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片断

有一天妻子对我说，在微信上看到一则报道，提到某个国家的中文报纸，名字和我有渊源的那份很接近，不知道彼此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我对她说，估计不会有什么关联。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那里发生了军事政变，报社就被取缔了，报社的高层还被军政府通缉搜捕。报社中人风流云散，有些追随当地反对党到了丛林里打游击，有些逃离首都躲到乡村，有些远走海外避祸。离开现在已经四十多年，这些往日的报人即使不是垂垂老矣，恐怕也没有能力、魄力来经营一家报社。

妻子的话，引起我对童年时光的回忆。我记得报社最初的的社址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是一个大院子，里面有很多间平房。印刷车间是一个大棚，印报机印完一页纸之后，会经由一张类似大耙的金属工具把纸张翻到承接架上，于是带起一阵风。我们几个小孩在院子里跑得热了，喜欢站到印刷机的尾端，享受那阵凉风。后来报社搬到了市内的一栋楼房，印刷车间不能随便进出，我们就再也没机会享受印报纸的时候形成的“大风扇”了。

那时我们一家住在一个类似城乡结合部的地方。那是一个大杂院，有一座很大的两层楼房，周边还有一些平房，住了好多户人家。养鸡的住客在院子里搭了一些鸡棚，但是有些鸡到了晚上不喜欢回到各自的棚子里，反而飞到院子里的树上过夜。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经常储满了雨水。家长有时把孩子带到水缸边上冲澡，过程很简单，用缸边的木勺舀一勺水，从头淋到脚，搓吧搓吧就完事了。过没多久，报社搬到市里的一条大街上，那里有宿舍，我就随父母搬过去了。

当地有一种小吃很受小孩子欢迎，叫做“雪球”。按现在的话来说应该是“刨冰”，类似于如今的“沙冰”，不过简单很多。小贩骑一辆三轮平板车沿街叫卖，平板车上铺着一条大麻袋片，一半作底垫，一半覆盖着长条方形的冰砖。当有人要买“雪球”的时候，小贩用冰凿凿下一块冰来，在冰砖旁一座类似木工刨床的工具上刨。另一只手就在刨刀下面把碎冰接住。刨满一握了，双手把碎冰捏成圆球状，再浇上带颜色的糖浆，一个经济实惠的“雪球”就完成了。糖浆一般有红、黄、绿三种颜色，分别带有不同的果香。稍微加点钱，还可以往“雪球”里加馅。小贩把冰刨到一半，用拇指在中间压出一个小凹，舀一点煮得烂熟的红豆到那凹里，再接着刨冰，捏圆成型。由于“雪球”很冷，没有容器盛着，小孩要倒换着手拿着它然后用舌头来舔，能吃好一阵子。我家大人说那“雪球”不卫生，严禁我吃，每次看到别人家的小孩在大太阳底下，捧着不同颜色的“雪球”舔得津津有味，我却只有羡慕的份儿。还有一种很便宜也很流行的零食是一种水果，果实呈长圆形，有核。黑紫色发亮的外皮，果肉紫红色。外皮很脆，味甜带酸涩，有丰富的果汁，吃起来满嘴紫红色。我不知道它的中文名字，只知道当地人叫它做 been ,近似于广州话“扁”的发音。回国之后再也没见过这种果子，却一直怀念着那种独特的味道。很多年以后，我已经移居香港，有一次出差到泰国，在街上忽然看到有小贩在卖那种果子，我马上过去买一包。大大的簸箩上堆满了黑得发亮的果实，小贩用一个白瓷杯子把果子舀到窄长的纸包里，在上面撒一撮玫瑰色的盐递给我，我等不及回酒店，在街上就吃了起来。为了避免汁液溅到衣服上，我吃得很小心。也许是年纪大了，也许是心情不同，只觉得那果子酸涩，没有什么甜味，更没有香味，再也找不回儿童时代那种欢愉的感觉。 

报社搬到市内的一条大街上，是一幢多层的楼房。那里很热闹，是广东人最为集中的地区。我在那里住的时候，发生过一件难忘的事。那是一个星期天，我起来的比较迟，报社早就开过了早饭，妈妈又正忙着，于是给了我一百块钱，叫我自己到街上吃点东西。那时物价不高，100 块是一笔大款项。我兜里揣着一百块，沿街逛荡，看见每一个卖吃食的摊子都驻足打量一番。粥粉面饭之类太容易填饱肚子，先不考虑，卖杂七杂八小吃的是首选。留存在记忆深处的小吃有烤得焦黄的玉米，油光滑亮，看着就叫人垂涎。卖烤玉米的小贩备得有两种浇汁，一种是葱油，一种是浓椰汁，顾客可以随便选一样浇到烤玉米上，烤玉米用竹签串着，方便边走边吃。另有一种小吃是木薯，有烤熟的，也有蒸熟的，也是浇上浓椰汁，然后放到裁好的芭蕉叶上奉客。此外还有一些另类的小吃，譬如油炸蟋蟀就是其中一种。小贩把蟋蟀掐掉头和翅膀，往腹腔内塞一颗花生米，然后用油炸透，吃起来香酥脆，停不了口。我沿着食物街一摊又一摊地吃过去，意犹未尽，忽然一只大手拉住我的小手臂。我扭头一看，原来是报社的一位哥哥应了妈妈的请托出来把我找回去，这才知道我已经出来很久了。妈妈听到我说那天的早餐花了四十多块钱，当然狠狠数落了我一番，由此令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学校放假的时候我会到外公外婆那里住，那时他们已经搬到了离首都十几公里的一个地方。外公是当时一位华裔富商的雇员，为公司管理着那里的码头和仓库。外公的住处是河边的一排五间砖房，有一间是办公室，其余四间作起居之用。其他职员和工人住在稍远的宿舍里。那里有个很大的花园，种了很多茉莉花和果树，由一位专职的园丁负责。又有一位厨师负责为我们做饭。园丁和厨师都是潮汕籍，外公教我和妹妹用潮州话叫他们阿叔。潮州话的“阿叔”发音和广州话的“阿直”一模一样，我们觉得很有趣，一天到晚围着两位“阿叔”转，问这问那。外婆不用做饭，一天到晚变着法子给我和妹妹做点心，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外婆做的“大菜糕”。外婆的“大菜糕”晶莹透亮，有时会掺着淡黄色的蛋丝。大菜糕一般五、六公分厚，上面有一层约一公分厚的椰浆。外婆通常会叫我和妹妹到花园里摘来茉莉花，洗过之后放在竹筛上晾干，然后铺到大菜糕的上面。带着茉莉花香的大菜糕清甜爽脆，和着浓郁的椰浆，美味无穷！厨师阿叔不仅菜做得好，还会腌制各种酱料。我曾经从头到尾看过厨师阿叔制作“鱼露”，对整个流程记得一清二楚。阿叔把从渔民手中买来的小鱼洗干净，略微晾晒，然后放进腌制用的木桶中。小鱼可不是随便堆叠，而是要一层盐一层鱼那样铺放。最后还要把一个木盖子紧紧地盖住木桶，让小鱼和盐在木桶中自然发酵。我看到木桶接近底部的位置有一个用木栓塞住的小孔，问阿叔那是为什么？阿叔说，隔一段时间，把木塞拔出，让桶内的液体流出来，就可以检验鱼露的成色。阿叔告诉我，这次做鱼露用的是杂鱼，如果全部用“沙尖鱼”来腌制的话，制成的鱼露会更香。我不知道哪种是“沙尖鱼”， 阿叔说河里就有，还答应改天带我去捕捞。

外公住的房舍就在河边，有一列长长的阳台。那段河道不算繁忙，河上航行的大船并不多，到了周末，偶尔会有人在河面上滑水。就是那种前面有一艘快艇，牵引着一个脚踩滑水橇的人在水面上滑行的运动。滑水的人脚下溅射起高高的、大大的扇面，还向阳台上观看的我们扬手致意，我和妹妹也兴奋地挥舞着小手回礼。有一天，外婆带妹妹到镇上买东西，我不去，留下来缠着厨师阿叔带我下河。阿叔问准了外公，就带我沿着房子旁边的小径下到河里。那时我还没学会游泳，阿叔不敢带我往深处走，只在岸边水浅的地方玩。河里真的有很多小鱼，我们一下到水里，他们就纷纷聚拢过来，在我们的身边游来游去，有时还在我的身上轻轻地啄，不疼，痒痒的。阿叔用纱布给我做了一个小网兜用来捞鱼，还告诉我那种体型扁圆，有长喙的小鱼就是沙尖鱼。别看那些小鱼好像毫不设防，要把他们捞到网兜里也不是那么容易，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捞到两三条。我问阿叔，那不是要很长时间才可以捞到足够的鱼来做鱼露吗？阿叔说我们这是玩耍，人家是用大网来捕捞，一网就能捞起好多好多鱼。园丁阿叔手很巧，除了茉莉花，还种了芭蕉和龙眼。有一次，我们吃过龙眼之后，想要自己重上几棵，就请园丁阿叔教我们怎么种。阿叔教我们挑了十几颗饱满的龙眼核，用清水冲洗干净，在一个小盒子里铺上河沙，把龙眼核放在河沙上面，再用河沙把龙眼核盖住，等它们发芽。我们按照阿叔的吩咐，随时留意着保持河沙的湿度。过了几天，阿叔和我们一起检查种子发芽的情况，看到已经长出了坯芽，我们都很高兴。阿叔为我们准备了一小块地，我们就在阿叔的指导下把龙眼树苗给种到地里，打从那天开始，我们每天的活动就增加了新的项目 - 观察龙眼树苗的生长情况。假期结束，我要回市里上学，就托园丁阿叔代我们照顾那些龙眼树。过没多久，家里就开始为我张罗回国的事，我也把种龙眼树这件事忘了，多年以后想起来，却已经无处寻问结果。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带来不同的体验，我在那里上小学的经历也很难忘。那时的华文学校条件不是很好，有一段时间我们是两个班在一个大课堂里上课，由同一个老师分别教不同的科目。老师给一个班讲课的时候，就安排第二个班的学生做习题，过一段时间就反过来给第一个班的学生布置作业，然后为第二个班讲课。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大家的学习热情却都很高涨，每到诵读的环节都铆足了劲，扯起嗓子来喊，以致老师经常要大家降低声量，以免影响另一班的同学。

我在那间小学学习了三年，成绩还不错。最为得意的是，老师经常叫我上台表演唱歌，因为报社里好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的文艺细胞特别丰富，我在他们的熏陶下学会了不少国内和苏联的歌曲。其实我的嗓子很一般，也没经过声乐训练，只不过是胆子大，不怕出丑 ，老师也就善加利用，鼓励其他同学接触、学习这类歌曲。渐渐地，我在学校里攒起了一点名气，其他班级的老师都知道有一个会唱很多歌的小子。回国两年后，有一次我到广州的“华侨大厦”去见一位回国探亲的长辈，碰上了一位姓杨的老师，她还能一口叫出我的名字来。杨老师还给我讲了学校的情况和当地那两年的变化，勾起我许多的回忆。

转眼之间，这就过去了几十年，那个国家经历了战争的劫难，终于浴火重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祝愿他们从此国泰民安，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