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1996年12月12日写给长女维维的信

维维：你好！

“世纪”成了使用最多的词儿。“新世纪”、“跨世纪”、“世纪之交”，甚至按欧洲人的习惯，说什么新百年、新千年。回顾二十世纪、瞻望二十一世纪的文章也不少。

我读过几篇大小文豪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们眼里，似乎什么都看见了，就是看不到过去的和未来的革命。是犯了“明察秋毫，不见舆薪”的老毛病，还是加入了“告别革命”的统一战线呢？

我以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有二：一是十月革命，二是中国革命。前者的结果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后者的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共同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在十几个国家十几亿人口中取得了胜利，红旗插遍了五大洲。那时，人民是多么高兴，反动派多么狼狈呵。

我也是这欢乐人群中的一员。我出生在第一次大战还没结束，十月革命还没暴［爆］发的时候。那时，还是一个黑暗的中国。袁世凯死了，北洋军阀还统治着中国。我知道“十月革命”这个词儿是很久以后的事。

维维，我为你感到高兴。你出生在一个光明的地方，一个革命发展的时代。傅作义将军的炮火把你从张家口赶到阜平县城南庄附近的马棚村。这里好穷呵。我们住的房子是新盖的，又潮湿，又寒冷。怒吼的北风随意大游行，村前的河水早已结成厚厚的冰。我很荣幸，第一个看到你出生，听到你第一声欢呼。穷是穷，但是，共产党是最喜欢孩子的。婴儿的供给标准超过了干部。周围的叔叔阿姨都关心你。我记不得你吃过几个阿姨的奶，恐怕村子里包括农民阿姨的奶都吃遍了。那时，是鱼水关系呵。是黑暗中国的光明的一角呵。

我为你高兴，你是同革命一块成长的。我们住马棚的时候，正是反革命最猖狂的时候。张家口失守，蒋介石立即宣布召开国大，当总统。但是，不到一年，形势就变了。你一周岁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石家庄。1948年，你又去了济南。1949年，你就到上海了。我们就住在叫庆丰大楼的地方。这座楼里原来住着《大陆报》（英文）、《时事新报》、《大晚报》，三家都是孔祥熙办的。我们就住在孔家的总经理的办公室里，睡在办公桌上。这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吧。从这里往东，不远就是黄浦江。这时，江面上已经看不到帝国主义的军舰了，外滩的高楼大厦回到人民手中了。这一切，当时你还不可能理解。你还记得有一次你到青年宫去开会，搭错了电车，一位踏三轮的叔叔把你从十六铺送到淮海公寓吗？ 那时的上海，已经是一个夜不闭户的新上海了。

我还为你高兴，你和你的妹妹、弟弟一样，加入了工、农、兵的行列，在工厂、在农场、在部队，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革命事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工人、农民、士兵创造的。没有工人作工、农民种地、士兵放哨，这个世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一切活动都会停下来。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大众首先是工农兵联结在一起，是最光荣的。头几天，我还看到一篇文章，是纪念高尔基的，说什么“可以告别苏联，可不能告别高尔基”，他似乎忘记了高尔基的伟大之处恰巧在为工人解放、为苏联革命贡献力量。“告别苏联”，是不是连十月革命、卫国战争都告别呢？我们反对的是苏共领导集团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大国霸权主义。“告别苏联”如同“告别革命”一样，不过是骗局。

“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这是马克思在法国革命失败以后说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存在，革命就存在。二十世纪发生了两次大革命，二十一世纪会发生几次呢？我不是算命先生，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一定会发生。在你五十岁生日的时候，祝愿你下一个五十年过得更好，亲眼看一看二十一世纪的革命。

没有纸了，有纸也写不完我想说的话。

亲爱的女儿，祝你生日快乐！

爸爸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