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国人对改革停滞甚至倒退普遍表现出强烈的不满，盼望改革的呼声很高。高层稍微有点改革的表示，民众就产生期望和梦想，国际上也充满想象。但是，我以为，从温家宝的多次政治改革表达、胡锦涛也不时轻描淡写地提到政治改革、中共喉舌也不疼不痒地议论政改来看，从中国30多年所谓改革的历程来看，在中国改革已死，剩下的只有革命，如果是和平理性的非暴力革命最好，但这要取决于矛盾的积累和冲突的形式，非以人们意志能转移。

邓小平曾经讲到，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但在我看来，改革与革命还是有些重要的区别。改革与革命相比，改革属于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的改良，有些不允许突破的约束条件，也是不能逾越的雷池边界。比如，最高当权者的权利，不允许有大的动摇；只能在中下层进行权利结构的调整；并且改革的主导权控制在最高当权者手中。这就决定了改革的主体只能是最高当权者；改革的对象只能是中低层的企业、基层单位和百姓；改革的顺序是自下而上。革命则不同，革命是对现有制度的重大变革，必然首先涉及到最高当权者的利益；目标是要解决所有人的公平与平等问题；最高当权者有可能成为首要的革命对象；革命的主体是争取权利平等的民众，也可能包含能够敢于牺牲自己利益、有自我革命勇气的最高当权者；革命是对基层和百姓的解放；革命的顺序是自上而下。搞清楚改革与革命的内涵及其基本区别，我们就有可能回答和讨论现在的中国是需要改革还是革命的问题。

中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提出了对计划经济形成的中央集权制度进行改革，后来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但是令人遗憾，由于没有很好认识中国集权体制的封建专制实质，却在坚持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公有制其实是一个货色）的框架内进行改革，实际上构成了尖锐的矛盾，使所谓的改革进入两难悖论。表面上要改革，实质上又要维持共产党的高度集权统治，这就决定中国改革的困局。邓小平以前跟着毛泽东用封建专制那一套整知识分子，整党内对自己有威胁的人，后来文革中被毛泽东列为第二号人物整来整去，文革后欺世盗名，打着改革、解放思想和民主的旗号，上升为垂帘干政的“太上皇”后，翻脸不认人，为了巩固自己的封建特权，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四根棍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清除了有自由化倾向的胡耀邦、赵紫阳，动用军队镇压了1989年的“64学生民主运动”。由独裁者选拔的江泽民、胡锦涛上任后，虽然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但是挂羊头、卖狗肉，继续实行官本位、人治的“社会主义”，在改革中无耻地剥夺工人和农民利益，通过权贵勾结的方式垄断国家权力，暴敛社会财富。所谓的改革在许多方面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显著的标志是，国家权力越来越集中，财富越来越向国家和少数人集中。江泽民、胡锦涛上台后，将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党政军三权集于一身，超过了历史上的毛泽东、邓小平；原来的省、市、县人大主任主要由退下来的省、市、县委书记担任，由于这些人恋恋不舍手中的权力，经常阻碍党委决定的重大人事任免，因此干脆变成由省、市、县委书记担任人大主任，进一步集中了共产党的权力；原来的改革与计划经济部门在政府中是分设的平级机构，由于改革部门与计划经济部门常常争权夺利，胡温上台后干脆将这两个部门合二为一，变成了改革与发展委员会，表面上减少了权利分争，实质上回避了重要的改革矛盾，变成了只发展、不改革，这就是多年来中国所谓改革的实际情况。事实也说明了这些年中国改革出现的倒退情形。经济改革上的倒退同样显著。1978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15%，到了2007年占到了接近55%。这些年来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基本成为所有经济指标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指标，造成了老百姓创造的财富急剧向政府集中，老百姓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低，加上在官商勾结黑影下财富向少数有权力背景的人集中，中低层的收入成为增长最慢的指标，不仅低于财政收入，还低于固定资产投资、企业利润。为什么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不是太低，但绝大多数人收入水平很低？核心是财富的分配严重不公。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如果这些数字不虚，谁能回避中国所谓的改革到底是走了什么样的轨迹？形成了什么样的结局？这些，难道还不能有力驳斥那些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媒体和个人？最最重要的，是告诉社会上的人们，在专制集权框架下不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改革，所谓改革的路子是行不通的，我们要抛弃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