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昭慧，從佛教里生長出公共精神

（瑞典） 茉莉

中國文化是一種缺乏公共精神的文化，如林語堂所指出的，中國是一個個人主義的民族，人們心系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會。我們要改變這種自私的文化，只引進源自古希臘城邦的西方公共領域理論是不夠的，更需要從東方民族自身的文化中吸收和開發公共精神。早在民國時期，就有一批中國佛教人士主動入世達變，例如曾會見孫中山的太虛法師，他們發揮佛教的“救世之仁”，展開了一場佛教改革活動。

雖然太虛法師等人引發了現代佛教的公共性問題，他們身為僧人同時也擁有公民資格，但他們不能被稱為“公共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熱衷於與中華民國政府結盟，沒能獨立於國家權力之外。同時，他們站在支持當權者的立場上參與政治事務，而不是開拓以批評為目的的民間公共領域。因此，他們只能如當今台灣與國共兩黨合作的星雲法師一樣，被視為“政治和尚”。

釋昭慧出現在台灣“人間佛教”發展時期，她的導師印順法師是人間佛教的倡導者、台灣最優秀的佛教思想家。印順大師主張佛教徒不應該引遁獨善，而應該回到人間，要腳踏實地在人間修行，幫助人間。作為印順導師的弟子，釋昭慧繼承了人間佛教的思想，奠定了她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理論基礎。

同樣是受印順大師影響的女弟子，釋昭慧與證嚴法師走上不同的道路。證嚴法師成為國內外著名的慈善家，但她也不能被認為是“公共知識分子”，因為，她創立慈濟功德會從事社會救助事業，基本上不碰政治議題，不進入以批評為目的的公共空間。


@ 來自寺院的牛虻走向社會運動


這是釋昭慧獨樹一幟的地方。她不是如太虛、星雲等去與掌握權力的國家統治者結盟，也不是只埋頭做佛教界傳統的慈善服務事業，而是抬起頭來進入公共領域關注社會問題。和其他世俗的人文公共知識分子一樣，她作用於社會、影響國家權力的方式是犀利的批判，通過台灣自由的公眾輿論發生影響力。

這在傳統佛教看來是不同尋常的。因為傳統佛教介入人世大都是通過各種善行，即修福德證智慧，而很少在現實世界上“見惡”與“制惡”。而釋昭慧自小經歷緬甸尼溫政權排華，回台灣後畢業於師大國文系，受當代民主思潮的洗禮，認同普世價值，再加上性格嫉惡如仇，無法忍受不公義之事，她因此突破了傳統，舉起批判的旗幟。

釋昭慧遇上了好時代。台灣在1980年代政治解嚴之後，社會寬鬆自由運動蓬勃發展，公共知識分子因此有了生存的條件。釋昭慧標舉“提倡智慧增上，入世關懷，激發積極勇健之菩薩精神，推展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其理念有了廣泛實踐的機會。

就像一隻來自寺院的牛虻，釋昭慧首先挑戰的是人們習以為常的觀念。1987年，台灣一個雜誌刊出一篇描述崑曲《尼姑思凡》的文章，佛教人士認為其內容有辱佛門，但其時台灣佛教比較弱勢，被精英批得灰頭土臉。同年《中央日報》又發表有損出家法師的形象的報導，於是釋昭慧奮起抗爭。她領導學生，集體去電抗議、發動拒訂、要求平衡報導。後來台北藝術大學擬演出崑劇《尼姑思凡》，釋昭慧作為當時的中國佛教會護教組負責人，帶領護教組成員進行抗議。

自此一役，釋昭慧以“新一代僧尼新作風”，贏得了社會的關注。此後，釋昭慧參與各種人權議題，從事動物保護、環境保護乃至性別平權等各種社會運動。如她自己所說，慈善事業是為了救濟苦難，而社會運動則是為了防治罪惡。她認為，現實人生的很多苦難是由制度政策所造成的，作為以救拔眾生苦難為己任的佛弟子，在制止罪惡的發生上也不應當缺席。釋昭慧不但進入信仰的世界，也進入行動的世界。

她的戰役一個接一個，介入的有台北大安公園觀音像事件，反挫魚運動，提倡廢除八敬法，參與反賭聯盟，支持同性戀婚姻等等。其中以公共輿論推動政府政策的形成的事件有：從1993年起，作為台灣關懷生命協會創會理事長，釋昭慧在其任內促使立法院通過《野生動物保育法》與《動物保護法》。1998年，台灣政府規定聖誕節當日放假，為爭取宗教平等，釋昭慧聯合佛教人士成功地推動了“佛誕節放假”運動。


◎ 公共說理中的價值根據問題


由於釋昭慧社會抗爭的成果纍纍，她被譽為“怒目金剛”的化身。多年來，她不屈不饒地對不公義的現狀發問，以凌厲敏捷的文風挑戰常規，衝擊了台灣社會思想的麻木。她的所作所為獲得很多台灣知識分子的認同，也引起不少爭議。

台灣宗教學學者溫金柯先生在和我談到釋昭慧現象時，說：“昭慧具有佛教法師、大學教授以及社會活動家這三重身份，她必須同時具備兩種忠誠，一種是對學術和知識的忠誠，另一種是對她所屬宗教團體的忠誠。從這個角度出發可以更準確地解釋她的種種言行。”

這就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釋昭慧作為宗教家，與她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是否會有一些矛盾衝突？人們一般認為，科學可以被證明是錯的，而宗教卻意圖壟斷一切真理，是不可辯駁的，二者因此互相排斥。好在佛教這種宗教具有開放性，它並不要求盲從，例如佛陀就曾要求信徒要像購買金子一樣檢驗他所說的真理。而且，佛教和其他科學一樣，也強調邏輯及理性。釋昭慧著作豐富，長於說理，文采和口才都很好。

但在以說理辯論為主的公共領域裡，沒有人是全知全能的，因此，不管具有什麼身份的人，都必須承認一些基本的共同價值。儘管釋昭慧是佛教法師，她在說理的時候也只能以公民的身份去說理。如果釋昭慧參與辯論的事件涉及法律，例如為慈濟的內湖開發案辯護，那麼她在說理時需要訴諸的是公眾認可的權威——法律與道德。至於“善惡必報”的說法，那是佛經的規誡，只能作用於人們的信仰，而不是公民處理世俗事務的權威根據。

因此，一位佛教法師對公共事務發言，需要本身具有更多的社會常識，更謙卑更具寬容之心，以及更高層次的精神境界。康德說：“知識分子要有勇氣在一切公共事務中運用理性。”但公共理性和“聖徒的脾氣”是難以相容的，後者比較偏執狹隘，容易把事情弄糟。

如前所述，昭慧法師曾多次對大陸問題發言，如要求釋放被捕的大陸法師聖觀，在釋永信事件上建議佛協建立公正透明的處理機制，這些都顯示了台灣宗教界的大愛之心與正義感。但昭慧法師還需要補充更多大陸歷史知識，例如，她可以比較六十年代大陸紅衛兵運動與當今自由台灣的公眾輿論，認識二者之間的本質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