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各类写作和日常交流，不计其数，但很多写作和交流似乎犯着一个共同的大毛病，就是脱离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文本，空谈文化大革命，完全不顾文化大革命本身的目标、内容、步骤、时间进程。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翼方面，很多人把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强加于文化大革命，把一些反对者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作说成是文化大革命本身的内容。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翼方面，则是很多人把文化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二者混为一谈（这种“混为一谈”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翼方面同样存在），认为文化大革命现在实际上还在继续，这是忽视了文化革命的普遍性（普遍含义）和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性（特定含义）。

文化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有时间上和内容上的重叠，但二者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历史范畴。从普遍意义的文化革命到特定意义的文化大革命，是有一个长的历史过程的。毛主席早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新的文化生力军，将要建立的新中国“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主席与鲁迅的精神相通，他把鲁迅的方向确定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参见《新民主主义论》）。文化革命的概念主要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语境下产生的，它是要革除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的、帝国主义的文化，建设新的大众的民族的文化。

1942年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新文化观，为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指明方向，提出五四以后产生的那支“新的文化生力军”是革命机器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文艺是以工农兵及其干部为对象，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服务，帮助革命群众推动历史前进。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文艺工作者就要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以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在这个讲话中毛主席再次赞扬了鲁迅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并把“千夫”解释为敌人，把“孺子”解释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参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赋予鲁迅精神鲜明的阶级性，从而也就赋予了鲁迅所代表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鲜明的阶级性。鲁迅的骨头是硬的，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面前没有一点奴颜婢膝，这在本质上是一种造反有理的精神。清楚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主席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为什么毛主席要把鲁迅的方向看作新文化的方向。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确实把鲁迅树为旗帜，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加具体化了的新文化方向，确立为新中国新文化的方向。

二  1950年春《清宫秘史》上映，毛主席看到这部电影中存在的对洋人的奴颜婢膝的倾向，就十分不满，有意让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发动一场批判，以教育人民不要再有依赖洋人或者害怕洋人的殖民地人民的旧思想意识，但胡乔木态度暧昧致使批判流产了。胡乔木和刘少奇从一二九运动开始就一起共事，而刘少奇对《清宫秘史》的看法与毛主席并不一致，胡乔木态度暧昧从积极的方面去看或许是出于党内团结的考虑吧。1951年孙瑜导演、赵丹主演的《武训传》放映，毛主席看后也觉得问题严重，便亲自组织了一场批判，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批评电影“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版）。当时为了弄清“武训事迹”的真相，文化部、中宣部派出了联合调查组赴山东调查，写出了调查报告《武训历史调查记》，报告经毛主席亲笔修改后发表在1951年７月２３日《人民日报》。写该调查报告的三人中有时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的江青。此后，全国开展了对《武训传》的批判。这次批判有很大影响，但因为来自周恩来、周扬、陈毅等人的不同意见，不能说是达到了预期效果。《武训传》电影是上海拍的，当时主管上海文化文艺工作的人如夏衍等都是解放前左翼文艺界领袖，多与周恩来共过事或者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文化部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副部长周扬与周恩来的关系就更不用说了，陈毅当时是上海市长，总不希望把自己辖区的一个个文艺领导人、大知识分子搞得鸡飞狗跳，陈毅又是周恩来的最历史悠久最患难与共的党内政治盟友，中央有周恩来坐镇，他当然也乐得将这次批判进行冷处理。不过周恩来还是做了检讨，以此换取了对其他人的保护（参见《袁鹰：《武训传》讨论——建国以来全国第一场大批判》）。

毛主席发动对这两部电影的批判，无非是要巩固反帝反封建成果，教导人民要如何具体开辟一条新文化的道路。但批判最终都没有展开，除了上述来自其他领导人反对的主观原因之外，还有重要的客观原因，就是《清宫秘史》放映后不久朝鲜战争就爆发了，而《武训传》放映时抗美援朝正在进行中，赢得战争胜利的紧迫性压倒那时就开展文化革命的需要。此外，那时还是《共同纲领》时期，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还没有提到国家工作日程，党内自然就还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争，毛主席自然就没有必要特别和谁在政治上过不去，甚至对孙瑜、赵丹也在事后给予了安慰和关怀，希望他们不要有思想包袱，今后去拍适应新时代新文化需要的好电影就可以了（参见《毛泽东年谱》相关内容）。

两场批判就此淹没在历史深处。让人感慨系之的是，60多年过去了，看看邓小平时代里刘晓波的“让洋人再殖民300年”的政治主张，看看那些现在把义和团当作当时民族灾难罪魁祸首的历史研究和政治舆论，就知道毛主席当年是何其远见卓识啊！再看看多少个武训转世归来了啊。现在时不时看到有报道说，某某老人自己拉板车拾破烂，风餐露宿，吃糠咽菜，却捐出卖破烂所得，供养出了若干个大学生。这样的当代“武训”居然和那个武训一样受到民众热捧和统治当局宣扬。可见，毛主席当年批判电影《武训传》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还要“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是何其穿越历史时空的洞见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不铲除，昨天死了的武训今天就会活过来乞讨在我们身边，也可能他就是我们自己。

两部电影都是个案，但反映出一个普遍的现象：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只是消灭了封建制度的外形，赶走了帝国主义和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而在许多人头脑中，看不到摸不着的封建意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落后文化意识、思想觉悟，却并没有同时遭到清除，即使那些自诩为文化斗士，自认为担负着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历史任务的大知识分子也是一样。剥削制度最需要武训这样的人来装点仁慈和人道，旧知识分子也最需要宣扬这样的仁慈和人道借以显示他们崇尚“自由、民主、平等与博爱”。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那些大知识分子也只是把1949年革命的成功当作一次普通的改朝换代，这其中也包括胡风。胡风虽然写出了《时间开始了》这样的作品，但从他后来的实际表现可以看到，他的文字更多只是透露出对毛主席以往事业敬佩有嘉，对毛主席将要开辟的新的社会主义事业却并没有多少确切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发生“胡风案”并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下的必然，是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在无情淘汰阻挡这潮流的泥沙。

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党以经济工作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为重心，在1953年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此后就是延续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初步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1956年5月初，毛主席把“双百方针”推向全国，发动当年的思想解放运动，造成极为难得的社会主义自由民主空气。1956年8月24日，毛主席与音乐协会的负责人谈话，第一次系统提出了新中国文化文艺如何走向新生的问题，为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如何吸收借鉴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中的精华并去其糟粕提供了方法论，其核心就是后来归纳的“洋为中用，古人今用”。毛主席还再一次赞扬了鲁迅，说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参见《毛泽东年谱》）。这表明毛主席继续坚持鲁迅的方向就是文化革命的方向，这个方向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都没有变过。

三  1957年的党内整风运动运动演变为全党的反右派运动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但运动决不是后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哭诉的那样，是单纯的引蛇出洞 “迫害知识分子”的阳谋。右派的进攻正如毛主席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所指出的那样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发起进攻的主要人物不乏毛主席曾信任过的五四以后出现的“新文化的生力军”。这表明，毛主席倡导的以鲁迅为方向的，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具体指导方针的新文化，其实并不为这个“五四以来的新文化的生力军”所热衷，封资修的东西还是对他们更有吸引力，因为他们终归还是留着封建脐带的资产阶级的旧知识分子。

1958年是社会主义真正建立的年份，也是为此后党内各种致命冲突埋下根子的年份。这条根子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1956年下半年后中央分一二线开展，这一安排为党内分裂提供了方便，但它不是导致分裂的根本因素，根本因素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引爆大冲突、大分裂的直接因素是大跃进中出现在一线具体工作中的极左错误，主要责任人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但他们没有以适当的方式承担起责任，导致党内斗争复杂化，1959年庐山会议就是这个复杂化的产物。更为恶劣的是，庐山会议之后不久，反右倾斗争还没有完结，国家还在三年困难期，全国就刮起了一股单干风，鼓风机是刘少奇本人，吹鼓手是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田家英等人，周恩来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也不管总体是吸取1958年南宁会议被反冒进的教训，多数时候保持了沉默，但都一定程度加入了他们的合唱。最为恶劣的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邓小平都推卸饿死人的责任，彭真要清算毛主席“哪怕1%的错误”（这是在强迫毛主席成圣人啊）。这就好比现在会见到的一种交通肇事，肇事者逃逸后乔装一番，若无其事又回到现场，站到围观的人群里面对受害者和旁观者大肆慷慨陈词，大发慈悲和善心，让旁观者觉得他是个大好人。林彪看不过去了，拍案而起与刘少奇他们针锋相对，这在后来1981年的《决议》主导的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毛泽东时代历史叙事中，成为林彪的一大“罪状”和一次“丑恶表演”。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不久，刘少奇又主持召开了“西楼会议”，推翻七千人大会对形势做的估计，把一切都说的漆黑一片，还美其名曰是“要把情况摸透”，实际就是为恢复单干制造舆论。毛主席对几年来的一而再再而三、变本加厉的复辟倒退，忍无可忍，就在1962年夏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这个马列主义的法宝，把这股复辟倒退风打回去了。

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有一个共同点是，他们控制着文化、文艺、哲学、宣传、戏剧等各个领域，利用手中的喉舌宣传机器进行修正主义的宣传，把修正主义意识变成党的行动纲领，变成麻痹人民群众的思想和精神鸦片。这都不是什么新花招，只不过社会主义建设越深入开展，他们就越来得猖獗而已，目的当然是阻挡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完成，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本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表现。所以，当有人在那时写出《刘志丹》小说，借真人编造假故事，伪造历史，毛主席就一针见血指出：“……利用写小说来进行反动活动，这是一大发明。这是搞上层建筑，凡是推翻一个阶级，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都是这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新的阶级斗争形势必然要制造出新的革命。一场配合社会主义新经济建设和新政治建设的新的文化革命，在1962年末已经怀胎腹中了。吴晗的《海瑞罢官》也是影射文学，虽然当时还没有遭到毛主席的批判，但已被记录在案，日后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四  1962年12月21日，毛主席正式向中央提出“对修正主义有没有办法？”这一问题，要求中央组织一些人专门研究这一问题，要求文化部门宣传部门对越来越多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保持警惕。1963年9月27日，毛主席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直接批评了文学和艺术界出现的种种问题：“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现在经济形势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不久，江青开始领导京剧改革，编排现代京剧，但遭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他们不同程度的抵制，这些人也都名义上响应毛主席的指示，在各个场合发表讲话，重复毛主席讲的这个那个，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但归到最后还是肯定旧戏，还是要看旧戏剧。这不就是等于否定了戏剧改革，以致于1963年11月底，毛主席只好再谈鲁迅，说鲁迅是中国革命文豪，前半生是民主主义左派，后半生转为马列主义者，并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进而，在1963年12月12日做出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一个著名批示，表达对江青的支持：

“彭真、刘仁同志，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资修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彭真当时在中央分管文艺宣传工作，《党史》卷二在引述毛主席的这个批示的时候去掉了彭真、刘仁的名字。这是故意隐瞒当年彭真及其背后的刘少奇、邓小平和江青的意见分歧，隐瞒毛主席支持江青，实际上是对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他们的不满这一真相。

1963年8月《历史研究》发表了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引发了建国以后史学界的第一次大论战，中宣部周扬秉承周恩来的意志，把全国史学界的大人物集中起来，组织了两场大批判，对戚本禹进行围剿。毛主席知道后，对戚本禹提供援助，就李秀成的历史问题写了十六个字的评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1964年5月10日，姚文元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引起毛主席的重视，姚文元那时是《解放日报》的编委，文艺部主任。

1964年6月27日，毛主席对文化部文艺处5月8日报送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汇报（草稿）》做出批示

“此件送刘、周、邓、彭、康生、定一、周扬、吴冷西、陈伯达同志阅。阅后退毛。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就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是当年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二个著名批示。文艺部和全国文联各协会相应再次进行整风。

1964年7月7日，毛主席正在审改《九评》并即将定稿之际，把上述姚文元5月10日的文章和一篇金为民支持周谷城的文章《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一并批示要人民日报转发。同一日，毛主席提名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成员康生、陈伯达、吴冷西、周扬。

哲学、历史和文化、文艺一样，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极具阶级性的。所以，在这个时期，毛主席在批判文化文艺的封资修倾向的时候，不但向江青、姚文元、戚本禹提供支援，而且对哲学届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哲学观也提出了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其实就是阶级调和论。要是他那个东西成立，那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也可以合二而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可以合二而一，对立统一的任何东西、是非不同的都可以合二而一。这是机械主义，庸俗辩证法，不是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合二而一的本质是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罗尔纲他们赞美李秀成是一致的，都是宣扬无产阶级可以向资产阶级投降，而且“投降合理，情有可原，因为历史有局限性，阶级也有局限性”等等。

1964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北戴河召集康生、陈伯达、吴江、关锋、龚育之、邵铁真谈哲学问题，提出“哲学家要下乡……参加阶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想出路，采取寻找思想武器，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他批评大学文科“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要求大学文科的“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理科的现在不动”。毛主席的这次谈话非常重要，他不但谈自然辩证法，谈微观无限、物质无限可分，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继续进行了批判，还谈到宋明理学、禅宗，主观唯心论，客观唯心论，还说《红楼梦》是讲阶级斗争的，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红楼梦》写出两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等等。当个时期文艺作品流行写“中间人物”，这是“合二而一”的哲学观在文艺领域的反映。很多知识分子搬出所谓“三十年代传统”，说“今不如昔”，这实际上就是否定毛主席倡导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否定文艺的延安道路，否定知识分子必须要改造思想。旧知识分子，尤其是所谓大知识分子，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都是威风八面、高高在上的，不是投到国民党在政府里享受“国民革命的成果”做官当老爷，就是跟着共产党的地下党干着反国民政府的革命，而那就往往要在灯红酒绿里搂着美女，历来是不需要接受改造、不需要走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的，他们当然就感觉到“今不如昔”。对比历史再看看当下，最近一些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热衷“民国范儿”，历史学界美化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些都不过是1964年前后就遭到批判的“三十年代传统”、 “今不如昔论”的沉渣泛起。毛主席搞社会主义，那些人需要巧立名目，现在的“共产党”成了当年的国民党，公开搞资本主义，他们不再需要巧立名目、乔装打扮了。

1964年春夏，戚本禹又发表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这篇文章不再是戚本禹自发独立写作的，而是戚本禹根据江青传达的毛主席的指示写出的，经过了中共中央理论工作小组，就是搞九评的反修防修写作班子的正式讨论、修改。这篇文章主要对为李秀成投降辩护的各种意见进行了反击，这些意见中有“时代阶级条件论”，有套用毛主席纪念孙中山时说过的 “不可苛求于前人”把李秀成投降变节说成是“一般错误”，有李秀成“成绩是主要的” ，“功大于过”，虽然投降写了自白书，但仍不失为“伟大的革命英雄”，等等（参见戚本禹《评李秀成》香港大风出版社）

从毛主席较早对《评李秀成自述》给出的十六个字评论和这篇新文章的具体的清晰的观点看，关于李秀成的讨论与当时批判资产阶级复辟、批判共产党内一些人对革命的背叛相吻合。如果罗尔纲他们肯定李秀成投降变节是“功大于过”、“成绩是主要的”，是因为 “时代条件的局限性”这一逻辑成立，那么任何当年参加过民主革命的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放弃马列主义搞修正主义、投降帝国主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背叛社会主义革命，就都同样“成绩是主要的，功大于过，仍不失为革命的英雄”，那也就是说毛主席对赫鲁晓夫和苏共的批判，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对刘少奇刮黑风的批判、反击复辟风、捍卫马列主义原则、坚守共产主义信念、坚持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反而都是错误的。这就是完全颠倒了无产阶级的历史观、世界观。让人惊诧的是，1981年的《决议》在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所遵循的历史逻辑本质上就是罗尔纲他们赞美李秀成的“历史主义”逻辑。

无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必须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上层建筑的文化、哲学、历史、艺术、文学等各个领域展开争夺战。这是毛主席自1957年以来就有的思想。但是，自建国以来资产阶级的学者就占据了文学、艺术、戏剧、哲学、历史这些领域，能够和他们打上几个回合的左派几乎没有。1963年-1964年，情况发生了上述一些变化，以姚文元、戚本禹为代表的一批人起来了（毛主席称他们二人是“南姚北戚”，似在类比二人为“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像江青这样懂电影、戏剧的一些左派文艺领导人也在自己的领域站稳了脚跟，创作出了一批革命现代戏剧，开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时代新风。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重组阶级队伍，又使一批具有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群众队伍出现了，党内一般干部和党员群众也得到一次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提高。虽然这个联合的新的革命队伍的确还不够强大，但发动一场真正的大革命，落实此前文化革命的具体目标，并以此带动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于是，当刘少奇1965年初在关于“四清”的23条上，以“矛盾交叉”搪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一本质问题，拒绝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早先以文艺的延安道路为指导，以文化宣传和文艺创作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主题的文化革命，就势所必然地发展为以文化和政治为双重主题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

五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接着戚本禹在12月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把“造反有理”提了出来。造反有理是毛主席自己的一贯思想，但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提了，所以当他读到戚本禹的文章是那样的喜悦，甚至超过了对姚文元的文章的喜爱。他12月21日找来陈伯达、关锋、田家英等人谈姚文元和戚本禹的文章，并强调说戚本禹的文章他一连看了三遍（参见任何人写的“文化大革命史”或《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然而，意料不到的是，毛主席长期以来最信任的秘书田家英却擅自把毛主席评论两篇文章的谈话指示做了删节，让毛主席最关键的声音无法传达到党内。与此同时，彭真控制文化革命的五人小组，开始瞒着主要成员康生，最终在1966年2月搞出了一个《二月提纲》，它名义上要求左派右派人人都要在真理面前平等，实际上就是打压左派知识分子的抗争！

江青与彭真针锋相对，于1966年2月在林彪支持下在上海组织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会后写出的《纪要》认为：17年来文艺界存在一条修正主义的黑线，号召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天黑线。毛主席审改了这篇1966年4月下发的纪要，并加写：“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搞掉这条黑线，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等内容。（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

1966年3月开始，毛主席亲自组织对《二月提纲》的批判，否定了《二月提纲》，并终止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活动，另外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在上海写出了《五一六通知》，该通知融入了《纪要》的一些思想，经过毛主席亲自审改并添加关键内容后在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获得通过。文化大革命就此正式爆发，文化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合为一体。

六  从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新文化具体的建设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0年代初期到中期，这个时候没有提出文化革命的主张，新文化的建设没有脱离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新文化的“新”还是新民主主义的“新”。第二个阶段是从1963年前后开始，明确提出了文化革命的主张，并以江青领导的京剧革命为先导， 1964年7月中央还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领导这一文化革命，这个阶段一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其间排演的一批现代文艺作品如《红灯记》（1963年）、《沙家浜》（1964年）、《白毛女》（1965年）《智取威虎山》（1965年开始改编）等等，也在文化大革命中树立为样板戏。正因为这一情况，有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文化大革命纪事文献，是把文化大革命的起点放在1963年京剧革命（参见《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

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到1962年末可以说是这两个阶段的过渡时期，其间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集中爆发，如反右派运动，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庐山会议党内分裂，1961年单干风，1962年七千人大会党内再次分裂，1962年夏季的北戴河会议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反击复辟倒退风。国际关系则是中印边境冲突，苏联围堵中国，苏美联合反华，中苏爆发大论战。在这个内外交困的时期，反修反修，反资本主义复辟，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主题，新文化建设被迫滞后，但正是在这个时期新文化的“新”开始逐步告别新民主主义的“新”，进到社会主义的“新”里去了，1963年开始的文化革命是顺政治斗争之势而发的。

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来，毛主席重新审视了旧知识分子的阶级本性，看清楚了无产阶级要搞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不能完全依靠那些人的，必须要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然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那么轻松，说培养就能培养出来的。最关键的还在于受到制度约束，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和有钱人垄断了文化教育事业，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没有多少知识。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夺取政权的目标，旧知识分子垄断知识的状况却并没有改变，因此新政权的构造，国民经济的恢复，群众社会生活的有秩序的展开，也都还要依靠旧知识分子或者他们的帮助，旧知识分子不但大量进入了国家核心权力部门，担任政务院（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也控制着国家的文化、文艺、戏剧、电影、历史、哲学等这类上层建筑领域。换句话说，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主要是被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垄断着，而政权里有大量他们的人在为他们保驾护航。毛主席要培养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必须先改革整个社会的文化土壤，改革整个国家的教育制度，砸烂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对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的联合垄断，砸烂各级教育的高门槛，让工农兵子弟可以自由进出各级学校，而这本身就可以构成一次全新的革命。这正是反右派之后毛主席想要做的，但那时国家因为百年战乱刚刚结束不久而太穷，百业待建，百废待兴，搞好经济建设，发展工农业，保障人民的生活，就像建国初的抗美援朝战争一样，具有压倒一切的紧迫性。同时，党内高层意见也不能形成统一，教育改革无法排到国家最主要日程。所以这方面的工作一直都不顺利。毛主席能做的也只是继续倡导延安道路，让知识分子自己改造自己，与工农相结合，自觉转化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方法当旧知识分子“在野时”当然行得通，当旧知识分子已经“在朝了”那就行不通。所以，延安道路建国后自始至终遭到旧知识分子的抵制，认为那是对他们的迫害，是不重视知识，不重视知识分子。毛主席这是真正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了。要解决这个新问题，就需要新的革命——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确让所有建国以来的遗留问题，包括当年的《清宫秘史》、《武训传》电影，统统回到大革命的火炉，一切阻碍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培养的制度约束，一切阻挡无产阶级实际登上权力舞台的羁绊，统统在大革命的炉火里遭到焚毁，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必须改革一切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其目的就是让各级学校，包括大学，向工农兵子弟敞开大门，从根子上彻底把那些反动学术权威的腐朽的思想意识赶出学校。

七  走资派1978年重新登台掌握国家权力以来，许多人都在说江青1966年2月提出的“文艺界17年黑线”是她和林彪的密谋篡党夺权的阴谋。然而，通过以上对1950年以来的新文化建设到1963年的文化革命，再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的梳理（注意，我这里梳理出来的还不过是沧海一粟，冰山一角），却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黑线存在：建国初《清宫秘史》的挫败，批判《武训传》的受阻，1963年文化革命以来一直到1966年彭真他们的《二月提纲》出台，彭真等人对以京剧革命为先导的戏剧革命的阻拦，对文化革命的抵制，对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抵制，说那是一条黑线，有半点冤枉他们吗？

实际上，不但有一条文艺黑线存在，甚至也有一条政治的黑线存在。1957年党内整风运动为什么迅速演变为全党的反右派运动？这个历史疑问现有历史资料的披露和相关研究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但同期在中南海发生过57年夏到58年春的“八司马事件”则是可以提供一些启示！在“八司马事件”中毛主席身边众人遭受杨尚昆他们莫名的打击（参见孙言诚《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1961年窃听器事件发生，有杨尚昆本人、周恩来的秘书XXX参与其中，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也有责任（不是指他们后来辩称的给有毛主席参加的中央会议录音是经过毛主席同意的这事，而是指毛主席的中南海住所的卫生间都被安装了窃听器这种事，参见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不结交诸侯的毛主席的英文秘书林克遭到杨尚昆他们的打击，而田家英却因为和杨尚昆走得非常密切，受到刘少奇、邓小平特别的关照，邓小平还亲自提名他当上中办副主任。1962年前后单干风猛刮的时候，田家英不但推波助澜，还利用毛主席的信任，为刘少奇当信使，劝谏毛主席搞单干。这恐怕不单单就是因为田家英就那么特别喜欢单干道路吧。毛主席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可他却在1965年12月变本加厉，擅自封锁毛主席关于姚文元和戚本禹文章的谈话的关键内容，阻碍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组织批评他一下，让他把问题交代清楚，他却娇贵得受不得一点批评在《五一六通知》通过后一周多就自杀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用过“黑帮”一词来表述党内一些人和他们的不正常的组织活动，这个“黑帮”看来决不是空穴来风，联想到“八司马事件”，再到窃听器事件，再到田家英封锁毛主席的指示，那个政治黑线难道不就是“黑帮

”吗？“黑帮”提法遭到周恩来的反对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周恩来的秘书XXX是参与窃听的，周恩来不知情是不可能的，若以“黑帮”追查下去，那么周恩来也难保其清白，而以黑线论之，装到路线问题中去，他则可以检讨一下推掉责任。这个问题与本文关系不大，此处不多谈了。

右而左

2015-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