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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茉莉

显然，当今一代人的时尚是名牌服装等物质，而不是诗歌。但诗歌是会始终存在的，就像云雀的歌声和金色的夕阳一样，这不可或缺的存在使市侩社会不至于过于丑陋，使人们的精神生活不至于太低俗。波兰诗人米沃什说：“没有诗歌，我们与其他哺乳动物就没有什么区别。”这是因为，诗歌表达的是人的内心情感，追求的是美、独立的自我与高贵的人性。如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所说，诗关乎人、人道、存在和文明。

然而，在一个鄙视普世价值的政权下，当今中国的诗歌生态如何？前不久，耒阳市文联主席熊艾春因自己的诗作遭网友劣评，冲冠一怒去到社区网站，砸坏了一台办公电脑，并留下“熊艾春怒砸社区电脑”的字条，连字条上的“砸”字还要问人怎么写。这个令网民惊诧继而笑翻的娱乐性事件，让我们意外地瞥见了当今中国官方文坛的生态——荒凉而腐臭，由此引出政治制度与诗歌关系的悖论，促使我们思考写出好诗的前提条件。

◎ 意外瞥见一片荒腐的文艺生态

米沃什曾洞察到，极权制度是将人与蟑螂等同起来的一种制度。如果不是熊主席怒砸电脑的意外事件，我们还未曾注意到，在专制权力的魅影下，中国的文学艺术遭到怎样的残害、扭曲和异化，当今官方文艺园地里出产的废品垃圾，散发出蟑螂类腐食动物孳生的气味。

早年毕业于湖南省农业学校的熊主席，从乡宣传委员、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一直干到成为耒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不难理解，熊主席的毕生事业就是做“党的喉舌”。他因此在“七一”党的生日那天热情向党献礼，以“耒阳小竹子”的网名在社区网站发表《耒阳文联主席七一赞五首》，由此引来劣评如潮，进而掀起砸电脑的轩然大波。

古希腊诗人柏拉图认为，好的诗歌能够揭示真理、导人向善；坏的诗歌则是对真理的拙劣模仿，是一些“曲意逢迎人心无理性部分”的爱慕虚荣者用以娱人的花招、工具，不值一提。柏拉图的理想国必须将坏诗人驱逐出境。但当今中国的熊主席不一定知道柏拉图，他也根本不在乎中国传统的诗歌审美标准，即强调美的意境、语言与形象的标准。

笔者稍稍浏览了一下熊主席借诗言志的颂党诗歌，那些诗歌被网友称为“不堪入目”，不是没有道理的。例如“英明党中央，已把制度制”一类的浅陋阿谀之词，既没有意境又语言混乱，根本就不具诗歌的特点，而只是口语化的闲杂人语，一堆践踏文字、侮辱诗歌的革命八股而已。

尽管熊主席的这种诗歌与东西方美学传统均无关，但它具有自己独特的源流，是中共革命的产物。这类诗歌充分继承了1958年“红旗歌谣”的大跃进精神，甘心情愿做政治领袖的传声筒，把诗歌意识形态化、口号化，非理性而且疯狂。这类诗歌还可以追溯到郭沫若宣称他高兴做“标语人”、“口号人”的时代，追溯到开始赞颂毛泽东的延安文艺时期。这种传统与毛泽东诗中“不须放屁”之类的俗文化一脉相承。

熊主席继承了大跃进精神

◎ 从口水诗“梨花体”到《将进茶》

无论在曝光之后遭到怎样辛辣的嘲笑，熊主席式的诗歌现象在中国不但不会绝迹，甚至还会继续滋长。目前写这种“老干部体”红色诗歌的作者遍布于中国文联、作协等官方机构，他们养尊处优，由中国纳税人所辛苦供养，却宣称自己端共产党的饭碗，要写颂党的诗。

这是因为，一个蟑螂般的制度需要这一类谄媚附势的文化“精英”去伺奉它。当熊主席及其诗歌成为荒谬的笑柄，有网友质问说：“谁提拔了这样无知无畏、水平低劣的文化官员？”殊不知，网络上两位“自带干粮的五毛”都因与习主席会面点名而身价百倍，周小平担任了四川省网络作协主席，花千芳担任了抚顺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和周花等人错误百出、令人笑掉大牙的文字相比较，一心宣传“正能量”的熊主席显然是有资格任文联主席的。

“上好之，下必甚焉。”正是政治制度的腐败导致文化艺术整体的变态。一个自古以来被誉为“诗国”的文明国家，如今的诗歌园地陈腐不堪，溃烂得不可救药。文艺官员不学无术，令人厌恶的陈词滥调恶性循环，就像坟墓和荒原一样死气沉沉。

这些年，一些滑天下之大稽的新兴诗体在官方文坛上相继出现。例如口水诗般的“梨花体”，被有识者视作新诗堕落的标志。继“梨花体”之后又有“羊羔体”，也是直白得不像诗歌的口水诗。创造“羊羔体”的作者车延高是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他获得第5届鲁迅文学奖，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官派化的又一标志。继羊羔体之后，又有“《将进茶》冲击波”。获第6届鲁迅文学奖的作者周啸天，在其诗集中有很多类似“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的妙句。这类诗歌的品质被网友强烈质疑，被认为是中国诗歌正在走向死亡的征兆。

◎ 诗人能独自在诗歌中灿烂美丽

为此，一位文学评论家朋友下断语说：“有如此体制，便有如此诗歌。”他把中国诗歌一败涂地的原因归咎于共产党政治制度。然而在笔者看来，文学艺术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作品的产生主要关涉个人的品性与胸怀，无论社会制度如何腐朽丑陋，如何令人痛苦，诗人仍然可以独自在诗歌中灿烂美丽。

这就产生了一个有关政治制度和诗歌关系的悖论。对立双方都可以摆出自己的论点论据，而且都可以成立。一方认为，专制制度摧毁了整个民族健康的文艺生态，这里面有悲哀的现实为证。另一方认为，即使在最严酷的政治压制下，仍然有诗人能以独立的个性与政治环境抗衡，在腐臭的土壤上开出绚丽的花朵来。

在自由遭到追捕的斯大林时代，一批优秀的俄罗斯诗人证明了：在国家政权的逻辑之外，他们仍然可以按照自己个人的逻辑去写诗，例如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和布罗茨基等人。阿赫玛托娃被称为“哀泣的缪斯”，在亲友不是被杀就是被监禁的时代，她以诗歌去面对存在的深渊，去探究生命的意义与无意义。

当时阿赫玛托娃甚至不能用笔记录下自己的诗歌，如果被苏共当局发现便是她的末日。她只能依靠朋友们帮忙，秘密地把《安魂曲》等长诗分段背诵下来，保存在各人的记忆中。这些诗是灵魂对存在所作出的回答。这些个人独自的悄声细语，后来成了为民族代言的伟大诗歌。

◎ 写出好诗前提是不依附于权力

依附权力的诗人会写出什么样的诗歌呢？一部中共官方的诗歌史充满了与熊主席同样臣民心态的作品，那是一些毫无美感的文字垃圾。官方意识形态是扼杀诗歌创造力的毒药，它使诗人丧失个性审美、独立人格和人文修养。

那么，为什么不依附于权力才是写出好诗的前提呢？这是因为，美好的诗歌必定是心灵自由的产物，是个体自己的声音。优秀的诗人必然比一般人更敏感，更具正义精神。这种敏感与正义精神使他们更容易发现社会的阴暗面，更反感并痛恨国家或政党的专横。同时，生性敏感的诗人也更能发现生活之美，更自觉地维护文学对意义世界的追求。

但愿熊主席砸电脑事件将中国悠久的诗歌精神从昏睡中唤醒，让独立飞翔的诗人们去探索更广阔的诗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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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5年八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