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底，公社组建牧场，将我们20几位知青从茶场一锅端地调到石旦大队清水冲水库工地，因为牧场将建在水库边。所谓的牧场，当时除了一栋四面透风的二层木楼房，什么也没有。公社领导说将来会利用库区的田，建猪圈，建饲料基地。前景无限好，但是所有这些都是要在水库建成之后才能做的。牧场还没有事干，我们很快便被安排加入了修水库的大军。 这是一个小型水库，在两座山岗之间修一座一百多米长，二三十米高的大坝。调集了周边大队的农民利用冬季农闲时节来修建。当地山头上树木成荫，卖木材是农民的主要收入之一。对于木材，老百姓流传的这样的民谣：“干千年，湿千年，不干不湿三百年”。说的是干木头可以千年不坏，泡在水里也可以千年不坏，但半干半湿则只有三百年的寿命。为了省钱，公社书记决定不用钢筋水泥管，而用木头制水管。他说，那些管子都在水下，我不求一千年，三百年也足够长了。后来成为县委整党是公社书记的一大罪状，说他不讲科学，瞎指挥。而管子最后也还是换成了水泥管。
这牧场也是领导们心血来潮的产物，什么也没有就将我们拉来。连我们住的楼房二楼都没有装好，只是匆匆地在四周钉上了没有修边的粗糙的木板，木板与木板之间不能吻合，到处是几毫米到一厘米的缝隙。女生住的楼下还好。男生住楼上，就一间大房，七八个人睡一个大通铺。大冬天没有暖气，也没有火烤，全靠棉被和年轻的身体来抵御从缝隙里吹进来的嗖嗖寒风。
修水库是每天早晨7点上工，早餐中餐农民是自己带饭来吃，我们则是知青炊事员送到工地。每天就是挖土，然后挑到七八十米开外的大坝上。有人在那里专门负责称重，给记在本子上，八千斤土为十分工。我每次挑一百一二十斤左右。大概要挑七十挑才有八千斤。挑担很累，但挖土占的时间更多。挖这八千斤土就不容易，因为挖到下面几乎都是石头。挖土常常会挖出一个大坑或大坎，塌方是常事，每年修水库都会有人被砸死。所以这八千斤土的任务对我们知青来说是艰难的。 难归难，我们还是有说有笑的。有时我们会比赛看谁挑得多，我最多一次挑了两百斤，两腿晃晃悠悠地挑到了大坝上。算是我有生一来挑得最重的担子了。挑得最重的知青是我们的一米八十五的大个庄世军，最重挑了二百五十斤。这都只是偶尔为之，不能老挑这么重。我见过两个农民，年龄在30左右，一米七不到，墩墩实实的。他们每一挑都在二百八十斤左右，还专门从库底挖土往坝顶挑。因为很少有人愿意挑担走上坡，所以没有什么人在库底取土。他们就有很多土可挖，省了大量的挖土时间。而他们挑着近三百斤的担子走上坡路，并不显得吃力。他们只要二十几挑就可以完成八千斤的任务。一般7点多来，11点多他们就回家了。大部分农民没有这么强壮，一般要做到三四点钟。我们知青就得做到六点以后了。有时公社还搞什么突击夜战，晚上八点到十一点。搞得大家疲惫不堪。 伙食仍然很差，基本上没有肉吃，油也很少。一天到晚除了累就是饿。长期吃不上肉，常常做梦都想吃肉。记得有一次听说十里外有人杀猪，我们便凑了钱，派一个人吃了晚饭去买肉，大概是一块钱一斤，比国家的七毛四一斤的计划肉要贵很多。但国家的计划肉我们买不到，所以只能买高价肉，还很难买到。那天晚上我们吃了晚饭，一直等到11点多钟。一听买肉的回来了，大家立马从床上爬起来，生火煮饭烧肉，吃完以后都2点多了。如果肉放着不吃，大家根本不可能安然入睡。 每天收工回来，吃了饭洗了澡就只有睡觉的力气了。文娱生活一点都没有，如果有也没有精力去欣赏了。怕大家早晨起不来，公社领导想出了一个高招，每天早晨5点半就通过高音喇叭放何继光唱的湖南民歌<<洞庭鱼米乡>>。黑灯瞎火，群山还在沉睡，突然高音喇叭传来震耳欲聋的歌声：“洞庭啊湖上哟，好风哟光呃！八月哟风吹呀，稻花哟香呃！。。。。。。”。那高八度的男高音“好风哟光呃！”如同响雷一般，不怕你醒不来。如果不行，接下来的“稻花哟香呃！”再来。反正后面的调是一句高过一句。既提供了“文娱生活”，也防止累得昏睡不醒的人睡过头，影响修水库，可谓一举两得。 知青中文娱爱好者很多，朱永辉吹笛子，拉小提琴；唐秋萍，史亚男拉二胡；邱月原来是学校文宣队的骨干，舞跳得好；张武也是文宣队的，王小云歌唱得好，刘表江会吹口琴；来茶场不久便被大队抽去做大队民办教师的李元芳更是多才多艺，洋琴，二胡，风琴都会。文学创作上，姚江，曾雁的诗都写得很好。在当年文革不讲学习的年代里，能有这么多有才艺的人聚在一起也实属难得。
刚下来在茶场时，大家晚上还能拉琴唱歌，一派热热闹闹，生龙活虎的景象。但农活累，很快便难以为继了。坚持的比较好的是朱永辉的小提琴。我当时是音盲(现在也是)，不知他拉的是什么，每天早晨或晚上总听他拉那段那如述如泣，优美动听的曲子。最喜欢星期天早晨懒洋洋地躺在床上，听那旋律随着晨曦从窗口飘进房间，真的是很美妙。那旋律经常听也就记住了，只是从来没有问过那曲子的名字。上了大学不久，一次看电视上的大型歌舞晚会，听见了这熟悉的旋律由一个大型乐队演奏出来，气势浩荡，震撼心灵。不禁让我想起了朱永辉的小提琴，同时也知道了这曲子叫做“小提琴协作曲《梁祝》”。 修水库比茶场干活累多了，除了干活大家就只想睡觉，所以连朱永辉的小提琴都很少发声了。
十月初，广播里传来了“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不过我们的生活依然如故。不久县知青办和文化局发通知说，一月份全县要举行知青汇演，以公社为单位组队参加。我们的文娱骨干邱月着手开始准备节目。由当时做民办教师的知青李元芳编写，配曲，写了一个花鼓戏《看戏》。讲的是四人帮倒台后，一个老倌子(老头)和他的婆婆子(老太婆)一同上街看欢庆游行的事。欢快轻松，活泼诙谐。邱月让徐智演老倌子，由王晓云演婆婆子。王晓云原来演过戏，人很活跃，让她演婆婆子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徐智平时话不多，以前也没有听说他演过什么，所以让他老倌子有些让人不放心。不过很快大家发现他很放得开，完全胜任角色。乐队有李元芳的洋琴，唐秋萍，史亚男的二胡，朱永辉的笛子伴奏。邱月做总导演。 我除了在小学被老师抓去演过一次反映修湘黔铁路筑路民工争抢干活工具的快板剧以外，再没有任何演出经验。大部分业余时间是在球场上度过的，演节目是什么也不会，乐器也不懂，所以排练班子中没有我。
因为要排练，所以他们参加演出的就常常半天参加劳动，半天用来排练。我和其他知青还是继续全天在水库工地挖土，挑泥。
自从开始排练节目，歌声，琴声，笑声又充满了我们住的楼房。收工回来，星期天，或下雨天不出工，看他们排练，成为我们最好的文化生活。徐智，王晓云，躬背哈腰学老头老太还满像那么回事。在欢快的花鼓戏旋律伴奏下，两人上台边扭着秧歌步，边放开嗓子唱道：
锣鼓咚咚响，
彩旗迎风杨。 大街小巷人潮涌， 游行的队伍排成行。 载歌载舞是秧歌队， 腰鼓敲得响当当。 。。。。。。 他们俩一前一后，只见后面的王晓云大声喊道：“哎，老倌子耶，你慢点子煞，急末子嘛？”徐智弯着腿，哈着腰，左手放在额前做张望装，然后回头叫道：“婆婆子耶，你快来看也!怎么阁么多人呐？”。 大家看平时不怎么活跃的他们，排练起来如此收放自如，旁若无人，一副老夫老妻的样子，不禁哈哈大笑。排练场总是一片欢声笑语，将干活后的疲倦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在那个年月，电影戏剧就那么几出，都是以三突出为原则而创作的，看来看去很乏味。这个自己编的节目让人觉得很新鲜，很有趣。我就想如果多演几个这样的节目就更好了。一天，我对邱月说，你们就演一个戏未免太少了点，为什么不多演几个呢？她说，这次要求节目必须自编。我们就编了一个节目，没有别的节目了。我问，那为什么不再编两个呢？她笑了，说编节目那能那么容易，这一个还是花了很大功夫才搞出来的。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就老想这事。是不是能多编几个节目？我一直喜欢相声，曾看过候宝林的相声集。对他的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影响尤其深刻，常常自己想起了其中的一些句子而禁不住自己笑出声来，一直也有写相声的冲动。文革期间，嘻皮笑脸的相声与革命的严肃性格格不入，理所当然地被打入了冷宫。四人帮虽然倒了，但文艺界仍然还是死气沉沉。我一是担心自己写不好，还担心写相声会不会有麻烦。
我试着问邱月，演相声是不是也可以？她说那当然，节目体裁不限。我说我想试试写一个相声，但没有太大把握是不是可以写好。她一听很高兴，说没有关系，你就大胆写，没有人会写相声的，光这种新意就很让人兴奋。反正我们这些节目都要报给文化局，他们会审查，通过了就演，通不过不演就是了。
我听了，觉得试试没有关系。就大胆开始构思相声，想了一两天，决定写四人帮倒台后一位年轻人因为高兴而出洋相的种种窘态和尴尬。晚上回来就写，花了几个晚上，草草地写出来了。记得刚开始是这样：
甲：
(自言自语) 哈哈，太好了! 乙：什么事这么高兴？ 甲：告诉你一个特好消息 ! 乙：什么好消息？ 甲：我摔了一跤。 乙：你有毛病吧？摔了一跤，你还说是好消息？ 然后甲就说因为听说四人帮倒台了，高兴得跑去告诉朋友，结果因为跑得太快，没有留神脚下，就摔跤了。下面展开一些小包袱表现当时这个过分兴奋的年轻人闹出来的种种笑话。写好以后自己也不知好不好，交给了邱月。她看了，说好哇，你来演演看。我原来只是想给他们凑一个节目，没有想到要自己来演。赶紧推辞说，我可没有表演经验，演不了。她说，谁都没有演过相声，
演自己写的比演别人的要容易。帮人帮到底，我就这样被逼上梁山，叫徐智来做捧哏，一起排演这个相声。 结果一排练，大家反应挺好，“笑果”不错。我也没有想到自己还可以演好节目，自信心大增。在相声成功的鼓舞下，我又写了一个四人快板“大寨人民斗得好”。是看了一篇报道，说江青到大寨，带着抽水马桶，架子很大，条件要求多。大寨人并不买她的账。开始我想写一个三句半，但发现很难写，尤其那半句，要押韵，要出人意料，还要与前三句有呼应，很难。后来就放弃而改写快板了，借用了一些三句半表演形式，但去掉了那个头痛的半句。
写好以后，也是自己得演。这次叫上了徐智，朱永辉，张武一起来演。从公社中学借来了快板。大家积极性很高，很快记住了词，排得有板有眼。知青们看了反应也很好。这样，我们的节目就从一个变成了三个。
等到排的有点样子，我们联系到最近的石旦大队作示范演出。当时除了公社电影队一两个月来放一场样板戏，或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之类电影；还有偶尔公社中学或其它文宣队来一台千篇一律的歌舞，表演唱之类，农民没有什么可看。我们完全自编自演的节目，从形式到内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很受老百姓的欢迎。现在看来那些节目很粗糙，很幼稚，太多的政治挂帅的痕迹，但那个时候这样的节目几乎都没有。
邱月将节目报到了县文化局。不久我们接到通知，去公社给前来审查节目的文化局的评审员看。那天我们到了公社，在那个可容百来人的小礼堂演出。下面坐着公社领导，和两位文化局的评审员。我们都没有经过这种审查，不知他们会怎么评价我们的节目。希望能通过，因为那毕竟是我们两个月的心血。不过我们不是靠演出吃饭，过不过关反正还是得回去修水库，还是知青，所以心里倒也并不怎么紧张。
大家齐心协力演完了节目，吃了饭回牧场了。邱月，还有我们几个创作人员留下听评审员们的意见。他们对我们的花古戏和快板没有什么意见，还表扬了一番，只是建议让我们对剧本再韵韵色效果会更好。但说到相声时，露出了难色。主要是觉得这粉碎四人帮的大喜日子里，怎么还要摔跤？还认为摔跤是好消息？很不合适，不严肃。我解释这是相声，表达方式是不一样，不然没有包袱，就没有笑料。他们只摇头，反正不认可。倒也没有枪毙，只是说你将这段改改还是可以用的。后来我就将“我摔跤了”改成了“我喝醉了”，喝欢庆的酒应该可以吧？结果他们给通过了。
虽然通过时遇到了一些小波折，我们的节目还是在公社引起了很好的反响。我们在公社和当地都试演过，不论是公社干部还是当地农民都很喜欢我们的节目，演出时台下人山人海，比电影队放电影时还热闹。
审查通过后邱月又请了公社中学的文娱老师秦老师做京胡伴奏，请文学底子不错的林场知青孙俊勇，茶场知青姚江给
《看戏》修改韵色，使歌词和道白更加上口。我则将快板和相声又字斟句酌地改了改。我们还借来了质地很好的中山装(当时还不时兴穿西装)。人配衣服马配鞍，我们几位男生穿上后，有人评价，看起来还真有点文工团的样子。大家再反复排练，逐步完善演出效果。虽然我们还是住在四面透风的房子里，还是吃没有肉，油也极少的菜，但是我们觉得很快乐，很有意思。因为知青汇演给我们死气沉沉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和追求。 知青汇演定在元月，具体日子记不清了，地点在岩桥公社礼堂。只记得那天我们去三十里外地岩桥时，天已经开始下雪了。我们冒雪赶到岩桥，吃了晚饭，进入能容四五百人的礼堂。台下座无虚席，前排是县文化局领导，东道主岩桥公社的领导。两位审查官员也在坐。
室外大雪纷飞，寒风呼啸；而室内的汇演正热火朝天地进行。其他公社的节目基本上还是表演唱，歌舞之类，和以前大家看过的节目大同小异。我们的三个节目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加上表演自如到位。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观众，大家被台上的表演所深深吸引，不时笑得前仰后合，气氛很活跃。每次结束时，观众总是抱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我们知道，我们的节目成功了! 第二天，大部分人回县城去了。岩桥离县城就十几里，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我和史亚南等几个知青踏上回牧场的小路。三十几里路中，有一半是大雪覆盖的山路。所有的小坑已被雪淹没，路边的陡峭的坎也模糊不清了。常常一脚踩空，不是陷入被雪掩盖着的小坑，就是滑入路边的陡坎，险象环生。不过大家一路都很开心，因为我们的汇演成功了。用了四个多小时，一身雪一身泥地回到牧场，将喜讯告诉了大家。大家也很高兴我们的成功。
果然，我们的花古戏，快板获得了演出一等奖和创作一等奖，相声获得了演出一等奖，创作二等奖。相声的创作二等奖可能是评审员们对在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喝醉了”，并将其视为“好消息”仍然有些疑虑。不过这对我们已经足够了，这是真正的“好消息”，再“摔几跤”，“醉几回”都值! 过春节之前，我们参加知青汇演的创作，演出人员来到芷江县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以纪念这段难忘的经历。
我们还被邀请参加县里春节期间的文艺演出。据说文化局长很喜欢我们的节目，三个剧本也由文化馆立档收藏。但是当年的局长早已退休，文化局，文化馆人事变动很大，还搬迁过几回，这些本子现在何处已经不得而知了。
过了年，我和孙俊勇，姚江被邀请参加为期两周的县文化创作学习班。李元芳应该是因为做民办教师走不开而没有参加。
学习班上，有幸遇到县里文学上创作上很有造诣的老前辈，老大哥们。他们谈古论今，诗词，小说，散文，对联，戏曲，等等均有涉及。让我眼界大开，也深感自己懂得太少，孤陋寡闻。这次学习班，使我对文学有了一些基本知识和了解。
三月初回到牧场，马上就被抽到了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不久以后，便传来了可能要恢复高考的消息。从此，我们大部分知青开始密切关注恢复高考的消息，并很快投入到了高考复习的准备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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