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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人群生存状态的分类，中国人大部分被归纳为“农耕民族”的属性。“农耕民族”赖以生存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可耕种的土地。由于“农耕民族”保守、满足、小富即安的特性，他们轻易不会离开自己的家园。但是，由于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异，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人口大迁移。譬如在中国本土的走西口、闯关东，到北美挖矿、修铁路的华工和下南洋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群体事件。南洋是一个地理概念，一般指的是包括当今东盟十国在内的区域。而广义的南洋还包含了如今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附近的太平洋各个岛国。

一般来说，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伴随着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的种种不安定因素大增，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要么在国内另外寻找安居之地，要么就干脆移居海外。中国人下南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中国历代流民生活掠影》一书提到，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69.95%。

综合以上所揭示的“出洋”原因，不难看到其中的无奈。“出洋”的人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开展新生活，有种种的不适应，要克服重重困难，很容易使人产生“何必当初”的感慨，甚至会有“不如归去”的想法。但是，真要迈腿往回走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回乡之后将要面对的是乡党的质疑甚至家族希望的幻灭。因此绝大部分人只能随波逐流，在异乡中消磨岁月，然而那“回归故土”的心灯从来不曾熄灭。对于老华侨的这种心态，我曾经以为不过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心理。经过较为仔细的观察和了解，才发现那样的理解很肤浅。其实，凡是抱有“落叶归根”心态的老华侨，大部分都是在异国他乡过了大半辈子都不能融入当地社会，因此没有归属感。小部分成功人士虽然积聚了一定的财富，却又感到欠缺话语权，于是想着回归故里置业兴家，衣锦荣归。所以，“落叶归根”是老华侨永远的心结。至于在海外出生的“香蕉人”或者广州人口中的“竹升仔”，估计不会有这种困扰。如果这些“海二代”、“海三代”对中国文化有些了解，说不定还会掉出一个“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书包来。

苏轼“此心安处是吾乡”这个短句和白居易“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这两句诗最近由于被李嘉诚引用在他回应“撤资”的文章中而再度热了起来。苏轼把白居易那首《初出城留别》中这两句诗化成以上的七个字用在他的《定风波》里原来还有段故事。话说苏轼在宋元丰二年（1079年）因为“乌台诗案”获罪，不光自己被贬官，还连累了不少人。其中有一个是时任太常博士的王巩（字定国，号清虚先生）被贬到宾州（如今的广西宾阳）。王巩定案后，家奴歌女纷纷散去，惟有歌姬柔奴一人愿意陪伴王巩共赴宾州。- 这里要岔开一笔，“百度百科”的“乌台诗案”条目下有这么一句“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不知所据何来，将另文再述。- 王巩五年后返回京城任职，某次与苏轼等人饮宴，苏轼席间向一直陪伴着王巩的歌姬柔奴探问岭南风土，柔奴的回答令苏轼大为感动，于是写下了这首《定风波》。这首词有以下的一段序：

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词云。

这样看来，那位宇文柔奴不仅有情有义，还是熟读诗书之人。

说到白居易通过他的诗歌表达自己“四海为家”的豁达心态，不光是“ 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这两句，他的《种桃杏》中还有这样两句：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由此可见，白居易不恋故土，但求心安的境界是一以贯之，未有稍异。

心安这两个字笔画简单，真想达到心安的状况却不是那么容易。就拿众多的农人来说吧，假使风调雨顺，庄稼收成好，能得一家温饱自然心安神宁。遇上灾祸虫害，所费的功夫当然就大，心境就难得安宁，至若遭逢战乱，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有朋友笑了，他认为我所说的都是燕雀之志。天下不太平，自当揭竿而起，未尝不能开辟一片新景象。又说戏文里所唱“乱世英雄出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恰是最真确不过。我不否认那也是一种活法。但是，当了草头王，未必就能得安心。须知你有“钩挂三方”的本事，别人未必就找不来更大的靠山。你终日里要为自家的人马筹措粮草，又要提防着对手的攻击，那颗心哪里有一刻的安宁呢？

我的一位同事，祖籍荷兰，父亲很早就移民到了新西兰，他在此地出生，荷兰没回去过几次。大约十年前，他娶了一位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女同事，至今生了三个孩子。前不久适逢中秋节，他和我聊起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我问他家里有没有月饼？他说有，因为他的岳母一早就张罗好了。我问他那三个孩子喜欢吃月饼吗？他说孩子们没有什么兴趣，他们还是喜欢吃 Burger。我想，这几个孩子长大了，对荷兰或者中国大概不会有丝毫的挂恋，更不会有什么“落叶归根”的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