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將五四時期由胡適等人所倡導的新文化運動,比喻為中國版的啟蒙運動。雖然我不否認新文化運動對於傳播民主理念所起到的重要的作用。然而,與歐洲啟蒙運動相比,新文化運動的意義,沒有超過知識普及的層次。也就是說,新文化運動大體上起到了一個民主知識速成班的作用。而歐洲啟蒙運動,卻代表着人類智慧的一次質的飛躍。因此,新文化運動,同歐洲啟蒙運動,兩者根本就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更重要的一點是,由於受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的強烈影響,與歐洲啟蒙運動相比,新文化運動帶有強烈的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色彩。結果是,民主運動的道德正義性被大大地弱化。整個新文化運動的主題,基本上是圍繞着改良和革命哪個更安全來進行的。在這樣的氛圍下,民主革命,反而成了一個反動的東西。不誇張地說,民主思想剛一到了中國,就已經被胡適給山寨化了。
五四時期,杜威被他的幾個中國弟子,包括胡適,陶知行,郭秉文,蔣夢麟等請到了中國,並在中國待了兩年多。在這兩年中,他走遍了中國11個省份,開展了一百多次巡迴演講。關於杜威對中國知識界思想的影響,胡適總結道:“我們可以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我們還可以這樣說,在最近的將來幾十年中,也未必有別個西洋學者在中國的影響可以比杜威先生還大的。”
實用主義哲學最早產生於十九世紀末的美國。普爾斯(Charles Peirce),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杜威(John Dewey) 三人,被公認為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三鼻祖。美國的實用主義的出現,同歐洲大陸的分析哲學的發展是遙相呼應的。在英,法,美三國的民主革命完成之後。實用主義,作為體制進一步完善的需要,其出現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打個比方,如果將西方民主運動比作蓋房子的話。那麼民主革命,就相當於主體結構的施工工作。而實用主義思想,就是為了迎合後續的內部裝修的需要而出現的。如果將歐洲啟蒙大師的地位,比喻為主體結構設計師的話,那麼杜威的地位,就相當於裝潢,管道,燈光,保溫等方面的設計大師。雖然兩個工作都非常重要,但是工種卻是不同。
理解了這一點,那麼對於杜威對中國民主運動的主張改良,反對革命的立場,就不足為怪了。我雖然不能夠確信,在中國問題上,杜威的立場,與美國政府的實用主義國際政治立場的驚人巧合,是否是出於故意。但是我同樣也無法排除這種可能性。至於胡適自己是否有能力認識到這一層,則是仁者見仁的事。
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匪夷所思現象,是整個運動中,很少能夠見到介紹歐洲啟蒙大師,諸如康德,培根,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等人思想的影子。在胡適的極力蠱動下,中國的學者將杜威給捧上了天。據說那時候,各種報刊,連篇累牘地都是重複杜威的講演稿。可以看出,當時的文人對杜威已經盲目崇拜到了近乎神人的地步。當然,胡適等一群杜威的弟子們出於‘師為徒漲臉,徒為師增光’的心理,拼命鼓譟杜威也是自然而然的。
雖然民主思想最早源於古希臘。但是當代民主思想,從理念的真正成熟到社會實現,卻要歸功於歐洲啟蒙運動。關於啟蒙運動的確切含義,雖然有着多種不同的解讀,但都與”理性(reason)“二字握密切相關。按照康德的說法,啟蒙運動,代表着人類的智慧,從過去的監護狀態,走向成熟狀態。用心理學的說法,叫自我意識覺醒。類似於一個小孩從不董事到事,或者一個植物人逐漸醒來的過程。自我意識覺醒反映在兩個方面。在自然科學方面,認清了教條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本質。意識到了經驗主義,懷疑主義,批判思維,演繹邏輯的重要性。在社會學方面,傳統自由主義的興起,形成了個人自由權對傳統統治者權力的挑戰。人文主義構成對傳統神學的挑戰。君權天授不再是自然而然的。統治者的至高無上的權利也不再是天經地義的。對國家起源的理性思考,導致了‘人人生來平等’,作為一條普世法則,成為不證自明的。按照蓋爾(Peter Gay)和福山的觀點,啟蒙運動幫助英國人打破了‘君權神授’這個禁錮思想進步的教條枷鎖。從此,國王的權利不再是絕對至高無上的。於是,世襲貴族(教會)對國王權力便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約。這便是英國近代民主的最原始形式。
基於實用主義的新文化運動,效果上不可能達到,甚至接近這樣的標準。不僅那時沒有,就連今天也沒有。如今中國的整體學術水平, 大體上仍然是處於植物人醒來之前的狀態。由於中國不存在一個對政治有真正影響力的宗教,因而民主思想,也不可能像歐洲那樣,藉助着宗教這一橋梁,將人文主義,尤其是俗世化的人文主義思想,從知識精英層面傳播和普及到一般大眾的層面。所以,歐洲啟蒙運動,是知識分子和普通大眾的共同啟蒙。在知識精英層面,用老毛的話說,屬於"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相比之下,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德先生,賽先生,不過知識的數量積累而已。然而,知識是代替不了思想的。民主的道德正義性的哲學基礎,不是功利主義,而是道德理性主義。因此,民主的傳播,自然也離不開理想主義精神的傳播。至少說,在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的著作里,基本上看不到改良主義的影子。
關於民主革命的道德正義性,同實現手段之間的重要性的排列關係,波普爾給出了一個清楚解釋。波普爾對民主是這樣劃界的。他認為,一個體制是否是真正的民主體制,關鍵是看人民能否按照自己的意志,在不使用革命手段的前提下,就可以選擇或者趕走他們的國家領導人。這裡,波普爾使用了他最為拿手的演繹邏輯手段,來判斷一個體制是否為合格的民主體制。顯然,按照波普爾的說法,民主的道德正義性,要高於手段的正義性。這同歐洲的原始啟蒙思想也是一致的。然而很不幸,就在中國最需要用貨真價實的啟蒙思想,並以此來對獨裁專政體制進行最徹底的否定的時候,胡適卻給中國引薦了杜威,一個實用主義二手貨。如果已知手段的選擇是可以對等的話,那麼連小孩子都知道選擇更安全的一個。問題是,除了算命師,沒人知道革命和改良的選擇是否等同。因此,我雖然不反對改良主義,但我卻也無法從邏輯上排除革命手段。
改良主義者的一個較大誤區,是對知識分子角色的錯誤定位。作為知識和思想的探索者和傳播者,知識份子的正確角色,應當是“文韜”,而不是“武略”。雖然像毛澤東等革命運動的直接參與者們可以另當別論。但是這不等於說,人人都必須像諸葛亮那樣,能夠為中國的未來前途,給出一個類似於“借東風”,或者“草船借箭”之類的具體妙計。同理,我們也沒有理由要求魯迅必須做到這一點。理解了這一點,就知道指責魯迅“放下手術刀,就跑掉了”的說法,是沒有太多的道理的。改良派天天大喊包容。如果包容真的是對等的話,即便不能包容革命的搶,至少也應當包容一下魯迅的筆吧。
所以,不妨將是否放棄算命師思維,作為判斷中國知識份子是否已經真的從植物人狀態醒來的一個標準,批判和懷疑,不僅僅是科學的精髓,它同時也是民主思想的精髓。在沒有真正理解這個道理之前,還是‘妄議魯迅’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