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里再提到毛泽东时，是在有关“三二零事变”的章节。“三二零事变”也就是后来共产党常说的所谓“中山舰事件”，在官修党史里通常被说成是蒋介石叛变革命限制打击共产党的一个阴谋。具体事情的经过简而言之是蒋校长下令逮捕了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理由是他将中山舰擅自开往黄埔，怀疑其居心叵测图谋不轨（蒋介石时在黄埔）。共产党说那是个阴谋，因为李之龙一口咬定说他事先奉有海军学校副教育长欧阳格转来的黄埔校长室（就是蒋介石的办公室）的电话命令让他去黄埔，所以他是奉命行事，没有过失。言下之意老蒋是自导自演像高俅设计诱使林冲去白虎堂献刀一样给他设下的圈套。老蒋说娘希匹老子吃饱了撑的，命令你来取老子的性命啊。分明是强词夺理一派胡言。这样，由于国共两党各说各话都指是对方搞的阴谋，“三二零事件”就变成了一个说不清楚的“罗生门”。可是话说回来，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当初的国共合作，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压力和指示下，采用所谓党内合作的形式——即让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部发挥作用影响国民党。这种合作形式本身就是有隐患的。因为在国民党看来脚踏两只船原本就是缺乏诚意的，有些人（如西山会议派那帮子所谓右派人物）认为共产党动机不地道企图窃取国民党领导权也并非是不可理解的。当初，孙中山长者之风，也比较自信，以为在他的三民主义之下，共产主义也好什么主义也好，三教九流他都可以包容。可是孙中山百年之后，蒋介石却不想在眼里掺沙子，他在时机不成熟，国民党也还需要共产党的时候，虽然也与共产党虚与周旋，尽可能利用共产党，但到时机成熟时，他为免除后患，要实行“清党”，也就是把共产党从国民党里清除出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三二零事件”发生后，共产党人义愤填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在广州的中共同志们，对这一事变更是愤慨良多。不少人要求联络各方势力，予蒋氏以反击。也有人责备广东区委专支持蒋介石，视黄埔为军事建设的中心，忽略了各军的平均发展，以致酿成今日的局面；当时在广州的毛泽东就有这种看法。恽代英等更认为这一事变证明中共在国民党内合作的政策，已宣告破产；亟应改弦更张。但一谈到目前应如何做的时候，同志中则多觉得现在并无足以领导反蒋的人，也没有可以挺身而出的实力者。”

 由张国涛上述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较为强硬的立场和性格，但以当时的共产党的实力和人才而言，即使是日后具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也远非蒋介石的对手。

 “三二零事件”之后，当时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鲍罗廷耍滑头，欺负幼年中国共产党政治上尚不成熟老练，将原本应由共产国际和他本人承担的导致事件发生的主要责任推卸干净，却让当时的中共中央背黑锅。他让张太雷去对张国焘解释说：“三月二十日事变的发生，不能说是绝对不能避免的，但我们自己（指共产派全体）至少也有部分责任。如果归咎于莫斯科的政策或者俄顾问的作为，在国际上将有极恶劣的影响。如果说是由于鲍罗廷的错误，他亦将无法继续工作。只有说成是由于中共中央某一短暂时期的措施有所偏差，才是牵动不大的交代。”张国焘对于鲍罗廷的金蝉脱壳的伎俩大为不满，同时他也提到了毛泽东，说：“毛泽东素不满意鲍罗廷和广东区委的做法；他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摆脱了在国民党中央所任的宣传职务，专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在获悉内情之后，曾向我说鲍罗廷这个洋鬼子居然玩弄这样的政治手腕。对于我和其他同志的任劳任怨，颇表同情。但他自己则始终不愿卷入漩涡，只是袖手旁观，似也从中吸取了不少经验。”

 寥寥数语，毛泽东的立场，态度及当时的语气跃然纸上。毛泽东袖手旁观，不愿卷入漩涡也显出他处事的精明和老道。张国焘虽是陈述事实的口气，心里多少有所不满是可以读得出来的。张国涛本人在中共早期创始人中不仅年纪较之陈独秀，李大钊年轻，实干精神，对于具体工作的规划组织及实际领导能力都是出类拔萃的。他那时年轻，可能心高气傲，所以即使对共产国际的顾问如鲍罗廷及后来的罗明纳兹等人，也不似瞿秋白，张太雷等人奉若神明；他与陈独秀一样，认为当时共产国际的不少指示脱离中国实际，因而是持反对意见的。但相对于陈独秀较为隐忍的态度，张国焘则较为年轻气盛，锋芒毕露，甚至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会议时，当着布哈林的面也敢洋洋洒洒发表反对意见。他的这种性格和行为导致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一向不睦，实际上也埋下了日后与毛泽东争夺党内实际领导权时因无法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支持而败北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