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歷史】(惠風 編輯，原標題：為何說趙紫陽一言喪邦)

本文摘自2009年12月18日《開放》雜誌，作者金鐘，原題為《趙紫陽回憶錄可議之處》：

三年前，當我們出版《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時，不敢設想趙還有一本經過錄音的個人回憶錄《改革歷程》在海外出版。這是中共建國以來，六十年的破冰之作，是一本領袖級的自白書。

二十年來，先進的中國人都在期待和尋找“中國的戈爾巴喬夫”，趙紫陽以他的這本臨終遺言顯示，他就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這本書不僅記錄了如何衝破阻力實現經濟制度向西方市場資本主義轉移，而且宣示政治改革六大目標（294頁），第一條“戈爾巴喬夫叫公開性，我們叫透明度”。趙晚年高度讚揚西方議會民主制是當代最好的政治體制。

作為共產黨總書記，如何面對一九八九年北京震撼世界的學潮，就是趙紫陽政治理念的一次實踐。他反對鎮壓，力主民主法制，維護個人尊嚴，至死不向權力低頭。透過這本書，他保住晚節，可以蓋棺論定。

二十年前中國青年的鮮血，誘發國際共產陣營的連鎖巨變，何以中國至今沉淪在井底？“六四學”註定成為中國的顯學，近年許多出版物從多種角度揭示六四時期的珍貴史料，但以權威性而論，趙回憶錄當為首席。也許，從那年頭過來的人，都留有遺憾：民主從來沒有如一九八九年這樣和中國擦身而過（註：一則傳聞說鄧家人在六四期間曾透過巴基斯坦尋求西方政治避難的可能性）。

八九學潮可分體制內外兩大部，趙回憶錄側重上層鬥爭，且僅十五萬字，難免留有若干可議之處。這是值得見仁見智深入探討的。

趙戈談話事件載入史冊

趙紫陽回憶錄出版後，有多位友人和筆者討論過趙與戈爾巴喬夫談話一節。來自紐約、倫敦、香港、北京的朋友，都有表示質疑。這件事在宗鳳鳴的書中多次提到。趙對宗老、楊繼繩、姚監復都談到過這次談話。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蘇共領袖戈爾巴喬夫到訪北京，十六日上午會見鄧小平，下午會見趙紫陽。趙在會見中，主動地向戈宣布，“中共中央有個決定，在重大問題上要由鄧小平掌舵，向鄧通報，向他請教”——這番話由電視現場直播，昭告天下，影響非凡。

事發後，趙獲悉鄧和家人對趙此舉極為憤怒，認為是趙在緊急時刻，有意把鄧拋出來。這件事當時在公眾中就引起過不同反應，尤其是一些敏感的高級幹部如香港的許家屯，都認為趙此舉失策不智，開罪了鄧。而後來，更嚴重的說法是，趙此番談話，造成鄧趙的最後決裂，鄧視趙為背叛，斷然倒趙，決心對學潮下手，從此大局不可逆轉。

但是在漫長的二十年間，甚至在我們出版趙軟禁中的談話後，這個事件都沒有引起眾多的六四研究和議論的重視。可以兩位頗具影響力的學者趙鼎新和吳稼祥為例，在他們分析六四事件的長篇文章中，隻字不提此事。不排除“為尊者諱”的習慣心理。現在，可以擺上面，一個重要依據是，趙本人在回憶錄中賦予事件我們意料不到的分量：他發現事件的後果嚴重後，要求親向鄧解釋，鄧不理會；趙寫信給鄧；趙向楊尚昆、向專案組長王任重都作過鄭重解釋。在此回憶錄中，甚至專列一節寫“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

趙的主要說明是“他完全是要維護鄧，結果引起大誤會，認為我是推卸責任，關鍵時把他拋出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趙說，他“特別在意”這件事，是因為這件事已不是政見分歧，而是涉及到中國人信奉的傳統道德、人際的信義，他無意傷害“對他長期信任並給予大力支持”的鄧的感情。

回憶錄指出，鄧在八九年春，甚至在趙出訪朝鮮前，都明確表示，要趙干兩屆總書記，並打算將軍委主席也交給他。熟知中共內情的人，都知道，趙八十年代進入中央領導層，從總理至總書記，在凌駕體制的元老群中，支持者甚少，但大家長鄧一直欣賞他，支持他——直到五月十三日鄧趙最後一面，都無失和跡象顯示。因而，趙斷無理由和鄧攤牌，而且趙也絕無可以和鄧較勁的實力。

趙是公認在中共第二代中最有智慧的人，他也自稱“在黨內搞了幾十年”，政治經驗絕非一般。因此，今天會有許多人不理解、不接受他在回憶錄中對此失策事件的解釋。或者認為趙對此有重大保留，有難言之隱。趙則一再表示“一失足而千古恨”式的懊悔。

無論如何，事件的後果相當明顯。一方面，鄧完全不認同趙是在維護他；另方面，於社會公眾而言無異於坐實鄧的“垂簾聽政”，而這是鄧的大忌，也是民眾的大怒。於是，第二天的五一七大遊行，鄧成了眾矢之的。趙作為一位在那時正在尋求黨內外平息學潮之道的政治家，這場與戈的談話，不僅是失敗，而是不可挽回的失敗。這個事件，也將作為“一言喪邦”的經典個案載入史冊，在共運史上，只有如馬利諾夫斯基事件等極少例案可以相比擬。

趙戈談話事件的牽連人，前有鮑彤，後有嚴家其。鮑是談話的起草人，嚴則是響應趙談話而發出五一七宣言“打倒中國最後一個皇帝”的簽署人。鄧沒有放過他們：鮑在六四前即被秘密逮捕，嚴則成為知識份子通緝名單的首犯。而被看好的趙派改革勢力，隨趙倒而全軍覆滅。另外，“趙的談話是鄧家人授意”之說，如有其事，趙絕不會隱瞞，然書中未見。

在官方的定罪文字中，對此事件述而不評，畢竟趙說的是事實，並無誇大成份。存疑的是，趙此舉是早有策劃，還是為那兩天狂熱形勢所迷，以為“民氣可用”，而如中共內部人士所指“趙錯估計形勢，欲取鄧而代之”？總之，趙戈談話事件，仍是一個不解之謎。

對廣場大絕食的遲鈍反應

五月十三日，北京學生發動在天安門廣場的靜坐絕食。這是整個八九學潮中最重大的一個轉折。學生以死抗爭震動了全中國，為世矚目。從此，運動完全進入失控狀態，官民對抗，愈演愈烈。絕食直接衝擊的是戈爾巴喬夫十五日的來訪，接下來，十六日趙戈談話，十七日鄧家開會批趙，十九日宣布戒嚴，趙失勢，二十日市民開始圍堵軍車……形勢急劇惡化。

廣場成為世界新聞的焦點。學生應否撤離廣場？成為爭議的中心，直到六四清場。二十年來，絕食緣起和撤離廣場真相的探討從未停過。筆者從香港觀察的角度，一直對絕食議題投入高度重視。可以設想，如果沒有那場絕食，八九運動的結局又如何？

因此，趙紫陽如何看待和描述絕食？便是閱讀其回憶錄值得關注的重點。在45頁第一部份第四節，趙寫道：

“……學生在和政府對話完全失望後，決定乘戈爾巴喬夫來華訪問期間，發動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和絕食。他們認為這是向政府施加壓力的絕好時機，為了迎接國賓來訪，政府不能不讓步。但是學生們錯了，他們不知道，他們走得越遠，越給李鵬等人主張暴力鎮壓提供藉口。

我得此信息後，便於五月十三日借同工人對話的機會發表談話。大意是這樣：大學生如果有甚麼要求得不到滿足，就去干擾國際會談，損害中蘇高級會晤，那就沒有道理了，不會得到廣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我藉此機會發出的呼籲，在當天各大報都發表了。但是學生們對我的呼籲根本不理會，依然於五月十三日下午組織了二十多個院校的二百多名學生，在一千多人的衛護下，進入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從這天起，學生們占據天安門廣場，直至六月四日流血事件發生。”。

這段話包含其他資料中未見過的信息：

一、趙在絕食行動前已經獲得情報，知悉學生要以此大規模行動干擾中蘇會談；

二、趙在十三日發出呼籲，勸阻學生。

這是令人感到驚訝的信息！戈氏來訪，是困擾中共數十年的中蘇關係中的頭等大事，學生要損害之，主政者趙的反應只是在一次見工人時呼籲一下說“沒有道理”——這是接近麻木的反應，當然不會有任何效力。趙沒有說明對這一已知的重大動態，有任何其他對策，例如派人勸阻，甚至動員警力予以防範——這說明甚麼？輕則對事態後果的判斷力嚴重不足，重則有縱容之嫌。趙對學潮的溫和態度不容置疑，然而，在如此重大的事態面前，一名執政者，豈容怠慢？那只能是一次嚴重的失責！

接下來，趙描述了廣場上的混亂狀況，完全無人可以發揮作用。第四天，即趙戈談話之後的十六日夜，趙才召開常委會議，作出五常委名義勸說學生停止絕食的決定。趙擔心此舉無效，乃正式提出“修改四二六社論的定性”，以圖制止絕食的嚴重後果。並主動承擔社論的責任。遭到李鵬、楊尚昆反對。趙無奈，決計直接訴諸於鄧，這樣便有了五月十七日的鄧家常委會。會上趙遭圍攻，並決定戒嚴，趙遂意辭職，“不做鎮壓學生運動的總書記”。

趙揭示五月十六日至十九日，中共高層激烈鬥爭的內幕，真是令人目瞪口呆，趙站在同情學生的立場顯而易見，然卻昧於戈氏談話與廣場絕食兩大事件交織，元老與李鵬派已經斷了他的政治生命。別人已在磨刀霍霍，他還在奢談修改四二六社論。可以理解的是，趙從北韓回國，就深知學潮的根本關鍵在四二六社論的不公正（33頁，趙甚至預見社論不改，有大衝突的可能），他的思路也就被扭結在這一點上，他企圖以此釜底抽薪，一了百了。然而，這將使鄧及整個保守集團處於無地自容之境，豈不是與虎謀皮！這成為兩派根本分歧所在。

不過，事過境遷，趙在回憶錄中，對於學生絕食並拒絕撤離廣場的行為仍缺乏應有的批評，過於強調事態是由於鄧李等人的拒不認錯所致。這是令人遺憾的。其實，二十年來，有關八九學運的反思中，不僅絕大部份知識份子，連學生也都對當年占據廣場不撤的激進主義有相當的深入檢討。

五月二十一日後的記錄一片空白

通觀趙紫陽回憶錄，在前因後果的敘述上有連貫性，脈絡清楚，邏輯力強，主要人物的描繪也色彩分明，但在有一段時間中，卻呈現了相當的空白，引人好奇。

這段時間即五月十九日黨政軍戒嚴大會至六月三日夜——長達十五天。這段時間是趙失勢，尚未正式罷官隔離審查的時期。書中多處的說法是“靠邊站”。這時，外面已是一片沸騰，全國陷入反對戒嚴，反對鎮壓的怒潮中，趙雖已離開權力中心，但這是風暴中的十五天，能平靜度過嗎？書中有紀錄的事是：

五月二十一日：喬石來見趙，向趙談軍隊進城受阻情況，喬說了句可圈可點的話：“不少人已經感到有點騎虎難下了。”

當日，趙找統戰部長閻明復談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以扭轉首都失控。下午，胡啟立來趙家，趙囑發電報催萬里回國（後未遂）。

當日，趙告訴秘書李勇，應開一次政治局會議，要鮑彤為他起草講話稿。

六月二日，王任重、丁關根到趙家，與趙談話二小時余。趙解釋學潮以來的若干問題，並對鮑彤五月廿八日被拘押提出異議。

除了這兩天記錄外，回憶錄沒有其他痕跡。據了解趙的警衛班子已經被換掉。

趙案經過三年的審查，一九九二年十月喬石、宋平在中南海懷仁堂找趙談話，宣布結案，結論不變。但沒有材料。故趙手上只有一九九○年六月，王任重給他的一份材料，羅列趙在動亂中所涉三十條問題。趙書公布了這份材料，這三十條罪狀，從胡耀邦去世之日到趙下台之後的五月二十一日，是唯一的一份官方對趙紫陽的具體指控。

這份材料，只有一處，似有可疑，即第二十八條，空白。編者注“錄音遺漏”。經過推敲，這條有可能涉及某種敏感的方面。不由人想到當時盛傳的八上將向首都戒嚴部隊指揮部寫信、向軍委上書反對戒嚴，反對軍隊進城一事，（此事已在前新華社總部國內新聞部主任張萬舒的新着《歷史的大爆炸》和宗鳳鳴着作第6頁得到證實）。八將軍是：張愛萍、葉飛、蕭克、楊得志、宋時輪、陳再道、李聚奎、王平（國防部長秦基偉也反對戒嚴，六四後被調職），時間在五月二十一日。未經證實的消息說，趙紫陽曾與張愛萍會面。

趙的有記錄的活動，在回憶錄中嘎然止於五月二十一日。其時到六四，還有兩星期。這段時間除了民情洶湧，軍民對峙之外，也是各派政治勢力明的暗的在北京較量搏弈的時期，趙派在高層已經出局，但作為一隻在政治舞台上叱吒風雲近十年的勢力，擁有民意的巨大優勢，他們是否已經毫無作為而坐以待斃？邏輯上是很勉強的。當時最突出的關於廣場撤離之爭，有一派和藉助人大解決問題的思路相呼應，公開主張學生不撤，堅持到六月二十日人大常委開會。有案可查。可以說，此事非同小可。

以上三點，引人遐想而結論難尋。無論六四研究，還是中國政治前途，迴避不了中共高層的演變，已是一項當代共識。歷史強大的必然性，時時隱蔽在那些不可思議的偶然性之中。

皺紋已經爬上了千萬學子的額頭，趙紫陽也進入歷史，他的成功和失敗都遺留下來，是給後人的珍貴教訓。

··················

蜜蜂認為：顯而易見，鄧小平與趙紫陽在跟戈爾巴喬夫談話這件事上有嚴重誤解，而且，即使在趙紫陽誠懇解釋後，誤解也沒有消除。在早，鄧小平趙紫陽在中國進行改革的設想和計劃是一致的，趙紫陽的智囊團恐怕從來也沒有想過要得罪鄧小平。但是，學生在方勵之們的影響下，發動了無組織無計劃“反官倒”的行動，造成北京市委誤判形勢，鄧小平因為經驗恐懼“文革紅衛兵”而錯誤定性為“動亂”，並頑固堅持不改變。

老小右派誤解而成為嚴重對立，對立後，鄧小平又不容趙紫陽解釋溝通，不接受大批黨政軍幹部的勸阻。後期國外勢力誤判形勢介入、香港民主派公開資助、企圖讓學生們堅持挑戰政府。學生領袖們擔心政府“秋後算賬”騎虎難下，個別領袖人物希望“大屠殺的流血喚醒民眾”學生也不理會趙紫陽溫家寶的“警示勸告”，而一意孤行盲目對抗政府“戒嚴令”！因此，“六四鎮壓”就不得不發生了。

                                      你算老幾？

                                     看誰扭得更遠！

回顧歷史不難明確：實際上老右派過後的改革腳步，比小右派所有請求的走得更遠，遠許多！說明什麼呢？說明中共不是不改革的，中共的改革是有計劃有目標要穩步逐漸進行的。這也是國外特別是西方國家都認識了的，為何後來逐漸取消了因為六四鎮壓對中國的制裁？就是因為中共比他們希望的改革開放還積極----走資走得更快更遠。

因此，六四鎮壓被“維護秩序派”認為是有必要的，趙紫陽想要施加阻力阻止鎮壓，結果事與願違，他恰恰成為體制內的反向動力，使鄧小平最終決定鎮壓。從這個方面來講，趙紫陽作為黨總書記是有責任的。當然，學生市民的無辜犧牲也是“死有所值”。畢竟，學生們希望的中國改革開放沒有停止，右派們也有目共睹鄧小平堅持改革開放成果巨大，馬屁拍得天響！所以，小右派不用再傷情不休，緊跟老右派順利前進，應該是為中國民主運動的目標。

嘿嘿！

趙紫陽曾經忽悠毛澤東

六四已經獲得超額勝利

六四是右派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