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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从公共参与到百年孤寂

雷颐的演讲题为“百年孤寂”，其书名也是“孤寂百年”，“孤寂”二字包涵多少沉痛和愤懑！但我也读出“百年光荣”：今天我们许多视之天经地义的常识，百年前是石破天惊，全靠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艰苦探索，像普罗米修斯盗天火一样，甘愿自己受苦受难，来传递给我们

老高按：昨天多少带点偶然地推荐了许纪霖教授的演讲《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民国范儿》，没想到“歪打正着”，让不少朋友有话要说。当然我知道：不能指望每个人在网上都进行认真的讨论，就像不能指望在广场群众集会上进行深入辨析一样——专业性的学术网站当然除外，那是相当于在会议室里讨论的。但是拜读大家发言，让我了解了各种看法。
既然有网友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索性今天再来一篇：雷颐研究员在蓟门书院的一次活动中的演讲整理稿《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孤寂》。他题为“百年孤寂”，但勾勒的是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轨迹和地位变化，基本上没有涉及下半个世纪，即在中共领导下的红色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总体悲剧命运我们都耳熟能详，但还是需要有独具慧眼的学者来剖析。好在，海内外对这个问题也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有机会了我也当再做介绍。
这篇因为是演讲整理稿，整理者看来文化水平也不高，也未必经演讲者过目修订，文中句子不通之处不少。好在思想脉络、基本观点还能读得明白。
雷颐的演讲题为“百年孤寂”，其书名也是“孤寂百年”。“孤寂”二字，我品味出多少沉痛和愤懑！昨天有位“语不惊人死不休”、多次扬言坚信中共统治将长治久安八百年的博客在跟帖中说：“没有知识分子，才是好社会”。可以推论，在他心目中，知识分子就该在好社会中“孤寂八百年”。这也反衬出上个世纪这些知识分子的艰难和伟大：他们是要面对被权力腐蚀和禁锢得如此愚昧的心态，披荆斩棘。雷颐虽然题为“百年孤寂”，我也读出来“百年光荣”。今天我们的许多常识，百年前却是“石破天惊”，被当成异端邪说的，全靠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屡仆屡起，以其“在石板上种庄稼”的一腔执着，像普罗米修斯盗天火一样，将现代观念交给国人，与其一起去改造社会，拯救中国。对他们的功绩，我要表示敬意。

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孤寂
雷颐，爱思想，原载凤凰大学问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百年的政治风云变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们的命运如何？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雷颐教授新出版了《孤寂百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论》，挑选了具有代表性的12位中国著名知识分子，通过他们的命运和思想发展脉络以及国家政治的跌宕起伏，从个案研究的角度给我们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关心政治和追求个人专业发展上的矛盾，最终在国家政治中逐渐被边缘直到沉默孤寂的过程。
凤凰大学问、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中心和东方出版社联合举办蓟门书院活动，隆重邀请了雷颐、杨奎松、金雁和展江教授同聚一堂，由知识分子谈社会转变，从社会转变看知识分子的命运。凤凰大学问独家整理发布活动内容，与广大网友分享。本文原载大学问。
以下是雷颐老师的演讲内容精编：

我的研究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关于晚清、辛亥革命、李鸿章的研究，另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尤其80年代末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比如说胡适、傅斯年。我记得写傅斯年是1991年发表的，这在大陆是比较早的。我的研究还有关于丁文江、张奚若、张申府等一系列知识分子的研究。我对梁启超的研究比较多。最近我就想，整个知识分子的研究做了这么多年，想扩充集合编成了这一本专门研究知识分子的书，可以做一个总结吧。
下面我谈孤寂百年，谈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做历史研究的，总是以个案研究为主。我从80年代开始做洋务知识分子的思想史研究。比如郑观应、王韬，他们的观点就是洋务派的观点，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向现代知识分子最早的过渡时期的产物。

容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引介西方现代思想，不依附官宦，具有独立和超越性的理想主义

后来在我的研究中，更多注重容闳，他就是中国留学生之父，在洋务运动中主要推动了留学事业，还有到美国买机器，还有筹建造船厂。如果再深入研究，我就觉得可以把他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因为他出生在象山县(今珠海)，当时是非常偏僻的地方，在中国文化版图之中那是属于边远的地区。那个地方紧邻着澳门，可以自由的到澳门和他家乡，只要家里有困难，那一带都把贫困乞儿送到澳门的教会学校去读书，管吃管住。他在那里接受新知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起到了美国耶鲁大学，他接受了现代的新式教育。他1854年学成回国之后，觉得中国很落后，他的志向是把现代化或者现代性的体制包括学校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介绍到中国来。
他当时是一个边缘人物。他觉得太平天国打着基督教的旗号，能实现他的理想，他认识干王洪仁玕，他冒着危险到天津去见干王，谈自己的理想要建军事学校、现代军官学校、现代银行，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洪仁玕地位很高很器重他，就给他封了官衔，希望他最好别离开，当天平天国的高官，但是他觉得不能实现理想就走了。经过一段彷徨期，他觉得曾国藩能实现这个理想，他就参加洋务运动，做了很重要的贡献，包括推动留学。后来在这个过程中，他觉得洋务运动也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他觉得贪污、腐化，没有政治体制改革。
这个时候恰恰维新开始兴起，他就支持维新派。他家在北京金鼎庙，就是现在体育馆旁边，就是维新的一个大本营，差不多参谋本部都是在他家聚会，包括谭嗣同那次要说服袁世凯的决定。戊戌政变后，他也被通辑了，他就化妆逃出北京到上海。他本来要改革，要改良，不是要推翻这个体制的，结果反而镇压。他偶然认识了孙中山，就支持他革命，在美国给他凑钱，还给他介绍美国军事专家。
为什么我把他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标志性的人物，第一，他对外国和现代化的了解在当时是最全面的。最重要的，他有一种超越性，他不是任何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中间的一员，哪怕在这个集团中有自己的既得利益也放弃了，他到另外一个集团，是因为他觉得另外一个政治力量能实现他的理想。我觉得独立性、超越性是现代知识分子很重要的标志。但是容闳毕竟只是一个很偶然的个人。

戊戌维新派：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具有了群体性，他们具有现代国家观，政治主张的现代性甚至超过了后来的五四运动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具备群体性，还是从戊戌维新的时候开始。维新的时候，知识分子开始有结社意识，结社、办报、办刊物、在公共空间讨论问题，这都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结社方式。包括组织各种学会，里面有章程，可以自由加入，自由退出，章程里面有什么，通过什么领导，通过什么选举，现代知识分子具有了群体性。
在维新的时候，知识分子产生新的知识，或者引入新的知识，传播新的知识、新的观念。其中最重要的集中一点就是近代国家观念。在此之前，中国人的传统国家观，是身份制的或者伦理性的国家观，三纲五常，皇权来自于天，皇帝就是天子，天子像慈父一样，照顾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臣民，不是公民。在他统治之下你永远是儿子、女儿，他永远是慈父，永远没法突破这个观念，或者说这个结构没法突破。
但是在近代以来，我们知道西方契约论国家观是很重要的，霍布斯到洛克契约论国家观产生之后，因为国家不是神圣的，不是天赋予的权力，是人们定契约，才会产生的。霍布斯的理论就说，开始没有国家，也没有政府，大家就拼拳头，谁的拳头大，谁就能制服谁。这样这个社会永远处于动荡之中，于是很多人就提出来，我们让出一部分的个人权利，组织一个政府，大家都服从他，使这个社会能够稳定。就是说国家是人民契约的产物，国家不具备皇权神授的神圣性。既然是人们定契约，人们可以重新定契约。经过洛克之后，这种观念就更加普及了。根据这个，政治结构上有议会、国会。
鸦片战争之后，这种信息传到了中国，但是中国人，往往是从自己原来的知识来理解新知识。中国人开始介绍国会，介绍议员，都是从中国传统的通上下这个角度，觉得有议会、议员通过民选的，民选的在议会里发言，使国王、使总统了解了民情，觉得国会是通上下。甚至觉得华盛顿不禅让，中国古代社会更加理想，实际上没有认识到国会的核心，他的根本原则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中国人开始的时候，是从通上下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国家的。

梁启超、谭嗣同、严复都具有与西方契约论相同的理念，开始强调公民权利

但是从戊戌维新起，从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做了很多工作，写了很多文章，表明他们对国家的理解，对议会的理解已经是迈入新阶段。谭嗣同的书写得很明确。他说，在原始的社会就没有国家，人和人谁也不服，就是互相打。于是大家就定契约，产生一个领导，产生一个皇帝，大家都服他，每人交出一部分权力。既然这个皇帝、君主是人们选的，那么是民择君，而不是君择民，跟传统的皇权神授就反过来。他说，既然是皇帝是人们选的，人们也可以通过选举把他废掉。这在当时你想想，皇权神授这是石破天惊的。这说明谭嗣同这句话跟霍布斯的就很像。
接受契约论国家观，梁启超写了很多话，关于什么叫国家。国家是一个契约论，是人们让出一部分权力。他说，如果人们没有权利，没有一个代表机构能代表着人们，那么这个国家也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朝代，只是皇帝的私人物品，人们也谈不上爱国，因为它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人民的国家。严复也对这个做了很多的介绍，严复对西方了解更多，他翻译了很多书，他对公权和私权的划分，尤其他强调宪法，他就说法律有两种，一种法律是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我怎么样有利于统治人们；另外一种法律的制定是从人们的角度或者从公民的角度，这个法律怎么保护人们的利益。这两种不同立法的原则，他认为中国传统就是前一种的，总是皇权，觉得法律就是为了统治者怎么样更好的统治。他说，西方现在就是法律怎么更好的保护人民，保护公民的权利，这是严复在一百多年前指出来这一点，他就特别担心公权和私权之间，尤其公权私吞私权。

梁启超、严复提出了儒家仁政过时论，提出了现代宪政思想，否定皇权和对私人财产的任意剥夺

他们介绍了新的国家观，面临着怎么样处理儒家的关系，尤其是与仁政的关系。梁启超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仁政和现代的民主、自由有根本不同。仁政说要当好皇帝，但是他说的权力的来源还是在皇帝那儿，只是说皇帝是好父亲。现代国家是宪政民主自由，权力在人们那里的，这是权力的来源不同。仁政在中国古代很有意义，那时候人们在幼稚时期，需要这种学说，一个好皇帝照顾人们。那么现在人们都已经觉醒了，仁政已经过时了，儒家过时论从梁启超那儿开始的。既然儒家过时了，那么就可以抛弃掉，所以他提出仁政过时论。
严复也说到，有人说有法律就有宪政，他说不对。如果说有法律就有宪政，任何一个国家必须有法律，可以说所有的国家都有宪政。不对，我们宪政是指限制统治者的宪政，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古代没有，从儒家找不到限制统治者权力的。他们面临着对中国古代设置了一些机构，像什么御史台，像各种各样的机构，甚至有宰相制度，想制服皇帝什么的。但是从历史上这些机构起不到作用，哪个皇帝好了，想听大臣的话了，御史能起到作用，皇帝不想听就没有作用。从根本一点，因为这些机构不是独立的，他们没有权力分立。这些机构在中国传统都是皇权之下的，皇帝愿意就能好，皇帝不愿意就不好，所以说这是中国古代这一套也是没有用的。
他们提出来，由于古代这种结构使中国人都有奴性，梁启超他写的非常多，他说，中国人都不是人，都是奴隶，他说有自己有权利的时候才是人，否则你只是奴隶。中国人权利都不完全，总是下级靠上级，上级再靠上级，一级一级往上靠。四万万人只有皇帝是人，其它都不是人，你的人权得不到保障。相反，大家依靠权力，他用的话我觉得比鲁迅要激烈的多了。他说，中国人都像妓女一样，都像街头的游妓一样，碰到一个有权力的人，就像遇到了嫖客那样非常高兴，这是梁启超的话。这比五四说中国人奴性要严厉的多。
严复也说，中国人就是奴隶，中国人所谓的平等是奴隶间的平等，奴隶和奴隶是平等的。中国人的奴隶还不是一般的奴隶制，中国还不是雅典式的奴隶制，而是斯巴达式的奴隶制。什么叫雅典式的奴隶制，什么叫斯巴达式的奴隶制？雅典式的奴隶制稍微文明一点，你是奴隶，只有你的奴隶主，你的主人能惩罚你，其它的奴隶主、自由民是不能惩罚你的。如果其它的奴隶主惩罚的不是你的奴隶，这个奴隶主是要受惩罚的。斯巴达式的奴隶制，只要你是奴隶，任何一个奴隶主，一个自由民都可以惩罚你。我不是说严复说中国人是这样，是说的对。只是说他们对中国人都是奴性，都是奴隶，比五四，比鲁迅要激烈得多，只是人们没有注意的到。中国激烈的反传统是从戊戌时期开始到辛亥革命已经完成，五四运动提出来任何一个口号都没有超出它深度、广度、激烈程度。
第二，由于他们对国家观发生了变化，他们不接受传统的发圣旨，皇权神授，中国传统只有皇帝发一个圣旨你就得接，就得服从。革命派不论，立宪派为什么要反对预备立宪？因为他们接受新的国家观了，从制宪权的角度他们就提出质问，公布宪法草案经过讨论吗？宪法怎么皇室自己制定，自己就颁布了？他们认为经过类似于国会的机关，各个阶层，各个讨论辩论才能够形成宪法。
第二个，就是说清廷完全意识到，还觉得可以用传统的办法，我下一个圣旨，就可以把商人的铁路收归朝廷。你要剥夺公民的私人财产，你得通过一套程序，不可能皇家发一个圣旨。为什么保路运动那么厉害？为什么从前人们没有接受这种国家观的时候，只要你皇帝发一个圣旨，所有人都得跪接，还是你的荣幸。现在人们不接受了，尤其那些士绅，你皇上发圣旨，你经过什么程序了？就要把我的财产，把我的铁路股份低价让给你？所以保路运动对国家观变化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

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现代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专业，他们在个人专业发展和关心政治之间纠结，在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问题上分裂

传统知识分子是从传统的“士”变化而来的，传统的“士”没有专业，他们号称承担天下的责任。现在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专业，像梁启超还是一个过渡，但是后来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都有自己的专业，但是又很关心政治。现代知识分子既有专业，又有公众关怀。这里又产生一种矛盾，如何在关心政治和发展自己的专业上做到平衡。比如说丁文江，他是在英国学地质回来，搞地质的人在全国到处跑，他了解民情最多，尤其在那个年代，搞地质跟地方政府打交道，跟各个军阀来往比较多，他就比其它知识分子对社会、对军阀了解要多得多，他从政的热情要高得多。他觉得中国黑暗，黑暗就在于我们这些人都不从政，都不改变，他就动员胡适，胡适看到政治很黑暗，他觉得知识分子要做长远的文化工作，直接从政不是我们的力所能及的。但是丁文江说，你要不从政，你不改变，你的文化事业也做不成。胡适在他的搅动下也就参与到政治之中了。参与到政治之中了，始终是有问题的，想改造军阀，结果被军阀所玩弄，所以总是不成功。
但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严格的说，很难说完全的自由主义，因为他们信奉一个口号，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一个口号，叫做“俄苏经济、英美政治”。当时整个苏联经济是比较平等的，觉得英美的政治制度很好，苏联的专制令人不喜欢。因为当时苏联在短时间内，使国家从破败之中复兴，他们也很佩服，甚至觉得这有可能是中国之路。
在1931年是一个大分裂。1931年9·18事变之后，中国恐怕要亡国了，日本侵略了整个东三省，这一批知识分子坚决和国民党作对的，反对国民党，觉得一党专制，你不搞民主，你不搞自由，你要在学校派党团组织，他们觉得侵犯言论自由、文化自由。但是当时中国并没有统一，国民党是形式上统一，实际上还有共产党，还有大小军阀。中国有一部分人认识到，中国现在问题恐怕不是政府好坏的问题，是有没有政府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坏政府，专制的政府也比没有政府要强。所有一批人就觉得我们，现在不能批评政府。就是说希望有一个新式独裁。当时胡适、张奚若坚决反对，他们说，你怎么保证这个独裁者是一个新式独裁？他很有可能是旧式独裁。知识分子内部有一个大论战，关于究竟是要民主政治，还是新式独裁。

张申府、闻一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追求真理，而被政治戏弄和抛弃，是知识分子从公共参与到百年孤寂的典型写照

后来知识分子引进了马克思的阶级国家观，其中有个很重要的人物，曾经被大家忽略，就是张申府。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就是李大钊和他建立起来的，他当时是北大的数学老师，图书馆副馆长兼编目组组长。他后来到了欧洲，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他和周恩来联合介绍朱德加入共产党。他在这个过程中介绍社会主义，介绍布尔什维克学说，尤其建党学说，他说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的政党，就要有铁的组织纪律，任何党员都得无条件服从党组织，共产党的战斗力就在这儿，他介绍的这种东西很多。但是他个人在1925年中共四大的时候，对于和国民党合作到什么程度，有不同意见，他跟别人争，最后共产国际主张彻底的国共合作，他的观点不合，他就退党。这跟他宣扬的，介绍的铁的纪律性，个人无条件服从组织，他就做不到。这也就是知识分子你很难融入到铁的这种，反映出知识分子的矛盾。
他在脱离共产党之后，他的思想还在。在新文化运动中，他是少有的学科学的，他提出来口号是打到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他说孔子是很好的，但是孔家店在历史上起了很坏的作用。他很喜欢孔子的仁政，很喜欢科学，很喜欢罗素，他说，他最大的使命是将列宁、孔子、罗素融为一体，这注定是不可能的。但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汲取了他的很多思想。张申府一直支持共产党，包括在抗战期间从事宪政运动，跟着共产党在新华日报发表大量的文章，等到内战要爆发的时候他坚决反对内战，他当时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他坚持和平，一直反对内战。等到1948年，共产党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了，淮海战役马上要打响了，他一直呼吁和平，不要打仗，这个时候他又发表一篇文章，还是呼吁和平。于是，共产党就批评他，民盟把他开除了。等到1949年之后，周恩来介绍说，你能不能到北京图书馆当一个馆员，就闲赋着养起来。到1957年，他又做了两件事，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五四的精神就是放”，解放的“放”。这时“反右”已经开始了，他支持民盟的所谓“章罗联盟”。他这个人有知识分子的求真精神，但总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后来到1979年才平反。
比如闻一多有国家主义色彩，很长时间里坚决反对共产党。西安事变他就忍不住的，他猛烈的抨击张学良，你这个当兵的，把国家的领袖关起来，这算什么？后来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里面明确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后来闻一多说，我被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了一跳，这是新文化所应该有的吗？这时候共产党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宣扬民主、自由，纪念美国两百周年。闻一多诗人气质爆发，坚决投身到共产党的事业中。他从前不关心政治，有一段时间研究国学。后来投身到政治中，最后被暗杀。这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关系，所以我把它定义为百年孤寂。

胡适和好友张奚若各奔东西，知识分子即使不情愿也必须做出政治选择

它有一种内在的矛盾，一种内在的紧张，知识分子想关心政治，又无力改变政治。看见社会这样，又忍不住发言，要参与进去，又想到自己的专业。我这本书写了12个人，本来还有一些人，今后看能不能补上。其中我觉得有象征意义的是，像胡适、张奚若，二人都是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个人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在30年代新式独裁和民主自由的论证中，他们两个人观点是一致的，他俩是非常好的朋友。到1949年的时候，他们都不喜欢国民党，也不喜欢共产党。但1949年，你必须在国共之间作出选择。胡适不喜欢国民党，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只好选了国民党。张奚若不喜欢共产党，但是他觉得和国民党相比，两害相权取其轻，觉得共产党要比国民党好，所以他留在大陆了。这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1949年几乎都要面临的选择，哪怕再不情愿，你也必须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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