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新文化運動，人們總是想到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等光輝的名字，談到“五四”運動，人們總想到北大的學生帶頭走出校門去遊行抗議，乃至引發全國性的罷課、罷工、罷市風潮並促成政府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的光輝事跡。北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被當做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對立面備受抨擊。在一般中國人的歷史常識里，最為不值得稱道的就是北洋政府，被認為黑暗、反動、賣國。 一直到2005年，台灣學者李敖在北京大學的演講里多次提及北洋政府，很多中國人才第一次知道北洋政府真實的一面。 李敖說：“北京大學怎麼出來的?是北洋軍閥創辦的。什麼人叫蔡元培做北京大學校長?那時候他是國民黨人的身份，是北洋軍閥，北洋軍閥有這個肚量把全國最好的大學交給和他敵對的一個政治勢力的守敵。我們現在罵北洋軍閥，但我們有什麼資格罵北洋軍閥呢?我們不要罵北洋軍閥，我們要做歷史性的反省。” 清華和北大的學術自由，是在北洋政府時期奠定的。正是基於北洋政府的寬容和人性，北大、清華在20世紀為中華民族創造了輝煌的學術自由，培養和聚集了一大批民族精英。 國立北京大學，作為發源地掀起了愛國主義的浪潮，“五四”運動也率先在北京大學展開。“五四”運動之所以勝利，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北洋政府的寬容和人性。在統治期間，北洋軍閥對待歷次的學生運動確實是比較寬容的。 1926年3月18日，數千名學生在段琪瑞執政府門前示威請願，執政府的衛隊居然在慌亂中開槍。在得知衛隊開槍打死學生之後，段祺瑞頓足長嘆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懲處兇手，撫恤死難者家屬，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 面對學校舉行的各種悼念活動，以及全市的“國民追悼大會”和各種報刊的廣泛而詳盡的報道，段祺瑞執政府也沒有進一步對受害者加以清算，對學生進行秋後算賬，而是默許了人民的各種抗議活動。 北洋軍閥集團自袁世凱去世後發生了分裂，政壇更迭頻繁，短短的13年，就有38屆內閣，最短的兩屆只有6天。被靠罵政府起家的魯迅稱為“城頭變換大王旗”。同時連年的內戰，給老百姓帶來了沉重的災難。統治時期的短暫與混亂，加上北洋軍閥是革命軍北伐的敵人，自然也就不被歷史看好。 正是因為這種政府中總統與總理隨時都可能由於各種原因而上台或下台的制度和局面，才給民間與社會創造了寬鬆自由的大環境，才使得民間與社會的活力能夠得到極大的施展與發揮。 老舍《茶館》中有句台詞：民國不如北洋;北洋不如大清。北洋政府選舉雖然存在賂選，但是，這也說明北洋政權不敢公開地或赤裸裸地強姦民意。 北洋政府之所以不敢任意妄為，經常被迫向民意讓步，一方面是因為當時言論自由、組黨自由以及民間組織的合法化;另一方面則是北洋政府的官員受傳統文化的影響，都具有一定的個人道德操守，內心有所節制。 北洋政府應該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開明的統治集團之一。在近代歷史上不僅對外關係處理較為穩妥，而且對內政治開明，稱得上亂世中的治世。 歷史上，每個王朝開國，都要大肆殺人。而北洋歷史上，卻沒有出現一個“暴君”。從袁世凱下台，到“五四”運動，到“三一八”慘案，統治者一貫正確的神話被逐漸打破。在政府不義行為發生之後，民眾能夠伸張正義，一直到政權認錯或下台，這在北洋時期是常有的事情。統治者敢於向被統治者讓步，這是北洋時期的值得肯定的政治現象。 北洋政府的寬容以及經常被迫認錯，是建立在強大的輿論監督和強大的民間力量制約之上的。北洋政府官員貪污現象極少，正是得益於政府開放黨禁和報禁，用輿論和反對黨來制約政府權利的濫用。 在北洋政府統治時期，人民不僅有廣泛的言論和出版自由，而且還可以組織政黨甚至反對黨。正是因為北洋政府的開明和寬容，“五四”學生運動才得以順利開展並最終成功，即便出現了學生暴徒衝擊政府打砸搶燒，政府也能保持極大的克制。那一時期的軍警不僅不敢隨便抓捕學生，而且極力苦勸學生不要外出遊行，維持秩序的軍警“甚至於有跪地哀求”學生不要遊行的。 回望百年前的北洋政府，不少歷史學者認為，在輿論環境寬容、言論出版自由、政治空氣民主、社會動態穩定等方面還是有其特色的。我們今天還給予極端的負面評價，至少是有違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的。(摘自《北洋大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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