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新文化运动，人们总是想到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光辉的名字，谈到“五四”运动，人们总想到北大的学生带头走出校门去游行抗议，乃至引发全国性的罢课、罢工、罢市风潮并促成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光辉事迹。北洋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被当做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对立面备受抨击。在一般中国人的历史常识里，最为不值得称道的就是北洋政府，被认为黑暗、反动、卖国。 一直到2005年，台湾学者李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里多次提及北洋政府，很多中国人才第一次知道北洋政府真实的一面。 李敖说：“北京大学怎么出来的?是北洋军阀创办的。什么人叫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那时候他是国民党人的身份，是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有这个肚量把全国最好的大学交给和他敌对的一个政治势力的守敌。我们现在骂北洋军阀，但我们有什么资格骂北洋军阀呢?我们不要骂北洋军阀，我们要做历史性的反省。” 清华和北大的学术自由，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奠定的。正是基于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北大、清华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学术自由，培养和聚集了一大批民族精英。 国立北京大学，作为发源地掀起了爱国主义的浪潮，“五四”运动也率先在北京大学展开。“五四”运动之所以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在统治期间，北洋军阀对待历次的学生运动确实是比较宽容的。 1926年3月18日，数千名学生在段琪瑞执政府门前示威请愿，执政府的卫队居然在慌乱中开枪。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段祺瑞顿足长叹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惩处凶手，抚恤死难者家属，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面对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道，段祺瑞执政府也没有进一步对受害者加以清算，对学生进行秋后算账，而是默许了人民的各种抗议活动。 北洋军阀集团自袁世凯去世后发生了分裂，政坛更迭频繁，短短的13年，就有38届内阁，最短的两届只有6天。被靠骂政府起家的鲁迅称为“城头变换大王旗”。同时连年的内战，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统治时期的短暂与混乱，加上北洋军阀是革命军北伐的敌人，自然也就不被历史看好。 正是因为这种政府中总统与总理随时都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上台或下台的制度和局面，才给民间与社会创造了宽松自由的大环境，才使得民间与社会的活力能够得到极大的施展与发挥。 老舍《茶馆》中有句台词：民国不如北洋;北洋不如大清。北洋政府选举虽然存在赂选，但是，这也说明北洋政权不敢公开地或赤裸裸地强奸民意。 北洋政府之所以不敢任意妄为，经常被迫向民意让步，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言论自由、组党自由以及民间组织的合法化;另一方面则是北洋政府的官员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都具有一定的个人道德操守，内心有所节制。 北洋政府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明的统治集团之一。在近代历史上不仅对外关系处理较为稳妥，而且对内政治开明，称得上乱世中的治世。 历史上，每个王朝开国，都要大肆杀人。而北洋历史上，却没有出现一个“暴君”。从袁世凯下台，到“五四”运动，到“三一八”惨案，统治者一贯正确的神话被逐渐打破。在政府不义行为发生之后，民众能够伸张正义，一直到政权认错或下台，这在北洋时期是常有的事情。统治者敢于向被统治者让步，这是北洋时期的值得肯定的政治现象。 北洋政府的宽容以及经常被迫认错，是建立在强大的舆论监督和强大的民间力量制约之上的。北洋政府官员贪污现象极少，正是得益于政府开放党禁和报禁，用舆论和反对党来制约政府权利的滥用。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人民不仅有广泛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而且还可以组织政党甚至反对党。正是因为北洋政府的开明和宽容，“五四”学生运动才得以顺利开展并最终成功，即便出现了学生暴徒冲击政府打砸抢烧，政府也能保持极大的克制。那一时期的军警不仅不敢随便抓捕学生，而且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游行，维持秩序的军警“甚至于有跪地哀求”学生不要游行的。 回望百年前的北洋政府，不少历史学者认为，在舆论环境宽容、言论出版自由、政治空气民主、社会动态稳定等方面还是有其特色的。我们今天还给予极端的负面评价，至少是有违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的。(摘自《北洋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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