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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柏村是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和抗戰老兵。他參加過1938年的廣州之役及1939年的皖南戰役。後來從昆明飛越駝峰到印度，在接受美援裝備的中華民國駐印軍當炮兵連長。1949年後，曾任中華民國總統府侍衛長、參挚傞L。脫去軍裝後，先後擔任中華民國國防部部長與行政院院長等職位。

今年7月，在接受BBC專訪時，郝柏村提出“正面戰場95％（國民政府）和敵後戰場5％（共產黨）”的說法，意指共產黨軍隊在抗日正面戰場的貢獻只有區區 5%，這一說法與北京官方宣傳的“中國共產黨不愧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說法大相徑庭。隨後，中國國防大學教授徐焰少將反駁，指抗戰期間日本傷亡130多萬人，中共方面消滅了日軍50多萬人。

針對此說法，郝柏村反擊說，若中共聲稱這50萬人為共產黨於戰時的擊斃日軍人數，那麼便必須列出細帳，指明這50萬人分別為哪幾場戰役所擊斃的日軍，否則完全不可取信於人。

郝柏村對《新史記》說，“我說5％還是很客氣的。”即使是號稱“百團”的百團大戰，以一個團3000人計算，共軍歷次參戰人數總共也只是30萬人而已，豈有武器劣勢的30萬人能消滅武器優勢的50萬人？“所以這種我只能說是狡辯，不足為信。”

郝柏村指出，北京一直到現在都是以內戰勝利的心態，故意隱瞞扭曲抗戰歷史，其陳述的內容或方式皆是對己有利，卻不符合歷史真相。

郝柏村提到1938年花園口決堤事件也是北京方面扭曲與抹黑戰時歷史的一個例子。在北京官方話語中，花園口決堤事件是抗戰期間蔣介石“不顧老百姓死活”的例子，而郝柏村解釋說，這是蔣介石當時利用黃河伏汛期間戰略性毀堤、阻止日軍沿黃河西進之舉，“如果不氾濫，日軍裝甲部隊一直可衝到西安，我們抗戰最後的基地都會守不住，所以這戰略重要性非常之大。”

在回答《新史記》記者提問共產黨在抗戰中是否扯了國民政府後腿這個問題時，郝柏村答覆說：“我也不便講這種話。”但他提及1940年10月的黃橋事件，當時應與國民政府“合作”抗日的共軍消滅了國民黨89軍，在黃河以北坐大勢力。

在採訪中，郝柏村還告訴《新史記》記者，在中國大陸，國民政府的戰績還常常被隱瞞並被取代。郝柏村提到，國民政府於1945年抗戰勝利後，將戰時首都重慶的紀念性建築“精神堡壘”改為“抗戰勝利紀念碑”；但等到1949年，時任解放軍晉冀魯豫野戰軍司令員的劉伯承攻進重慶後，卻將此紀念碑改為“重慶人民解放紀念碑”。

幾年前，郝柏村開始堅持每天在稿紙上寫滿1000字，最終親筆完成了1440頁的《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1937—1945》，以此表達他對抗戰歷史傳承的擔心。在這本書的“序”中，郝柏村說，“十多年來的台灣‘本土化’，甚至‘去中國化’教育，讓年輕人對此一光榮，早就冷漠與無感；在大陸的年輕人，長年接受官方訊息，也已形塑了刻板印象。兩岸對抗戰歷史的處理方式，讓新生代無從了解真相。百年之後將何以為史？令人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