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以拿美國人“開刀”為生的中國人，為我們細說她經歷的中美醫療異同。

作者：劉秀實 洛杉磯心臟內科醫生

爸爸當年為我起名的時候，顯然沒有預見到我有一天會在美國當醫生。“秀實”這個名字用英語說，聽起來極像日本“壽司”。這讓我有點尷尬，美國人卻覺得很酷。

我在美國洛杉磯聖蓋博地區做心臟內科醫生（兼顧心臟影像學），這裡是巴頓將軍的故鄉，也是馮小剛的賀歲片《不見不散》的舞台。電影中葛優戲言：“巴頓連歐洲都打下來了，他老家卻被中國人占了。”這裡華裔人口比例相當高，當地的華人社區是我們的主要服務對象之一，我們接診的病人中40%是華人。

我是祖國培養的醫學生，畢業於白求恩醫科大學（現附屬于吉林大學）六年制英語醫學專業，之後到北京阜外醫院麻醉科工作，期間也在阜外心臟內科輪轉了一年。3年後來美國念研究生，在哈佛讀完博士後，我通過了美國醫生執照考試。來美7年後我重拾本行，一轉眼已經是第13個年頭。

我服務於6家醫院。在美國，醫生和醫院是平行關係。醫生不是醫院的雇員，而是跟着患者走，醫院則想辦法吸引我們帶病人過去做手術和住院治療。我所在的團隊裡有7名心臟科醫生，並設有4個診所。不包括住院病人，我們診所一周接診近800人。這800人當中包括來做檢查的病人，例如心臟超聲、血管超聲、運動負荷試驗、核醫學檢查、動態心電圖等。

我每周看兩天（其中兩個半天）門診，剩下的兩個半天和兩個全天要做手術，每天都要對住院病人進行查房會診，工作強度大，節奏快。作為私人執業者，我們不需要帶教住院醫和專科訓練醫生，但是大事小情就得事必躬親。在美國，百姓就醫不迷信大醫院，99%的醫療需求都是就近解決。除了換心臟，心血管方面其他問題都可以在我們這得到治療。

美國醫院只設急診，處理需要立即救治的病人。急診醫生穩定病情後，病人多數回家，一周內去看家庭醫生，少數嚴重的收治入院。病人回家後，由家庭醫生負責。如果不舒服，病人不需要自己判斷要去看哪一科的醫生，家庭醫生會做推薦和轉診，比如心悸氣短、胸痛就來看心臟專科。一個好家庭醫生的作用說再大也不為過。

因為不設門診，美國的醫院裡總是安安靜靜的。美國人平時看病都在醫生的診所，採用預約制，也有小量臨時無需預約的看診名額。這種制度造就了另一種形式的“看病難”——你需要看醫生，但有可能預約到卻要等到一個月之後。新病人常常會擔心，等待就診這麼長時間，真要真不舒服怎麼辦。作為醫生，我們盡力讓病人獲得全天候的關心。比如，我們告訴病人有問題可以隨時打電話，醫生會通過電話答疑；藥吃完了，護士就會幫患者把藥續上。當然，即使有了這些解決辦法，診所仍然要盡力縮短患者預約後的等待時間。

今年8月，我回北京，阜外醫院掛號廳的人山人海讓我驚訝不已。我想，來掛號的一定不是病人本人，否則盛夏里如此擁擠，心臟病就算穩定了也會復發。

2010年的時候，我回國，趕上了姑姑胸痛，檢查身體，我這美國大夫正好目睹了她的就醫經歷。去的是一家省會城市的小醫院，掛號並不難。醫生沒有多問病史，聽病人主訴胸痛後就讓去檢查。經過上上下下地繳費、抽血、做心電圖之後，姑姑終於再次坐在醫生面前。病人被告知心電圖診斷心肌缺血，建議住院輸液通血管。還好我在場，堅持說沒有看見心肌缺血，姑姑才倖免住院。看診結束後，我總覺着這病看得不明不白的。於是我為她解釋每項檢查都查了什麼，結果如何，應該用什麼藥，注意什麼，詳細說完也不過5到10分鐘。而這幾分鐘，或許就是就醫過程中的“最後一公里”吧。

美國醫生和病人之間有種“擁有感”——你是我的病人，我是你的醫生，這是一種長期合作關係。醫生再高明，藥再好，病人這個主體不配合也不行。所以作為醫生，我們不僅為病人推薦必要的檢查和治療，還會解答為什麼建議手術，什麼時候是最好時機，手術的好處和危險，不做有何後果，手術是怎麼做的，病人會有怎樣的體驗，術後恢復預期，諸如此類。每一次看診，雙方滿意了才算完，醫患之間建立了信任，病人也因此能更好地聽取醫生意見，遵循醫囑。這種關係能讓病人及時防病治病，提高整體健康水平。

醫患溝通時，懂得傾聽的醫生可以讓整個治療過程事半功倍。醫生這個職業像偵探，從蛛絲馬跡中探知病情，而病史就是一扇門，聰明的大夫可以從病人神態和肢體語言中找到開門的鑰匙。可惜現在很多醫生沒有耐心（也可能是沒有興趣）去聽。

其實了解詳細的病史並不花費太多時間，關鍵是要學會問和聽。今年89歲的英國著名編舞師吉莉安·林恩小時候坐不住，被學校當作問題少年，按現在的診斷就是有多動症。學校老師意見一籮筐，她媽媽沒有辦法，只能求助心理醫生。醫生聽完媽媽的訴說和抱怨，沒有說話，請媽媽出去，打開桌上的收音機，孩子立刻翩翩起舞。之後，醫生請媽媽進來說：“你的女兒什麼毛病也沒有，她是個天生的舞者，送她去學舞蹈吧。”後來，Gillian先是成了皇家芭蕾的明星演員，後來成了著名編舞師，並受封女爵士。那個心理醫生如果不願意主動了解這個孩子，僅僅開點藥，試圖讓她安靜下來，那樣就會抹殺一個舞蹈天才。

在微信上，我聽說過很多關於國內醫患關繫緊張的事。我很慶幸患者愛我們。有患者來隨診，送來白玉蘭，我別在白大褂上，果然心情也跟着芬芳了一天。在美國沒有紅包，患者送禮物都是發自內心的感謝。我的原則就是從患者利益而不是我的利益出發考慮。比如，我腎內科同事的媽媽是個護士，有心律不整的問題，這個症狀困擾她3年，是合適的消融對象，轉診過來讓我做射頻消融。從心電圖形態判斷，病灶定位在心臟的心室間隔，位置很深，我來做有85%的把握。我就將病人介紹給了其他更有把握的醫生，結果手術成功，皆大歡喜。想想做個醫生清醒地認識自己的局限有多麼重要又不容易；雖然失去了滿足自我的小虛榮，但病人是明白的。年底時收到了病人送來的感謝賀卡，我心裡暖暖的。

在美國當醫生也是了解社會的窗口，能看到一些社會問題。醫生在美國是個高收入又受人尊敬的職業， 所以山姆大叔在收稅的時候對我們毫不手軟。美國對窮人的福利好，本意是希望給需要幫助的人保障，可是也就因此養了一批懶人。那天有一個患者，拿着窮人保險，卻穿着入時，用着iPhone 6 Plus，比我的手機還好。還有一位前來看病的42歲的單親母親，生了7個孩子，最小的才3歲；那邊她21歲的女兒又已經是3個孩子的媽媽。我擔心再多的稅也不夠養她們。

做醫生是件榮耀的事情，我每天就像只忙碌的小蜜蜂，很累但很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