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思想，就是国民性改造。虽然国民性改造本身并非鲁迅首提，但是毫无疑问是鲁迅给发扬光大的。而后来的共产党，正是利用了这点，采用外科手术般的输入所谓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来改造中国社会的国民性。其结果，当然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惨不忍睹的。

在我看来，认识到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其实很多人都一方面很讨厌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另一方面呢，自己作为国民的一份子，对自己身上存在的劣根性总是认识不足。比如说我的文《中国人为什么都有大师情结》所谈到的，实际上是一种愚昧，迷信，与不自信。

但是呢，认识到国民劣根性是一回事，而提出国民性改造是另一回事。很多中国人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都有出国，去西方国家。而鲁迅陈独秀等则是留学日本。去西方国家的，和去日本的，他们的经历不同，看法也不同。鲁迅陈独秀等都比较倾向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从日本传到中国的。而胡适等人，则比较欣赏西方民主制度。所以，在对国民性改造方面，当然，药方就不一样了。

事后诸葛亮看来，国民性改造是个非常荒唐的想法。就好像医生，能改造人性吗？中国的国民性是由一个个的中国人的人性的总和，中国人的人性里面，有许多相似的，尤其是劣根性方面，这是数千年的传统和制度造成的，深植于基因，能够随随便便改造得了的吗？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民主自由：让。。鸡。。飞！》，我在文里说“跟这些像“鸡”一样的国人谈民主自由，如同对牛弹琴。要在中国大陆搞民主，搞自由，恐怕没那么容易。首先要把这些圈养的鸡放出来，让它们自由，慢慢适应，也许有些鸡才会慢慢的恢复野性，慢慢的飞。。。”

可是呢，鲁迅等人，则不只是要把牢笼砸烂，而是要给鸡动手术，给装上鹰的翅膀，你说这种急功近利的办法，能成功吗？这不是很荒唐吗？

在我看来，像是梁启超，鲁迅这些主张国民性改造的一些学者文人，就好像是兽医一样，非要把鸡改造成鹰，非要用外科手术，来改造天生的属性。这本身就是违背天理的，违背人和动物的自然属性的，是一种专制主义思维，是注定要失败的。

而当时的共产党，毛泽东等，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所谓五四运动传来了马克思主义，他们正是用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的法西斯主义）这把尖刀，给中国的国民性动了一次次的大手术，这样不仅阉割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把原来那些还会扑腾两下的鸡的翅膀彻底剪下来了，一个个都成了呆若木鸡。

再从事后诸葛亮看，与中国都有相似文化的地方，都有相似国民性的地方，他们没有被改造国民性，还是照样能够比较平和的实行社会制度的演变。只有中国，变成了一个四不像。

关于国民的劣根性，其实哪个民族都有劣根性，西方民族，欧洲的一些民族，同样有不少劣根性，包括希腊那个民族，德国那个民族，等等，等等，虽然劣根性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幸运的是，西方文艺复兴，并没有碰到中国这群庸医，胡乱的提出什么国民性改造，而是提倡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反对蒙昧主义，提倡人权，反对神权，等等，等等。所以欧洲的文艺复兴能够产生科学，在天文，地理，数学，物理，文学，绘画，音乐，等等方面有高速发展。而中国呢，新文化运动之后，砸烂了孔家店，迎来了比封建专制主义更加专制集权的共产党。

中国人呢，会思考的，都被整死了，剩下的都被阉割成了脑残。

我本身也讨厌中国的国民性里面的那些劣根性。可是呢，我不愿意人云亦云的说要改造。事实上是无法改造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砸烂鸡笼，让鸡走出鸡笼，慢慢适应，然后呢，让外面的老鹰进来，这样一来，不会飞，不想飞的鸡，就会被老鹰吃了，呵呵，剩下的大概都被逼无奈，得学会飞了。所以，在我看来，开放比改革更加重要。

呵呵，民主。。。让。。。鸡。。。飞！绝不是把鸡装上老鹰的翅膀。

国民性的改造是专制主义思维，必定失败。

下面转载一篇文字，由读者自己判断：

魯迅：國民性改造运动的旗手

梁啟超雖然提出了“用小說更新國民性”的思路，他本人卻沒有太多的小說家天賦。他嘗試著寫過幾篇政治小說，但都不太成功。

梁啟超的性格特點是不甘寂寞、興趣多變，在提出“新民說”這個命題后不久，他的個人興趣又轉到一系列政治活動上。喚醒民眾這件事，被他擱到了一邊。

真正貫徹梁啟超的“小說救國”思路的，是以魯迅為代表的下一代知識分子。

從某些方面看，魯迅是一個“抄襲者”，他對中國人劣根性的總結，幾乎是完全“照抄”梁啟超。魯迅對“看客”的批判，顯然襲自梁啟超對“旁觀者”的批評：“天下最可厭、可憎、可鄙之人，莫過于旁觀者，如立于東岸西岸之火災，而望其紅光以為樂……”魯迅所寫的“鐵屋子”，也與梁啟超描寫的“暗室”異曲同工：“彼昔時之民佟�…慮其子弟伙伴之盜其物也，于是一一桎梏之拘攣之或閉之于暗室焉。一旦有外盜焉，嗒然壞其門入其室……雖欲救之其奈桎梏拘攣而不能行。”至于魯迅批評中國人一盤散沙、“想做奴隸而不得”、愚昧退縮等，更是早見于梁啟超的言論當中。

這不是魯迅的特例，而是梁啟超之后歷代國民性批判者的共同命运：梁启超对国民性的总结相當全面，在梁啟超之后，孫中山、毛澤東、蔣介石、胡適、魯迅、陳獨秀等人關于國民性的評論很少能跳出梁氏的范圍。甚至柏楊的醬缸論，也可以說是源于梁啟超的這句話：“橘在江南為橘，過江北則為枳。夫孰意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進俗之學說，一入中國，遂被其偉大之同化力汨沒而去也……舉凡世界之善良制度，一到中國，無不百弊叢生，徒供私人之利用。”

不過，時間畢竟過去了一代，民國初年中國世界化的深度和廣度與晚清都大大不同。魯迅一代人的國民性改造思想，在梁啟超的基礎上有一個重大發展，那就是“文化決裂論”。

梁啟超也注意到了國民性與文化的關系。他認為國民性改造，需要中國文化的更新換代。不過，因為成長背景的原因，梁啟超對中國傳統文化抱有濃厚的感情，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很多優秀成分，可以為新文化所用。因此他設計中的“變革文化”，是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性繼承”，“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

然而“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大都是激烈的文化決裂論者。新一代知識分子大多有過海外留學經歷，他們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和掌握比梁啟超一代更為深入，對中西文化的差異認識得也更為深刻。呼吸過外面新鮮空氣之后，這些留學生普遍認為陰暗壓抑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深刻的原罪。大部分人的共同結論是，中國所有問題的總病根，都是有毒的五千年傳統文化。中國“固有之倫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制度之遺”。中國傳統文化比西方落后兩千年，現在已經完全過時、腐敗、無法繼續利用。錢玄同這樣表達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怨憤之情：“若玄同者，于新學問、新智識一點也沒有；自從十二歲起到二十九歲，東撞西摸，以盤為日，以康瓤為周鼎，以瓦釜為黃鐘，發昏做夢者整整十八年。自洪憲紀元，始如一個響霹靂震醒迷夢，始知國粹之萬不可保存。”魯迅則認為中國人“許多精神體質上的缺點”來自于可怕的“遺傳”。也就是說，我們國民性中有著祖先遺傳下來的過濾性病毒：“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道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

“五四”一代人把中西文化完全對立起來，認為它們勢不兩立，你死我活。他們宣稱，只有徹底毀滅這種文化，中國才能鳳凰涅槃、浴火重生。陳獨秀的話最為典型，他說，中西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余地”。只有西方的民主、科學這兩劑藥方，才能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陳獨秀說：“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德、賽）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這就是所謂的“文化決定論”。

因此，“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國民性改造方案的核心，就是毀滅中國文化。陳獨秀說，要拯救中國，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打倒孔家店，把舊文化一把火燒個精光。所以陳獨秀“涕泣陳詞”，寄希望于“活潑之青年……奮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魯迅的主張更具體，那就是不看中國書，只看外國書。他說：“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中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尸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錢玄同的主張比魯迅更激進，除了“應燒毀中國書籍”之外，他還要取消中國舊戲，錢玄同說，“今之京戲，理論既無，文章又極惡劣不通”，因此提出“要中國有真戲，非把中國現在的戲館全數封閉不可”。錢玄同甚至提出了“廢除漢文”的主張：“欲廢孔學，不得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

由他們這一代人打破鐵屋，放進外面世界的新鮮空氣，排走屋內幾千年的陳腐毒氣，那么，在全新的西方文化基礎上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中國人，身上自然就不會有因為舊文化導致的劣根性，這就是“五四”一代人的國民性改造思路。

不過，除了文化選擇這個方向上更進一步外，“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國民性改造思路，并沒有怎么突破梁啟超的藩籬。與梁啟超一樣，他們也認為沒有合格的新人，就建立不了新制度。這與中華民國初期制度建設的失敗這一事實密切相關。

中華民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幾千年帝制的結束和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誕生。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從上海赴南京參加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的途中，成千上萬的群眾列隊歡呼，“共和萬歲”之聲震動天地。鴉片戰爭以來經受了太多失敗和屈辱的中國人相信，采用世界上最先進的政治制度，將很快使古老中國結束屈辱、光彩重生。在美國就讀的年僅十九歲的宋慶齡聽到民國成立的消息，立即寫了《20世紀最偉大的事件》的文章，她盛贊：“中國革命是滑鐵盧以后最偉大的事件，是20世紀最偉大的事件之一。這場革命取得了最輝煌的成就，它意味著四萬萬人民從君主專制政體的奴役下解放了出來。這個專制制度已經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統治下，生存、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是被剝奪的。”這代表了大部分知識分子的心聲。

然而，現實很快粉碎了人們的美夢。從外國引起的這種先進政治制度，與中國的固有社會傳統似乎格格不入。雖然國號一直保留下來了，但是這個國號之下的政治咝信c“共和”二字相去太遠。經歷了洪憲復辟危機、豬仔議員丑聞、連年軍閥混戰之后，幾乎每個人都看到了“先進的政治制度”與中國人普遍素質之間的巨大不適應性。特別是曹錕賄選事件，更讓人們認識到一種新制度在舊土壤上建立的艱難。梁啟超的“只有先新民，才能建設新制度”的話，在此時似乎顯出了先見之明。

魯迅的心理變化非常具有代表性。在辛亥革命之初，魯迅和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對“新中國”滿懷憧憬。他說：“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

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徹底失望了。魯迅說：“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

從此，魯迅成了一個徹底的“國民性論”者。他說：“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政府的。”“所以此后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因此，“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其他知識精英結論也與魯迅大致相同。楊昌濟說，“有不良之國民，斯有不良之政府”。陳獨秀則說，“凡是一國的興亡，都是隨著國民性質的好歹轉移，我們中國人天生的幾種不好的性質，便是亡國的原因了”。1916年初，胡適的這句話聽起來更像是出自魯迅之口：“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賴教育。”

那么，怎么“立人”呢？魯迅說：“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的《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也就是說，先進行人的現代化，而后才能談到制度的現代化。

從梁啟超到魯迅，時間雖然過去了二十年，但國民性問題仍然被簡化為一個社會成員人人洗心革面的問題。似乎只要人人痛下決心、悔悟自新、告別舊我，即可成為一代新人。個人與社會本來是一種雙向影響的關系：個人的行為固然會影響社會，社會環境更有力地影響著每個人的選擇。然而，從嚴復、梁啟超直到魯迅、陳獨秀，始終只強調前者對后者的決定影響，而且把它絕對化。這種“單向決定論”思路下的思想革命，其實是中國傳統“心學”的另一個變種。當1916年到來之際，陳獨秀仍然滿腔熱忱地向國人呼吁，人人“從頭懺悔，改過自新”。“從前種種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種種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當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由此進而“以新國家，以新社會”，而使“民族更新”。幾個月后，李大釗也向中國青年發出了自覺再造自我的呼吁：悟儒家日新之旨，持佛門懺悔之功，遵耶教復活之義，以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棄罪惡之我，迎光明之我；棄陳腐之我，迎活潑之我……

只要人人迎來新我，就會迎來新的社會。在這個思路的指引下，“五四”一代人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啟蒙邉印Ｋ麄冝k雜志，辦學校，寫小說，椎心泣血，宣傳、呼號，以期喚醒鐵屋子中沉睡的人。這其中魯迅的呼聲最為銳利而洪亮。

魯迅認為，用文藝喚醒人的靈魂，是挽救國家唯一之路。因此文藝創作是天地間最重要的事，其他一切與此相比都無足輕重。所以一九二二年得知胡適在創辦《努力》周刊打算論政時，魯迅表示不以為然。胡適在日記中記載他們的談話說：“豫才深感現在創作文學的人太少，勸我多作文學。”

整整二十年間，魯迅心無旁颍�艱苦卓絕，一以貫之地進行著“國民性改造”這一偉大的人類靈魂改造工程。他寫了大量的小說、散文、雜文，用投槍、匕首、大刀，沖鋒戰、壕坎戰、迂回戰，持之以恒地揭露、總結、批判中國人國民性中的“劣點”。一篇《阿Q正傳》，對普通民眾來說，其作用大于十篇《新民說》。魯迅用他洋溢的才華和獨特的文筆，將國民性問題赤淋淋地挑在筆尖，伸到每一位讀者眼前，讓每個人都無法回避。可以說，“國民性”這三個字，是經魯迅的傳播，才成為漢語中的一個常見詞匯的。他將梁啟超的“以小說塑造新人”思路貫徹到了最徹底的程度，其深與廣無與倫比，影響也非常巨大。

然而，魯迅等人的艱苦努力，效果并不明顯。非但進步不大，從魯迅的文字來看，國民性的某些方面還有越來越壞的趨勢。最有力的證明，是二十年間魯迅對國民性的批評責罵越來越激烈，越來越痛切，也越來越無奈。魯迅原本信奉進化論，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他認為，雖然中國文化有原罪，但是隨著他們這一代肩住黑暗的閘門，放進西方文化的新空氣，那么接受了新文化的青年人成長起來，“血液里的昏亂”就會一代代迅速減少。然而，歲月無情流去，魯迅眼中的青年卻不但沒有進步，反而不斷淪陷。1925年，魯迅就對他看到的普遍的青年“形象”表達過不滿：“現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體質，卻大半還彎腰曲背，低眉順眼，表示著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馴良的百姓。”1927年廣東革命陣營分裂的血腥更令他震動。他說：“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后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從此之后，他對青年一代的評價越來越低。1933年他說：“今之青年，似乎比我們青年時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為了一點小利，而反噬構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1934年他又說：“但我覺得雖是青年，稚氣和不安定的并不多，我所遇見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這種人來往。”

這一事實讓魯迅在努力二十年之后發現，先思想后制度的“國民性改造”之路走不通。“思路轟毀”之后，經過長時間的孤寂、彷徨和思想苦悶，魯迅在晚年放棄了“國民性論”，接受了“階級斗爭論”。蘇聯建國的成功給了他新的啟示。他說，看到“蘇聯的存在和成功，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在晚年魯迅心中，蘇聯成了全世界無產者的“麥加”，那里存著全世界的光明和希望。他大量翻譯蘇俄文學，他開始相信只有階級斗爭才能救中國。

從居高臨下地喚醒民眾，到奉民眾為推動歷史的主力，依靠人民大眾進行革命；從絕對排斥政治斗爭，反對政治改良，到相信必須用“火與劍”進行激烈的政治變革，“國民性改造邉印钡钠焓拄斞傅囊话侔耸�度大轉彎，向社會大聲宣告了通過“思想革命”來改造國民性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