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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三月，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縣女社員丁祖曉給州委機關寫信抨擊當局強迫農民供“寶書台”，逼得農民賣豬換“紅寶書”、甚至把買油鹽醬醋的錢、孩子的書錢都拿去“請毛主席像”：“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還是哪一級幹部為了獻媚而做的？”“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當封建帝王，天天朝拜。”四月二十一日中共九大閉幕，全縣都忙着紮“忠”字牌摟，掛“忠”字旗。丁祖曉和姐姐丁祖霞連夜寫了好幾張傳單，由丁祖曉進城散發：“這‘忠’字是地道的個人崇拜。”她們呼籲“一切正直的革命人們”：“不要甘於做奴隸，起來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倆被捕後。她們的同學、青年女社員李啟順決定聲援她們。她刻鋼板、油印了一批《告革命人民書》，由她的妹妹李啟才深夜進城散發。於是這一雙姐妹也落了網。一九七○年五月八日，丁祖曉被拉到該縣鷺鷥河邊槍斃。李啟順則被“借”給吉首縣，在吉首遊街示眾後遭槍殺。

甘肅師範大學歷史系老教授張師亮曾在該系的學術討論會上批評過毛澤東，認為毛的“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的說法，不妥當、不全面。這算犯了“惡毒攻擊”罪。

青海柴達木戈壁灘的32108鑽井隊一位來自北京的青年人劉延德自辦油印的《中國工人報》，評說國家大事，於三月二十九日被捕。他在《毛澤東選集》書頁空白處加批語、打問號，又偷聽“敵台”，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多次拉到大會鬥爭。大約因為其父是位高級幹部，被輕判五年徒刑。而另一位來自四川出身平民的青年，僅評論過中央文革小組的幾位成員，又說過在甘肅見到光着屁股要飯的人，被判了死刑。他被拉到戈壁灘槍決，無人敢為他收屍，遺體餵了野狼。

七○年八月被槍決在寧夏銀川的二十二歲青年學生吳述樟，最大的罪惡是：曾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頂一萬句”的旁空處，寫過“放屁”二字。寧夏綜合地質大隊物探技術員余渭國在一九七○年寫了一篇文章，說“林彪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這句話是錯誤的，是唯心主義的東西。他這樣一搞，實際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為此他被判處死刑，慘遭殺害。

二、“為劉少奇鳴冤叫屈”：

全國各地都有因不贊成打倒劉少奇而獲罪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僅浙江省淳安縣就有二十八人“因劉少奇冤案受株連被判刑”。被槍決的到處都有。

福建，福清縣有一位公社黨委委員堅持自己的觀點“沒有理由發動群眾批判劉少奇主席”，於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死在槍口下。

甘肅，寧縣某農場職工朱守忠不贊成“斷章取義”地批判劉少奇，拒絕表態同意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於二月二十一日被處死。

湖南：因“現行反革命”被判十年徒刑的原《新湖南報》編輯鍾叔河回憶：“我還曾親眼看到白髮斑斑的老太婆，因為‘為劉少奇翻案’而被判處死刑當場槍斃示眾。”

河北，省電信工程隊青年電纜工人張坤豪公開己見，認為“劉少奇打不倒”。被勒令檢查，他就在紙上寫道：“我熱愛劉少奇主席。”“吹捧劉少奇”要付出代價，他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不通知家屬。屍體無人收埋。

湖北，安陸縣財稅所王竟成堅持認為“處理劉少奇是強權代替公理”，在巨大壓力下拒不改變觀點，說“砍頭也只矮五寸”，結果於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被槍決。

遼寧，省委機關女幹部張志新針對中共中央文件對劉少奇“叛變投敵”的指控，於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寫下《劉少奇是我們黨傑出的領袖之一》一文：“劉少奇是不是叛徒、內奸、大工賊，我有懷疑。”“對劉少奇問題的決議，我是有疑問、有保留的，是不信服的。”為此，張志新成了“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現行反革命分子”。

即便在那樣的高壓恐怖下，全國仍有不少人挺身為劉少奇鳴不平。因此被定為“反革命”而判刑、槍決的，多達兩萬八千多人。（另一說是：“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因為為劉少奇鳴不平而被判刑、處死的，約三萬人。”）

文革後最高法院給中共中央的報告稱：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的一萬四百○二人中，許多是“為劉少奇同志冤案鳴不平而被冤殺、錯殺的”。

三、“攻擊江青同志”：

許多人因議論江青而慘遭殺身之禍。周信芳之子周少麟因“攻擊”罪被定為“反革命”判處五年徒刑。上海一位舞蹈教員，聽了別人議論江青的言論而沒有揭發，也被逮捕下獄。

上海一個作曲家欲歌頌江青，採用越劇的曲調譜了一首歌。但是江青不喜歡越劇，曾說過越劇是“靡靡之音”，因此該作曲家馬屁沒拍成，反被打成了反革命。因為“用江青反對的曲調歌頌江青，就是污辱江青，就是‘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

中央美術院學生、學生會主席傅小石（名國畫家傅抱石之子），在該校曾被許多人包括院長江豐在內，都認為是個“天才”。江豐被定為右派後，他因對院長表示了一點同情，也被打成右派。先在勞改農場呆了四年，在任江蘇省國畫院院長的父親給中國美術家協會負責人華君武寫信求助後，被放回江蘇省國畫院當一名勤雜工。文革中又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集團”成員。在萬人大會上被“公審”，判決書說他攻擊江青、反對文革，“罪大惡極，但因能主動坦白認罪，態度較好，從寬處理，判刑十年。”

二月十七日，江西省會南昌召開萬人宣判大會，二十二歲的吳曉飛被槍決。他的罪名是曾寫下兩篇論文，說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從政治上和經濟上說來都得不到一絲好處”；抨擊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無政府主義泛濫的根源”，對劉少奇的迫害“不擇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四、“攻擊”省市首長：

下放到寧夏賀蘭縣任四十里店公社書記的原西北局幹部田濤，因揭發批判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指示駐寧夏的部隊在青銅峽地區鎮壓“保守派”，打死、打傷各一百餘人，並於二月十二日在銀川市街頭張貼大字報批評自治區革委會主任康健民，當即被捕。三月十五日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次年死於獄中。

五、要求宗教活動：

在文革中，寧夏回族自治區嚴厲打擊制裁回族的宗教活動，“把回族群眾的風俗習慣當作‘四舊’予以破除，還採取下指標、定任務的辦法，強迫回族聚居社隊和回民家庭養豬，並把這……當作‘新生事物’宣傳推廣。同時，宗教機構被砸爛，宗教團體被解散，廣大群眾正當的宗教活動被視為‘階級鬥爭新動向’而予以禁止。”這種對宗教活動的打擊，僅在文革初期的紅色恐怖中一時有效，以後被禁而不止，從未能杜絕回民的宗教活動。一九六九年前後，海原縣回民的宗教活動被當地政府無端限制，老百姓對此不滿而斥責政府，結果被當作“反革命活動”而追究，牽連兩千餘人，四十八人被逮捕判刑。

六、莫須有的“反革命”罪：

一位退休了的知識份子在街道與人聊天，曾說過以前夜晚的天比當今藍，星星比當今亮，月亮也比當今明淨得多，如今被人揭發說是“公然誣衊社會主義月亮沒有封建主義月亮好”，於是也成為“現行反革命”。批鬥後被罰掃街，一直掃到幾年後文化革命結束，街道為他“平反”為止。

貴州榕江縣小學教師莫定欽剪貼、編輯刊登在報章雜誌上的各類人文資料、圖片，匯成了一本集子，作為教學資料供該校的教師和學生翻閱。如今那本資料成了反革命罪證。七○年九月，他被五花大綁押到縣人民廣場，在宣判大會上，判了二十年徒刑。該校兩位寫抗議書為莫定欽鳴不平的教師也被判處“勞動管制”兩年。

製造各類“反革命集團”案

湖南黔陽縣高陽大隊黨支部副書記一心搞出點成績升官，打死自家的狗後，向公社報告說狗被人毒死。公社書記正為揪不出反革命而犯愁，馬上批評大隊支部書記右傾，並責成副書記主持“專案組”破案。副書記馬上在大隊部架起一挺機槍，將社員抓去過堂。他聲稱揪出了一個十六人的“反革命集團”，槍殺了一人，打殘二人，將二人逼得自縊身亡。受株連者多達一百一十五人。

七○年三月，山東安丘縣弄出一個子虛烏有的“反革命殺人案”，“憑所謂檢舉材料，對縣運輸公司馬金城等三十四人非法關押，造成自殺未遂五人，含冤身亡三人，致殘一人。”

越到上級越“左”越瘋狂

甘肅靜寧縣農牧站的女技術員毛應星，一九五七年在蘭州農業學校被定為右派。在夾邊溝勞改農場“勞動教養”幾年後，回到蘭州。當局認為她不配再當教師，將她送到靜寧縣。文革中她發了些議論，如“現在就是有一些奉承的小人，將毛主席包圍了”等等。她本被判處五年徒刑，可是七○年四月三日甘肅省革委會討論她的案件時，由於她的哥哥在美國，省委負責人說了一句“殺！很壞，家庭是反動的。”於是九天之後，她就倒在了城外的一塊麥田裡。

四川，中國人民建設銀行重慶分行方運孚經常與人談論自己的觀點：“劉少奇是對的。他主張發展生產，發展經濟，有什麼錯？”“劉少奇打倒了，但這些主張打不倒。”“彭老總的萬言書字字閃金光……他的行為將與日月同光輝，與天地共久長，千秋萬代受人崇拜。”六八年“清理階級隊伍”時，公安局曾拒受銀行革委會報捕的要求。可是“一打三反”後，公安局為表示配合運動，改變立場將他收捕。起初經辦者擬判十五年，報到市公安局軍管會，加至二十年；送重慶市革委會審批，改成無期。最後，四川省革委會終審時改成了死刑。連原先經辦此案的人都不明所以：“這樣的案件為什麼判處死刑啊！”本來犯人可有十天上訴期，可是十天還沒到，方運孚就被拉去槍殺了。時為七○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