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美歐抵制北京閱兵最忌諱一事
剛看到媒體援引俄媒一文。該文認為,西方之所以猶豫是否參加北京閱兵,主要理由是怕得罪日本!這不禁令人莞爾。西方為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投行,他們得罪美國都不怕,只是參加一場閱兵,竟然會怕得罪日本?不客氣地講,完全是庸人自擾式的解讀。
那麼,面對中方閱兵邀請,美歐領導人為何要忸怩作態,環顧左右而言它呢?從表面形式上講,這顯然是在為雙方留面子找台階而已。至於這些首腦們不願到場的真實原因,近期國際、國內媒體均有太多分析評論。但其中絕大多數解讀都沒有抓住要點,錯失了一個隱含在背後的關鍵因素,即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歷史!
提到這一點,很多人立刻就會想到1989年春夏之交那場學生民主運動,特別是6月4日凌晨清場發生的流血事件,西方稱之為“天安門大屠殺”(儘管事實上屠殺並非發生在天安門廣場)。悲劇發生後,美日和西方20餘個國家立即對中國採取了可謂嚴厲的制裁措施。G7首腦峰會發表對華政治宣言,中止對華高層政治接觸,延緩世界銀行貸款,取消對華貿易最惠國待遇。以致於中國從美國、歐洲、日本和IMF獲得貸款的渠道被全部關閉,外國在華投資銳減75%。據中方公布數據,經濟制裁4個月後,即有約100億美元貸款被擱置。海外訂單大幅取消,出口產品大量積壓。國家統計局年報顯示,GDP增長率由1988年的11%下降為1989年的3.9%;進出口增長由1988年的38%下降為1990年的3.3%;外商直接投資增長從1988年的13.1%下降到1990年的2.8%。這給剛剛走上改革開放之路的中國造成極大困難。外交上更是全面孤立,中國幾乎被排除在國際社會之外。
問題在於,長期對華制裁並孤立中國,並不現實。除了開展經貿往來的需求,也不符合國際大家庭的現實利益。正如德國《斯圖加特報》當時的評論所言:“中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太重要了,人們不能對其置之不理。”而西方陣營並非鐵板一塊。在當時中日關係熱絡的大背景下,日本率先打破國際制裁,一年後即恢復第三批政府對華日元貸款,兩年後,日本首相海部俊樹成為風波後首位訪華的西方陣營首腦。而帶頭制裁的美國,風波後一個月即派特使秘密訪華,當年10月和11月,前總統尼克松、前國務卿基辛格先後訪華。期間,美國總統老布什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進行了多番信函交流,尋找儘快解除制裁的可行方式。12月,美國總統特使斯考克羅夫特公開訪華。此後因發生東歐劇變,美國態度有所後退。直至1992年初,美國對華制裁才開始被打破。歐洲國家亦陸續解除制裁(武器禁售則長期化)。但是,6·4流血悲劇給西方社會留下的惡劣印象卻一直沒能消除,特別是在中共至今不肯為其平反的情況下,對中共當年所作所為形成的心結始終沒有解開。
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的中國,習近平統領下的中共已經不是鄧小平麾下的那個中共,正如鄧治下的中共也從來不是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共一樣。對於這一點,應該明確一下,實際上西方大多數學者和政治家們很多時候要比國內和海外華文圈內所謂的公知、“美分”和“五毛”們都要清楚得多!但是,人們的印象一旦變成觀念,要徹底改變是很難的。儘管中共早已不是把“消滅私有制”當成自己歷史使命的中共,而已經波瀾不驚地轉變為捍衛“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原則的中共!這仍然不足以改變西方社會對中共屠殺學生的惡劣印象,尤其不足以撼動對中共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可怕、刻板觀念。
因此,西方首腦們聽到要去天安門廣場參與閱兵,心底的那種本能抗拒足以影響他們的現實判斷。而這種隱含的抗拒通常情況下是無需表露出來的。更準確地講,也是無法明示的!除非他們能夠論證一種荒謬邏輯:去曾經與同盟國為敵的軸心國德國、日本、意大利參加重大活動是一種不道德!他們深知,這種荒謬思維是站不住腳的,也就無法成為明面冠冕堂皇的理由。
面對現實,西方的頭頭腦腦們心中自然也清楚,今天的中國早已與1989年那個髒亂落後、經濟規模無法與西方諸強相提並論的中國不可同日而語。對這一點,無論站在什麼立場者,應該都不會有什麼異議。因為無法撼動的鐵的事實就擺在人們面前。這就是中國發起亞投行,在美日橫加抵制的情況下,仍能得到絕大多數西方國家響應的基本原因。但是,經貿歸經貿,政治是政治,務實的西方人不會將兩者相混淆。事實是,今天的美日和西方,比中國更注重意識形態的涇渭分明,而這一點,恰恰是西方幾十年前用來指責中國的!這才是歷史的諷刺。當美歐首腦們不好意思明示自己心底並不理性的抗拒心理的時候,就只好吞吞吐吐找類似奧巴馬的9月初勞動節不外出這類上帝都會發笑的可憐理由了。
當然,8964事件並非美日和西方抗拒天安門閱兵的唯一過敏點。那裡曾經是毛澤東文革期間8次檢閱紅衛兵的地方,而曾經與毛並肩站在天安門城樓觀看解放軍三軍方陣的外國首腦就包括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朝鮮領導人金日成、越南黨主席胡志明等。不難理解,這樣的場面讓西方首腦們想象一下,也會有些糾結。他們恐怕不願自己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解放軍閱兵的照片出現在媒體上,尤其不願留在歷史記憶中。所以,不到場才是政客職業技巧中最穩妥的選擇。
無疑,天安門廣場的歷史也不可能是唯一原因。美日和西方也都有自己的現實考量。例如,美國人最敏感、最忌諱的事情,就是在某個國際多邊場合,處於聚光燈下舞台中心的是中國,而不是美國!患上了喪失世界領導權“憂慮症”的美國人,面對中國的大閱兵,首先想到的憋屈場面就是習近平處於舞台的中心,奧巴馬去了也只能是配角,更遑論其他國家首腦們。懷着不願為中國站台的心態,再加上對8964事件的忌諱,不但奧巴馬自己不會來,西方主要國家自願與美國保持一致,也就不難理解了。
韓國已經宣布,總統朴槿惠將於9月2日至4日訪問中國,並參加70周年慶典。而美國方面也公開表態,尊重韓國政府的決定。美韓官方此前也都明確否認了日本媒體關於美方阻止韓國總統朴槿惠前往中國出席北京慶典的報道,但這件事情應該不是空穴來風。更大的可能是:韓國考慮到中韓睦鄰關係的特殊意義,以及中朝間的微妙關係,韓方去北京的態度比較堅定,美國未能說服之而已。但韓方宣布朴槿惠出席北京慶典時也特別提到,朴槿惠是否出席閱兵式未定!這很可能意味着美韓雙方在此事上均有妥協,美國同意韓總統去北京,但希望不上天安門城樓。韓方不願影響與中、美任何一方的關係,就含糊答應了美國人的要求!
至於西方主要國家首腦們準備集體缺席(只是未明確宣布),也能說明美國一定發揮了影響力。而不僅僅是天安門廣場歷史這個隱含的原因。
至於有些西方國家之所以至最後關頭仍在“猶豫”,那是因為經濟規模和實力決定了今日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非同小可,已令西方任何大國都不願怠慢,輕易拒絕中國的邀請並不明智。於是就出現了各種忸怩作態,遲遲不作明確答覆的不尋常現象。其實,那只是在擺出給雙方都留面子的恰當姿態罷了。不出席北京閱兵式是早就決定的事情。
英國人不但講究實際,而且對國際關係演變的宏觀方向把握最敏感。他們最先意識到中國與美國未來前景及其彼此影響力的消長。在是否出席北京閱兵一事上,如果要判斷哪個國家最有可能打破集體約定,英國是最有可能再次成為與美國不同步者的第一個國家。現在看來,這一可能性不會成為現實。或許在亞投行問題上,英國人意識到傷美國自尊太重,這次有意要補償美國人一回。美英畢竟是相互最可靠的盟友。但考慮到英國現實利益,還有習近平夫婦明年將訪英的因素,英國首相雖然不會到場,但很可能派其他閣員出席。而不會如其他幾個西方國家,僅讓駐中國大使作代表。
三、四周前,本人曾先後發文預測朝鮮的金正恩、日本的安倍來北京出席閱兵式的機會幾乎都是零。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與此預測相矛盾的跡象。相反,近期發展的所有跡象都在支持這一預測。例如,有記者求證所謂安倍九月初華的日媒報道,中國外長王毅竟然這樣回應:從來沒聽說過這回事。應該說,在外交上,這是一個過於直白、生硬、有點粗魯的回答。由此足見中國決策層對日本首相安倍的不滿和不待見心態。
至於其他國家,能來或不能來,目前都已經比較明確,沒有再去分析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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