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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清楚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首先必须搞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概念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首创。马克思主义之前，空想社会主义已经存在三百余年。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也存在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社会主义。但所有这些社会主义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因此也都没有真正揭示“社会主义”的科学本质。马克思恩格斯这个时期是反对使用“社会主义”概念的。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才在与共产主义同义语的意义上使用“社会主义”，并把“社会主义”看作“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恩格斯70年代所写的《反杜林论》中所说的“现代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马克思恩格斯使用“共产主义”含义时，都是把“共产主义”看作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意义上使用。按照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任何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是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的本质关系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共产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无论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还是晚年的《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讲得清清楚楚。社会主义既然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其经济的本质特征也是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也一直坚持这一基本思想的。当然，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的不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公有化到什么程度，采取何种具体形式可以有所不同。但公有制的本质特征始终没有改变。

然而中国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却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论述于不顾，说什么我们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始终都没有搞清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都有偏差，所以他要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要阐述他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这就是他那段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这个所谓“社会主义本质”的定义既不是马恩列斯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而是他自己的“社会主义”，实际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大背叛和偏离。因为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看来，社会主义从来都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制度，只能从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去说明社会主义的本质。固然社会主义要促进和解放生产力，但那是任务，不是本质。邓坚持的所谓“社会主义”，实质是单纯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如果按照邓的定义，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也确实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共产党宣言》中曾说，资产阶级不到100年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那岂不是当时的资本主义也变成了“社会主义”了吗？可就是这个极端错误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主导了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成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因此，程文中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时的“社会主义”显然是邓小平的单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而非马恩列斯毛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本质的科学社会主义。

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不是手段的不同，而是根本对立的生产关系

程文为了说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可以和市场经济内在结合，于是把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过程中资源配置的手段、方法严格区别开来。如程文中说：“因为产权的私人所有制、合作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国家所有制，说的是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在法律上的最终归属，而市场经济或市场化说的是经济如何运行，主要是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定价的问题，要由各类性质不同的经济主体或企业自行决策。也就是说，前者涉及生产要素的公有与私有问题，而后者涉及经济运行或经济调节的市场与计划（政府或国家）问题。倘若使用‘资源配置’一词，那也是前者指资源由私人企业，还是集体企业或国有企业来配置；而后者指资源是由企业，还是由政府来配置，即‘资源配置’包括产权配置和调节（运行）配置两个不同层面的含义。因此，公有制或社会主义可以与计划经济结合，也可以与市场经济结合；私有制或资本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结合，也可以不同程度地采用计划或政府调节的方式。”程文这里的错误是没有根本搞清楚两种所有制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是私有制，其不仅是指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法律上归私人企业所有，而且决定了其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企业自身的利润和剩余价值。正是从这一根本目的出发，决定了其整个资源的配置完全是围绕能否最大程度实现企业自身的利润和剩余价值进行的。在一个企业内部特别是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生产活动确实完全按照计划进行，但对于一个企业是计划性生产和资源配置，但对整个社会却是无计划、盲目、自发地生产和资源配置。作为经济基础之上的权力机构即政府一般无权干涉和进行资源配置。因此私有制、企业自身追求利润和剩余价值、资源配置三位完全是一体的。特别在这种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本身就是商品，因此才能使私人企业主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剩余价值。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目的和资源配置的手段方法三者割裂开来实际是彻底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理论和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是公有制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其生产的最主要最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满足整个社会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社会资源的配置权固然有一部分掌握在具体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但最终资源的配置、支配权力掌握在政府手中。社会主义国家是由为实现共产主义、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共产党领导，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无论是各级政府机构的管理人员，还是企业的各级管理人员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企业的各级人员特别是生产第一线的普通工人与企业不是雇佣关系，而是主人关系。共产党人的这种根本宗旨和企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必然影响、作用和渗透到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上，必然是围绕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和长远需要作为总的根本的出发点，也就是要自觉和有计划地进行资源配置和组织生产。作为生产要素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矿产、森林以及劳动力都不能进入市场流通。只有一部分劳动产品才能够进入市场流通。这就是说，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目的与资源配置手段方法也是三位一体的。离开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不可能有真正的按照计划进行的资源配置和运行方式。

程文这里的错误一是把所有制只是看作生产要素归谁所有的孤立意义上的所有制，看不到不同的所有制对资源配置手段、方法的根本不同的决定作用。二是只字不提两种根本对立的所有制的生产目的即企业自身利益还是社会、国家、人民的根本、长远利益，更不提根本对立的生产目的对资源配置和生产过程的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三是混淆建立在根本不同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政权对资源配置的不同的支配和影响作用，把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源配置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看作所谓“主观主义”经济而排斥掉。离开根本对立的所有制关系，离开根本对立的生产目的，离开根本对立的国家政权，把资源配置手段、方法抽象化、孤立化、绝对化，且认为其既可以主观主义地与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也可以主观主义地与“社会主义”概念生拉硬扯在一起，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谓创新理论。这就是程文的错误要害所在。

同时，唯物史观所讲的任何生产关系和国家政权都没有离开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本质上都是代表剥削阶级的少数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本质上是代表大多数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所谓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的决定权由市场决定，实质还是受由人来支配，是由市场经济中掌握资本、土地、劳动力资源的少数人来决定，绝大多数不掌握生产资料的普通劳动者对资源的配置决定权完全被排斥。

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市场经济的所谓“矛盾”本质是私人占有性与社会化生产的矛盾

为了进一步说明所有制与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区别。程文以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也是“矛盾”现象为所谓事实依据。程文中说：“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考察数百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史得出，资本主义初期与市场经济是非常矛盾的。而世界体系论的主要创始人沃勒斯坦则一贯强调，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其实，应该这样准确地表达，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企业和个人的自由选择、自由决策和公平竞争，在资本主义私有垄断寡头控制下，均难以充分实现，或者说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性和公平性，与资本的私有性和寡头性内含严重的矛盾和冲突。其实践凸显为私有制主体型市场经济往往存在贫富对立、高失业率、金融经济危机、对外掠夺等。因此，西方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著名经济学家，如美国的加尔布雷斯早就揭露美国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含垄断型大公司剥削中小企业的‘二元体系’对抗性，因而倡导“新社会主义”，并支持法国和英国等青年师生10年前开展的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即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国际改革运动’；法国皮凯蒂在近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世界畅销书，用数百年的大数据揭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财富和收入分配极不公平的‘世袭资本主义’。可见，被西方实践检验表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西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并不怎么行得通，存在无法克服的逻辑和应用弊端。”程文这里运用某些西方经济学家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的方法和结论是错误的。

按照唯物史观理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任何社会矛盾现象都必须从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作为理论依据加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一开始到灭亡的整个过程中也都始终存在矛盾现象，但这种矛盾归根结底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所谓市场经济实质是商品经济，但它不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其区别于以往社会商品经济的最大显著特征是把一切生产产品都变为商品，土地、原材料料也是商品，特别是把劳动力也变为商品。不仅物质产品是商品，一切精神产品也都是商品，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包括家庭和夫妻关系也都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揭露得十分深刻尖锐。这种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表现和产物。同时为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市场经济提供理论依据的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理论，就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思想、“人本性自私论”的经济人思想。用今天时髦的用语就是“普世价值”理论。这种“普世价值”理论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全是相容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谈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时说：“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7页）不仅经济生活中存在“矛盾”，精神生活中也存在“矛盾”，甚至统治阶级自身的理论与道德也存在“矛盾”。“普世价值”也是这样。其鼓吹普世的所有人的共同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与“人本性自私论”本身就是“矛盾”的，是资产阶级理论中极端虚伪性、伪善性的突出表现。所以恩格斯说：“所以文明时代越是向前发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同上，第178页）因此，资产阶级理论中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本身就是虚伪的、伪善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私有垄断寡头控制下，”不可能充分实现多数人的“自由、平等”，“资本的私有性和寡头性”必然“内含严重的矛盾和冲突。”这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市场经济本身的矛盾，而是市场经济理论中所谓的“自由、平等”本身的虚伪性、伪善性的内在矛盾。而市场经济带来的“贫富对立、高失业率、金融经济危机、对外掠夺等”更不是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矛盾的表现，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内在矛盾的表现。《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已经非常清晰明确揭露了这些现象的根源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性的矛盾。而程文中却把所有这些矛盾单纯归结为“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这不就根本否定了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吗？程文进行这种错误论证的目的还是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市场经济”体制割裂开来，说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并没有结合好，社会主义要把“市场经济”这个法宝拿过来，以此论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内在结合的必然性。但程文忽视或者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平等理论与资产阶级建立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理论是建立在两种根本对立的所有制和两种根本对立历史观基础上的根本不同的理论。社会主义建立的资源配置手段方法依据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实现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平等”理论，而非“市场经济”理论中少数人的“自由、平等”理论。借口“自由、平等”概念的等同性而把内容上根本不同的“自由平等”理论混为一谈，把资产阶级市场经济理论中的“自由、平等”理论简单照搬到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体制中作为资源配置的理论依据，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根本背叛。

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实践”没有证明其真理性，而恰恰证明其荒谬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不是唯一标准，该观点不是本文重点，故不展开论述）。程文也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真理性也要经过实践检验。所以程文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崭新学说，已被中国3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其国家整体发展绩效和经济公平都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状况好得多，这也被国际舆论中广泛使用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奇迹等赞扬性话语所肯定。我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表明，不仅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程文也承认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践中也存在许多问题。但他认为，这是其“作为新生事物”不可避免的，“其中有些是经验不足所致，有些是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市不严所致，有些则是受西方不良理论和政策误导所致，亟须在不断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氛围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从严依法治国，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而进一步实现经济理论、政策、体制、机制和实践各方面的中国式创新来圆满解决。”所以其结论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适合市场经济，因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更可行，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比现代西方经济学更科学。”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过程和结果果真证明其理论的真理性吗？完全相反，中国近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理论”实践的结果恰恰证明其荒谬性。

固然，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确实得到了较快的增长，GDP已跃至世界第二位。但社会的发展绝不能只局限于经济数字的发展。发展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社会风尚、道德文明等全面的发展。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不得不正视的中国当今的社会现实：一是中国官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据中国新闻网12月31日报道，十八大以来官场包括军队系统揭露出来的有近120名省部级腐败官员，这就是整个社会腐败现象的缩影。二是短短三十多年来以雨后春笋般的速度暴发出数十万个数亿、数十亿、数百亿甚至还多的亿万富翁。据有关媒体报道，亿万富翁的人数已经超过美国。三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其基尼系数早已超过联合国警戒线，地区和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经济增长的GDP也是带血的GDP。四是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近些天京津冀地区的持续数十天的极其严重的雾霾天气就是生态环境恶化的典型表现。五是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精神颓废、物欲横流。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观念和黄睹毒现象泛滥成灾，导致整个社会是非、美丑、善恶观念彻底颠倒扭曲。出现极其之多的奴才性、虚伪性、内耗性、肉欲性等人格特征的党员、官员和知识分子，基层普通群众也受到严重侵蚀。知识分子队伍中愈发严重的功利化现象和精致利己主义人物的出现就是整个社会扭曲人格表现的缩影和典型。六是整个社会假冒伪劣产品肆意横行，尤其直接关系到人们生命安全的食品行业更为严重。有人说，中国已进入人与人互害时代。七是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新的三种大山重新压在普通百姓身上，且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八是社会资源掠夺式开发、社会财富极大浪费达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时期。少数暴发户和腐败官员生活奢侈、糜烂，一掷千金、挥金如土。九是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极其混乱，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猖獗，汉奸卖国行为屡屡发生。十是社会灾难性的严重事故接连不断，社会矛盾加剧，各种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固然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经济根源。这种经济根源就是改革进程中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进程。去年天津“8.12”爆炸严重事件就是私有化、市场化的典型产物。中央多次文件中虽然反复强调改革要做到“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实际进程中，却更侧重于后者，导致目前中国私有企业已经占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绝大部分。而所仅存的国有企业基本都集中在中央直接管辖的超大型企业如铁路、交通、石油、电力、通讯、银行系统等等。而地方上几乎所有国有企业都直接或间接改制为私有企业。即使国有企业名义中还是公有制，但企业运行机制已经完全按照市场运行模式进行，企业生产目的已经不是为人民服务和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是最大限度赚取利润，企业的经济效益与企业管理者、企业员工工资、奖金挂钩。大批国有企业的员工已经不是企业的主人，而是雇佣关系。同时这种市场经济理论要求政府不得干预和支配资源的配置，但现实生活中，各级政府部门并没有站在市场之外，由市场自行运行，而是把自己本身就置身于市场之中，以市场主体的面目出现。如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土地名义上是国家和人民所有，但地方政府却以市场交换主体一方把土地直接卖给开发商，从中谋取利益。再如，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拥有土地所有权的集体农民有权利直接与土地开发商买卖土地，而现实中地方政府却禁止这种行为，而是自身直接与开发商进行土地交易，且只把交易的极低部分资金转给拥有土地的农民。如此“实践”和客观事实，究竟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真理性还是荒谬性呢？究竟“是经验不足所致”、“是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市不严所致”，还是从根本上“受西方不良理论和政策误导所致”呢？

第五，所谓“现代政治经济学”究竟是什么理论？

提出和阐发一种新的理论，必须依赖于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理论依据。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为指导。我想在这一点上与程恩富同志是没有分歧的。然而程恩富同志一再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然而在论证生产方式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却突然冒出一个二者没有内在关系的所谓“现代政治经济学”原理来。笔者不是专门搞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以往只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来没有听说过所谓“现代政治经济学”，更没有学习、研究过。那么这种“现代政治经济学”究竟划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围内呢，还是划到“西方经济学”范围内呢？据笔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来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资源配置手段可以和所有制分离”的基本原理。显然这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非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现代政治经济学原理”为主要理论依据，论证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的必然性能够成为“学理的科学性”原理吗？连科学的理论都不是，更谈不上是所谓“重大创新”理论。

程文还说：“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资产阶级学者，普遍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的结合是天然的最佳结合，社会主义则不能搞市场经济。”这是实事求是的结论。无论从西方经济学理论本身，还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完全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的一体问题。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方式的最大功绩就是把整个社会一切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因素都商品化、市场化，所有才导致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和文化现象，所以才导致马尔库塞所说的扭曲的金钱至上的“单向度的人”现象，所以才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现象，所以才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灭亡，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证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历史必然性的事实依据。否定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的有机联系，主观唯心主义把这种内在有机联系人为割裂开来，又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嫁接在一起，这等于把马头从马身上割下来，硬按到牛身上，是驴唇不对马嘴的行为。其实，程文所说的这种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所谓“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绝不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结合，而是与邓小平“社会主义”的结合。而邓小平离开公有制本质的“社会主义”是已经是变味的“社会主义”，实质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说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本质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没有任何的创新。如果说有创新，那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创新。

附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重大创新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话

程恩富

发表时间：2015-12-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今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和发展创新等问题，其中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和核心，其他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均是以此为中心来构建和创新的，因而必须深化认识和认同。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伟大实践。相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它不仅在理论上能站得住，而且在实践上能行得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系统的创新性。早在1979年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期，江泽民便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四个字是‘画龙点睛’”。在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时，胡锦涛阐明了“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针对混淆市场经济的不同经济社会性质和类型的误解，习近平明确指出：“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举措，表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逐渐显示出全面的创新性。它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和理论为前提，在产权、分配、调节、开放等体制机制方面，在区域发展、新型农村、城镇布局、生态环境、民生改善、人口计划、教科文卫体等发展建设方面，均形成不断发展的较为系统的理论，在人类经济理论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创新地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学理的科学性。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资产阶级学者，普遍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的结合是天然的最佳结合，社会主义则不能搞市场经济。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外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已改变了这一传统观点，而国外资产阶级学者和政治家仍然固守这一教条。在苏联东欧国家剧变后，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宣称市场经济或市场化只能与私有化相结合。这在学理上是不能成立的，其现代政治经济学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产权的私人所有制、合作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国家所有制，说的是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在法律上的最终归属，而市场经济或市场化说的是经济如何运行，主要是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定价的问题，要由各类性质不同的经济主体或企业自行决策。也就是说，前者涉及生产要素的公有与私有问题，而后者涉及经济运行或经济调节的市场与计划（政府或国家）问题。倘若使用“资源配置”一词，那也是前者指资源由私人企业，还是集体企业或国有企业来配置；而后者指资源是由企业，还是由政府来配置，即“资源配置”包括产权配置和调节（运行）配置两个不同层面的含义。因此，公有制或社会主义可以与计划经济结合，也可以与市场经济结合；私有制或资本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结合，也可以不同程度地采用计划或政府调节的方式。如法国等被西方学界称为计划资本主义，越南和白俄罗斯被称为社会主义取向的市场经济（市场社会主义），便是这个逻辑。连西方产权学派的创始人科斯都只能承认，以往只有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经验，至于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结合，目前不能被证伪。日本经济学院士伊藤诚曾专门从学理上论证，得出中国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是行得通的，其关键在于要消除新自由主义观念和政策的影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实践的可行性。一种理论行不行，不仅要接受理论逻辑的检验，而且要接受客观实践的检验。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考察数百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史得出，资本主义初期与市场经济是非常矛盾的。而世界体系论的主要创始人沃勒斯坦则一贯强调，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其实，应该这样准确地表达，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企业和个人的自由选择、自由决策和公平竞争，在资本主义私有垄断寡头控制下，均难以充分实现，或者说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性和公平性，与资本的私有性和寡头性内含严重的矛盾和冲突。其实践凸显为私有制主体型市场经济往往存在贫富对立、高失业率、金融经济危机、对外掠夺等。因此，西方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著名经济学家，如美国的加尔布雷斯早就揭露美国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含垄断型大公司剥削中小企业的“二元体系”对抗性，因而倡导“新社会主义”，并支持法国和英国等青年师生10年前开展的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即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国际改革运动”；法国皮凯蒂在近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世界畅销书，用数百年的大数据揭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财富和收入分配极不公平的“世袭资本主义”。可见，被西方实践检验表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西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并不怎么行得通，存在无法克服的逻辑和应用弊端。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崭新学说，已被中国3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其国家整体发展绩效和经济公平都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状况好得多，这也被国际舆论中广泛使用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奇迹等赞扬性话语所肯定。我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表明，不仅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诚然，作为新生事物，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实践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有些是经验不足所致，有些是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市不严所致，有些则是受西方不良理论和政策误导所致，亟须在不断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氛围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从严依法治国，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而进一步实现经济理论、政策、体制、机制和实践各方面的中国式创新来圆满解决。要言之，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适合市场经济，因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更可行，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比现代西方经济学更科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1934年，英国经济学家勒纳提出，价格和市场不应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概念，而社会主义能够至少如资本主义交换经济中一样地利用这些手段，而且能够利用得更好。他强调，自由的价格制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按需分配精神是符合的，社会主义需要市场和自由价格制度，并在1944年问世的《统制经济学》一书中再次阐发了这些原理。二战后，随着南斯拉夫“半市场化改革”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制调整的兴起，许多西方比较经济学家正式提出和论证“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美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87年）的定义如下：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在这种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并没有因原苏东国家解体而消亡，反而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在《社会主义的未来》（1994年）和《市场社会主义》（1993年）的著作中，美国加州大学罗默和巴德汉分别阐述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构想。他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就是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既有经济效益，又使全体公民享有更多社会平等的经济制度。

　　由此可见，当前要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尤其在“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国民教育系统通识教育的必修课，也是社会科学教研人员的必备知识，更是各级党政干部提升理论素养的必通课.(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