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危机的性质与最终出路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下行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经济持悲观的看法，当中不乏硬着陆、滑坡、零增长、负增长的担忧。早在2007年底美国发生房地产次级贷危机的时候，我就在一些场合就提出过即使美国不发生危机，中国也要发生危机。这个问题过去、今天和未来都还看不到有解决的迹象。问题继续存在，危机的威胁处处来袭。

但是有一点，现在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危机的认识，存在着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倾向，即将不具有市场经济特征的危机与市场经济的危机混为一谈。我的看法恰好相反，我认为，中国经济属于非市场经济的性质，经济危机当然不是市场经济的危机，克服中国经济危机自然不能采取市场经济的办法。必须从这样一个前提来认识中国的经济危机，并找出应对危机的出路和办法。很多学者可能认为，中国经济是非典型性市场经济，但我认为中国是典型的非市场经济，主要特征是封建专制体制，党天下，党国大公司，官本位、人治、等级制，核心是以权力为中心配置经济资源和决定收入分配。要害是中央高度集权，统管人、财、物。了解中国经济，认识中国经济危机，必须置于这个具有“普照之光”的背景之下。

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其经济危机的研究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没办法完全用市场经济危机的标准来加以衡量。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主体不是个人和企业，是具有增长权力的政府主体，并且权力越大，对经济越有话语权和决定权，为什么人们常说中国经济是“一把手”（各级的党委书记）经济，就是“一把手”拥有绝对的权力，这是除了受制于上级领导、根本没有下层约束的权力。这是中国经济不同于西方经济的特殊背景环境，是真正理解和认识中国经济的一把钥匙。当然，这也导致人们认识中国经济如雾里看花，难以看清真实的面目。比如，中国政府公布的经济数据缺少足够的可信度，很能说明的问题是地方上报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国家公布的数据常常相差3个多百分点，误差在40%左右，尽管国家统计局在地方都有直属的调查总队，但没办法解决数据作假现象，至于如果国家统计局自身作假则是另外回事。因为是典型的非市场经济，许多市场需求不反映真实的供求状况，价格也以扭曲的形式出现。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房地产。由于一些腐败官员和“暴富人群”的存在，他们囤积了大量的商品房，然而这些人群手中的商品房处于闲置而并不急于出售的状态，所以多年来商品房明明大量闲置过剩，一些低收入人群可能一辈子也买不起房，表面上的严重供过于求，并不能改变中国房价暴涨和居高不下的局面。中国这些年一直产能严重过剩、产品严重积压，但很多企业仍然一边过剩、一边积压、一边生产。这在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另外，中国的货币供应机制与西方也不一样，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为了应对危机出台7600万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但先后多次经过参众两院讨论通过才能施行，而中国没听说经过什么程序，神不知、鬼不觉地发行4万亿货币刺激投资计划，显示了中国政府货币可以无限供给的能力。发行货币拉抬股市、发行货币给央企业发工资、补贴亏损等屡试不爽。为什么中国近些货币增长速度在13%以上，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名义上7%，实际上可能低于4%？就是货币供应的不受约束。当然，由于必须的公共经济信息被保密而不公开，人们没办法知道中央财政从货币发行中集中了多少真实的货币税收入。多年来，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左右，经济增长速度在14%的时候如此，现在增长7%仍然如此，而人们一般认为实际的失业率应该在15-20%左右。

中国经济的这样一种状况，给中国经济危机的判断带来很大的模糊。人们会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量和评估，有人可能认为中国经济“好得很”，也有人认为“糟得很”。我基于中国仍然处于封建专制社会历史阶段、经济具有官僚经济特征的现实，结合一些事实做逻辑判断，认定中国已经和正在陷入灾难深重的经济危机，只是被一些人为的因素所掩盖。

第一，外资转移与资本出逃，中国经济被釜底抽薪形成了很大空洞。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两头：一头是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一头是大规模利用外资。其中，利用外资就是通过招商引资，请外商到中国办企业，形式是资本集中。所以，象广东东莞和江苏苏州，还有上海浦东等，由于外资来势很猛，所以经济增长一度出现高速度、加速度的态势。但是2007年底美国出现次级贷危机以后，一方面外商投资势头锐减，另一方面这几年内资猖狂出逃。据说，2015年前三季度美国、日本的对华投资同期下降20%左右，东莞等地已经出现大批企业倒闭潮。也有传说，仅今年上半年，国内资本就流出5100多亿美元，近几年资本流出可能在2万多亿美元之多。这样一增一减叠加在一块，就形成了很大的经济和产业空洞化。中国目前即使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抵挡不了内外资疯狂出逃，千金终有很快耗尽的时候。实际上，这既对7%的增长速度提出严重质疑，同时也预示着中国经济进一步下跌有更大空间。

第二，没有竞争优势的国际加工，出口带动变成出口拖累。中国长期奉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即通过出口退税、出口补贴、出口奖励等多项政策扩大出口，维持了多年的出口高增长，既获得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又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加入WTO以来，许多年里出口增速在20%左右，广东、江苏等省份增速在30-50%左右。但是，在世界经济只有4%左右、发达国家只有1-2%左右增长速度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保证国际市场需求一定会满足中国的出口？近几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已经出现明显的降速趋势，2015年前三季度进出口增长速度不升反降，有8%的衰退性增长。过去的出口带动现在变成了出口拖累。尤其是一个既无资源优势，又无技术优势的国家，拿什么保证很高的增长速度，最多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实际上，出口下降的危机只是一个信号，真正的经济滑坡还在后面。

第三，贪得无厌加挥霍无度，产生债台高筑的政府债务。最能反映中国经济危机的，是由政府经济产生的政府债务危机。这些年，中国经济的数据指标中，增长最快的指标不是GDP,更不是居民收入，而是财政收入。本世纪以来的一些年份，全国财政收入增长年均在20左右%，许多省份在30%左右，一些县市则是两年翻一番，超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在2到3倍。这里并不包括卖地的收入，以及国家滥发货币的收入。中国这些年的财政收入是有史以来最多的时期，其中，中央集中的财政收入超过50%。问题是政府尽管集中了太多的收入，天下皆是政府之财，可是贪得无厌的政府挥霍无度，上溢下漏。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市、县、乡政府拼命举债，具体数据难以掌握，有说20万亿的，也有说30万亿的。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许多地方政府早已是严重的收不抵债，事实上已经破产。但是，迄今为止，没见中央谁认真追究地方债务危机的责任，却帮助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还债，让人匪夷所思。在中国经济严格意义上是政府经济，并且经济高增长、财政收入超高增长的条件下却出现巨额的政府债务，恰恰暴露了中国经济已经存在着严重的危机。

第四，长期的经济高速低效，无力治理修复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中国多年来追求经济高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真实的劳动生产率太低，经济高速度才有低效益，假如低速度则零效益或负效益。但是拼命追求高速度的后果，就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结果是2/3的河流严重污染，连一些贫困县的沟河都没有了鱼虾。40%左右的土壤重金属严重超标，全国到处布满雾霾。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表面上经济增长积累的财富，远远不足以满足治理和修复被破坏生态环境的需要。这个历史欠账不知需要后面多少代人慢慢偿还。这也说明中国环境危机的程度要远大于现实的经济危机。习近平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惜没有了绿水青山，更没有金山银山。

第五，普遍的食品安全危机，无情地抵销了经济增长的成果。民以食为天。在马斯洛五层次需求中，食品消费是最基本的需求。可是不幸在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后，苦无制度保障，先后出现了三鹿毒奶粉、毒大米、毒香肠、毒猪肉、毒粉丝、毒油条、毒鸭蛋等，几乎无毒不有、无毒不在。到处是农作物使用化肥超标、农药超标，激素超标、添加剂超标……可怜了普通的平民百姓，因为没有特供，明知有毒还不得不吃。尽管统计上讲中国已经10多年粮食增产丰收，可是粮食进口增多，自给率降低，特别是没有放心的食品，这种危机是非常可怕的危机。真所谓改革开放30年，一夜醒来到从前，一切神马都是浮云，连温饱都不得安全，还吹什么中国奇迹。

第六，巨大的房地产和金融泡沫，已经成为经济衰退的潜在威胁。前些年，我为什么说即使美国不发生危机，中国也要发生危机？当时主要立足美国房地产与中国房地产现状的比较，认为美国房地产问题与中国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但是由于美国作为市场经济，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中国根本无法能及，所以中国经济问题比美国严重，不等于中国经济先于美国发生危机。中国房地产于上个世纪末期开始，成为全国各地经济新增长点。主要是城市化大跃进，首先是政府造城，典型的模式即市县政府搬出老城区，建立新城区，带动地价急剧升值，所谓政府经营城市。政府、开发商、银行和官媒几位一体，联手刺激房地产发展。由于开始的初衷，中国房地产发展就不是为了增加居民住房面积、改善居民住房条件，结果是越有房子的越买房，大量囤积居奇，住房主要成为投资品而非消费品；越没房子的越买不起房，望房兴叹。进而造成了大量的商品房严重过剩，全国出现了许多鬼城，商品房入住率不到60%，有消息说目前已经完成的竣工面积可以满足34亿人住房需要。庞大的房地产泡沫，一旦居高不下的房价支撑不住，必然如溃堤洪水一泻千里。与房地产相类似，这些年中国金融呈暴发之势，各级政府突然非常热衷于金融和资本投资，办起了太多的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资本市场红红火火，各种金融衍生品无其不有。但是为此极大地冲击了实体经济，形成了制造业萎缩和衰退的局面。房地产加金融资产形成的巨大泡沫一旦破灭，对中国经济危机的影响不仅是灾难性的，更是毁灭性的。

第七，肆无忌惮地滥发货币，成为随时出笼的下山猛虎。货币超量发行，长期依靠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是中国政府经济独有的特色。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货币发行速度年均增长20%左右，许多年份超过20%、30%，而经常被中国批评搞通货膨胀的美国货币增长率却只有3%左右。有资料显示，中国1990年的货币总量为1.53万亿，2011年89.56万亿，21年翻了58.53倍，美国货币总量同期只增加了1.99倍。到了2014年底，货币发行余额达到130多万亿。这样超发货币稀释全民财富，是一种隐性抢劫。在中央集中超过50%财政收入情况下，仍然依赖猛发钞票过日子，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尽管货币超量发行不会立即传导到市场价格上，但是超出央行闸门的超量货币就是洪水猛兽，总有吃人的那一天。特别是由于人为因素，多年来人民币国内贬值、国际升值的情况，一方面大大削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随时会导致人民币大幅贬值，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只能是恶梦和厄运。

第八，全国笼罩着对国家经济失望情绪，成为中国经济最致命的危机。哀莫大于心死。最能说明中国政府经济危机的，恐怕不是一些表面的经济数据，而是人们普遍的对未来的心理预期，尤其是现实的心理状态。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共不仅在国际上越来越不得人心，在国内越来越多的中共官员也心知肚明，中共这一套不会长久。因此，普遍的心理，是能捞就捞，没有未来，所以形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为什么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变成了“增长速度是硬道理”、“上项目是硬道理”，因为高增长和上项目，不仅有表面的政绩，更有腐败的空间，没有项目，腐败没有抓手。邓小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江泽民的“闷声大发财”，导致了中共前腐后继、腐败透顶的恶果。但是，这几年习近平大张旗鼓反腐败，造成了官场人人自危的事实，许多官员整天提心吊胆害怕贪腐被查，一方面有继续腐败犯案的，另一方面则造成了普遍不作为现象，除了少数圈子内人，大多数则把精力用于攻守同盟、防范腐败被查上，没有人将心思用来真正搞经济。中国经济本来就是政府经济，可是现在政府官员没有了经济增长的积极性，尽管习近平、李克强很着急，发狠要把不作为领导换下来，可是几乎官场人人如此，他们又能换几个人呢。在这样一种心态下面，经济硬着陆、负增长、滑坡是必然的事情，中国经济危机不仅是破坏性、灾难性的，而且是毁灭性的。

中国经济危机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危机的特点，决定了不可能主要通过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应对和治理危机。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靠挤掉泡沫、消化库存、企业破产和技术革命不同，中共应对危机惯用的手法，就是一方面政府财政猛花钱加大支出，另一方面就是不顾一切猛发钞票，首先是确保各级政府不破产，官办银行不倒闭，结果只能是用通货膨胀稀释老百姓的财富，让老百姓为政府的经济危机买单。基本上没有别的招数。保障的措施就是依靠中共政府的极权专制，镇压任何反对政府的行为。这跟北朝鲜应对危机的办法差不多，就是靠“枪杆子”和“黑色恐怖”，不怕死多少人，只要共产党政权不垮。不过，跟封闭的北朝鲜不同，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对外开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际市场，中国的经济危机必然是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局面，必然加剧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和对立。尽管中共不会放弃唯一的老办法应对危机，但老办法总有不管用的那一天。最后，自由民主则成为废除封建专制、从根本上摆脱危机的唯一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