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初周武王孟津会盟，做《泰誓》，称商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信誓旦旦，为民请命，以民心所向为天命所居：“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武王声言商之暴虐已经引起天怒人怨，并慷慨陈词：“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如果百姓对我讨伐殷商有什么怪罪的话，我一人承担，我今天非去不可！）颇有些为民请命敢作敢当的气魄。

“周邦虽旧，天命维新”，天命，是周灭商的一个最根本的依据。然天道不言，何以见得这天命就单单降临到周，而非别的部族呢？这天命来自何方呢？武王在誓盟中说上天的所见，即人民的所见；上天的所听，是通过人民的听闻（“天视自民所视，天听自民所听”）。用现代的表达来说，与其说周是代表“天命”，不如说周是代表“民意。”可见，不管事实如何，古代的君王似乎觉悟挺高，很早就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了：）

但“为人民服务”的“天命”只喊在口头上恐怕是不行的，恐怕迟早人民还是要“被代表”的。况且，周武王也非第一个以人民的名义来解释“天命”，商汤灭夏的时候，打着也是同样的“天命”旗号。但在灭夏之后，汤仍心怀揣揣，不知是否会被上天怪罪，因为上天不语，天意是什么究竟谁也拿不准啊。汤于是诚惶诚恐地作《汤诰》，宣称上天是关心人民的福祉的，人民对夏的怨怒使天降罪于夏，商灭夏，并未撍越天命，而是为民向天请命。汤为了感谢各方诸侯人民相助，因此昭告万方说：“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而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大意是说你们帮我灭商做了善事，我不敢忘记；我犯了错，则不会饶恕自己，这一点上天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如果上天怪罪下来，我一人来承担罪过，不会连累你们大家。这话和后来的周武王说的意思差不多，尤其是一人敢作敢当的那句话，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呵呵。看来似乎周武王和商汤心有戚戚焉！

从夏和商的灭亡看来，可见天无常予，也无常夺。因此，仅靠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天命”或许能得天下一时，但却不会保证天下长治久安。因此，周代统治者深深体会到遵循天道必须”“以德配天”。因此有“天命靡常，惟徳是辅”一说。然而，根据历史的经验，能够配有天命的有徳之君几百年出一个已经很不错了，这个机率实在是太少了；非但如此，由于皇子受到权力的腐蚀和优越的物质环境的诱惑，出现无能无道的昏君的机率则要远远大于出现有德明君的可能。因此，这“德政”的延续和实施看来也仍旧是一厢情愿。

为了长治久安，周公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套把“天命”固化入日常社会生活的“和谐”方案：礼乐政治。这礼乐政治其实源于古代祭祀礼仪，可以说是其的一种发展和延伸。对古代的先民来说，开始的敬天祭祖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感恩思念的表现；随着某些宗族的壮大，敬天祭祖俨然具有了政治的意义，成为一种权力授予和求告天助的仪式。；礼乐政治通过一系列的祭祀礼仪式对天人关系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规范，不仅开辟了一个让“天命”得以昭示的渠道，而且对社会各阶层的权力进行了划分和巩固，使人与人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而不逾礼。这样的话，即名正言顺地保有了“天命”，又稳固了社会秩序，也增进了社会的和谐度，如果整个社会人民不逾其礼，诸侯不僭越，自然没有人会挑战周的“天命”，君主也就不会有后顾之忧。于是整个社会一片歌舞升平，天人合一。听起来似乎很完美呵！难怪孔夫子念念不忘“克己复礼”，嘟囔什么“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据说孔夫子从小对规范社会地位的礼教就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虽说孔夫子年幼丧父，从母而居，年少家贫，但据说好学的孔子小时候在过家家的时候就摆设祭祀用的俎豆来模仿祭祀之礼，长大成人之后，更是以光复礼教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看来幼年时的经历对后来的理想影响何其重大！

具体来说，周公制定的五礼包括了国家政治军事外交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吉礼，是敬天求顺遂之礼，也可以说是周天子直接和天“对话”的礼仪，因此是天命和天授之权的直接体现；嘉礼，是规范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不仅包括冠礼（成年礼），婚礼，贺礼等礼仪形式，还包括社会不同阶层之间人与人的政治社会权力及规范（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关于男尊女卑的行为规范是宋儒们“补充”的，不在周公之礼之列，事实上，周公之礼除了规定女必须要“适”男家之外，似乎还是比较讲究夫妻相敬如宾的，例如男子娶妻，须三媒六聘，亲自作马夫为妻子驾车，以表诚意）；宾礼，是国家外交之规范；军礼，则是军事兵戎大事所奉行的准则；最后是关于丧葬哀悼吊唁的“凶礼”。这样一来，小到人民日常社会行为、婚丧嫁娶，大到国家政治层面的外交祭祀征伐，都在礼制中进行了严格的行为规范。礼制在昭示天命和权力的同时，以宗教的仪式和艺术的形式来引导人民的生活。（“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于戎”，这五礼之中，祭天的“吉礼”和与兵戎相关的“军礼”可称是直接关乎“天命”的昭示和延续的。吉礼昭示的是“天命”，其中最重要的是“圜丘祭天”，周天子率众直接和上天交流；军礼展示的不仅仅是“力量”，而且演绎了整个周代的重大历史军事活动，是仅次于祭天的重要礼仪，商汤和周武王替天行道的誓言,皆是在出征前后的军事会盟时作的。周公把这些惯例稍加改进，以“军礼”的形式固定下来。周代的军礼采取叙事的形式，分为“出征”、“凯旋”、“校阅”、以及“田猎”四部分，在军乐的伴奏下，“朱干玉戚而舞《大武》”，讲述了武王伐殷的整个过程。

周礼中的宗教艺术仪式中所具有的“净化心灵”和“宣泄”的心理功能，对提倡和谐的人际关系，彰显正义，提高士气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作用。周代的军礼的叙事,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告诫统治者天命是可以失去的，商的灭亡就是前车之鉴。可惜，周礼中积极的以史为鉴的警戒作用对统治者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其消极的维护现有的天命和统治秩序的消极方面影响巨大，加上礼制“温文尔雅”的外表和艺术的和谐“包装”，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周代这套把“天命”固定下来的礼制看似完美，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保有天命的这套礼制恰恰犯了一个极其重大的错误。那就是，如果天命的本性是“无常”的话，以人为的礼制使天命固定下来为周代统治者服务，则是把“无常”的道人为地变成固定的常态，这不是非要按照人类自己地意志改变流变不居的“天道”吗？这正是逆天道而行啊！天道无亲，常于善人，可周代的统治者非要把这个无亲的天道变成周私有的“天命”，以“礼教”的箱笼来试图世世代代拥有天下，这岂不是篡天夺命？在这套礼制制度下，对天道最最重要因素，即要求统治者拥有水的善、拥有德和仁，在礼制中变得反而被忽略了。一方面，礼制在对统治者不做任何要求的情况下，默认统治者对天命的拥有和对天下的统治权力；另一方面，却要求诸侯人民及其他人遵守维系既定的礼制规范，不能向自称拥有天命的统治者挑战。如此一来，即使是昏晕无道的统治者窃取了天下，迫于礼制的约束，任何人也不能向其挑战，这礼制岂不成了窃国大盗最好的家天下的工具吗？这也就是为何老庄说孔子维护推行周礼是给猴子穿上周公的衣服，不仅是开历史的倒车，更是为盗天下的大盗准备箱笼，到时候窃贼会连箱笼一起偷走。

的确，长期在礼制耳濡目染下的中国人曾经看起来是如此的温文尔雅，甚至近乎迂腐；而中国人也曾经以礼制国家引以为傲，自大到以为中国是伦理道德的典范。然而，在这近乎迂腐的温文尔雅和对道德的骄傲感遮掩下，却是被束缚了的人性和窒息的天道。中国数千年的礼教束缚首先扼杀了中国人追求真理的动机，因为追求真理是需要挑战权威，是逾越“礼”的安全范围的。在礼制中，真理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礼制规范下的等级制度关系，和不能逾越的“礼”的规范。因此，中国人更愿意寻求权威的认可，而不愿意自己思考去追求真理。这也造成为何国人变得轻信而缺乏判断力的原因。久而久之，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也失去了追求真理的能力，失去了自我思考的判断能力，而更愿意盲目地追随权威或者从众，人云亦云。更为遗憾的是，中国人已经淡忘了先祖曾经追求的那个自由平等博爱且几乎至善的天道。在这套等级礼制关系下，真理、自由、甚至人性，都统统被扼杀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礼制大家鞭挞，痛斥礼教“吃人”的重要原因。

经过五四的文化冲击，新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清洗，商品经济大潮下金钱和权力的腐蚀，千疮百孔的礼教面具下，露出的是赤裸裸的被压抑扭曲了的人性。当今中国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丑恶深深地灼伤了国人的眼，也刺痛了国人的心。我们能拿什么去修补国人碎了一地的道德伦理节操？拿什么去安慰国人？回归传统，听起来似乎是一剂止痛的良药。可是，仅仅把撕开的千疮百孔用传统的膏药涂抹修补，而不去触及丑陋被扭曲压抑了的人性，难道就能拯救国人的灵魂吗？礼教温文尔雅的表面被打破了，可礼教千年来所塑造的中国人，仍旧鲜活地活在当代。需要回归的传统，不是那个我们丢掉的表面温文尔雅、实际上压抑真理和人性的礼教面具；需要找回的传统，是回归中国古代先祖追寻的真理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天道。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阅兵式，究竟在告诉我们什么？是暗示人民“天命”在红二代的延续？还是告诉人们强大的“中国梦”将使我们和平崛起，回归传统的光荣？是在品尝了痛苦的卧薪尝胆后现身江湖立威，誓言我们有能力血债血偿？还是划分敌我的界限阵营，告诫试图阻挡中国崛起梦的敌人？阅兵像一剂强心针，用阳刚的力量和绚烂的视觉震撼让多少国人热血沸腾，涕泪横流，暂时忘记了经济的低迷，股市的苦痛；阅兵甚至成为一个“试温棒”，成为人们测试是否“爱国”、检验人们爱国的火热程度高低的标准。当阅兵的热血图文充斥了网络媒体，国人又一次被爱国的热情感动得一塌糊涂；当阅兵的话语权“绑架”了朋友圈，不论是不知说什么的沉默、还是千言万语无法言表的感慨，都似乎成了一种罪过。

在特殊的当下中国语境中，阅兵礼看来和周代的“军礼”的确冥冥中有相同之处。如果像美国等西方国家，仅仅把阅兵和近现代西方炫耀武力划等号，那可能真是“too naive, too simple”了。习近平在发言中表达的和平愿望和裁军决定，显然是要打消西方国家的“秀肌肉”解读，传达和平崛起的愿望。但西方国家的理解角度不一样，在没有彼此信任的基础上，传达和理解之间一定会存在错位。颇有意思的是，媒体上出现了一些从传统角度解释阅兵的观点。然而，“传统”这个词太笼统了，回归传统是好事，怕的是不加区分地回归被混淆了的“传统”。甄别传统，真正找回中国先民们珍视过的大自由博爱平等的天道传统，是在谈回归传统之前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