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捷克總統哈維爾曾是戲劇作家，英國首相丘吉爾得過諾貝爾文學獎，法國總統密特朗有“歐洲最有文學修養的國家元首”之美譽……眼下這樣的桂冠眼看就到了中國，看到中國領導人開出自己讀過的書單，難道人們不應該慶幸？老高按：習近平在出訪幾個國家時有針對性地告訴東道主，自己讀過多少對方國家的文學和學術名著。書單陸續披露、並被人匯總之後，議論蜂起，信疑、臧否、贊彈……不一而足。我不僅想起1982年深秋，在王兆國從位於湖北的二汽調入團中央擔任書記處第一書記那次團中央全會上，中組部副部長王照華對幾百位團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介紹他們未來的領頭人，優點說了一堆，缺點有三條，其中之一，就是文史知識相對欠缺，“只讀過中國的四大名著（指《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足證就在當時，官方強調幹部“四化”時，已經將讀書作為幹部考核條件之一了——大概是列入“四化”中的“知識化”吧。從那時至今，官員讀書當然是有了長足進步，具有貨真價實的法學、經濟學、文學、歷史學學位者也成千上萬。不過世界名著及其中蘊涵的普世價值，對於他們究竟起了什麼作用，是否對他們施政多少具有某種影響，眼下尚沒有定性、定量的分析。根據眼下有限的資料看來，習近平展示自己讀過的書單，是着眼於拉近與出訪國朝野的感情聯繫，是否真在自己治國治黨中列為參考依據？無跡可尋。這大概也就是中共常說的“內外有別”吧。中山大學退休的文學教授艾曉明有一篇文章談習近平晾書單，比較有意思。也讓我回憶起我在“文革”那段掃蕩封資修的日子裡，四處搜尋名著的經歷——當知青和當冶金工人的日子還真讀了不少世界名著，其中有“文革”前出版的，也有“解放前”出版的，還有“文革”中的“灰皮書”“黃皮書”，也有不少故事可說，有空了當來回憶。艾曉明文章可能首發於國內某媒體之故，所以不便提“習近平”三字，都用“同齡人”指代。怎樣告訴別人你讀過書艾曉明，縱覽中國有位同齡人發言中讀遍世界名著，這在英美國家也許是可能的。比如《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在幼兒園聽到的是英雄故事，上小學時讀縮略本，上中學讀選章，上了大學如果是文學專業可能要求你讀全本，讀比較文學就甚至要求你讀古希臘語了（在不同國家的語言專業要求也不一樣）。我退休前給中文系學生上外國文學課的時候，建議學生讀英文譯本，語義的分量和中文翻譯很不一樣。文革中外國文學毫無疑問都是禁書，1974年我上大學時（工農兵學員）圖書室里的外國文學只有前蘇的革命文學例如高爾基、奧斯特洛夫斯基等。記得一位教授發配到我們那個京山分院，帶了不少世界名著，趁他回城我們幾個同學在他書架上偷名著看。我抱了幾卷本《戰爭與和平》，老師十來天就回來了，我也根本沒可能看完。但是那個時候，能夠摸到這樣的名著，已經是巨大的幸福，就像中了頭彩。十六歲到農村去後有沒有可能接觸到世界名著呢？也有的。因為當時回城講出身，一些成分好的知青同學都回城當工人了。留下的知青有很多是知識分子“臭老九”的子女，他們開始把父母的藏書帶到鄉村。感謝我的知青朋友劉曉林，從他那裡我讀到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多夫》，那也是多卷本，我們是隔山涉水傳遞交接着看了幾本。英國名著《奧列弗爾》也是那時我在灶火邊讀完的，因為兩個人不能同時看一本書，我一邊塞柴火一邊讀書，就有先睹為快的樂趣。雨果的《悲慘世界》和狄更斯的《艱難時世》我也是那時看的，但我不知道《悲慘世界》的故事並非只有一卷。今天我不是在英國皇室或鄉村酒會，引經據典來頌揚他國文明是外交官的事。說實話，我年輕時可憐的閱讀經驗，置身文明教養深厚的人群，無地自容。提起舊事只是想說，文革期間禁書並非不可得。有微信傳，莎士比亞作品遲至1978年才出版，不是這樣的。別忘了，中國文學家遭遇政治重創後，大量轉向了翻譯界。還記得王小波的文章嗎？在《我的師承》中他寫道：我們年輕時都知道，想要讀好文字就要去讀譯著，因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譯。這是我們的不傳之秘。同文中他還說：我覺得我們國家的文學次序是徹底顛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聲，一流的作品卻默默無聞。最讓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並沒有寫出來。這些作品理應由查良錚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壯年時寫出來的，現在成了巴比倫的空中花園了……王小波青少年時代讀了查良錚、王道乾、傅雷、汝龍，王小波的兄長王小平在回憶中補充了安徒生、馬克吐溫；還有現在讀者不再沉迷的武俠小說家金庸、溫瑞安。假如王小波成為國家領導者出訪，他會不會說到，當年我讀武俠，“就像十世餓鬼看見佳餚”，並且還自創功法“將一手彎曲如勺，將氣從胸前舀起，在空中把氣倒出，以另一手為勺以接之。如是反覆傾接”……禁書年代的閱讀堪稱遭遇奇特，如精神病人隔着鐵窗柵欄看桃花嘚瑟。有一天我與小記者思樂分享手機視頻：文革時山東大學的年輕人狂跳“大海航行靠舵手”。她笑，我笑出眼淚。我說你總問文革經驗對今天的我有何影響，看看這胳膊一個彎一個直的弓箭步；現在我堪稱一個平常人（不是瘋子或者神經病），就該謝天謝地了。我容易嗎我？王小波的閱讀說明了禁書未必不可得；再一個，不容遺忘的是，一部當代翻譯文學史，多少慘遭毀滅的文學大師以此寄託哀思。那時有沒有莎士比亞（別想歪了），有的。有關朱生豪的莎劇翻譯，在網上可以查到很多資料，一位比較文學學者“樂其可知也的博客”中有詳細說明：朱生豪的31個莎士比亞戲劇翻譯是現代中國一個不可忽視的翻譯成就。朱生豪的翻譯主要是在1942-1944年間完成的，主要依據牛津版莎士比亞全集。1944年12月朱生豪去世時僅完成31種戲劇的翻譯，以及未完的《亨利五世》譯稿。1947年上海世界書局出版朱生豪翻譯《莎士比亞戲劇全集》27種。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朱生豪翻譯《莎士比亞全集》31種。1955年台灣世界書局出版朱生豪翻譯、虞爾昌補譯《莎士比亞全集》（5卷本）。197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朱生豪翻譯、吳興華等校訂、梁宗岱等補譯《莎士比亞全集》（11卷本）。1998年譯林出版社出版裘克安等修訂、辜正坤等補譯《莎士比亞全集》（8卷本）。虞爾昌補譯本和梁實秋全集譯本（1967-68年台灣遠東圖書公司出版《莎士比亞全集》）在大陸中國的隔離，可以說，50餘年間（1947-98）朱生豪的譯本被多家出版社不斷刊行重印，其聲譽也因此被高頻重複和強調，並贏得了幾代讀者的喜愛和推崇（例如黃雨石），由此確立了朱生豪譯本豐碑式的地位。1944年之前，莎士比亞的翻譯已經取得一些不可忽視的成果，朱生豪顯然熟知這些早期譯本，朱生豪《莎士比亞戲劇全集》“譯者自序”（1944.4）寫道：“中國讀者聞莎翁大名已久，文壇知名之士，亦嘗將其作品，譯出多種，然歷觀坊間各譯本，失之於粗疏草率者尚少，失之於拘泥生硬者實繁有徒。拘泥字句之結果，不僅原作神味，盪焉無存，甚且艱深晦澀，有若天書，令人不能卒讀，此則譯者之過，莎翁不能任其咎者也。”以上都是那位學者博文所述。下面是我的話：朱生豪翻譯《莎士比亞全集》，民國時代的版本在過去老大學的圖書館是有收藏的，新版本31種也在1954年面世。1970代如果要讀莎士比亞，可以來自後面這個版本。但也需要一些前提條件，你的密友中有這類藏書人，家世註定不凡，這個敢於藏書並攜往鄉間者，當如王小波感嘆杜拉斯之《情人》的第一段：“無限滄桑盡在其中”！而那個年代又能進入到與中國的政治廝殺絕然不同的精神世界，需要何等叛逆的膽識，又正可以成為一種契機，即對那個烏托邦世界的審視與決裂。去讀徐曉的《半生為人》，或者請教徐友漁、崔衛平教授吧。如果研究七十年代末民間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那通向民主牆的思考一定可以追溯到叛逆性的閱讀這條暗河。奇怪的是，在這些自由派著名知識分子的朋友圈裡，怎麼沒有當代一位最偉大的同齡人。王小波讀了他說的那些經典，至今無人質疑。他寫的《我的師承》一文，我讀過很多遍。它像“烏蘭巴托的夜”那首歌一樣，讓你對自己說，不許掉眼淚。他引用的詩行，那雍容華貴之美或永難忘記的韻律，連同他對之深懷不露的愛戀，本身就是詩品。一直到他完成了黃鐘大呂般的《青銅時代》系列，他才說：“我終於有了勇氣來談談我文學上的師承”。這勇氣什麼意思，是敬畏，是敬業，用今天的流行語是跪了。這態度在中國當代作家中罕見。王小波將翻譯文學和近代創作區別開來，以此評價中國語言文學的水準，並將文學家和翻譯家的政治命運與之聯繫，這是對當代文學命運的遠見卓識。他一個人說出的判斷，與為君王擬稿的所謂當代文學“浩如煙海”、“燦若晨星”相比，真是天壤之別。從書單來看，同齡人的閱讀經驗，的確浩如煙海，我不是開玩笑。假如這是真的，把國家交到他手裡，大家還有什麼不放心？試想如果王小波是文化部長，豈不是人人得以大鬧天宮？前捷克總統哈維爾曾是戲劇作家，英國首相丘吉爾得過諾貝爾文學獎，法國總統密特朗有“歐洲最有文學修養的國家元首”之美譽……眼下這樣的桂冠眼看就到了中國，為什麼人們不慶幸？我用另一個例子來說吧，我們中山大學中文系有一個寫作訓練程序。新生一年級寫一百篇筆記，二年級八篇書評，三年級學年論文，四年級學位論文。學生剛從高中畢業進校，說老師啊一百篇哪裡寫得出。於是連編帶抄，包括星期一食堂賣什麼菜，我喝了一瓶可樂。星期二食堂又賣了什麼菜，我又喝了一瓶可樂……諸如此類。我給他們的題目是寫自己的閱讀經歷，你來上大學的，又不是將來出去送盒飯，你不寫讀書對得起爹媽交的學費？這樣學生開始入門，不過剛開始寫的也是報書單：小學我讀了《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中學讀了瓊瑤這學期我讀了《簡愛》、《傲慢與偏見》、《呼嘯山莊》（男生另有所愛）……這樣的作文通常我打回去零分也不給。搞啥呢，中文系是這樣混的嗎？就寫到這裡吧，其實我們也要充分肯定，同齡人的書單開了那麼多，和大學新生的水準也有一比嘛。不是另有讀者開始條分縷析，潘恩怎麼講，政府權力如何限制等等嗎？我不是“學習小組”的，但也要說，這個書單比我當年上大學時批林批孔的書單，要好了幾百倍了。剩下的，用王小波《我的師承》的話來說：“剩下的事只是學習”。不學怎麼辦——（王小波說）脫褲子：“有時我也寫點不負責任的粗糙文字，以後重讀時，慚愧得無地自容，真想自己脫了褲子請道乾先生打我兩棍。孟子曾說，無恥之恥，無恥矣。現在我在文學上是個有廉恥的人，都是多虧了這些先生的教誨。對我來說，他們的作品是比鞭子還有力量的鞭策。提醒現在的年輕人，記住他們的名字，讀他們譯的書，是我的責任。”近期圖文：中國式病毒：人類文明面臨一個新挑戰習近平告訴我們，他讀過哪些世界名著他銘刻歷史，也把自己銘刻在觀眾心中共識網舉辦袁世凱逝世百年徵文中國民主化還需要多少殉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