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仍然有人記得，在今年3月的中國“兩會”期間，有30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呼籲制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保護、繼承、弘揚法”。中國媒體報道的大幅標題就是“哈利波特淹沒了劉胡蘭”。如同其它稍微關注中國文化領域的人一樣，這些代表也觀察到這樣一個現象：中國的新一代吃着麥當勞，讀着哈利波特長大，不知道自己國家歷史上還有李白、杜甫、花木蘭，還有劉胡蘭、高玉寶，甚至有大學生不知道《論語》《春秋》和《孫子兵法》。代表們要用立法來扭轉這種現象，他們對中國文化領域的現狀的擔憂不言而喻。通常，形式的東西（例如文物）可以用法律來保護，但是文化精神的東西，任何法律也保護不了。中國的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遭破壞本身只是文化衰落的結果，而非原因。沒有了文化精神，就不會有任何有效的意在保護物質和和非物質文化的法律和法規的制定和執行，文化的衰落就變得不可避免。

文藝復興不是復古，文化的崛起並非要復活歷史（包括歷史人物）。無論是為了借古諷今還是為了弘揚傳統，復活歷史只是傳統的很小一部分。體現在人的精神層面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現在很多人擔憂文化的衰落，但只知道形式，忽視了精神。可以設想，即使中國人今天改穿長衫馬褂，留小辮子，大家都來唱京劇，也不見得能夠復興中國文化。沒有創造性，傳統文化很難得到衍生。傳統文化要生生不息，關鍵在於新的創造。那麼，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底蘊到哪裡去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盛行日劇。這些年又被韓流所衝擊。為什麼？這並不是說日劇和韓流包含着什麼高深的藝術水平，而是因為中國觀眾從中看到和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子，引出了共鳴。這是一種現代和傳統的有機結合，或者說一種創造性的結合。

人們對傳統文化衰落的擔憂，本身表明改革開放以來復興傳統文化的努力並沒有成功，甚至很大程度上的失敗。另一方面，這30年來，中國的文化領域也向西方學，並且在學的同時不斷表現出文化走出去的欲望。但結果呢？正面積極的東西沒有學來，負面消極的東西拼命進來了。很多人認為現在一些西方的價值觀、道德觀和文化中不健康的東西嚴重腐蝕着許多國民。這或許有些道理，但過於簡單，也不公正。為什麼西方好的東西學不來，色情、暴力等則蜂擁而至，學得有過之而不及呢？文化藝術領域沒少向外學，但學的只是形式，而非精神。學西方是做給西方人看的。但問題是，西方人所喜歡的，國人不見得喜歡。文化產品不反映民族文化，沒法引出國人的共鳴。中國的文化人現在也有很多人在國外獲獎，但為什麼在國內沒有很大的市場呢？文化藝術是世界性的，是時代性的，但更是民族性的。沒有時代性的文化，就很難要普羅大眾接受和吸收；沒有民族性的文化，就不會成為世界性。

民族性是世界性的基礎。去年有德國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批評中國文學是垃圾文學，原因在於中國的作家不是在寫中國的東西，在寫民族的東西。這個批評應當是確切的。光有國際市場的捧場，是不夠的。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文化崛起的重要性。光有經濟的發展，光有高樓大廈，沒有以文化為主要載體的軟力量的崛起，一個國家是不能真正崛起的。正因為有這種認識，所以要大張旗鼓地推進文化產業的發展，提倡和鼓勵文化走出去。但如果沒有內部的文化崛起，又如何能夠走得出去呢？近年來，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辦得轟轟烈烈，但只是局限於語言教育。況且不論政府主導的東西是否可以持續，如果只是一種語言的推廣，那麼軟力量也仍然是微弱不堪的，因為語言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普通話說得一流的國人本身都不能成為中國文化的載體，怎麼能要求學幾個漢字的外國人來弘揚中國文化？

失去文化直覺如何產生大師？文化復興和軟力量崛起的主體是社會，而不是政府。中外都如此。中國的歷朝歷代，政府除了大修土木外，還能做什麼？今天，已經有明白人指出，各級政府修建一些大型建築是復興不了中國文化的。留給今天中國人文化遺產的、組成中國文化主體的所有偉大的哲學家、藝術家和作家，哪一個是政府培養出來的？幾年前，溫家寶總理在見科學家錢學森時，提出中國為什麼出不了“大師”的問題。這可能不僅僅局限於科學研究領域，而也適用於包括文化在內的所有領域。這些年，政府在文化領域的投入並不少，但顯然並沒有大的哲學家，大的藝術家和大的作家。沒有任何經驗表明，政府的大量投入能夠產生這樣那樣的“大家”。

在近代歐洲，規模並不大的社會經濟轉型產生了包括馬克思在內的一代又一代的大家。儘管當代中國的轉型無論是規模還是速度在世界歷史上罕見，但產生不了大家，這是應當加以深刻思考的問題。這就要求人們深刻反思中國現存文化管理體制。文化官僚體制對中國文化的復興和軟力量的崛起是一個有效的制約。曾經聽一位官員說，他們（文化官僚）已經發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管理的方法，說是只要把哲學家、藝術家和文學家管理好，文化領域就太平無事了。這位官僚說得非常對。的確，從歷史上看，一切所能找到的“負面”形容詞都可以套用到這三“家”，如非理性、狂熱、瘋人、蠱惑人心、頹廢等等。但是，如果把這三“家”管理死了，就不會有文化復興了。正是在這些領域，存在着文化復興所需要的所有要素。如果沒有了文化直覺和文化本能，那麼如何才能產生大家？

從經驗層面看，西方文化的進步同新類型的哲學家、新類型的藝術家和新類型的文學家相關聯的。新的哲學、藝術和文學既是時代的寫照，也推動着時代的進步。新文化的崛起是創造的結果，是一種對傳統的毀滅性的再創造。從古希臘到現代，西方文化再創造的歷史並沒有中斷過。在這個漫長的文化再生產過程中，西方的文化也融合了世界的文化，甚至是中國的文化，例如西方的理性主義和中國的傳統的世俗文化有很大的關聯。中國龐大的文化官僚體制，其存在的目的不在於鼓勵創新，而在於控制。無論在任何國家和地方，文化規制是需要的，例如一些會造成宗族、宗教衝突的東西，色情和暴力的東西，都有必要加以管理。這也是很多西方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因此才有一些新概念例如“政治上不正確”的出現。當然，之前，也存在着各種制約性，例如“宗教上不正確”。

提出中國文化管理體制的問題，並不是說不要任何規制文化活動的體制，而是要從現在隨意主觀的政治控制轉型成為法治基礎之上的規制。在政治控制狀態下，文化官僚的目的就是尋找他們所定義和規定為“敏感的”和“不正確的”東西。一旦出現一些新的思潮和文化形式，就馬上作過分政治化的解讀。一旦政治化，便把文化創造扼殺在本能和直覺的狀態。在很大程度上，這使得文化界和官僚當局之間存有很大的矛盾，這也就是文化界存在着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亂，一亂就收”的狀態的政治根源。要建立文化規制，就需要在官僚體制和文化領域建立邊界。文化領域應當有屬於自己本身的自治空間。文化領域進行自治，就可以鼓勵文化領域內的競爭和自我約束。專業精神才會在這個領域占主導地位，只有有了專業精神，創新才會成為可能。只有當文化活動超過了這個邊界，國家規制才可以介入。政府規制的唯一目標就是在文化創造和公共利益之間求得平衡，保障公共利益。從根本上而言，沒有文化管理體制的大變革，就不會有中國文化的復興和軟力量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