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於1848年出生於法國巴黎，是意大利著名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帕累托精通數學，在他的經濟學理論、社會學理論及政治學理論中廣泛地應用了數學分析方法。他的學術興趣廣泛，在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方面取得了諸多成就，在近代西方思想界有着重要的影響。

帕累托受過紮實的教育，對數學有深入的研究。他曾在都靈工學院主修工程。帕累托以工程師為業逾20年，主持過兩家意大利鐵路公司。作為一個工程師，他是實證主義者，篤信自由主義和社會進步。希望意大利能有一個完整的鐵路網和電報網，並以此為意大利統一的開端。帕累托成為社會學家很偶然。他博覽群書，因家庭及工作的關係，帕累托結識了很多學術界名人，對他影響最大的是精通數學的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Leon Walrus）。瓦爾拉斯對帕累托的印象也很深。帕累托深厚的數學修養，使他對經濟學理論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熊彼得把他列為從馬克思到凱恩斯之間的十大經濟學家之一。帕累托於1893年接任瓦爾拉斯在瑞士洛桑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職位，時年45歲。50歲那年，帕累托繼承了一筆財產而衣食無憂。此後，他在瑞士深居簡出，同時寫出了社會學名作——《心靈與社會》。

帕累托的精英主義政治學主張發紉於世紀之交。進入二十世紀後，帕累托拋棄了早年的自由主義理性立場，認為非邏輯、非理性的觀念是決定人類行為的主要因素，理性學說只是將其合理化、學術化的自圓其說。儘管，帕累托隱居在瑞士，但他從自由主義得出的非理性主義是當時的社會學與政治學中非理性主義理論的重要分支。帕累托與其他的非理性主義的區別是，他的論述有大量的社會學研究為依據。他的理論甚對墨索里尼的胃口，墨索里尼曾委任帕累托為其政府部長。1923年，墨索里尼請帕累托出任參議員時，被婉拒。同年8月，帕累托死於日內瓦。

帕累托在經濟學上取得了很高成就。他在政治學上的非理性主義觀點，在政治學領域內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帕累托以他的社會學研究方法研究觀察政治現象，得出了非理性主義的結論。而不像尼采是從其“權力意志”的哲學觀點得出非理性主義結論，因此他的理論在當時的學術界頗得人心。帕累托在政治理論方面的著作有《精英的興衰》，《民主制的變革》等。

帕累托對自由主義政治學說中理性主義的批判

帕累托觀察了人的能力相對於人口的分布。他發現，人的能力高低與人數多少是反相關的。他還發現了按占有財富的數量，社會可以分為不同階層。他的20/80分布很有名：帕累托對意大利社會財富的分配研究後，發現在意大利20%的人占有了80%的社會財富，80%的人只擁有20%的財富。這是第一次對社會的財富按人口分布的量化研究，後來用於表示社會財富按人口分布的基尼指數，源於帕累托最初的研究。在帕累托那裡，自由主義與民主共和國的遭遇是純粹巧合，或曰後見之明。帕累托認為，民主共和國從來就不是基於天賦人權、自然權利的，也不是基於國家的目的是為了促進人類的進步、是為最多的人取得最大的幸福的那些理論學說，那些學說要麼是為了國家變製造的聲勢，要麼就是學者們的後見之明。從國家組織結構上來看，人類歷史上存在過的任何依法而治的政府形式都能保障公民的生命、自由與爭取幸福的權利。這與君主制、貴族制、共和制、民主制無關。也就是說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它願意，就能達成保障其公民的生命、自由與爭取幸福的權利等功能，同時也能具有為大多數人取得最大的幸福的功能。民主只是在確立政權的正當性上和促進公民參政上比其他制度更能得到公民的認同而已。

在沒有重大利益衝突之時，自由主義很容易被理性的人普遍接受。代議制民主政治的結果，正反兩面都有很多例子。從反面來看，古雅典的蘇格拉底之死；十八世紀，英國失去北美殖民地；法國大革命時，民眾對斷頭台的歡呼；1848年革命及以後法國的社會動亂，都是人民參政的結果。這就是為什麼政治——眾人之事，從古希臘以後就不再是真正的眾人之事的原因之一。自古希臘城邦的直接民主制衰落以後，大多數時候，政治是難以見容於光天化日之下的。自由主義的政治領袖也是由派系或利益集團推舉出來的少數人，與貴族制的少數統治階級相似，這與貴族制並無區別。不同的是，自由主義政治是按公開政治原則進行的。政治領袖一旦選出，則只需忠於憲法原則，無需忠於其隸屬的派系和利益集團。因為憲法對選舉權不設限，民選的官員和議員及由他們組成的政府，就有了天然的合法性。這些官員和議員，也有一個底線，就是必須依法行事。

世紀之交產生的帕累托的政治學說只是一派反自由主義理論而已。之前的尼采就說過，所有的政治學說的基礎都是“權力意志”，全無科學真理。帕累托最初在意大利參與了許多社會活動，包括公司管理和政府管理。他來到瑞士博覽群書、靜觀歐洲政治生活之後，發現當時流行的自由主義學說與現實政治格格不入。成功的政治家個個是見風使舵、背叛理論之徒。這就不得不使帕累托認為流行的自由主義出了問題。當時歐洲國家以自由主義標榜的政黨常常為了國家和集團的利益輕易轉向，自由主義標榜的理性完全受國家或集團的利益驅使，這讓帕累托十分困惑。隨着觀察的深入持久，帕累托越來越不相信政黨和政治運動是按具有“科學真理”的政治學說行事的，那些貌似科學的政治學說、政治觀點與宗教信仰一樣沒有實證基礎。帕累托的自由主義觀點幻滅了，他覺得多數政治學說是意識形態垃圾。令他不安的是，政治學說儘管在他心中越來越像意識形態垃圾，但在現實社會中，反而越來越重要了。作為信念體系的政治觀念，儘管不是科學而且其實行的效果與原初的理論全無關聯，但在現實政治中卻越來越重要、越來越有效了。原因是現實的政治家越來越需要有明確的政治觀點來獲得選民的支持了。

馬克思政治理論的實質是用意識形態理論代替傳統的政治理論，該理論與帕累托政治學唯一相同之處就是認為現實政治與政治理論全然無關這一點上。人們的政治動機除自私自利之外，不做他想。帕累托認為所有政治理論都是次要的“衍生物”，“衍生物”來自“沉積物”。帕累托的沉積物意指一些單純的、概念化的態度與信念，它是比邏輯、實踐、和結構性的理性更基礎性的東西；它是人們在構建概念之前的常識的內容與知識；它是抽象意義上的社會性。沉積物在社會中根深蒂固，難以改變，帕累托常常稱之為本能，類似人的條件反射，它們是人們的觀念、思想、價值觀的條件反射，是中性的。所有政治派別、利益集團都要利用它來獲得大眾支持。沉積物由來已久，是潛意識的、非理性的、難以改變的社會性沉積。衍生物是某種價值判斷的基礎，衍生物可以解釋人的行為。以此來賦予人們行為的目的和手段的合理性。衍生物也可以系統地填補我們知識的空白，賦予實質性的事務以價值，也可以作為社會行為的信念基礎。沉積物的衍生物和沉積物同樣難以改變，同樣不按理性行事。

帕累托認為人們的社會活動在政治領域之外，大多是理性的。這種理性行為是按部就班的，並且每一步都是建立在證據和邏輯基礎上的，這些活動的手段和目的是和諧的。帕累托認為，人們最具理性的社會活動是經濟活動：首先，個人與群體的經濟目的可以清晰地被表達出來；第二，個人和群體可以清晰地計劃、理性地行動，以達成其經濟目的；第三，評估其達成目的的手段，也有理性、客觀的方式。

帕累托認為，人們的確會追求那些他們認為是好的東西。有些是出於本能，就像生殖與繁衍這種生物本能。人們對財富的追求，就屬於這個範疇，也就是追求利益，這種追求可以是個人的方式，也可以是集體式的。帕累托認為大部分情況下，只有手段是理性的，目的則不是。

但是，政治團體的訴求很難用科學的方法來表述，達成這種訴求的手段更是多種多樣，根本沒有評估的統一標準。“自由”、“平等”，“革命”等目標太模糊、太籠統。政治運動完成後，人們很難評估其是否達成。在帕累托那裡，馬克思主義是意識形態的理論，只是一種利益集團招呼選票的口號堆積。一切具有宗教意識的政治理論、進步、人道、甚至自由、平等、博愛等等觀念都是沉積物的衍生物，必須丟棄。帕累托非理性主義的核心是，真正的政治理論是在現有的社會科學理論中把科學和理性拿掉後剩下的東西。該論斷極為驚人，從啟蒙時代到十九世紀末的自由主義，人類能夠依靠自身理性的思想和行為建立一個基於人類理性的政治制度，一直是政治和社會科學的主流思想和期望。帕累托把人們幾個世紀以來的主流思想和期望完全給否定了。帕累托直指政治理論的要害：信念、理性、及合理的行為，與社會功能沒有直接關聯。

不過，帕累托並非完全否定社會中的理性活動。比如前面提到的人類對利益的追求，這種追求是個人的也可以是組織化的。在帕累托這裡，利益追求的目的除了人類本能上的基本需求之外，更無其他。他最有力的說法是讓我們自問，是否理性的人能達成一致意見去追求某種人類非基本需求之外的目的。帕累托只承認政治訴求中的經濟自利和由此而來的權力追求是理性的，其他的政治訴求只是為了爭取多數選票的宣傳。帕累托認為人們放棄經濟自利和由此而來的權利追求，將珍貴的物質和智力資源用於追求空洞而模糊的社會進步、人類幸福、自由、平等、博愛，甚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才是人類最大的浪費、最大的非理性行為。無論這些追求披着怎麼樣的主義外衣。

帕累托的精英理論

帕累托認為在一個社會組織各方面尚未進化到相當程度的國家中，實行議會民主、理性的行政系統、和工業化將會產生一個高效、理性的社會的理論，是本末倒置。現代的代議制民主程序和政府權力的制衡只有在社會組織已經高度統一的社會中才能有效。這是帕累托對比了當時的意大利和英美兩國，還有法國、南美等抄襲美國憲法的共和國得出的結論。於是，到底是什麼在維繫着像當時的意大利那樣的國家的呢？在意大利、法國這樣的國家政治背後有沒有一種可靠的理論可以解釋它們的政治生活呢？帕累托說有，那就是精英理論。

精英理論在意大利有着悠久的傳統，從馬基雅維利開始，意大利人就清楚地知道，任何形式的憲法都可以淪落為粉飾權力的面子，為與憲法精神完全相反的方式行使權力提供正當性，並在憲政體制內破壞憲法應當保護的公民權利和自由。在一個組織結構上沒有高度統一的社會裡，會有很多的個人和利益集團在同時行使權力。如果把權力定義為個人或集團對另一個集團的生存有重大影響的能力的話，在沒有統一組織結構的社會裡，會有多個權力中心。按現代政治學的說法就是，社會不同的部分會有互不制約平衡的權力中心。其最大的問題是無法發揮社會的整體作用，在面臨戰爭、災難和需要社會各部分統籌行動的事件面前效率低下。現代和古代社會都由社會的不同部分組成，現代社會的分工和自由市場把高度分化的社會各個部分整合在一起。儘管，社會的不同部分會產生自己的精英階層，但那些精英會以其自身和集團的基本需求為目的通過分工和市場的作用發揮其整體社會效率，以達成人類社會中只能以整體才能達成的目的。

政治精英只是一個社會中的統治精英，也就是其政治決策能影響未來的人。儘管不是所有對未來有影響的決策都來自政治決策，任何領域裡對未來能夠施加影響的人就是該領域裡的精英。現代社會的精英遍布各行各業，他們具有真才實學是各行各業的領袖人物。帕累托的關鍵論點是，社會總是處於某種程度的平衡狀態，一種動態平衡，精英與精英之間，利益集團與利益集團之間會有種種互動，互動之一就是精英的代際交替。新的精英不斷地從精英集團及非精英中產生，新舊精英之間有代際交替，也有它特有的規則，但這種互動並不一定為社會帶來進步。

現代民主社會裡的政治精英來自選舉，新舊精英之間的代際交替規則由憲法規定，無需武力。集權社會中，新舊精英間的代際交替最常見的方式是陰謀和武力，傳統社會中則以繼承為主要方式。在帕累托看來不同的精英代際交替方式之間沒有好壞之分，只有成本和效益不同。近代以來，民主選舉成為精英代際交替的公認方式。原因之一就是近代社會越來越看重個體生命的價值了。帕累托不認為社會總是在進步，未來在帕累托眼裡很可能是過去的重演。儘管現代統治精英不會用武力作為代際交替規則，但當他們的地位和前途受到威脅時，武力就不僅僅是一種威懾力了，他們會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來保護他們的地位和前途。

帕累托的理論極為激進，它企圖將幾千年來的政治思想中的理性主義推倒重來。從柏拉圖起，人們就開始把存在過的統治形態進行分類。亞里士多德說有158種統治形態值得分析，他將它們分成幾類。後來的人們都沿用其分類。但帕累托說，這些分類和對不同統治形態的分析是浪費時間。統治形態無論是一人獨裁、少數寡頭、多數統治、王權或是民主制，本質上只是精英統治。未來的人們無論怎樣將現代的各種統治形態進行分類，其背後只有一個事實——精英政治。政治精英進行統治，因其有統治權，他們對政治思想也是主動的。帕累托認為，傳統的自由主義之所以被人們認同，主要是政治或統治精英及學術精英為它確立了主流政治理論地位。

帕累托的精英理論是這樣解釋社會革命的：精英的代際交替有時會很緩慢，精英的數量跟不上人口增長，精英在數量上相對越來越少的同時，在質量上也越來越衰退。精英能力的降低，使得精英不再適合統治，他們又不願意退出精英行列。於是，就發生了強行的精英代際交替——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迫使舊的精英們退出歷史舞台。這就是社會革命的原因。

帕累托的精英理論有兩個並非其本意的重要結論，這兩個結論都有利於民主共和制。第一個結論是任何利益集團都會自發地產生自己的精英，無產階級精英分子也會在議會民主制中有機會成為統治精英，一旦他們成為統治精英後，無產階級精英分子在議會政治中，就會一步步地淪為職業政客，即統治精英——現存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於是，馬克思鼓吹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就被議會民主訓化。從這一點上看，民主共和制比人們想象的要強韌的多，民主共和制可能是使無產階級就範的唯一辦法。精英理論有利於民主共和制的另一方面是，它隱含着代議制民主與直接民主從根本上就不是一回事這樣的結論。自由主義者通常認為既然無法實行直接民主，那麼實行代議制民主來間接達成直接民主的目的，是直接民主的一種變通。在帕累托這裡，代議制會產生一批代議精英，一旦成為精英後，他們就會有自己的精英利益，他們就會按精英利益行事，代議制在事實上得到的結果完全可能與直接民主的目的不同。代議制完全可能是與直接民主完全不同的新制度。代議制的這一效用把直接民主產生的暴民統治可能性大大減小了。

對帕累托政治理論的評述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帕累托的精英理論所言不差。所有社會的政治都由精英把持，古今皆然。但是，帕累托混淆了一些基本概念，同時因為當時民主共和制並未像今天這樣健全，因此今天對帕累托的理論有重新評述的必要。首先，帕累托混淆了進步、人道、自由、平等這些政治觀念與統治精英們的行事目的這兩件事。現實政治中的統治精英們的確是為了個人及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私利行事。保障人權和自然權利，爭取社會的進步和人道，保障公民在法律下的自由與平等，是國家的組織原則，這些政治理念是立國原則，而非統治精英的執政目標。舉一個不太恰當的體育比賽的例子，政治理念是建立比賽規則的原則，而統治精英的從政目的就像是運動員的參賽動機。第二，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的特徵是社會分工和法治下的自由市場。社會分工在各行各業中產生了大量精英分子。市場則將他們的能力加總成社會力量，對社會和政治產生影響。精英是利益集團的代言人。這些精英有很多方式來施行他們的影響，當然了對國家政治施加影響的最佳途徑，是通過選舉參與國政。第三，歷史讓人們清楚地看到了集權的後果。於是，在有機會定義一個國家組織結構的時候，民主共和國的始作俑者按當時政治理論家的理想，以制約平衡來分權。同時採用讓民眾都有參政機會的民主選舉來授權，選舉也是對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政績的仲裁方式。代議制則把暴民統治的可能性減少到了最低。第四，現代的民主共和國有一個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一套公開的國家組織原則和組織結構——憲法，憲法還明確規定了，任何公民都可以對民主共和國的統治精英進行監督，以防其偏離憲法，集權自利。

現代民主共和制國家以民主選舉的授權方式，重新定義了選拔統治精英的機制。西方古代的直接民主、中國的考試科舉都是選拔統治精英的方式。因為現代社會的分工，各行各業都自發產生精英。市場的好處是有一個與政治權力無關的商品分配方式，80/20是其可能的結果之一，是否合理，按個人的價值觀和所處的社會地位的不同而不同。民主選舉的授權和共和制衡的分權，使得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及個人經濟利益分開，這是一種現代社會的分工。這對自由市場和法治均有利。選民也是官員和議員政績的仲裁人，選舉自然就成了選民參政和選擇統治精英的機制。這些都是集權社會中不存在的。現代社會的一個特點是，統治精英出任的政府官員和議員，即不是世襲的也不是全能的。各行各業的精英，其權力和仲裁機制及選擇機制可以與政治領域裡完全不同，只要不違憲違法就行。這些領域裡的精英在社會上受到的尊重與名聲及經濟利益，完全可能高於統治精英，於是統治精英不再是唯一的社會精英。

現代社會中的任何利益集團都會自發地產生它的精英。除了黑社會之外，這種精英產生的過程必須符合法律。現代民主共和國統治精英的選舉程序，就是憲法中的民主選舉規則。選舉過程要受到所有媒體和公民的監督，統治精英的任期也是有限的。民主選舉的授權和共和制衡的分權，使得統治精英在數量和質量上得到了保障，也使得統治精英無法長期盤踞統治地位，更無法在一國國民和媒體的監督下腐敗、專權。於是，社會動亂和政府腐敗也被約束到了最小。

帕累托對政治生活的非理性性的分析，是對憲政政體強有力的支持。因為政治生活的非理性性，一個有序、高效的社會就必須有憲政，讓憲法、法律來限制統治精英以權謀私、私利誤國這種謀取個人或集團最大利益的理性行為。回顧近代以憲政立國的國家歷史，這些以全體公民和媒體對政府實行監督的民主共和國，經歷了世界大戰、經濟恐慌、天災人禍，最後在世界範圍內勝出，其中一定有某種內在價值值得人們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