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占领股东大会的艺术之三: Symantec”[1]中，介绍自己2012年“代理老战友John Chevedden宣读第4号公司治理提案”后，觉得“Symantec不具有重要的世界战略价值，我决定撤离对Symantec的占领。”但是，随着网络威胁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我购入了这家世界第一大网络安全公司的股份，于去年11月6日提交了设立国际政策委员会的提案。Resolved: shareholders recommend that Symantec Corporation (the Company) establish an International Policy Committee with outside independent experts to oversee the Company's policies and practice regarding environment, human rights,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gulation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issues that may affect the Company's operations, performance, reputation, and shareholders’ value.

今天，我汲取上次的教训，提前两个半小时出发从旧金山湾区东北开往西南，在会前十几分钟赶到公司，被引入会场第一排入座。这一次，公司没有像上次那样如临大敌，连Rules of conduct会议行为规则也没有准备。

会议开始，我巡视会场，除了九个董事外，有十来个公司主管和员工，加上几个股东，总共不到三十人。几分钟以后，就轮到我宣读提案。除了去年提交的书面内容（天安门事件、日本的军事化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等与公司业务的关联），我还引用几天前纽约时报对公司“全球政府事务”副总裁的报道[2]，说明设立国际政策委员会的重要性。一个亚裔女性代表公司反对我的提案。

CEO做完公司业绩报告后，一个面熟的股东抱怨股价下跌，另一个股东也质疑公司的业绩。第一个提问的股东又发言批判到：网络威胁越来越多，为什么我们公司生意反而越来越少? CEO回答说他一年多前刚上任，还需要时间。那股东又追问：卖掉的80亿美元计算机软件复原业务要不要分红给股东？CEO说要由董事会决定那笔现金的用途。

我刚入会场时，有一位董事女士向我致意，与别的董事不同（几乎所有董事都本能地反感股东提案）。会议结束后，我与她交谈，表扬董事会声明中的积极反应，她也感谢我的提案，解释说董事会并不反对我的提案精神，只是认为没有必要再增加一个委员会。原来她是退休的空军将军，我们又随意谈到美国的军事、外交现状。很难得遇到这样的场合，幸好我这次翻出好久没穿的西服前往。

 我提交提案后，公司的一位律师女士很认真诚恳地与我交流过几次，我也去公司见到她和另外三位高层管理人员讨论公司的国际政策。我感谢她们的诚意，也认为公司的治理没有多大担忧，同意主动放弃提案，只要CEO在年度报告中加入对我的提案内容的政策性回复。但我今年6-7月回中国期间无法接收Gmail电子邮件，没有确定加入CEO年度报告中的内容用词，错过了公司必须事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报告的期限。她们尊重我的提案，直接让它付诸广大股东的表决（多数公司都雇用内部或外部律师找出各种理由排除股东提案），我也同意今后不再提交提案。

会场初步统计表明，我的提案没有通过。这是预料之中的，因为付诸表决的提案的最大成果是推动公共政策教育，而董事会为了获得多数股东的支持，在反对声明中都多多少少作出政策承诺，改善了公司治理[3]。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5年11月3日]

[1] 赵京，2012年10月23日。

[2] James Risen, Battle Heats Up Over Exports of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1, 2.15. http://www.nytimes.com/2015/11/01/world/middleeast/battle-heats-up-over-exports-of-surveillance-technology.html?smid=fb-share&_r=0

[3] http://cpri.tripod.com/cpr2015/symc2015.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