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和中國能為非西方民主走出一條新路嗎？

上一次的新加坡大選在2011年舉行，依照憲法，現政府還可以再執政1年。之所以提前大選，大家都認為，是李顯龍擔心失去了父親的國父光環，明年再選，選情十九會更差。而現在選舉，父親的餘蔭尚在，他勝選的機會更大。多出一年的執政時間，他為自己和人民行動黨保住長期執政權的機會就能增加不少。

現在新加坡的大選在李光耀去世六個月後順利進行。結果一如所料，李顯龍的如意算盤完全成功。人民行動黨以70%的選票贏得89個議席中的83席。得票率漲了10%，議席也增加兩個。當然也未能將反對黨趕盡殺絕，也為新加坡的多黨選舉的真實性留下一些顏面。

本文其實並不想就新加坡的這次大選的具體結果着墨過多。只是想借這個契機來粗略地、相當務虛地討論一下，非西方的民主，可能走出一條什麼樣的與西方民主不同的路向。

先提示一下本人的方法論，就是歸納法，從事實如此中去尋找規律。而不是從理論定義出發演繹各種應該如此。

西方民主是在西方土地上生長出來的工業化城市中產階級民主

先簡單介紹一下筆者對西方民主的基本看法。

首先本人確認，西方的制度，真的是難以普世的。它的確是在從古希臘就開始的，西方所獨有的，城市工商業文明中生長起來的政治制度。他對工商業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對有足夠文化、足夠教養的公民集體的足夠強大，有着本質性的依賴。這個制度真的是太嬌貴、太挑剔，它對其能正常運行的環境有太多的要求。簡言之，只有一個靠工商業（而不是石油）致富達足夠程度的私有制社會，才可能為西式民主的正常運行，提供穩固的社會基礎。

其次、除了經濟環境，這種制度對所涉政體的種族、民族、宗教、教派等重要社會生態環境也有苛求。總之，這四個方面（或者說任何其它方面都在內，都不可以有太大的社會對立，都必須有一個足夠強大的主導勢力。總之，太過多元，各元之間又太過勢均力敵的社會，西式民主也極難正常運行。

其實，這種制度最善於調節的就是貧富或階級矛盾，唯一的訣竅就是通過均貧富來購買社會和平。對調節其它更深層次的（比如前述四大）社會矛盾，事實證明，它都乏善可陳。

第三、這個社會最好在西方文明圈（歐洲、美洲、澳洲）之內。拉美屬於西方文明圈，其整體人均收入已接近1萬，西式民主也發展得差強人意。如果在亞洲或非洲，它們必須與西方文明有足夠的融合或交流，受到西方文明足夠的薰陶滋養，才可能成功地移植西方的制度。

還有第四，還是地域。（很抱歉，本人真不想提這麼多的條件，但事實就是如此。）在西方文明區之外，似乎只在東亞，有五個國家或政體（日本加四小龍：  韓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成功地發展了從西方學來的現代化工商業經濟，達到了和西方發達國家（人均年收入4萬$）同等或差堪比肩的經濟發展水平（至少人均收入2萬$）。（轉型發生的1970年代是1萬$左右，自然也達到了當時的高發展水平。）因此他們才有了經濟條件，可能去相對順利地移植西式民主。

新三個世界的劃分和它們的發展狀態簡要綜述

這段綜述摘自本人在出版過程中的一本政治學專著。本文的核心內容，其實也是該書有關內容的一個極度的簡述。

第一世界即西方世界，包括三個子世界：西歐北美澳洲稱傳統西方/發達西方、東歐集團即前共產主義集團的歐洲部分（這個已是過去式。但為了分析過程而保留。）、拉丁美洲。第二世界稱東方世界/東方文明，分東北亞和東南亞兩個子區。第三世界稱南方世界/南方文明，包括南亞、中西亞北非伊斯蘭世界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簡稱撒南非洲三個子世界。

在該書論及的160個政體中，屬於西方世界的共有70個。餘下90個中，17個屬於東方世界，73個屬於南方世界。在2011年，全世界總人口約68億。其中西方世界的人口共約17億，東方世界的人口有21億，南方世界有人口30億。西方世界人口占全球總數的25%，東方世界占31%，南方世界則占44%。

2011年，第二世界/東方世界+第三世界/南方世界合稱非西方世界的90個亞非國家中，共有28個國家的人均超過5千美金。這其中又有16個國家是（至少主要）靠出口單一資源石油致富。至少在相當大程度上不靠出口資源而靠發展工商業致富達5千美金以上的亞非國家僅有12各。其中8個在東亞。兩個在西非，兩個在撒南非。東亞8國是日本+四小龍+中國+馬來西亞+泰國。12個國家/政體中，人均超過2萬的5個，就是日本+四小龍，都在東亞。超過1萬的有三個，馬來西亞、黎巴嫩和土耳其。餘下6國包括中國人均收入在5千-1萬之間。

東北亞能在經濟上學習西方成功主要靠的是文化優勢

筆者現在的問題是，在如此眾多的非西方國家中，為何僅有東亞的日本+四小龍，現在還要加上正在急起直追的中國，可以首先在經濟上現代化（至少接近）成功？

請大家仔細看，這6個國家/政體，是不是都屬於東北亞的中、日、韓三個民族？新加坡在東南亞，是不是華夏民族的一塊飛地？

這三個民族，在地域上毗連，在歷史上淵源極深。按照國際公認的文明區劃，都屬於東亞的華夏/儒家/筷子文化圈。他們有許多共同的文化基質。比如習慣於用腦筋、（是不是需要用這個短語來迴避聰明一詞？我不清楚。）勤勞、節儉、善於向別人（現在當然是向西方）學習。這些國家/政體/民族的內聚力都很高，國境內的人種/民族都很單一，都沒有強勢的宗教，自然也沒有激烈的種族/民族/宗教/教派衝突。（與比如伊拉克的什葉派、遜尼派和庫爾德人三足鼎立、互相衝突相比而言，疆獨對中國還不是性命攸關的心腹之患。）簡言之，這三個民族各自占主導地位的國家/政體，擁有其它亞非國家難以匹敵的文化傳統、社會結構的優勢。

其中華夏民族的文化優勢，不僅在本土呈現，到了海外也是同樣。最顯著的證明在東南亞。首先新加坡就是一個最鮮明的例子。那裡有77%的華人。馬來西亞是其次富裕的東南亞國家，那裡有25%的華裔。爭吵不休的泰國還第三富裕，那裡有10%的華裔。其它的東南亞國家都更落後一些，華裔占比也更小一些。但華裔在那些國家，也依然是最富裕的族群。而且馬來西亞各州之間，也是華裔比重越大的州越富裕。

第二個證據在美國、在西方發達國家。在那些國家，華裔都是模範移民族群，都能取得至少不亞於，甚至優於主體民族的經濟、教育等方面的發展成就。

第三個證據還有待呈現，就是現在已經遍布全球的華人處處表現的至少是經濟優勢。

再說日本，它的現代經濟的前期高速發展從明治維新就開始，到二戰為止。在這段時期，日本的制度很難說是民主的，當然也不是傳統的，而是一個雜交種，最具體的師傅是卑斯麥時代的德國。

四小龍的經濟高速發展期，都在政府強勢主導或稱威權制度之下。中國近期的高速發展也是在有些類似的政府強勢主導的制度之下。但類似的威權制度在世界其它地區也所在多是，卻並沒有表現出明顯的發展優勢。

基本可以斷言，東亞的經濟能在非西方世界一枝獨秀、發展成功，中、日、韓三個民族的文化優勢是首要因素。

日本+四小龍政治現代化的兩個不同路徑

日本戰後的高速發展當然是在美國強加的西式民主制度之下。但具體形式也與西方有明顯不同。最大的特點是自民黨長期執政，只在本黨內部的不同派系之間輪替。

經濟發展到相當水平之後，韓國和中國台灣兩個國家/政體向西式民主轉型，則都是在美國的強大影響下實現。

香港的有序溫和轉型的契機，在去年推特首普選時已經被那裡的鼠目寸光的，標準的欲速則不達的民主派浪費掉。本人對此深表遺憾。現在他們只能在中國中央政府的規限下，慢慢發展了。

新加坡的政體則在李光耀和民主行動黨的長期把持下，走了一條有西方民主的形式軀殼，但沒有其實質內容的似是而非之路。這條路保證了該國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但在人民的自由方面當然有所犧牲。人的所有欲望，的確並不是都能用錢來滿足的。

世界上除了產油國以外的富裕國家，沒有例外，都施行西式民主。新加坡是非產油富裕國家中唯一的例外。它不接受西式民主制度，不能用發展不足，中產階級（在經濟上）不夠強大來解釋，也不能用國內有嚴重的種族/宗教對立來解釋，只能用華人的文化傳統和李光耀的個人強勢來解釋。新加坡在經濟發展上已是極為成功了。亞洲首富，人均5萬，已超美國。

當然在足夠富裕以後，人民很可能傾向於要求更多的權利。如何在保持政治穩定的前提下，逐步滿足已經成熟的中產階級的日益增多的政治要求，是新加坡政治制度將來演進的主要課題。它已是如此富裕，如果能建立起一個成功的模式，就可以是自己的終極模式。

南方世界國家，可能發展西式民主到成功嗎？

只能說很難很難。

第一個難點在經濟發展。沒有足夠的經濟發展，沒有足夠多的中產階級，西式民主就只能是空有軀殼。窮人、文盲充斥的國家（包括印度在內），不可能發展出成熟的西式民主。

南方世界73個國家中，除了16個產油國，就只有4個國家的人均發展到5千$以上（土耳其、黎巴嫩、南非、博茨瓦納）。其中只有土耳其和南非的人口過千萬，有一定工業實力。有較大機會實現工業化的國家還有伊朗（2011年人均4425$）。事實上，這5個國家，都在發展西式民主上有所成就。

除了這屈指可數的幾個國家，除了16個產油國，還有52個南方世界國家，在經濟發展上幾乎都有巨大困難。為什麼這麼多互相毗鄰的國家顯然並非因偶然的治理不善而都有嚴重的發展困難？共同的類似的原因是什麼？請大家一起來推斷。是西方的剝削壓榨嗎？那西方怎麼又對那些個東亞國家網開一面，不再去繼續剝削壓榨了呢？比如中、日、韓的超速發展難道西方真的是樂觀其成的嗎？是這些國家/政體特別努力嗎？那那些國家為什麼又不特別努力呢？是這些國家出了好些比如毛澤東、鄧小平、李光耀、蔣經國、馬哈蒂爾那樣的傑出領袖嗎？那那些國家又為什麼都不出這樣的傑出領袖呢？

東南亞國家倒是有較大的發展機會。首先是馬來西亞，然後是泰國，然後是印尼，都可能在西方、中國和日本的扶植下發展起現代工業。然後也有可能，只是可能，相對成功地移植西方政體，就是說，走韓國和中國台灣的路。

靠石油致富的國家，金錢掌握在政府和大財團之手。即使這些財富相對均勻地惠及整個社會，也不會養育出具有獨立意識，自主力量的中產階級。沒有這樣的中產階級，這些石油富國，絕不可能發展出西式民主。

中國、越南和老撾，應當可以獨創一條與新加坡又不同的道路

這三個國家，有許多共同的特質。

首先，都是共產黨在執政。都有過全盤公有制的歷史。其次，現在都放棄了全盤公有制，經濟發展都很快，但由於欠賬太多，到現在發展水平還不夠。其國內都是單一民族占絕對主導地位，沒有強勢宗教。總之有足夠的內聚力，不會出現國土分裂。越南和老撾，受華夏文化的長期浸潤，甚至在血統上，都受到華夏基因的強大影響，總之在各方面都和中國人很像。

中國的經濟發展，很快就可以達到初步富裕的1萬-1.2萬的門檻。到此時，中國的中產階級就會有大體足夠程度的發展，就為政治體制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大體足夠的新的社會基礎。但鑑於中國超級龐大的人口基數、東中西部的發展的不均衡、有55個少數民族和傳承了已經2000年的極為強大的中央集權傳統等原因，並鑑於西方的制度在他們本土都已經呈現的大量問題，中國顯然不可能像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那樣去全套或基本移植西方的制度。中式民主的最大內在本質特徵可能是民本，最大的外在形式特徵可能是協商。

中國的制度可能還要幾十年發展才能最後成型。最可能追隨中國體制道路的國家是越南和老撾。其餘的亞非國家，由於太過不同的國情，恐怕都難於模仿中國將來即使成功的道路。

西方之為西方，並不僅在於它的現代性

有一個流傳廣遠的誤區，就是把西方化和現代化等量齊觀，認為西方就是現代，現代就是西方。其實西方早在現代化之前，就是在500年以前的中世紀，就已經發展出一系列的與其它文明不同的特質。這些特質，是西方文明能成功走入現代的基礎，也是非西方文明學習西方文明（包括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難於成功的深層原因。

據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概括，這些特徵足有八個之多。由於太重要，我就把它們從亨氏的《文明的衝突……》一書中整鍋端過來吧。。

1、古典遺產。作為第三代文明，西方從以前的文明中繼承了許多東西，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古典文明。西方從古典文明中得到很多遺產，包括希臘哲學和理性主義、羅馬法、拉丁語和基督教。

2、天主教和新教。西方的基督教，先是天主教，爾後是天主教和新教，從歷史上說是西方文明唯一最重要的特徵。確實，在它誕生後的第一個一千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人們把現在認作西方文明的東西稱為西方基督教世界；在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中，存在着成熟的社會群體感，這使它們區別於土耳其人、摩爾人、拜占庭人以及其他民族……。

3、歐洲語言。語言是僅次於宗教的、使一種文化的人民區別於另一種文化的人民的要素。西方在其語言的多樣性方面不同於大多數其他文明。……

4、精神權威和世俗權威的分離。在整個西方的歷史上，先是唯一的教會然後是許多教會與國家並存。上帝與皇帝，教會與國家，精神權威與世俗權威，在西方文化中始終普遍地是二元的。在伊斯蘭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國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東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夥伴。作為西方文明象徵的教會與國家之間的分離和一再出現的衝突，在其他文明中並不存在。這種權威的分裂極大地有利於西方自由的發展。

5、法治。法治是一個文明社會的核心觀念，是從羅馬繼承來的。中世紀的思想家曾詳細闡述過自然法的思想，君主應當根據自然法來行使他們的權利，而普通法的傳統則在英國得到了發展。在16和17世紀的絕對君主制階段，法制在現實中遭到的破壞多於被遵守，但是人類的權力應受某種外部力量制約的思想仍然延續了下來。法治的傳統為憲政和人權保護奠定了基礎，包括保護財產權不受專制權力的侵犯。在大多數其他文明中，法治在影響思想和行為方面是一個較不重要的因素。

6、社會多元主義。歷史上，西方社會一直是非常多元化的。西方的獨特性是“多樣化的自主集團的興起和延續，它們並非建立在血緣關係或婚姻基礎之上”。從6世紀和7世紀開始，這些集團最初包括修道院、修士會、行會，但以後在歐洲的許多地區擴大到包括各種其他協會和社團。協會的多元性又得到階級多元性的補充。大多數西歐社會包括相對強大和自主的貴族、大量農民和雖然為數不多但很重要的商賈階級。在大多數歐洲國家，封建貴族的力量在限制絕對君主制穩固紮根的能力方面特別重要。歐洲的多元性與同時存在於俄國、中國、奧斯曼帝國和其他非西方社會中的市民社會的貧困、貴族的虛弱和中央集權的官僚帝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7、代議機構。社會的多元性最初導致了等級、議會和其他代表貴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團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提供了在現代化過程中演變為現代民主體制的代議制形式。……沒有任何其他的當代文明具有可與之相比的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的代議機構的傳統。在地方層面上，也發生了大約始於19世紀的自治運動，它們先是在意大利的各城市中發展，然後向北蔓延。這些運動“迫使主教、地方貴族和其他顯貴與市民分享權力，而且最終常常完全屈從於他們”。這樣，全國層次上的代議制就得到了地方層次上的自治措施的補充，後者在世界的其他地區是不存在的。

8、個人主義。上述許多西方文明的特徵促進了文明社會中所獨有的個人主義意識及個人權利傳統和自由傳統的出現。自由主義產生於14和15世紀，被稱為“羅密歐與朱麗葉革命”的個人選擇權利到17世紀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對所有個人平等權利的要求即使沒有被普遍接受，也得到了清楚的表達。在20世紀的各文明中，個人主義仍然是西方的顯著標誌。與其他集體主義盛行的地方相比，在西方，個人主義占統治地位：“在西方被視為最重要的價值，在世界範圍內最不重要。”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一再把自由主義認作西方主要的區分標誌。

上述條目並不意味着窮盡了西方文明的獨特特徵，也不意味着那些特徵總是普遍地存在於西方社會中。顯然它們不總是普遍存在，因為在西方歷史上經常有許多暴君忽視法制和中止代議機構。它也不意味着所有這些特徵都沒有出現在其他文明中，顯然其他社會也有這些特徵，例如古蘭經和伊斯蘭教法構成了伊斯蘭社會的基本法律；日本和印度曾有過在西方流行的階級制度。這些因素單獨來說幾乎沒有一個是西方獨有的。然而，所有這些因素的結合卻是西方獨有的，是它們賦予了西方獨特性。這些概念、實踐和體制在西方不過是比在其他文明中更普遍。它們至少形成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持續不變的核心的一部分。它們是西方之為西方的東西，但不是西方之為現代的東西。它們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夠在實現自身和世界的現代化中起帶頭作用的因素。

讀完這一大段，你應該更容易明白，為什麼那麼經常地，“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了吧。就是因為它沒有像這八大特徵那樣的土壤和氣候。

東亞人複製西方制度，只能着重依靠中產階級一條腿，雖然這是最重要的一條腿。其它的那些腿，有些可以慢慢輸入（比如法制和代議機構），有些則永遠不可能移植（比如語言），有些並不需要去移植（比如東方並沒有宗教權威），還有些似乎含有糟粕，並不適合全面移植（比如個人主義）。

東方的傳統，比如集體主義，比如和諧中庸共識主義，未必不比西方的個人主義、鬥爭哲學更符合社會的整體長遠利益。總之我們只能取長補短了。

西方的民主制度的意識形態基礎有問題

簡單地說，西方制度的意識形態基礎就是人權平等、人民主權、普選。

本人認為這些過於抽象的概念都有重大漏洞。

比如，人的經濟權利可能平等嗎？只能是人人發財的權利平等，但並不能保證你真能發到的財也平等吧？既然現實中的經濟地位如此不同，那政治權利的平等是不是肯定有虛假？

比如，用一人一票表達的人民主權，在西方發達國家都招致了急功近利、公眾貪慾、過度福利、國債比天高等一系列的毛病，在人民的富裕水平、文化水平、政治素養等方面還遠遠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不出紕漏的幾率有多大？

這個一人一票的制度還完全無視許多發展中國家中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種族/民族/宗教/教派的存在，還有利比亞和許多非洲部族國家的深入骨髓的缺乏國家認同問題。（比如盧旺達為什麼會發生部族之間的大屠殺？）西方人想用那個西式民主的萬用藥方來解決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問題，能不遭遇太多的失敗嗎？

比如，西方人把薩達姆和卡扎菲幹掉了，用炸彈給伊拉克和利比亞送去的民主運行得如何呀？比如假設西方再把阿薩德也成功地幹掉，那IS會不會把敘利亞整個占據？該國人會不會傾國來歐洲移民呀？又比如，現在在埃及和泰國都是軍人在執政，而且泰國的軍人顯然是通過政變上台。為什麼老百姓反而比在當初民主時更泰然自若了呢？

比如在撒南非洲那數十個國家舉行的無數選舉中，有幾次能得到對壘各方的共同認可？能符合西方的公正選舉標準？比起西方發達國家，那裡的人民和精英的素質都欠缺太多，西式民主這個太過高大上的玩意兒，在那裡真是太難玩好。

本人建議非西方世界各國，和中國一樣，不要迷信西方的制度，各自努力，自行摸索合適自己國情的政治形式和經濟發展道路，經濟發展第一、政治改進第二。

西方國家請不要武力干涉其它國家的國內政治發展，不要再犯在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那樣害人又害己的錯誤，這樣世界就能更平靜，西方也能更安寧地去享受他們自己的民主和富裕。

非西方國家在將來無論發展出何種具體的政體，筆者認為，其共同的特徵就是一定會更加的集中權力。概括起來，會是一種加權的其實還不如說是限權的民主，以民為本、以協商和為人民服務為實質的民主，能適應發展中國家、非西方國家人民的不同基質的相對的多樣化的民主，而不是西方那樣過度看重形式的，過於整齊劃一的民主。

其實西方現有形態的民主是數百乃至數千年歷史發展的最終結果，其前面有着漫長的限權/非普選民主或更準確地稱共和的實踐。那些實踐，至少是間接選舉，到今天也還可以借鑑。

低山淺水說

一有機會，筆者就要反覆宣傳自己的政治哲學，“低山淺水說”。它可以概括本人的全部論述。

我們可以把人類社會的真正平等比配成物理學上的熱死寂。在那裡一切都會失去動因，而絕不會是一個理想社會。當然筆者也並不反過來認為的經濟、社會和政治不平等越大越好。筆者認為理想自然在自己一貫主張的中道，在取得一個理想的，合適的差距。這樣才可以得到效益和公平的最佳折中。經濟共產主義和政治共權主義都認為人類發展（至少理論上）的終點應當是絕對的平等，即使是實際上終究達不到，也要努力無限趨近。就是說：所有的山都要儘量地搬走，填到海里去。理想境界，終極目標，就是一馬平川。筆者認為這個發展的理論終點是達到一個最恰當的動態均衡。在那裡，適度的其實還是相當大的差距才是終局理想模式。山不要太高，水也不要太深。但必須有山有水，錯落有致，水要有處下泄，人要有處攀登，才會是一個現實的、美好的人世間。筆者尤其認為，這個陳述對經濟和政治同樣有效。

換一個表達方式：

毫無疑義，人民的全體擁有全部的政治主權，就如同人民的全體擁有全部的財產主權。但這種擁有事實上並不算術平均。由於種種原因，一部分人民擁有更多一些的政治主權，正如一部分人民擁有更多一些的財產主權。政治主權如同財產主權，過度的平均並不可行，也不符合人民全體的長遠利益。當然政治主權的過度不均衡，同財產主權的過度不均衡一樣，也不符合全體人民的長遠利益。我們要追求和掌握的，是那個恰到好處的相對的均衡或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