造的罪名非常不专业。比如说与林彪集团合作。那些为我炮制罪状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次曾和林彪集团一起密谋杀光所谓的“文人集团”，也就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或许几十年以后，你们会给自己曾经的同谋翻案，同时继续称我为罪人——我会很高兴你们这样做，因为我耻于让另一个懦弱的反革命集团分享我被走资派打击的光荣。
你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毛主席。你们试图继承他的权威，你们试图继续尊他为领袖，你们试图宣称自己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脉相承，你们知道甚至不能和逝去的伟人对抗，但你们绝对不同意毛主席建国以来的革命路线，本能地要保护自己官僚机构的特权。
因此我们被推上这个审判台来为毛主席的“错误”负责，我对此既感到光荣，又感到惶恐。我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执行者之一，断然不敢独占这一理论成果的发明权；但我很乐意看到，我因为这一路线而被审判，这是一个光荣的职责！
我知道，我们其中有人会认罪，会痛哭流涕地忏悔，会声泪俱下地揭发自己和林彪集团的合作，这同样在意料之内。历史总会在恰当的时候甩下一些人，因为他们本来就不配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更加当不起这份光荣。当然，你们不会因此饶恕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能力限于污辱自己。
就在我被审判、被指责的时候。人民公社正在被解散，独立的工业体系正在瓦解，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以各种罪名被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庭判罪、私刑处死。那些联动分子正在迅速的被提升，千百万重新获得权力的大小官僚正快活地让子女联姻，为利益集团补充新的血液，这绝不意外。
而且由于你们窃取了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工业财富，你们有能力在短期内收买人心，让被蒙蔽的人民一起声讨我们革命派的罪行。
这种小伎俩混得了一时，能混一世吗？慎重的说，或许能吧；如果这“一世”指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话。
我还不老，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你们的灭亡，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堕落，看到你们的子孙走向疯狂！看到你们镇压群众，看到你们在群众中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火种！
“我父亲没有个人野心。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毛主席的秘书，听毛主席的话，帮毛主席干事，如此而已。”——张维维
张维维在采访中说到父亲病危时做的一个梦，反映了毛、邓、周、张等多位领导人的微妙关系。“也是在病危期间，他还说过他做的一个奇怪的梦：我这几天老做梦，梦见邓小平来找我。我说，你不是在太平洋么？怎么到这里来了？邓小平说，我现在没地方去，谁都不要我。我到毛主席那里，主席说：这几天很忙，他来了有什么好说的，还不是白猫黑猫，等等吧。江青跑过来骂道：邓贼！
我又去找总理，总理也说没什么好说的，总理说你也骂过我，我也骂过你，我们两个还有什么好说的。邓小平就对我说：主席现在就听你的，你帮我说说吧。我对邓小平说：现在主席又没有叫我去，就是我去了，又能帮你说什么呢？爸爸说了这么长长的一段话，然后对我说：‘你看我的情绪还不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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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伪作者不认为张春桥与张维维有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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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因何得到毛的赏识而成为文革的重要领导人？张在给女儿的信中详细回忆了自己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1966年和其他文革小组成员与毛共度生日等。书中反映毛多次与张个别谈话，了解其个人和家庭情况，并跟张讲述党内历史的诸多细节问题。可见毛的确视张为知音，曾一度想扶植张春桥成为接班人，而因阻力太大而劝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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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伪作者认为，毛多次跟张讲述党内历史的诸多细节问题是造谣。毛和张谈的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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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一生的理想是做毛的秘书、助手，“听毛主席的话，帮毛主席干事，如此而已。”晚年张春桥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和对毛的崇敬并未因其所遭受的政治挫折而受到丝毫影响，甚至可说是更为坚定。在其事业的顶峰，张春桥送给女儿的十八岁生日礼物是一套《毛泽东选集》，上面的题辞是：“你能够在成年的时候就读毛主席的书，这确实是极大的幸福。祝你认真地学习，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为毛主席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奋斗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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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伪作者认为，张春桥一生的理想不可能是做毛的秘书、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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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1996年12月12日写给长女维维的信
维维：你好！
“世纪”成了使用最多的词儿。“新世纪”、“跨世纪”、“世纪之交”，甚至按欧洲人的习惯，说什么新百年、新千年。回顾二十世纪、瞻望二十一世纪的文章也不少。
我读过几篇大小文豪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们眼里，似乎什么都看见了，就是看不到过去的和未来的革命。是犯了“明察秋毫，不见舆薪”的老毛病，还是加入了“告别革命”的统一战线呢？
我以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有二：一是十月革命，二是中国革命。前者的结果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后者的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共同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在十几个国家十几亿人口中取得了胜利，红旗插遍了五大洲。那时，人民是多么高兴，反动派多么狼狈呵。
我也是这欢乐人群中的一员。我出生在第一次大战还没结束，十月革命还没暴［爆］发的时候。那时，还是一个黑暗的中国。袁世凯死了，北洋军阀还统治着中国。我知道“十月革命”这个词儿是很久以后的事。
维维，我为你感到高兴。你出生在一个光明的地方，一个革命发展的时代。傅作义将军的炮火把你从张家口赶到阜平县城南庄附近的马棚村。这里好穷呵。我们住的房子是新盖的，又潮湿，又寒冷。怒吼的北风随意大游行，村前的河水早已结成厚厚的冰。我很荣幸，第一个看到你出生，听到你第一声欢呼。穷是穷，但是，共产党是最喜欢孩子的。婴儿的供给标准超过了干部。周围的叔叔阿姨都关心你。我记不得你吃过几个阿姨的奶，恐怕村子里包括农民阿姨的奶都吃遍了。那时，是鱼水关系呵。是黑暗中国的光明的一角呵。
我为你高兴，你是同革命一块成长的。我们住马棚的时候，正是反革命最猖狂的时候。张家口失守，蒋介石立即宣布召开国大，当总统。但是，不到一年，形势就变了。你一周岁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石家庄。1948年，你又去了济南。1949年，你就到上海了。我们就住在叫庆丰大楼的地方。这座楼里原来住着《大陆报》（英文）、《时事新报》、《大晚报》，三家都是孔祥熙办的。我们就住在孔家的总经理的办公室里，睡在办公桌上。这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吧。从这里往东，不远就是黄浦江。这时，江面上已经看不到帝国主义的军舰了，外滩的高楼大厦回到人民手中了。这一切，当时你还不可能理解。你还记得有一次你到青年宫去开会，搭错了电车，一位踏三轮的叔叔把你从十六铺送到淮海公寓吗？
那时的上海，已经是一个夜不闭户的新上海了。
我还为你高兴，你和你的妹妹、弟弟一样，加入了工、农、兵的行列，在工厂、在农场、在部队，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革命事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工人、农民、士兵创造的。没有工人作工、农民种地、士兵放哨，这个世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一切活动都会停下来。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大众首先是工农兵联结在一起，是最光荣的。头几天，我还看到一篇文章，是纪念高尔基的，说什么“可以告别苏联，可不能告别高尔基”，他似乎忘记了高尔基的伟大之处恰巧在为工人解放、为苏联革命贡献力量。“告别苏联”，是不是连十月革命、卫国战争都告别呢？我们反对的是苏共领导集团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大国霸权主义。“告别苏联”如同“告别革命”一样，不过是骗局。
“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这是马克思在法国革命失败以后说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存在，革命就存在。二十世纪发生了两次大革命，二十一世纪会发生几次呢？我不是算命先生，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一定会发生。在你五十岁生日的时候，祝愿你下一个五十年过得更好，亲眼看一看二十一世纪的革命。
没有纸了，有纸也写不完我想说的话。
亲爱的女儿，祝你生日快乐！
爸爸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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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伪作者说这不是张春桥的思想。不过瑞典隆德大学教授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这样评价：“张春桥是为数不多的、有独创性的毛主义政治理论家之一。他的家书内容丰富，小至个人健康、大至[苏东]社会主义解体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可与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葛兰西的狱中书简相媲美。”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认为：“张春桥是文革时期党内左翼的核心人物，也是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和文革理论的主要阐释者之一。他的狱中家书不仅具有重要文献价值，而且也为理解中国晚期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历史命运提供了思想线索。”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感叹：“张春桥非但在文革中不遗余力地推行毛的路线，更至死不渝地忠实于自己的信仰。因此，他成了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
此外，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永发、美国斯坦福大学讲座教授魏昂德(Andrew Walder)、中国当代史家卜伟华等均有中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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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1989年6月1日写给长女维维的信
维维：
四月25日收到你的信，30日六叔给我送五一节的“礼品”，同时送来了你那六盒花粉。五月17日同时收到毛弟的信、照片和三包茶叶。今天天气不太热，就想写回信。
先说身体。收到你的信的那些天，我身体不算好。完全是人为的。当时吃中药，换了医生，我告诉过她，几位中医想用汤药调整便秘，都失败了，还是靠丸药吧，我自己较易掌握。这位医生不大听。因而弄得我一点丸药不吃，每天大便最后总有点稀，后来就完全不成形了。最后，我只好不吃汤药了。这样，从三月到四月，拖了一段时问，体重慢慢下降到50公斤，比86年夏还低。中药停了，也不泻了。恰巧接到花粉，就一天两支地吃起来。医院也给我加了两只鸡的营养。昨天量体重，恢复到51
.5公斤。血清、B超检查，都没发现什么问题。看来，一场小灾总算过去了。其中也可能有花粉的作用，至少其中的蜂蜜不会不起好作用。不过我对这类药，有一种成见，认为是赚富贵人家的钱的，我是不会在这方面花费的。所以，你们也不要为我买这类东西。我的身体，看来还可以维持一阵。我仍然坚持按时作息，不管好坏，按时按量吃饭，坚持体力活动，同时，该吃的药，按时吃。就这样，体力虽然虚弱，仍然没有病倒。另外，我的精神世界还算充实，每天还是照常关心铁窗外的事，从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吸取营养，这可能是我能够活到今天的主要原因。
说到这里，想起寄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当然是物质的，到了这里，主要还是起精神作用。要你们不寄东西，难以做到，就少寄点吧。一是物价贵，二是不急需。除了吃饭，胃肠似乎不大欢迎别的东西。你们的生活都很紧，老实说，吃你们寄来的东西，心里不是很舒服。毛弟信上说，牙膏邮局不寄，那我就向六叔要吧，他五一节给我送来的，除了吃的，还有一支牙膏，一块肥皂，大概他得到了你们的通知。
信里说到00（大外孙）的情况，很有趣。我好像没有接触过这类孩子。他正是多变的年纪。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对[最]难估量，有人说很大，有人说很小。不管怎么说，对他们的品德还是应当关心。这确实不容易。我到他这个年纪，就自作主张了。不过，我当时武侠小说，甚至《红楼》、《水浒》都不看。学校离省立图书馆很近，下课后就进图书馆，看报，看新到的杂志，看新文艺书籍，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苏联的小说，闻一多的诗，多个文学派别，以至美术、戏剧的多个派别的作品都看。以后，又转向社会科学。那儿年， 我确看了相当多的东西。我想，你还是是可以做点引导工作，引导他看点好书，关心一点人民的事情。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他分析分析武侠小说。我是解放以后，因为工作需要才看了《三侠武[五]义》之类的书，知道了一些情况，但是帮助孩子懂得这些书，是很难的。整个社会环境造成了这种风气，不大容易改。但是，如果加以引导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可惜，现在没有鲁迅和左翼作家联盟中一些青年带路人了。当然，我也不悲观，我发现有些人在认真地思考，资产阶级思潮的泛滥，总要走向它的反面，孩子们也可能在这种反复中学会识别方向。我只是希望你能帮一帮00（大外孙）。他不是喜欢历史吗?从这里可以启发他吗?“办公司”做生意也不坏，其实他也不懂。医生，恐怕不见得吸引住他。这些都只能由他周围的环境和他的兴趣来定。我父亲也要我学医，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学医后改为从事文艺，这使我热心文艺，而后来，我又放弃了文艺。你看，路是很曲折的。
毛弟这次寄来的照片，看上去颜色不大自然，好像是人工着色似的，不知道什么原故。O0（孙女）的变化，我看，好像牙齿长多了，头发长厚了。今天是六一，在这里，愿OO（孙女）和她的表哥们节日愉快，他们的父母们身体好!
回头看一看，这封信好像写得特别乱，什么也没说明白，也只能这样了，毛弟就不另外写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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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之后，你认为张春桥是什么人？我还是不清楚，也就是他到底是个毛泽东思想的追随者，还是个投机家？或者两者兼有之？咳，用不着深究了吧。我想，“文革激进派”造成的客观事实更能让人们判断谁在历史上倒行逆施。
当年我作为一个一文不名的“知青”，对“文革激进派”相当反感，而且是越来越反感。我想我的想法在当时的“知青”中，在知识分子中，在城市市民中，甚至在广大农村的老农民中恐怕不是个别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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