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經濟管理工作應當改善 曾飛 2015年06月02日人民日報《深刻認識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一篇要論指出：“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幹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每個時代都有屬於它自己的問題。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面臨許多新矛盾新問題，比如，經濟下行壓力的問題，經濟結構調整的問題，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問題，資源環境約束趨緊的問題，等等。只有樹立強烈的問題意識，有效破解前進中的難題，發展才能打開新的空間。……經濟發展新常態不是不要發展，不是不講GDP，而是要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發展。”
目前中國經濟發展中減速的問題，一方面屬於經濟轉型控制適宜的發展速度的現實需要，這是必須的;另一方面則是在具體貫徹實施中央的決策中，某些政府責任部門的工作存在嚴重缺陷的影響，本來可以做得更好，但沒有做好，從而造成了不應有的一部分減速。除了新的發展方式需要積累經驗的不可避免的影響之外，具體實施部門的領導乏力或不當也是需要關注的一個方面。不同地區政府具體貫徹實施中央的決策中的效果出現的重大差異也印證了這種判斷。
“據中新網統計，已公布2014年GDP增速的31個省份之中，重慶以10.9%的增速排名第一，山西、黑龍江、遼寧和吉林分別以4.9%、5.6%、5.8%和6.5%的增速列倒數第一到第四。”而某專家組對四個直轄市的評估，表明重慶市經濟發展情況明顯好於其他直轄市。根據凱迪數據研究中心課題組的指數體系測算，2014年度重慶的區域協調發展評價指數總分為105.49，高於2013年度的100分基準值，說明主體功能區政策執行狀況良好，其實際發展與規劃定位及預期目標正向吻合度高。功能區整體發展效率增量、公共基礎設施覆蓋增長率兩項指標，重慶得分最高，分別為108.48、106.56。貨物進出口增長率等變量均超過110分。再如，廈門市的經濟發展依舊良好，地區生產總值增長保持在9.2%的較高水平。廈門市政府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全力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加快實施美麗廈門戰略規劃，較好地完成全年各項任務。地區生產總值3273億元，增長9.2%，增幅位居副省級城市前列;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573億元，增長16.7%，其中重點項目投資1025億元;財政總收入909億元,增長10.2%，其中，地方級財政收入543億元，增長10.8%;城鎮居民和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39625元和16220元，增長8.2%和10.6%;居民消費價格上漲2.2%;萬元生產總值耗電、耗水分別下降1.4%和2.2%;年度節能減排任務可以完成。成都經濟區經濟上半年發展良好，GDP總量達8966.71億元。從增長速度來看，上半年成都經濟區的增速在五大經濟區中居第一位，增長8.6%……。
相反，東北地區則是搞得一團糟。據國家發改委今年4月份的一份報告顯示，在東北三省和內蒙古的勞動力市場上，一些企業雖然沒有裁員，但是卻實施降薪和調整員工崗位，“隱性失業未來可能顯現出來。”這份報告寫道，“如果經濟持續惡化下去，超過企業的承受能力，會有大批企業倒閉和工人失業，造成失業率大幅上升。”(2015年09月17日匯通網《東三省經濟深度衰退 未來或出現大批企業倒閉》)——對於東北的失誤，不是一句“感到痛心疾首”就可以推掉責任的。
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全民的事，平民都在關注，也就必須監督批評政府的經濟管理工作，要求其改善。我們所需要的民主是人民當家的實實在在的民主，而不是美國式金權票選民主的大忽悠。(注釋：2015年09月25日《美前總統卡特：美國民主已死 現在是寡頭政治》：卡特說“我可選不了總統了。如今要是弄不來兩三億美元，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不可能給你提名。”他說，這種需要巨額資金支持的‘金錢政治’對美國政治體系構成了‘不可逆轉的損害’：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屬於少數人的寡頭政治。被卡特詬病的金錢政治局面似乎得以印證：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共和黨已經有兩位總統參選人退出，其中包括威斯康星州“星州長”斯科特·沃克，二人退選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差錢”。在日本，雖然過半的百姓反對安保法，日本議會卻能多數票通過，展現為根本違反民意的逆天“民主”。而香港多數居民支持的事，民主投票卻能輕易地以絕對多數否決，也表現出香港總督殖民統治遺留下來的金權獨裁的嚴重影響，百姓依舊無權，香港“民主派”所高聲喊叫的民主不過是偽民主、金錢政治。)因而百姓監督批評政府工作的常態化就是中國應當有的大眾民主的一個重要部分。
具體來說，那就是政府當前的經濟管理工作有缺陷，領導不力或不當，老百姓有權要求及時給予加強或改正。至少在金融、發展規劃、國企改革、資源利用和用人等五個方面的工作不斷出現紕漏，急需改善，也需要加強領導力量，改變用人不當的偏頗。
其一，金融管理工作出現紕漏，股市成了大賭場。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明確規定：“中國人民銀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銀監會)是國務院直屬正部級事業單位。根據國務院授權，統一監督管理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信託投資公司及其他存款類金融機構，維護銀行業的合法、穩健運行。中國證監會是國務院直屬正部級事業單位，依照法律、法規和國務院授權，統一監督管理全國證券期貨市場，維護證券期貨市場秩序，保障其合法運行。然而單單就股市來看，在最近這一次股災中，人民銀行、證監會、銀監會等機構嚴重失職，不作為或亂作為，導致政府“看得見的手”不能正確發揮作用，看得見的手亂抖，該抓的不抓，不該抓的亂抓，從而放任股災興風作浪，捲走了大量的國民財富，嚴重影響經濟發展。(注釋：其實這是壟斷資本和官僚家族資本的又一次大豐收，它們也就暗自樂在其中，倒霉的又是老百姓。)
譬如，2015年07月01日觀察者網中國政法大學資本中心主任劉紀鵬《誰是股市暴跌千點的元兇》一文就指出過：“我覺得至少有一點，這次下跌對我們的衝擊和動盪，我們的監管部門看來在風險的考慮上可能還不夠充分，以至於這次暴跌的幅度，特別是很多高槓桿融資的盤子爆倉，嚴重估計不足。很多股市的中堅力量，本來應該是我們股市發展的骨幹，這次都被打爆了倉，虧損嚴重，傷痕累累。……這次的洗牌過程中，一部分人暴富：大股東在高位減持;還有那些和大股東勾搭的機構，聯手把創業板抬得這麼高，100多倍的市盈率。……所以我們的監管部門對股市的公平正義問題，對這次暴跌、這次財富的重新洗牌一定要認真的反思。我們的市場不能變成一部分人投機、大股東暴利的天堂，中產階級、中小股民的墳墓。這是必須要反思的。……中國股市內在的矛盾還沒有解決，必須秋後算賬。只有把治本的顧忌一一消除，才有可能迎來長治久安，否則這個市場還會反覆。治本就是要把我之前說的問題解決，還有股市新文化的建立，股市絕不是賭場，絕不允許創業板這樣的高泡沫再現。”
2015年07月25日鳳凰網財經報道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也認為：我們從中國股市暴跌中能夠學到什麼最根本的教訓?這個教訓是：為了確保股市穩定，上市股票必須具備高質量。股市快速下跌的原因是，很多上市公司要麼勉強盈利，要麼處於虧損狀態。還有些公司雖然有盈利，但幾乎不派發現金股息。很多中國投資者習慣了這點，他們把股市當成賭場。如何強化中國股市的基礎設施?關鍵是法治。也就是說，違規的公司和交易員應當受到法律的懲罰。遺憾的是，中國法院系統還遠遠不具備處理證券欺詐行為的能力。
又如2015年09月05日張庭賓在《十問周小川：您是“美聯儲北京分行行長”嗎?》一文中責問道：“為什麼在今年8月20-21日A股救市再一次最關鍵的時候，央行冷然面對，導致第二次3000點保衛戰慘敗?由於2014年底以來A股融資放槓桿，刺激上證指數在6月15日創出了5178點的泡沫高峰，而後在股指期貨、融券和轉融券的猛烈做空下，上證指數到7月9日暴跌至3373點，中央政府開始全力救市，在此次救市中，央行態度並不積極，更關鍵的是，在8月20-21日，上證指數連跌兩天，逼近前期3373底的時候，各方都預期期待央行降息降準的情況下，央行冷漠應對，導致時隔8年之後第二次3000點保衛戰的潰敗。直到8月26日央行才降准降息，但A股大勢已去。……”
而筆者早在2012年01月15日一直到股災爆發前筆者在《股市必須從快整頓，優化投資融資功能》等評論中就已經一再呼籲：“中國股市的問題，根本就不是技術層面的問題，而是根本方針的問題。中國股市必須從快整頓，抑制投機掠奪，而優化投資融資功能，從機制上和實施監管上維護股民的利益——以紅利回報為主，而不是以股票炒作賺錢為主，並有效阻止利用新股發行中的違規操作，製造少數人的暴富機會。”然而，相關部門根本無動於衷。
監管部門對股市的賭博機制不思改革，甚至樂觀其成，而對股災風險掉以輕心，任意設立超高的槓桿融資，放任大股東瘋狂的減持，放任違規操作，便利惡性炒股，隨意鼓吹牛市擴大泡沫，而不理睬學者們的一再警告，對股災不做防患，當股災爆發時又應對不力，結果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監管部門的失職背後是國務院領導層的不作為，對證監會、銀監會、人民銀行等機構的領導不力，用人也不當。這也就是國務院的領導疲弱或失當。因此，僅僅追究下面的責任和股市操控者的罪責是不夠的。對國務院的領導層也必須反思，追究具體責任，並亡羊補牢，徹底改變股市投機賭博的體制，營造一個良性的投資市場。
其二，城市發展規劃出現偏頗，又一次藉機鼓動房地產瘋狂。
經濟的良性發展需要兩隻手一起抓，政府看得見的手和市場看不見的手，不可偏頗。但從2015年09月22日澎湃新聞網《院士：全國新城新區規劃人口34億 嚴重失控》所披露的問題，看得出政府看得見的手沒抓好，甚至亂抓。政府發展經濟的操作思路總是脫不開房地產與股市炒作的老一套，樓市炒砸了炒股市，股市炒砸了又回過頭來炒樓市，刻意讓壟斷資本和官僚家族資本輪番掠奪。某些當權高官滿腦子想的只是如何製造機會“名正言順”地占據農田土地搞房地產，驅趕農民離開土地進城充當廉價勞力，以滿足壟斷資本與官僚家族資本繼續掠奪發財的需要，而根本不把百姓的福祉和國家的興亡當回事，如此怎麼有可能順應市場的規律性順利地發展經濟呢?
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城市規劃學會顧問周一星告訴澎湃新聞記者，20世紀90年代，全國建制市有660多個，而此後由於大城市兼併周邊的縣級小城市，使全國城市的數量不增反減，這是因為不少地方更習慣於從小城市到中等城市再到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這樣一個發展模式。“通過兼併，資源、人才等各種優勢集中於大城市，但卻忽視了與周邊小城市的協調發展，沒有很好地輻射和帶動小城市的發展，而是使得經濟發展成果更多集中到大城市中。雖然城市化不一定會帶來城市病，但發展大城市的過程中由於沒有很好的管理應對措施，使得城市病癒演愈烈。”周一星說。在大力發展大城市的過程中，不少城市“攤大餅”、熱衷於規劃新城、新區的簡單擴張，導致“空城”、“鬼城”的出現。
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巡視員、中國工程院院士郭仁忠透露，國務院城鄉規劃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組織編制全國城鎮體系規劃，其中一個關於12個省會城市和144個地級市的調查顯示，省會城市平均一個城市規劃4.6個新城(新區)，地級城市平均每個規劃建設約1.5個新城(新區)。某一個西部省會城市提出建3個新區、5個新城，總面積是現有建成區面積的7.8倍。“全國新城新區規劃人口達34億(按：連小學生都會算，中國哪來的這麼多人口?把全國13億人都趕進新區當廉價勞動力也無法滿足他們的奢求!這和爆發三年困難之前的跡象一個樣，某些官僚故意違背事物的規律性蠻幹，搞“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放衛星”，“萬斤稻二十萬斤薯”之類的瞎搗亂，故意製造經濟災難，然後嫁禍給中央的正確方針，以達到官僚家族重新掌權的卑劣目的——老套的封建官僚權術)，這是嚴重的失控。”郭仁忠說。
所謂的新城新區規劃嚴重的失控，其實就是新一輪房地產擴張的前奏曲，表面上是發展新區開拓高科技新產業，但實際上還是房地產“先行”，大批量地占領土地新建住宅、學校、醫院、商場、街道，又一次回到房地產暴富的偉大行動中去。這是暗度陳倉大搞房地產的新浪潮。為何放着天量的鬼城等空置房空置地不加利用，又要新建大批的新區樓房?答案是：外國壟斷資本和中國官僚家族資本繼續暴富就此兩招：房地產和股市。某些高官只懂得不為外國壟斷資本和中國官僚家族資本賣命撈取“改革紅利”自己就沒有仕途了，這就是問題的結症。沒有了這兩個掠奪法寶，壟斷寡頭髮瘋叫罵逼迫，官僚家族發狠整人，富豪捲起鋪蓋外逃，當官老爺的也就被逼瘋了。
請看現實：2015年07月03日中國江蘇網《國務院批覆設立南京江北新區 規劃面積788平方公里》：記者昨天從中國政府網獲悉，國務院於6月27日印發《關於同意設立南京江北新區的批覆》，正式批覆同意設立南京江北新區。自此，南京江北新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成為全國第13個、江蘇省首個國家級新區。據悉，江北新區將包括浦口區、六合區和棲霞區八卦洲街道，規劃面積為788平方公里。其實，國務院在正式批覆同意設立南京江北新區之前，一些民生工程已先期啟動。……打造國際健康服務園區，是江北新區建設中的一大亮點。浦口區一位負責人介紹說，位於浦口區的國際健康服務園區規劃占地面積5.3平方公里。根據南京市的醫療資源布局，在江北打造江北國際醫院，落戶在緯三路過江通道延伸線和江北大道的交會處，這將是園區的核心組成部分，其一期工程建設已經出地面。國際健康養生園區已經開始招商，將引進一流的研發機構、科研院所等。此外，浦口的中心醫院將爭取升格為三級醫院，南醫大四附院項目正在進行土地拆遷開工，預計2018年建成。如今三甲醫院正式落戶江北地區。第一家三甲醫院——中大醫院江北院區已於2015年6月正式接診，初步實現了重症不過江。而江北地區的另一所三甲醫院，落戶於石佛寺一帶的浦口新城醫療中心也將於2016年完成一期工程的建設並投入使用。隨着江北地區的地位日益提升，外國語學校、29中、琅琊路小學等一批南京知名的中小學，將在江北地區直接開設分校。而科利華中學、北京東路小學以及南師附小也將與江北地區的本地學校通過合作辦學的方式，將優質教育資源引入江北地區。此外，江北地區還將在未來規劃建設一所高級中學、兩所初級中學、四所小學和十一所幼兒園。
這些嚴重失控的現象和以前的房地產瘋狂鬼城遍地，拉動劣質鋼鐵、水泥、汽車惡性發展，產能嚴重過剩，別墅區、教育城、高爾夫球場、迪士尼主題公園等享樂場惡性擴展，水電發展布局混亂浪費嚴重，城市地下水道無規劃又不思改善內澇成常態，外國汽車傾銷失控道路擁堵不堪霧霾成災等老毛病一個樣，反覆造成經濟損失而政府至今不思改變。
目前，單單國家級新區至少有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重慶兩江新區、浙江舟山群島新區、甘肅蘭州新區、廣州南沙新區、陝西西咸新區、貴州貴安新區、青島西海岸新區、大連金普新區、四川天府新區、湖南湘江新區、南京江北新區、福州新區……等等，下面一級的新區又知多少?是否會發展失控則國務院領導層未加考慮，是否會成為新式的鬼城更無高官擔憂。其中也不乏亂作為膽大包天，不作為自以為得計的一些高官，表面上高調支持中央反腐與經濟結構轉型的決策，背後卻用這兩手肆意大搞破壞。
這樣的問題反映了國務院的領導不當。不思改善將繼續給國家卻造成經濟損失。中國不怕沒有人才，怕的是有人才不用，用的卻是外國佬和官僚家族中意的蠢材。
其三，國企改革與發展的具體措施失誤連連，骨子裡私有化國有資產的賊心不死。
早在2015年04月13日筆者在《走極端的目的是藉機整垮國企》的評論中就已經指出：“國企改革的核心問題是去官僚化。然後才能建構由集團董事會對公有資本的運營負責，從市場(包括國企內部——按：像廈門國企內部在長期經營中考驗出來的一批如建發集團董事長王憲榕，廈門金龍聯合汽車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孫建華等職業經理人，而不是官老爺，這是最重要的經營管理力量，然後才是從外部吸引人才)聘任職業經理人擔任總裁、財務總監和信息總監(總工)的管理結構，在市場充分競爭的環境下進行運營，搞活國企。(按：譬如廈門國企廈門金龍聯合汽車工業有限公司的做大做強根本不是靠什麼“混合所有制”，而是堅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用戶滿意為宗旨”，不斷創新產品和服務，占有國內外市場。公司擁有雄厚的技術研發實力，擁有國家認定的企業技術中心、博士後科研工作站、安全節能試驗中心等一流研發和試驗機構，集聚600多名行業技術精英，為市場不斷孵化出新技術和新產品。從2000年開始，公司開始實施國際化營銷戰略。2005年3月，獨家通過英國商用汽車認證，國內首家進入歐洲市場。金龍客車已經遍及亞洲、大洋洲、南美洲、非洲、歐洲五大洲，廣泛服務於80多個國家和地區，2011年，公司外銷金額首度突破20億元人民幣。)官僚們不真正搞改革而是搞小動作搗鬼，……”“據了解，高管限薪政策由國資委、人社部、發改委等部委參與制訂……。(按：改變的是工資，不改變的是行政官員依然直接掌控國企，國企官僚化非但沒有棄掉，反而有強化的趨勢)在其背後沒有報道的更為重要的現實是，隨着國企領導人工資的大幅度迫降，國企職工、技術骨幹、研究開發人員和經營管理骨幹的工資甚至福利也就隨之被大幅度迫降。由此，從根本上說，那就不再是現任國企高管(高級官員)跳不跳槽的問題了，而是如此極端主義的一刀切強制降薪而形成的新規，必然造成國企日後失去人才吸引力，留不住經營與技術骨幹力量的嚴重後果。這與歷史上的大官穿破官袍上朝表面廉潔骨子裡依舊巨貪的怪象異曲同工，無非是治標不治本，只想減少民眾的埋怨，而不是要從根基上搞好國企。”然而，對於學者們此類的警告，高官充耳不聞，變本加厲地在國企強制壓低員工的工資與福利，破壞他們的積極性，製造國企內部的紊亂，力圖搞垮國企，為他們的私有化圖謀開道。
2015年07月19日中國新聞網《國企降薪 職工福利減少離職加速》披露：“福利降低致使離職加速。從2015年初開始，林紅(化名)每個月只能拿到2000多元的基本工資，以前每月都有的960元的月獎已不見蹤影。”
2015年7月19日伊秀新聞網網友“ckluda”《國企降薪離職潮 績效減少對比以前落差太大》披露：7月19日，國企降薪離職潮，不少國企的員工發現自己的績效和工資大幅度減少後，紛紛選擇離職出走。到底是國企員工以前的工資太高，還是現在減少的福利太多?……許多人的薪水減少了，相比起以往大家都有點心理落差，於是不少人離職，去私企工作。
2005年11月13日中國經營報《東北國企改制犧牲職工 每月千元工資降到250元》：“先是以戰略投資者的名義參與國企改制，然後再利用國家政策，通過套取改制補償金，低價和解企業債務等方式，輕易獲取數倍的高額利潤，最後再選擇時機撤離資金拂袖而去。……引起經濟學界專家的關注及廣大改制國企職工的擔心：面對自身日益窘迫的生活和入主者一夜暴富的神話，許多職工們堅信，這些所謂的“戰略投資者”參與國企改制的真實目的是為了變相圈錢。……企業另一名高層管理人員還透露，作為戰略投資者入主的這家企業，利用國外進口原料分批到貨，批次間進口成本不一的特點，將進口成本高的原料發到企業，而成本低的原料運往別處，來偷偷轉移企業的資產。“通過這種方式，這家民營企業自去年底以來至少私自變賣了2萬噸的進口原料，使企業庫存原料量從原來1萬噸降到了現在的600多噸的最低水平”，一位公司財務人員說。職工成了改制犧牲品。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由於新的入主方壓縮了生產，改制後的這家國有紡織企業職工大批下崗，生活窘困，部分下崗職工去外地打工度日，而被入主方占用的數千萬元補償金則更加重了職工們對未來生活的擔心。原企業職工唐某說：我們也知道國企改制是大勢所趨(按：如此宣傳?再一次國企員工下崗?)，但5000多人的大廠改來改去卻只有1000多人在崗，對下崗職工的補償和生活費又少得可憐，這樣的改制職工認為有問題。就拿我個人來說，改制前我每個月的工資是1440元，改制後每個月的生活費卻只有250元，生活水平與改制前整整相差了5倍多。”
某些高官是在改革搞活國企嗎?事實搞的卻是強制降薪減福利與“混改”暴富的南轅北轍的改革措施，故意導致許多人的薪水減少了，不少人離職或下崗，把人才勞力驅趕出國企，滿足私企，這不是高官們一向徹底消滅國企圖謀的再現嗎?把國企搞砸了，私有化國企肥己不就可以實現了嗎?國企效益下滑，經濟也就隨之下行，不又可以高喊反腐和結構改革不利經濟發展，而用以對抗中央，圖謀回到它們依附發展的老路上去嗎?這班人的司馬懿之心路人皆知!
早在2014年09月20日《崑崙岩少將：彭氏“混改”用心何在?》就指出過：“看到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彭建國副主任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一文，着實大吃一驚。驚在其觀點之大膽，與一個時期以來代表國資委說話的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同志(也就是這位彭副主任的頂頭上司)大不一樣，當然，與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國企改革的一系列講話精神就更不一樣。……這位彭建國副主任在文章中閉口不談這些代表中央和國資委的國企改革精神，既是概略地、又是相當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私有化改革方案。“實現一個目標”，即改革就是為混合而混合。強調的是絕大部分國企都“混”，“支持非公有資本”來“混”，“混”過了還得再“逐步降低國有股權比重”，直至徹底私有化。(按：國資委研究中心彭建國副主任說出了實情，官僚們的所謂“混改”根本不是想貫徹中央的決策來做大做強國企而是要徹底搞垮國企，徹底將其私有化，把國有資產收入官僚家族私囊)……一派國企私有化的謬論，出自於國資委研究中心的領導之口，而且是副主任敢向主任叫板，敢與習總書記指示精神唱對台戲，還能在中央黨報發表，看來是有私有化後台強硬撐腰的，反映了當下中國兩條國企改革道路的鬥爭進入白熱化較量。”
這樣居心不良的“改革”措施導致了嚴重後果，拖累了經濟發展。不僅僅是東北的大型國企遭了大秧，甚至連一向良性發展的廈門國企也由此遭了一些小毒手。廈門國企員工收入大減工作積極性受阻不說，還出現了借混改私有化的惡性案件。2015年09月25日台海網《廈門一國企5人賤賣國有資產致經濟損失過億》披露：“今年初，廈門經偵支隊收到知情人士舉報，設立在廈門的某國有企業，國有資產遭到侵吞，變相流失。17家私營企業，5個“內奸”，致國有資產直接經濟損失2200萬元。”“大量證據表明，在17家私企里，這5人持有暗股，是實際的操縱者。而幕後最大‘黑手’，正是該國企‘一把手’、總經理劉某。”“警方發現，流出去的國有資產，從姓‘國’變成了姓‘私’，流向了多家私營企業，有投資公司、物業公司等。”藉口“混改”侵吞國有資產的黑潮藉此機會也攻入了廈門!
如今通過混改、整體上市和員工持股(按：其實幹的是內鬼持股)的一條暗道私有化國有資產恐怕不是什麼監管不嚴的小問題，而是一場精心策劃的私有化大騙局。早在2014年,中信國安集團混改被指賤賣國有資產:有這麼個大型國企，合併淨資產近155億，經營業務涉及信息產業、資源開發、房地產、旅遊、葡萄酒、金融業務，旗下還控股了兩家市值分別為133億、37億的A股上市公司。您只要花16億現金，就可獲得該國企15.8%股權。這個詭異的國企改制案例就是中信國安集團。國安集團“混改”招來業界一片噓聲，外界認為售價太低。……國安“混改”，改了什麼?這是一例“正面教材”還是“反面教材”?頗蹊蹺的是，直到8月6日，國安集團下屬兩家A股上市公司中葡股份、中信國安才發布母公司改制的公告。有關公告顯示，森源集團僅以16億元獲得了國安集團15.81%股權，5家民企以56.6億元現金，共同獲得了國安集團近80%股權。至此，國安集團“混改”招來業界一片噓聲，外界認為售價太低。(《新浪財經》)
對此，國務院領導層無法推卸責任，必須整改。中央對此不能不加關注。
事實上，廈門等蓬勃發展的國企靠的根本不是什麼混合所有制、整體上市和員工持股。靠的是為社會提供價值，也就是融入市場為顧客提供優質服務而健康發展的。靠的是非官僚化的高素質的職業經理核心班子的盡心服務社會，是員工的服務熱情和企業的資本經營和人本管理髮揮了人與資本的潛力。譬如廈門的商業航母國企夏商集團，廈門75%蔬菜、70%豬肉、80%水產品、60%蛋品、90%冷凍食品、90%台灣水果、60%泰國大米等基礎民生物資的供應由該集團供應。在保障供應的同時，夏商集團堅持對上市農產品批批檢測，每年對廈門上市蔬菜、水產、家禽、生豬等生鮮產品檢測量達60多萬批次。在物價波動頻繁的非常時期，夏商集團勇於擔當，積極履行國有企業應有的社會責任，主動平抑物價，在蔬菜價格持續上漲、異常波動時期，動用數百萬資金果斷對十幾種“當家”蔬菜實行平價供應。名至實歸地作為廈門市場的中堅力量而健康發展，其效益增長也十分迅速。如今政府領導層不走經過實踐考驗的道路來改革國企，使之成為真正的公有企業為百姓服務，成為市場的中堅力量，反而用以私有化為最終目的的所謂“混改”之類的胡亂改革來“打攻堅仗”努力摧毀國企。美國內應的如此囂張與張狂。中國不能任其毀壞中華!人民不會答應。尤其是目前美國步步緊逼圍阻中國經濟發展的情勢下更不能聽任其從內部破壞中國經濟發展。
其四，資源利用繼續放任浪費，吃完子子孫孫的命根子在所不惜。
據2015年02月28日長江時評《盜採稀土破壞珍稀戰略資源》披露：“長期以來，我國支撐了全球90%以上的稀土產品需求，然而，在國際稀土市場上卻缺乏定價權。這是因為我國稀土行業非法盜採、無指令性計劃生產等違法違規的問題比較突出，形成了集開採、生產、流通、走私為一體的黑色利益鏈條，嚴重擾亂了市場秩序，導致稀土產品價格大幅度下降。稀土是生產尖端電子設備所需材料的主要來源，是珍稀的戰略資源。非法盜採稀土不但污染環境，浪費寶貴的稀土資源，而且對國家戰略部署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制止非法盜採，禁止嚴重污染的開採活動並沒有被國務院領導層重視，更沒有有效措施。
2015年03月09日中國網《全國政協副主席羅富和:保護水資源亟需達成全民共識》披露：“羅富和委員表示，目前來看，長江水資源還是豐富的。但從長遠來說，每一個經濟發展區，包括大城市的發展，都必須實行淡水資源的規劃。另一方面，長江上游、金沙江等有了幾十個水電站，等於攔截了幹流。到了旱季，水電站把水量聚集在水庫，會出現兩大突出問題：洞庭湖、鄱陽湖出現乾旱，出海口海水上溯。鄱陽湖3000多平方公里，到了旱季以後，湖區面積只剩下300多平方公里。洞庭湖也一樣。長江流到上海出海口的流量不足，導致出現“咸潮”。所以，整個長江水資源的綜合調度，就成了一個擺在我們面前的突出問題。”——至今還僅僅在紙上談兵，沒有責任部門認真拿出對策。更嚴重的問題是水利系統被破壞，臨時抱佛腳，大量使用地下水，導致地下水資源嚴重短缺。對此，國務院不治本，農業部反而提出所謂的“土豆主糧化戰略”藉口適應地下水源短缺的現狀，為美國轉基因土豆尋找出路。農業部種植業管理司副司長潘文博介紹說，農業部提出推進土豆主糧化，主要基於三點考慮：第一，可以順應大家吃飽吃好吃得健康的需求。土豆營養豐富全面，同時脂肪含量低、蛋白質品質高，利於抑制體重，有助於清理腸道、預防消化系統病變。第二，可以順應結構優化和資源開發的需要。我國水土資源嚴重短缺、生態環境壓力越來越大。在水資源短缺的西北、地下水嚴重超采的華北和冬閒田資源豐富的南方等地區，要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種植結構。……對於地下水缺乏的問題，在廈門等地早就採取了譬如“泡沫城市”等有效的措施來增加地下水，改善水環境。對這類有措施農業部根本不會去思考。他們要得只是推行美國需求的藉口。中國的具體問題的解決與他們無關。
然而，農業部繼續壓制袁農平等大批農業科技人員及其技術成果，浪費科技資源，反而推銷轉基因水稻等美國垃圾技術和垃圾食品巴結美國佬。對此，2015年04月13日農業經濟學專家顧秀林博士在《土豆——在中國當主糧，在美國要落榜》的文章中指出：“2004年前後，美國首次反思轉基因食品作物商業化，認識到轉基因食品作物是“垃圾技術”。為尋找出路，耶魯大學座談會有報告指出：轉基因食品作物那‘垃圾技術’能否成為‘黃金技術’，不在於轉基因技術的發源發祥地歐美發達國家，而在於中國印度等亞洲發展中國家的消費。從此，美國轉基因化工公司把他們的業務推銷重點轉向了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轉向了中國。於此反思之際，美國學界也研討了具體轉基因作物的出路問題，其中包括轉基因土豆的出路問題。譬如，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學者發表的專題報告說：在日本和歐美發達國家，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抵制轉基因土豆，轉基因土豆在這些國家是沒有市場前途的;轉基因土豆的市場在中國。該報告給了幾個理由，其中跟轉基因作物直接相關的理由是：在中國，西式快餐和土豆片的消費已成為時尚，那是轉基因土豆在中國上市的最好渠道;中國主管部門譬如農業部，已有關於轉基因大豆、玉米、水稻和棉花的具體管理規範，但幾乎還沒有關於轉基因土豆的管理的需要和規範，譬如，至今只發生一起中國主管部門干預含有土豆成分的食品原料進口事件，但那是因為防腐劑超量、並非因為含有轉基因土豆成分。該報告建議說：中國社會和主管部門對轉基因食品作物技術採取積極立場，這是在中國推廣轉基因土豆的官方條件和社會條件;為在中國推廣，需要採取轉基因土豆和非轉基因土豆並進的‘雙重市場系統’工作方式。”
一語蔽之，農業部的“土豆主糧化戰略”之類的改革措施不過是按照美國主子的需求炮製的出賣計劃而已。這不得不讓人懷疑農業部到底是不是美國的中國農業分部?對此，國務院領導層聽之任之，不加制止，該不該承當相應的責任嗎?
除了袁隆平等農業人才及其創新成果被嚴重浪費之外，像獲“世界建築界最高獎”的中國建築師王澍等人才也被邊緣化，造成嚴重的人才浪費。在中國的建築設計人才被壓制的同時，至今還是倚重洋設計大師及其徒子徒孫，繼續在中國搞出大量央視大褲衩之類的建築怪胎，浪費大量資源。還有全國遍地開花搞小高爐大煉鋼鐵似的“眾創”，而抑制真正的科技創新人才、重要的創新機構及其成果，對中國的重大科技成果持壓制態度。以至不少中國重大科技創造成果被洋人掠奪，造成嚴重的科技資源浪費，而不思改過。當年跨國製藥巨頭瑞士諾華公司就輕易獲取了中國特大科技成果青蒿素的專利權。諾華經過多年的經營，通過購買研發等等一系列方式，在複方青蒿素專利領域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專利壁壘，中國的發明權益喪失殆盡。在屠呦呦榮獲的諾貝爾科學獎之前，中國的這一群優秀的科學家一直被邊緣化着，甚至被無端攻擊，包括袁隆平、王澍等等，而科學院的不少院士席位卻被一些造假、當洋奴才而不下蛋的洋博士占據着，科研設備與經費也就大量被浪費。在經濟科學領域，大量優秀的經濟學家也被邊緣化，而厲以寧(主持《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榮獲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終身成就獎》，以搞笑的“二元基尼係數”新發現差點得諾貝爾經濟獎)、林毅夫(國軍連長，美國硬捧出來的不懂經濟學的“首席經濟學家”)之類的偽經濟學家卻被抬上寶座，不但浪費人才，而且誤國誤民。這種中國重磅的科技創新人才被埋沒被擠兌的不正常狀態國務院領導層至今無動於衷，不思改變。卻在那裡大玩特玩層層分解下達創新指標的所謂“眾創”虛招遮人耳目，干擾中國的創新引領經濟發展的新戰略。(按：筆者並非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反對眾人的創新，只是非議官僚們搞什麼下達創新指標並層層分解的所謂“眾創”來轉移視線，掩飾他們對國家和企業關鍵性大型創新機構、重要創新人才和計劃的壓制與邊緣化。現代的創新已經不可能僅僅依靠單槍匹馬的苦鬥而突然完成了，唯有匯集世界的最新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依靠許多團隊的共同努力和社會的支持才可能完成。給每個單位甚至個人下達創新指標不僅僅是國際笑話，而且是典型的違背事物規律性的妄作非為，是拔苗助長的狂妄行徑。)
國務院領導層對水資源、森林資源，稀土資源等重要資源被濫開發，亂浪費，以及科技創新人才及其成果被嚴重浪費之類的問題一直沒有切實有效的改革措施，而放任國家資源繼續浪費，吃完子子孫孫的命根子在所不惜。如此嚴重的問題不解決，如何能有效提高經濟發展速度?
其五，用人不當，管理不力，政府高官不作為成風，消極抵抗反腐與改革。 2014年08月25日中國城市發展網《“不作為”局長被免職給“為官不為”者敲響警鐘》披露：昨日，省紀委監察廳官方微博“@清風中原”發布商丘市嚴肅查處商丘市交通局路政管理處“慵懶散”、“為官不為”典型案件，商丘市交通局黨委書記、局長關保安被免職。(中國新聞網 8月23日)現實中，“為官不為”的官員並不在少數。一些官員在其位而不履其職，在工作中沒有幹勁、沒有創新能力，信奉“只要不出事、寧願不幹事”的錯誤觀點，怕擔責任、不願下苦功夫，工作應付檢查、敷衍上級，在位幾年沒有任何工作成效;在處事方面，怕得罪人，對外不敢說硬話，對內管理鬆懈，從而造成單位作風散漫、紀律渙散。然而，這樣“為官不為”的官員在一些人看來卻成了左右逢源、會為人處事的“好官員”，還有不少官員因此而“青雲直上”、仕途光明，讓人唏噓不已。因此，整治“為官不為”已勢在必行。商丘市交通局長因“為官不為”被免職，無疑是給“為官不為”的官員們敲響了警鐘，莫要以為工作不出事、為人圓滑不得罪人就可以高枕無憂，“為官不為”者終將被淘汰(按：在官僚家族依然掌控實權的情勢下這可能嗎?)。
2015年09月28日《南方都市報國務院問責41名廳官，慢作為、不作為最嚴重者被免職》：中國政府網9月28日發布國務院第二輪大督查的問責結果，共對249名不作為幹部進行問責，其中包括地廳級41人、縣處級139人。其中，對慢作為、不作為者，最嚴重的處理是免職。另外，國務院大督查即將進行第三批問責。
然而，2014年08月12日新京報《6年來85名免職官員逾三成復出》披露：新京報梳理52起官員免職案例，40名因突發事件被免職官員半數已起復……。52起案例中，突發事件被免職的達20起，40名官員被免。截至目前，半數官員均已起復，相隔一段時間走上了其他領導崗位。前面免職後面復出，如此，一批又一批地問責免職有用嗎?因而，不作為被免職也就未能真正制止政府官員的不作為;不作為當今還是流行風，經濟發展中市場所需要的看得見的手時常缺位或亂抓瞎抓，嚴重影響經濟發展的速度。
可見止於應付百姓輿論的假免職並不能有效促使官員認真作為，有官僚家族後台的官員根本不怕免職，他們有恃無恐，照樣不作為、亂作為。為百姓而用對人，用好人的認真負責的態度並沒有在政府高層中真正形成。國務院領導層對此負有直接責任。
總之，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減速問題，除了經濟轉型控制適宜的發展速度的需要而控制在合理的增速區間內的因素之外，國務院領導層在具體貫徹實施中央的決策中所存在的缺陷也是重要的因素。老百姓有權批評監督，要求其迅速改善。以免被壟斷資本和官僚家族資本所利用，而擾亂了反腐和創新帶動發展的經濟結構改革。須知，單單宣傳經濟下行正常的一面而刻意掩蓋不正常的另一面不是對人民負責，實事求是的應有態度。存在的嚴重問題必須敢於面對。對此執政當局務必當機立斷，果斷處置，以免反受其亂;也才不會辜負人民的信任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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