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六日美国民主党候选人第二轮辩论之后，特朗普又一次上了新闻。媒体虽然对于唐纳德·特朗普很着迷，但却鲜有人费工夫去解释他崛起的社会背景的。

归根到底，这么做会拆穿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把他塑造成一位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或美国造低俗版“超人”【1】）的各种作态，暴露他作为美国统治阶级整体的烂水果烂到了何种程度。不论美国权势集团是如何害怕或不喜欢他，特朗普与美国社会的总体现实保持着完美的和谐。

表面上看，特朗普是与时俱进的。在八、九十年代，他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和民主党。事实上，他以往的某些政治立场和今日的民主党有相似之处：特朗普曾经支持堕胎、倡议政府付款的医疗保健制度及合法化毒品、“对富人一次性征收可观的百分之十四点二五的税”，以及各种各样的（迄今他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的） 经济民族主义【2】。

近来特朗普的政治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更趋保守：他号召取消奥巴马医改，批评移民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呼吁大规模遣送外籍人士。

然而在他政治变形的整个过程中，特朗普的核心（也许可以称之为“个性”）并未改变。贯穿特朗普九一一【3】前后社会政治立场的那条线是什么？这条线对我们了解美国统治阶级又有什么帮助？

正如杰西·兰达【4】等人指出的：在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两种政治模式中都存在一种反民主的、精英的性质；而其根源在于他们共享的对私有财产的捍卫。作为一个术语，自由主义的含义是模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主义意味着对像平等和自由这类抽象理念的秉持，与此同时却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视为理所当然。

作为一个建立在阶级剥削基础上的制度，资本主义嘲笑了以上理念，把它们变成毫无生气的抽象概念。因此，在特朗普身上，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等级制现实的坚定支持使得他从民主党人向民粹主义右翼分子蜕变的长期过程成为可能。

特朗普大男子的、老大哥的姿态可以回溯到里根时代的纽约那个颓废的过剩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的聚光灯下，特朗普是寄生虫中的寄生虫，把他父亲的“中产阶级”房地产企业变成为超级富有人士服务的百万美元大企业。这个企业是由豪华的高级公寓和高尔夫球场组成的：“如果说弗雷德•特朗普的纽约是力争上游的人士之家，那么唐纳德•特朗普的纽约则是成功人士的游乐场。”

即便在特朗普兜售一个自由民主党人的多愁善感之际，他依然一心一意地要把曼哈顿变成自己形象的一部分：他通过自己的房地产发展项目企图侵占他人的财产、捣毁他人的生活。这一点在八十年代中期特朗普与中央公园南部租客之间的纷争可以看出来：当时他为了建设更高档的房地产项目而尽力要把许多人从他们的家里赶出去。

在九一一之前的特朗普身上这种自由主义的感伤与威权主义的行为之间看上去很奇怪的的组合，在文艺作品中表现在特朗普最大的粉丝之一的帕特里克·贝特曼身上。贝特曼是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背景在八十年代末期的小说《美国疯子》【5】中那个富有的投资银行家。许多读者都看清了埃利斯笔下人物的性格与真实生活中的特朗普之间的相似之处。贝特曼对特朗普（至少是九一一之前的特朗普）的痴迷很说明问题。

没读过这本小说的读者需要知道的是：贝特曼在小说中被写成很可能是系列杀人狂；他有三个心目中的偶像：泰德·邦迪【6】、艾德·盖恩【7】和唐纳德·特朗普。的的确确，整部小说中贝特曼对特朗普的痴迷是毫无疑问的。他关注特朗普喜欢的乐队U2，想知道他喜欢的比萨饼店家在城中何处，当有人提醒他伊万娜•特朗普【8】可能在附近的时候他几乎就五体投地了。甚至贝特曼的未婚妻也烦透了听他说关于特朗普的事儿；她抱怨说，“别再提唐纳德·特朗普了！我的天！难道这就是你表现得像个小丑的原因吗？你的痴迷该结束了！”

但是当贝特曼不沉迷于谋杀和暴力的时候，他假装关心社会下层人士和被压迫者。在《美国疯子》的电影中有这样一个镜头：贝特曼责备他的同事布莱斯缺乏政治远见：

贝特曼：别价，布莱斯。有很多比斯里兰卡更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操心。

布莱斯：比如什么？

贝特曼：嗯，要结束种族隔离就是一件。还要减缓原子弹军备竞赛，阻止恐怖主义，以及解决全球饥饿问题。我们必须要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和住房，要反对种族歧视，促进公民权利；与此同时还要促进妇女的平等权利。我们必须要鼓励人们回归传统的道德。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在年轻人中促进总体的社会关怀和减少物质主义的倾向。

在贝特曼争取更多的平等及结束饥饿的空洞的口号背后潜伏着他“融入”一个极为等级森严的社会的追求。然而，他如何融入不仅是要在经济上爬到食物链的顶部，还包括要大发兽性残忍地杀人。

《美国疯子》的小说和电影都表明了：贝特曼融入里根时代的美国的努力与他连环杀害里根时代的美国人的行为是一致的。我们看到：在贝特曼告诉自己的朋友们他关心世界饥饿问题和妇女权利之后，他接着就去杀害无家可归者和肢解妓女了。在他为宽泛的抽象概念辩护的后面有的是被这些抽象概念混淆和强化了的具体暴行。

在故事接近尾声的时候，贝特曼承认了他的罪行，但是所有听到他忏悔的人基本上都对他不予理会。也许他们之所以不理会他是因为所有这些谋杀都只存在于贝特曼的想象中而他实际上没杀过任何人；确实地，他的叙述并不可靠。又或者在更深的层次上，他们不理会他是因为实质上他们是他的同谋，他们帮助贝特曼维持一个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使他得到大笔没来由的财富，也培育了他的反社会暴行。

贝特曼认为他的罪行的完全无意义是越界的；他意识到“再没有需要跨越的障碍了”。正如他自己说的，“没有净化，惩罚继续躲着我，而我对自己的认识没有任何增进。”

但是，这一切和特朗普有何关系呢？在九一一之前，他非常像是“自由主义者中的自由主义者”。像贝特曼那样，他把自由主义观点与具体的反人类做法结合起来。从堕胎权、枪支管制到医疗保健，特朗普保持着自由主义的姿态，而他的生意却能够在日益走向新自由主义【9】的经济中壮大。

同样是美国八十年代财富与贪婪的海报人物：贝特曼追随着特朗普的脚步。他甚至向故事中其他人物推销特朗普真实生活中的商业书籍《成交的艺术》。特朗普的那本书就是贝特曼崇拜的那种庸俗的成功和权力的明证。

特朗普和贝特曼共享的是把他们的所作所为美化为某种高贵的东西，某种超越了金钱的东西的一种理念。作为一个真正的“超人”，贝特曼是有文化且温文尔雅的。他对于地位的痴迷胜过金钱。贝特曼列出不同的餐馆、流行音乐的细节，或者自己日常锻炼身体的细节；他这么做不是出于纯粹享乐主义的意义，而是出于他对自身地位的义务。（全文阅读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