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思想變革如何成為西方的學習範例？
西方學術界對中國的研究源遠流長，但在現代學科建制中長期處於“漢學”（sinology）或“中國研究”（ChinaStudies）等邊緣領域。最近十多年來這種局面逐漸有所改變，有越來越多的主流學科開始關注中國。牛津大學出版社今年即將推出一部新書，《變法：中國和西方的跨時空學習》（Changing Referents: Learning Across Space and Time in China and the West），反映出某種“中學西漸”的新趨勢：一些西方學者對中國思想與實踐的探討不再局限於“區域研究”的旨趣，也不只是為了獲取特定的經驗材料，而是力圖發掘其中蘊含的普遍化理論的潛力。這本書的作者Leigh K. Jenco是位30多歲的美國學者，長期研讀中國思想史，曾在南京和台北學習多年，說一口流利的漢語，還取了個大眾化的中文名字：“李蕾”。但她多次強調自己並不是所謂“漢學家”，而是着眼於理論層面的研究。的確，李蕾在西方政治理論界的新生代學者中相當引人注目。她在2007年從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畢業，其博士論文獲得美國政治學學會頒發的“列奧·施特勞斯獎”（政治哲學領域的年度最佳博士論文），曾先後在布朗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2012年起受聘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擔任政治理論的副教授。李蕾的大部分學術論文發表在歐美的主流學刊，包括《美國政治學評論》（APSR）、《政治理論》、《思想史學刊》（JHI）和《文化批判》等，她的第一部學術專著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在三年前出版，另外有四部編著即將問世。
《變法：中國和西方的跨時空學習》（Changing Referents: Learning Across Space and Time in China and the West）。
這樣一位出色的青年政治理論家為什麼熱衷於研究中國思想？這與她的理論關切和抱負有何關聯？李蕾的問題意識源自她對當前西方理論的不滿。全球化對當代世界的現實處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原本各不相干的人們（社群與個人）發生了日益緊密的聯繫，而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各不相同，彼此之間不僅存在差異，還時常處在緊張或衝突之中。而西方主流的社會與政治理論往往難以恰當地解釋這些差異、緊張與衝突，也無從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這暴露出許多西方理論的褊狹（parochial）特徵：它們承諾遵循理論本身的普遍化（generalization）要求，但同時又（往往是不自覺地）屈從於自身特定文化傳統的限制，這妨礙了它們達成自我期許的有效普遍性的目標。李蕾主張，西方的政治理論需要通過持久的“去褊狹化”（de-parochializing）的努力，才可能開闢理論突破的新前景，而實現“去褊狹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更加積極地向“異己的（foreign）他者”學習。
初看起來，李蕾的問題與主張似乎並無新意。“去褊狹化”不過是“去西方中心主義”的另一種說法。“他者”是早已為人所知的關鍵詞，而將“低等的”從屬性的他者轉變為值得尊重的可資學習借鑑的他者，也是後殖民批判的慣常話語策略。實際上，西方學界對“歐洲中心論”的反思由來已久，至少在歷史學家湯因比的著作中已有明顯的自覺。而從1970年代晚期以來，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已經是國際學術界的“顯學”，在文化批評等領域甚至居於主流。這個批判話語傳統，經過三四十年的旺盛繁殖，已經站穩了“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制高點，如今還有多少理論突破的空間可言？思想史上的不少前沿理論，起初有石破驚天的“新意思”，經年累月卻耗盡了革新潛力，最終蛻變為“沒意思”的陳詞濫調。若要承接這一批判傳統，如何避免落入俗套、復甦其思想活力無疑是一個嚴肅的挑戰。
李蕾這一代學者成長於批判西方中心論的學院氛圍，熟知這些前沿理論。正是由於更為敏銳的反思意識，她對目前一些自詡“尊重和包容他者”理論感到不滿。
無論是後殖民理論，還是近十年來形成的“比較政治理論”，雖然都主張批評西方中心論，強調跨文化對話的意義，但還是主要以吸納（inclusion）或同化（assimilation）的方式對待文化上的他者——將非西方社會的思想和實踐作為歷史材料或經驗證據納入自己的理論框架和規範，這雖然讓原本被排除在外的思想和經驗進入了西方的知識生產，但卻漠視或否認這些“材料”可能具有的普遍化理論潛力。以這種方式與他者對話，實際上是以西方理論來“馴服”非西方的經驗，而並沒有轉變西方自身既存的知識範疇、邏輯、規範和結構，甚至沒有促進對自身知識形態的局限性與可能性的更為充分的反省。因此，這些理論傾向於“複製而不是取代”它們所批判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某些模式，未能觸動其頑固的內核。
為突破當前西方理論的褊狹性，李蕾提出一種另類的更為激進的方式：真正向他者學習意味着“要以他者現在的或曾在歷史中實踐的那些學術範疇、方法和標準來挑戰和規訓我們尋求知識的模式本身”。主動以他者來挑戰和規訓自我，這聽上去有些不可思議，這種將自我“他者化”的學習是否近乎於“自虐”？天下哪裡會有如此激進的“學習他者”的例子？李蕾對此的回應是：在中國就曾有過這樣的先例，其中蘊含着豐富的理論價值。這也正是她作為政治理論家之所以認真對待中國思想的重要原因。清末民初是中國歷史的轉型時代，其間思想界的“體用之辯”與“古今中西之爭”等重要論辯，對百年來中國現代思想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李蕾的《變法》考察了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的思想辯論，但並不是將其作為思想史的材料，而是從中發掘作為跨文化學習之範例的理論意義。當時的中國思想家在歷史的“大變局”之中深入觸及了最為困難和複雜的問題：如何在自身歷史傳統的制約下激進地向文化的他者學習？有關“西學”的辯論就此問題是“人類歷史上最為持久、最具融合性、最為廣泛的和理論意義最為豐富的對話之一”，確立了一種典範。
如果仔細考察從“西學中源說”到“體用之辯”等相關討論，就可以發現，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深刻地介入了歷史傳統與外來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即便是所謂“全盤西化”等激進反傳統的主張，也並非建基於天真的歷史觀與文化觀。李蕾指出，中國近代思想家們很清楚那種在西方被稱作“特殊主義”的知識觀念：人類知識總是特定歷史與社會的產物。他們也明白傳統對文化的塑造力量以及對文化的創新和制約作用：因為“過去”在結構意義上塑造了當下生活的背景條件，因此也限制了我們的思想向“異類形式”轉變的可能和程度。而當時的思想論辯中也從不缺乏文化守成主義的聲音：我們總是依據自己的傳統來感知、認識和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但李蕾發現，當時許多知識分子深切地感到中國處在一種特殊的歷史時刻，在此當下與過去的聯繫失去了以往的確定性，甚至歷史傳統本身的同一性也變成了問題。這種深切的感受促使他們將關切的焦點轉向未來，尤其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時期，對於知識、制度、個人和共同體而言，關鍵的問題在於“未來要成為什麼”而不是“曾經以及現在是什麼”，他們的“目標是未來時代的轉變，而不是一個給定的從過去接受下來的遺產”。
在這種未來取向的問題意識中，中國思想家們發現自己實際上同時面對着兩種“他者”：歷史傳統作為時間意義上的他者，以及外來文化作為空間意義的他者。因此，他們既需要參照歷史傳統來認識西方文化，同時也反過來需要參照西方文化來鑑別歷史傳統。正是這種“互為參照”的局面和論辯，開啟了前所未有的激進學習他者和自我轉變的可能，也展現出“變法”的深層意義。所謂“變法”在字面意義上指的是制度典章的變革，但李蕾認為變法更深的含義是指 “改變參照”（changing referents），也就是改變認識與判斷所依據的背景框架與尺度。“變法”意味着我們不是以自我原有的參照體系來認識和吸納他者的思想和經驗，而是以他者自身的準則來理解他者，並且可能將他者的參照作為自己參照體系的一部分，由此帶來了深刻轉變的可能。一個多世紀之前，當中國在追求“富強”過程中遭遇挫折與失敗，具有改良意識的思想家們致力於面向未來的“西學”（新學），並通過政教體制和文化條件的變革，最終突破了華夏中心主義的制約，實現了中國思想的現代轉變。這在方法論意義上為“激進地向他者學習”樹立了一個典範。
李蕾認為，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的辯論為跨越文化差異的交逢（engagement）創立了嶄新的激進路徑。中國的範例表明，僅僅吸納外來思想是不夠的，因為吸納本身錯誤地假定了他者分享着與我們相同的知識邏輯和結構。無視這種深層的差異而着眼於吸納，就放棄了他者對我們最深刻的挑戰，實際上將會複製既存的自我中心主義。學習他者的激進方式是“改寫”這種差異——並不是使之與既有的知識生產活動處於永久的緊張，而是將對這種差異的克服轉化為學習和理論創造過程的構成性部分。當代西方理論恰恰缺乏這種激進性，因為過於強調傳統對理論的制約力量，使得理論發展“不成比例地”依賴自身的地方性文本、經驗和觀念，這樣的理論對把握全球性的現實是不充分的，因而是褊狹的。顯然，李蕾根本的理論關切在於如何以中國突破“華夏中心論”的範例為參照，來突破西方中心論的制約，從而推動西方政治理論的“去褊狹化”發展。
《變法》一書顯示出“中學西漸”的新趨向，當然也會受到爭議。百年前的中國思想家如此激進地向西方學習，是因為處在內憂外患的巨大壓力下，這和今天西方的處境可以同日而語嗎？但李蕾認為，21世紀的西方思想界也處在一個“大變局”的時代。當前西方的政治理論，對於理解全球化格局中現實越來越力不從心。在這空前的文化互動與跨文化傳播的時刻，西方有必要以更激進的方式向他者學習。頗有意味的是，當前也有許多中國學人在熱烈地批判西方中心論，但要點在於如何堅持自身的傳統，而不是向他者學習。重新回顧近現代中國的思想變革，中國學界流行的趨向是檢討激進的反傳統，以及“自我的他者化”的負面教訓。而西方學界卻有人將其標舉為範例，這或許應驗了那句西諺：汝之敝履，彼之珍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