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谈及非营利组织，意指郭玉闪？

多伦多大学访问学者 姜维平

在启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习近平接受了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书面采访，其中，首次公开表达他对境外非营利组织的看法，他说，欢迎和支持他们来华发展，我们愿继续提供必要的便利和协助，中国重视境外非营利组织在华活动的服务管理工作，依法规范他们在华活动，保障他们在华合法权益。境外非营利组织在中国活动应该遵守中国法律，依法、规范、有序开展活动。他没有提及郭玉闪的名字，但言语中流露出对此类案件的关注，可以推断，官方忽然释放郭玉闪，既与习近平访美有关，又与中国对境外非营利组织的看法微妙变化有关。

海内外與论一直比较关注郭玉闪，他是著名的中国非营利组织，身为智库的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创办人，现在，他被官方以取保侯审的名义，离开了警方的看守所。虽然此案留下一个尾巴，但没有大的变故，郭玉闪尽力低调一些，可能等一年届满，他也就恢复了自由，在司法并不独立的中国，他赶上习近平访美与美方关注中国非营利组织之际，这对官方有一点触动，他被解除了监禁，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与记者刘虎不太一样，他选择了沉默，也许不发声或违心地认罪使有些人失望，但对受难者来说，自由总比坐牢要好一些，反正认与不认，都不能改变此类政治案件的实质，它们都是“欲加之罪”的冤假错案。

其实，他的被捕与当时中共的恐慌情绪有关，自从黑龙江安庆发生警民冲突的案件之后，民警李乐斌开枪击毙了访民徐纯合，曾引起众怒，而维权人士“低级屠夫”的介入的背后又有非营利组织的影子，恰恰这些组织的部分资金又来自美国，在多年的與论洗脑战中，人们普遍形成的印象是，美国给的钱不是好道来的，他资助的海外资金是借助中国的突发事件而搞事，于是，警方很容易找到自我解脱的利器，他们不是查找自身权力失控的问题，而是把社会不稳的原因，归于“海外敌对势力”的做祟，类似郭玉闪这样的人就成了替罪羔羊。去年10月，他先是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拘，今年1月3日被正式逮捕，又改了新的罪名：“非法经营”。他的妻子潘海霞在微博上曾写道：我于2015年1月6日下午2点收到玉闪的逮捕通知书。这算是给他的新年礼物吧。。。。。。小宝，你保重。

当然，这是他们给孩子的礼物，有一点带泪的幽默感，但来得太沉重，更沉重的是，中国的公民，中国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不是受到社会的鼓励，官方的奖赏，而是被包装成一种特殊的“礼品”（囚徒），送给美国人，以换取对方的一些让步，这不是第一次，江泽民时代就有，现在又发扬光大，真是一个悲剧，那么，郭玉闪的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利还是有害呢，官方一直在回避，由于媒体的失声，一般的群众也不知道，假如要象习近平承诺的那样给予保障，要怎样落实呢？我没研究过非营利组织的事，对郭玉闪也不甚了解，但我与他资助的“政治犯”杨子立有一面之交，从他身上得到一些相关的信息。

2013年11月6日，杨子立应加拿大某一团体的邀请来开会，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得到我的电话，我们就联系上了，我在北约克的一家韩国餐馆请他吃个便饭，谈及中国的政局和他过去坐牢的经历，他说他很感谢郭玉闪，因为出狱后没有工作，就在他那里做事，有了每月几千元的稳定收入，生活过得还可以，我才知道了“传知行”是干什么的，杨子立具体工作是做社会调查，内容涉及进城的农民工，不仅要深入全国的一些工厂，接触大量的民工，而且还要撰写报告，给政府部门提供咨询，我想，这是多么好的，又适合他的工作啊，于是，对郭有了好印象，因为在中国社会的底层云集着农民工，他们很多人的苦难被忽略，比如，为了生活，他们大都夫妻分居，又正值身强力壮的虎狼之年，那么，如何解决性饥渴的问题呢，等等，我自己坐牢时也接触不少的民工，由于日益边缘化，被政府所遗忘，故此铤而走险，成了犯罪的主体，而杨子立的工作是弥补了官方的缺欠，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这应当受到尊重和保障，但杨说，警方一直在骚扰他，他搬了几次家，等回北京后还不知道住哪，有人劝他留在加拿大，他又愿意回家，我真的感到悲愤。

无疑地，杨子立是真正的爱国者，他因为言论而坐牢8年，妻子离婚，一点怨言也没有，还帮助当年出卖他的，至今滞留泰国申办难民的那个“特务”李宇宙，为他出具有利于他的证词，使我感到惊诧，他真的在摒弃个人恩怨，推动中国进步，而又愿意在郭玉闪的公司做事，从他介绍的一些情况看，警方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抓郭，而现在不向他道歉，只是为了应合曾被其指责为“敌对势力”的美国，就不明不白地把人放了，视《宪法》，《刑法》如儿戏，这怎样引导自己的国民“依法治国”呢？我不知道2014年10月9日抓他时，是否是中南海最高层的直接命令，但依据上述习近平的讲话，可以肯定释放他与访美不无关系。当然，释放总比关押要好，但以后中国对待非营利组织的政策会有改变吗，还是一如既往，这都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总体上看，海外的一些非营利组织背景比较复杂，因为我没申请过资助，详情不太清楚，但我想，它们中的一些人的确是有问题的，有些人不想让中国稳定发展和平转型，借助人权等问题搞事，但更多的美国捐款人是善良和积极的，他们通过类似郭玉闪这样的公司帮助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是一件大好事，比如，2012年5月，郭玉闪曾冒着极大的风险，驱车将奇迹般逃离山东临沂东师古村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接到北京，并送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此事一时震动整个世界。这一功绩首先应归于郭及其非营利组织。当然，我对陈光诚留美后的一些言行，特别是对其与美国政客的过于密切的瓜葛不以为然，但郭的初衷绝对是善意，向上的，至少是对“政法王”周永康罪行的一种有力的揭露。

因此，人们有理由检验习近平的承诺，我建议，对待郭玉闪不仅要释放，而且要恢复非营利组织“传知行”的活动，美国给的费用要继续用好，当地政府也要拨款给他们，使其壮大成长起来，象杨子立这样可爱的年轻人要由国家安排稳定的工作，要平反和国家赔偿，要安居乐业，要多写一些类似《农村调查记事》的文章，多表达一些农民工的诉求；类似郭玉闪这样的英雄要大力表彰，政府安排一个政协或人大委员的头衔给他，鼓励他多为国家献计献策，难道多一些郭玉闪，杨子立等，多一些非营利的公益组织，中国就动乱了吗？政府就垮台了吗？我看恰恰相反，留那些花瓶式的阿谀奉承的拍马屁“人大”和“政协”委员干什么？越搞社会越焦躁，越不稳定，越虚幻，难道经历了“天津大爆炸”和柳州连环爆炸案，政府的头脑还不清醒吗？赶快还非营利组织的正常地位吧。

2015年10月3日于多伦多大学。

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10月4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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