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博士說的是明朝的制度比當時西方的制度先進1千年。 李博士主要從權力運作角度分析得出的結論。 

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二）48.喚醒皇權

四十八、喚醒皇權

在張問達誣告李贄的奏章中，歸納總結了很多李贄妖言惑眾的罪名。其中有一條是“以卓文君擇得佳偶”。這是漢朝名門望族的女子卓文君，喜歡上一個窮書生司馬相如，就跟他私奔的故事。這個故事在漢朝是傳為美談的，卓文君的父親後來也接納了司馬相如。但道學興起以後，評判標準就變了，認為這是嚴重違反綱常倫理的行為，卓文君和司馬相如簡直就是姦夫淫婦。而李贄卻認為自由戀愛是個好東西，竟然說卓文君擇得佳偶，在道學家看來就是大逆不道。

除此以外，還有一條，就是“以秦始皇為千古一帝”。因為秦始皇搞焚書坑儒，早就被儒家學者視為大暴君，與桀、紂並列的。但李贄偏說秦始皇統一六國，推行郡縣制，統一貨幣、文字、度量衡等等，對中國作出了偉大的貢獻，堪稱千古一帝。這個觀點在東林黨眼裡，就跟今天說毛主席是偉大領袖遭公知恨是一樣的。

李贄的這第二個觀點尤其值得注意。就是他一方面主張人性解放、人格平等，另一方面卻對秦始皇這種強力推進國家變革的專制帝王極力推崇。實際上這一點幾乎是心學學派的共識。海瑞因為罵嘉靖罵的夠狠而名滿天下，但仔細讀他的奏疏，他是真心想用這種激烈的言辭激起嘉靖皇帝的幹勁，勸說嘉靖皇帝從新振作精神，努力治理國家。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不惜冒生命危險。所以就有很多人說海瑞這是“愚忠”，這也成了海瑞是保守、刻板的封建衛道士的一大證據。

因為東林黨人喜歡跟皇帝死磕，用一些禮法制度來限制皇權，這也不許去哪兒也不許去，這也不讓花錢那也不讓花錢。所以大家都覺得東林黨人不錯，至少在反專制獨裁方面是很有民主精神的。

為什麼主張人格平等、思想解放的改革派，極力贊成君主專制，而極端保守派卻反對君主專制呢？為了理解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回顧一下其他國家從中世紀走向近代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一般歷程。

歐洲的資產階級在建立自己的統治過程中，剛開始也是積極支持加強君主專制的。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的一大成果，就是英國的國王亨利八世，在新貴族和資產階級的支持下，宣布建立英國國教，脫離羅馬教皇的控制。亨利以國王的身份擔任英國國教的領袖，成為了英國的獨裁者，英國國王的權力達到頂峰。可見這時的英國資產階級，也很喜歡對國王搞“愚忠”，政權和教權都交給他一個人管着。

俄國的彼得大帝改革——這是大家歷史書上都學過的，是俄國資本主義大發展的一大契機。他的改革措施其中一項，就是建立完整的中央集權統治，剝奪那些反對他改革的舊貴族的權力，並罷黜大教長，代之以宗教院，使教會成為國家政權的一部分，把權力全部集中到沙皇手中。建立有力的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體制的同時，他又開始大規模的積極興辦工廠，發展貿易，發展文化教育和科研事業等等。俄國因此迅速強大。

德國的俾斯麥——大家都知道他叫鐵血宰相，這也是德國走向現代化的關鍵人物。他比李贄、海瑞要晚兩百年才出現，他也很喜歡專制而反對民主。他的名言就是：“當代的重大問題並非通過演說和多數派決議就能解決的，而是要用鐵和血來解決。”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跟他說：“你這麼幹，反對派會把我們兩個都抓起來殺頭的。”俾斯麥說：“這是關係國家命運的大事，殺頭也得干。”威廉一世表示同意，給予了俾斯麥特別授權——類似於張居正從皇帝那裡取得的授權。俾斯麥遂繞過議會發動了一系列戰爭，徹底打破了德國四分五裂的狀況，建立了統一的國內市場和行政體系，為德國資本主義的大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改革成功以後，普魯士國王變成了德國皇帝。新的德國皇帝對俾斯麥不滿，解除了他的職務，俾斯麥也沒有反抗，就卸甲歸田了。我們能不能說，俾斯麥也是“愚忠”，是保守落後勢力的代表，死不改悔的封建衛道士呢？

日本的明治維新，最核心的一環就是“倒幕運動”。當時的資產階級改革派，提出的口號就是打擊保守的幕府將軍的統治，把國家的權力歸還給天皇。維新運動的勝利成果就是明治政府強制實行“版籍奉還”、“廢藩置縣”政策，建立中央集權式的政治體制，且天皇一切權力集於一身。後面的一系列改革，都是在皇權的支持下進行的。維新派領袖比李贄海瑞要晚接近三百年，竟然還在拼命對天皇搞“愚忠”。

我們發現，在近代歷史大轉折的關鍵時刻，那些代表進步力量的改革先鋒，都是通過加強個人專制來推動變革的。這種變革方式多次取得成功。這裡面的原因也很清楚：改革意味着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的統治，必然遭到利益集團的強烈抵制。要成功的戰勝這種抵制，散兵游勇是不行的，靠說服教育更是不行的，改革派必須掌握最終的生殺大權才可能把激烈的改革措施推動下去。所以有些國家，比如日本，沒有君主專制，還有新搞出來一個君主專制，才能推動資產階級改革。法國大革命把皇帝路易十八抓起來殺了，後來拿破崙還要重新加冕當皇帝。拿破崙當皇帝的時候，頒布了《法國民法典》，實施了一系列大力促進法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措施。英國革命把國王抓起來殺了，又搞了很長時間的克倫威爾個人軍事獨裁，徹底消滅封建殘餘勢力，再逐步轉變為資產階級民主國家。

人類的近代歷史表明，一個國家要從古代社會實現向近代社會轉型，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君主獨裁制度是基本前提。資產階級必須先與專制體制結合，支持掌握生殺大權的獨裁君主掃蕩本國原有的貴族統治階層，在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系統中建立起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然後才能逐步向君主立憲制或者資本主義民主政體過度。

中國的政治體制本來就領先歐洲國家一千年以上，早就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這個制度原本是應該非常有利於推動大規模的政治經濟改革的。如果擁護君主專制就是保守落後，無法孕育出近代社會，那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的改革先驅們就全都是保守落後的代表，都別孕育啥近代性、現代性了，咱們現在都得生活在中世紀。他們在搞改革的時候，如果有人穿越過去跟他們說：“哎呀，不行，你們這是反民主反自由的，是逆歷史潮流而動，不能孕育出現代性。”被人家當反革命吊起來打死也是活該。

張璁、海瑞、李贄這些心學改革派雖然不知道歐洲國家之後的發展道路，但是他們對這一點是看的很清楚的。特別李贄和海瑞都出身於社會的中下層，又從帝國統治系統的最基層開始干起，一步一個腳印的走上來的，對帝國政治生態和社會狀況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他們沒有家庭背景，完全靠自己的努力成為國家中高級官員，是真正的實幹家。他們的思想中幾乎沒有浮華、迂腐的部分，而是完全立足於如何解決國家面臨的實際問題，如何能夠真的把改革推進下去。

他們設計的改革路徑非常清楚：必須先加強皇權，鐵腕進行改革，走富國強兵之路。

只有等改革完成以後，工商業經濟高度發達，資產階級的力量非常強大，這個時候才能來談什麼君主立憲或者民主政治。而這絕不是李贄、海瑞他們這一代人需要去考慮的問題。如果因為他們的改革理念中有贊成皇權專制的內容，就認為他們的思想本質上是落後保守的，無法從裡面孕育出近現代社會，是滑天下之大稽。

在那個時代，奢談政治民主化，才真正是保守落後的象徵，是抵制改革的權貴集團十分希望發生的事情。保守派和東林黨人就特別積極幹這個：重大問題都要經過文官集團的“廷議”，形成意見由內閣草擬交給皇帝批示，皇帝如果同意，就成為法律頒布執行；皇帝如果不同意，按照慣例內閣就要辭職。一切不經過廷議和內閣草擬的皇帝命令都是非法的，文官集團拒不執行。這個過程在形式上的民主程度相當可以，而且全程公開，各種政務文件天天抄到邸報上全國發行，言官們覺得哪個環節不對頭就可以上書批評。在這套程序下，文官集團可以保證任何不利於他們的改革措施都會消失的無影無蹤，權貴官僚們的腐敗問題絕不會被追究。

我們也可以把兩百年後俾斯麥的話套用到明朝末年：“當代中國的重大問題並非通過言官們打嘴仗和多數派的廷議就能解決的，而是要用鐵和血來解決！”海瑞上書萬曆皇帝要求恢復朱元璋的嚴刑峻法來對付貪官就是這個意思。不同的只是普魯士國王堅決支持俾斯麥，而萬曆皇帝沒有接受海瑞的建議。

當時中國的情況是，已經有了一個強有力的君主專制體制，但是理學士大夫官僚集團成功的把皇權包圍了起來：從皇帝還年幼的時候開始，就用標準的理學歷史教材和理論教材向他灌輸官僚集團希望他知道的知識，把他的世界觀價值觀給定型；等他當了皇帝，朝廷中有資格跟皇帝溝通的官員也幾乎全部是理學士大夫，他對他統治的帝國所知道的一切，都只能來自於經過文官集團嚴格篩選的、用深奧難懂的古文寫成的奏章。太監也有跟皇帝溝通的渠道，但是他們文化層次太低，難以向皇帝灌輸什麼新思想，提供切實可行的改革方案；武將勛貴則主要關注軍事問題，而且他們自己也早就已經腐敗不堪，跟官僚集團同流合污了，只要文官集團保證他們的特權，他們也沒有興趣提出什麼與文官集團不同的觀點。

這樣，皇帝雖然看起來君臨天下、威風凜凜，但實際上，不過是紫禁城中的一個囚徒。官僚集團從心理到身體都把他鎖在那深厚的宮牆之中。他看起來在行使最高權力，實際上從思想到決策，都不可能跳出理學士大夫給他畫好的圈圈。

心學學派改革成敗的關鍵，就在於能否衝破理學士大夫設下的重重障礙，與皇權結合。結合成功了，改革就可能成功，中國走上近代化道路；結合不成功，改革失敗了，那麼就只能走改朝換代的老路，通過暴力革命把官僚體系徹底血洗一遍，另外再立一個皇權來試試看。

張璁變法，就是這種結合的成果。理學士大夫們把嘉靖皇帝逼得太過分，逼着皇帝絕地反擊，這就給了地位低下的張璁霍韜等人衝破這種封鎖的機會。張璁抓住機會推行科舉制度、教育制度和官員選拔制度改革，實際上取消了朱熹理學思想作為科舉命題評分標準的地位，選拔出來了一大批贊成心學思想的人才。但是很可惜張璁只幹了十年就去世了，而他的科舉改革選拔出來的人才，還要在官場熬上二三十年才有資歷進入權力核心。張璁死後，夏言、嚴嵩、徐階都是科舉改革之前選拔出來的人物，理學學派遂再次壟斷權力核心層，此後就再也沒有類似於“大禮議”這樣的機會出現了。

海瑞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則是在沒有機會的情況下，發動的一次大膽的進擊。拼着自己掉腦袋，也要喚醒皇帝，勵精圖治的搞改革。在海瑞看來，只要皇帝能夠振作起來，自己死了就死了，心學學派還有很多優秀的人物可以輔佐皇帝。反之，他一個戶部六品主事，本事再大、想法再多，也幹不成任何改革，還不如豁出命去搏一把。

這份奏章是偉大的犧牲精神與高度的政治智慧相結合的產物，直指中國一切改革問題的核心，試圖在重重黑暗中取得“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的效果。它跟《酒色財氣疏》這種無聊的辱罵皇帝的奏章不同，完全立足於解決真正的國家大事，指出皇帝錯誤的關鍵，目的不是讓皇帝按照儒家聖賢的標準行事，而是大膽的呼籲實施改變帝國命運的改革，提拔一批真正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人才。所以嘉靖皇帝看了之後雖然很生氣，但是沒有殺海瑞，還說了一句：“這個人也許就是比干吧。”

嘉靖皇帝之前對那些上書勸阻他修道的官員下手是很重的，動不動抓起來廷杖打死。但對言辭激烈十倍的海瑞，關起來以後就再沒有任何處罰。後來還把海瑞的奏章反覆看了好多遍，每次看完之後都很生氣要把海瑞殺掉，但最後也沒有下那個決心。可見他心裡還是有很大觸動的，也許真的差一點就被海瑞說服了。

海瑞應該是真的看好嘉靖皇帝，說他要想治理好國家不過是“一振作間而已”。這並不是給嘉靖戴高帽。因為嘉靖之前在張璁變法的過程中確實表現很不錯。要是嘉靖真被這封奏章說服了，重用海瑞，那麼他們兩個的組合還真是絕配。嘉靖是捨得用嚴刑峻法來貫徹自己意志的，有朱元璋的風範；而海瑞有着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對官僚體系和帝國社會的真實情況非常了解，在個人操守上又無懈可擊。他們兩個密切合作一起整頓帝國官僚集團，那改革效果肯定是槓槓的。

海瑞被關進詔獄之後本來毫無心理負擔，該吃吃該睡睡。但是聽到嘉靖皇帝去世的消息，卻失聲痛哭很長時間，把吃進去的飯菜全都吐了出來。這並不是他對嘉靖皇帝有什麼愚忠，而是因為這意味着他這拼死的一搏失敗了，喚醒皇權的希望化為了泡影。

新皇帝上任了，海瑞也升官了，但他也沒再向隆慶皇帝上那樣的奏疏；也許在他看來，隆慶並不是像嘉靖那樣可以鐵腕推動改革的人物，不再值得那樣去嘗試。一直到七十二歲的時候再次出山，他知道自己時日無多，才再次向萬曆皇帝闡明改革理念，但也沒有像夸嘉靖皇帝那樣，說陛下您多麼英明神武只要一振作就能把國家治理好。看來他對嘉靖，還真是寄予厚望的，可能是從嘉靖身上看到了朱元璋的影子。

沒有皇權支持的改革，做什麼都是枉然。海瑞在江南拼命工作七個月，作了那麼多事情，只需要御史一紙彈劾，皇帝在上面打個勾，他就得馬上走人。一切成果立即煙消雲散。

列寧在《兩個政權》一文中說:“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不弄清這個問題，便談不上自覺地參加革命，更不用說領導革命。”其實，一切改革的根本問題，也是國家政權問題。不弄清這個問題，便談不上自覺地參加改革，更不用說領導改革。區別只不過在於改革派主張以和平的方式奪取國家政權，革命派主張以暴力的方式奪取國家政權。這一點，我想不管是俾斯麥還是明治維新派，或者英國的宗教改革先驅們，都會表示同意。

像李贄和海瑞這樣的改革派精英人物，從理論到行動都已經做的很到位了，幾乎沒有什麼毛病。有很多之前被大家批評指責的毛病，其實都不是毛病，不過是要求他們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完成西方國家好幾代人才能完成的事業，在掃蕩腐敗官僚集團的同時，建立一套符合近現代民主觀念的政治體制，這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我們要求馬丁·路德或加爾文這些宗教改革先驅，同時提出三權分立和主權在民的啟蒙運動思想一樣；就好像我們要求俾斯麥在統一德國以後，還要結束君主專制，把德國變成共和國一樣。在李贄和海瑞所處的那個時代，他們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完全正確。

但他們終究還是失敗了。

而且，倒在了離成功還非常遙遠的地方。所以我們今天只能說，他們的努力可以讓我們看到中國提前實現近代化的希望。僅僅是希望。

這種決定國運的改革，並不是依靠個人的努力就能推動的，它是利益集團博弈的後果。改革家做的即使盡善盡美，若腐敗的官僚集團勢力過於強大，仍然無力回天。

理學思想經過三百年的發展，已經深入到了中國社會的幾乎每一個角落，要想衝破它的重重圍困，實在是太難了，超過了個人能力的極限。比如，一套能夠給皇帝看的，按照心學思想系統解釋中國歷史發展脈絡的書籍就沒有。皇帝只能看新舊唐書、宋史、元史、《資治通鑑》這些道學家們按照他們的利益來解釋的中國歷史，從中實在看不出來有像海瑞說的那樣，用朱元璋的嚴刑峻法收拾官僚集團的必要性。

這是中國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體超前一千年發展帶來的弊端。官僚集團的發育已經非常成熟，貪污腐敗的潛規則錯綜複雜，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格局牢不可破，在對上控制皇權、對內處置改革派、對下控制人民思想、鎮壓人民反抗等方面的經驗已經十分豐富。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從啟蒙《三字經》到經史子集，再到高深莫測的“格物致知”哲學；從《二十四孝》等通俗讀物到《資治通鑑》等長篇巨著，不管你在什麼年齡、什麼地位、什麼知識水平，都有適合你的道學洗腦讀物。民間戲曲處處讚揚節烈忠孝，童謠民諺口耳相傳長幼尊卑；宗族祠堂門前一片神鴉社鼓，貞潔牌坊背後無數孝子賢孫。這一切的一切，都成為了這個國家進行大規模改革的沉重負擔。

古老的中華帝國背着這個沉重的負擔緩緩前行，終於被歐洲國家從後面一步一步的趕超了上來。他們即將仿照一千多年前的中國建立自己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政體，然後用它來掃蕩阻礙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的一切舊勢力，開創一個屬於西方的工業文明時代。

脫離社會經濟的發展現狀，抽象的來談“集權”和“民主”，很難得出誰先進誰落後的結論。

當代表新的生產力、先進生產關係的新階層興起的時候，他們往往會追求採用集權專制的方式去掃蕩落後保守的利益集團，這個時候集權專制就是先進的政治體制；

等新階層已經在政治經濟格局中占據了統治地位，而且他們還沒有喪失創新活力，還在繼續推動經濟社會往前發展的時候，民主化就有利於統治階層內部進行創新，過分集權則可能會遏制創新，此時民主就是先進的體制；

等這個新的統治階層自己也開始腐敗墮落，不思進取，喜歡用特權來掠奪財富，而不是搞生產創新來創造財富的時候，他們就成阻礙社會進步的既得利益集團、權貴階層。民主制度就會成為拒絕一切改革措施的擋箭牌。所有觸動現有利益格局的改革，都會被既得利益群體利用複雜民主程序拒之門外。民主又會變為落後的政治體制。

此時，新的改革力量將會再次呼籲集權專制，把自己的力量集中起來，打倒這個落後保守的利益集團。集權制度又將再次成為先進的政治體制。等改革或革命成功以後，政治體制又會再度民主化。

總的來說，集權制度有利於推動社會作較大力度的轉型，但會抑制社會創新；民主制度有利於社會在現有軌道上繼續往前發展，但是很難對社會中的深層次問題難以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