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外媒報道此事時宣稱這些“維權”律師“失聯”和“失蹤”，但不能不說官方這一次的信息通報還是相當快的。“失蹤”之說事實上已經成為國內外一些人抹黑中國司法的一個“專用詞”。

有人在微博上或通過外媒宣稱中國律師界目前一片恐慌，這種說法也不真實。中國的律師隊伍十分龐大，而像鋒銳律所這樣以極具爭議方式做事的畢竟很個別。很多人懷疑他們這樣做的最初目的是自我炒作，逐漸走上專門與現行體製作對的不歸路。

法治的目的是要依法維護社會運轉和秩序，它要求所有案件得到公正處理，避免徇私枉法。法治還應支持社會團結，防止社會因意識形態等原因惡鬥並撕裂。但慶安等事件中少數律師“死磕”的方向正相反。他們明顯有製造官民對立的傾向，通過提供虛假案情線索和分析，將政府描述成“惡勢力的保護者”，而違法者成了奮起反抗的“勇敢公民”。他們攪亂了真相，把一個個具體案件打扮成“人民反抗暴政的鬥爭”，而他們就是人民權益的“真正捍衛者”。

中國正在全面推進法治建設，國家的這一態度十分真誠，但是極少數極端者試圖證明中國的法治面貌一片黑暗，“死磕派”律師的行動是這片黑暗中的唯一亮點。

按這種思維做事，很多時候就不再是法律，而成了帶有明顯政治色彩的尋釁滋事。如今某個地方出現有公職人員捲入的案件或爭議，常常立刻有“死磕派”律師趕往那裡，他們不是去做正常司法援助，而是站到輿論的最前列，成為當地一些人或互聯網上激烈情緒的鼓動者。任何國家的司法界都不會鼓勵律師們這樣做。

中國的法律體系的確仍有不健全之處，依法治國任重而道遠，律師的“死磕”精神未必就應一棍子打死，它的積極部分或許可以繼續肯定。但是以崇尚西方政治制度為基礎、以衝擊中國現行法律體係為目標的“特定死磕”不可能在我們社會裡肆無忌憚地施展。少數最極端的人錯識了這個世界的大勢，以為在政治上跟着西方跑就可以在中國社會裡橫衝直撞，即使違法了，對抗的也是“惡法”，他們幻想自己就是正義的化身。

這至少是幼稚的，這樣做不可能不栽跟頭。從警方公布的材料看，鋒銳律所使用、聯繫了一些素質不高、但行為大膽的人，他們的違法行為和自我炒作攪在了一起，把自己吹成危險的泡沫。這一教訓非常值得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