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怎樣禍國殃民

——四論怎麼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2013年8月18日）

將一篇多年以前的回憶遙遠往事的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的舊文章牽強附會地斷章取義地說成是王蒙先生在借古喻今借題發揮談論新世紀的歷史大事件，無疑很容易授人以柄招惹是非得罪東南西北客。很可能會給那些一直在指責我有精神病的正人君子們增加一個指責的佐證或者說砝碼：“看看，你又瞎扯了吧？”呵呵。是的，祥林嫂的嘮叨對於旁人來說只能是瞎扯，畢竟，不是他們的阿毛在春天裡被狼吃了，不是他們被封建禮教逼着去廟裡捐門檻，不是他們被生計問題壓迫得不得不去思考有沒有來世有沒有鬼神有沒有天堂地獄之類的問題。看客只是看客，就像蒼蠅蚊子只是蒼蠅蚊子。

而面對這樣的批評，王蒙先生會生氣嗎？我不知道。或許不會吧。十多年來，常常有人嘲笑我說，我寫的那些文章都是沒有用的，都是垃圾，不管是理論文章還是維權的文章，都毫無意義，永遠不會有人理睬我，人家根本就犯不着來理睬我，更不必說來和我生氣了。他們勸我清醒，勸我去精神病醫院治病，勸我把時間和精力用到工作和賺錢上。是的，在這個國家，有意義的東西很多很多，唯有真理和正義永遠稀缺。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未免不是一件好事。既然我的文章毫無意義，既然永遠不會有人理睬我，既然人家永遠不會生氣，那麼，好吧，我就這樣寫下去吧。我只對歷史負責就好了。張承志先生說，只要把握着思想的意義，就可以無所畏懼。我理解，這句話的意思不是面對庸俗的嘲笑無所畏懼，而是面對歷史無所畏懼。我好像從來沒有害怕過，就是因為這種信念。我有過憤怒，有過消沉，有過憂鬱，有過無奈，有過聽天由命，但是沒有過畏懼。和那些眼睛永遠只盯着鼻子底下的那點東西的人是沒什麼可說的，永遠是對牛彈琴。但是，我必須對歷史負責。所以，就像精神病人一樣，我一直在說說說，一直在寫寫寫。中共中央和中國思想理論界不怕批判不怕詛咒不怕嘲笑，你們說把我當成精神病人不予理睬就完了，很好，你們就這樣永遠在我的無窮無盡的批判、詛咒和嘲笑面前啞口無言保持沉默吧。讓歷史記住在這個世界上曾經有過這樣的道行高深的畜類，無論怎麼被批判被詛咒被嘲笑都不生氣不反駁不辯護不在乎。

王蒙先生不生氣，不等於其他人不生氣，不等於他的粉絲不生氣，不等於中庸之道不生氣。而且，王蒙先生也未必不生氣。他會說我誤會他的意思了，他會說我在自作多情牽強附會斷章取義。就算我說對了他在《悲情的思想者》中的弦外之音畫外之意，他也會說我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是的，他有這個資格。他是倡導“仁至義盡無止境”的領袖人物。他是長者是前輩。他煞費苦心地在和稀泥。他真誠地希望看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同心同德的大好局面。他比我們這些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後生小子更加珍惜和平珍惜團結珍惜紅色江山。他在文藝界和政界都一團和氣八面玲瓏。他居高臨下德高望重。他不做和事老誰還能做和事老？

僅此一點，就足夠感慨萬分了。為了一點點面子，為了維護自己的私利，中庸之道要耗費多少心血動員多少資源啊！本來，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處理問題的方式，事情是很簡單的，第一，實事求是，我的那些文章做了什麼貢獻就承認做了什麼貢獻，例如是解決了馬克思主義輿論學的問題就承認是解決了馬克思主義輿論學的問題，是解決了黨性和人民性問題就承認是解決了黨性和人民性問題，是解決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就承認是解決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問題，是設計了新國資管理模式就承認是設計了新國資管理模式……這是最起碼的道德修養的問題，是最起碼的黨性修養的問題；第二，依法辦事，要採納和使用我的思想理論成果，必須尊重著作權，必須得到我本人的同意和授權，如果沒有依法辦事，沒有尊重著作權，毫無疑問就構成了侵犯著作權罪，就必須接受法律的制裁。是的，本來是很簡單的事情，說起來就像1+1=2一樣簡單。難道不應該實事求是承認人家做的貢獻嗎？難道不應該遵守法律尊重著作權嗎？可是，十多年漫長的歲月過去了，這些話都不過是精神病人的囈語。我估計，中共中央和中國思想理論界沒有任何人想到了這些規矩，沒有任何人想到了要實事求是地承認作者的貢獻，要尊重法律尊重著作權。他們的腦袋裡從來都沒有什麼道德意識法律意識。這才可以解釋為什麼從2002年以來，從沒有人主張要實事求是和依法辦事，反而，2005年以後，我見到的所有人都對我維護著作權的意見嗤之以鼻不屑一顧不以為然，所有人都認為主張著作權是神經有問題。所有人都認為中共中央怎麼可能尊重著作權呢，怎麼可能給作者一個什麼說法呢，這是中共黨史上從來沒有過的荒誕啊，共產黨員竟然敢跟黨的組織甚至中共中央去要什麼著作權，這不是腦子有問題嗎？這不是神經病嗎？直至今天依然如此。從沒有人說過中共中央和中國思想理論界必須實事求是地承認我的貢獻，必須依法辦事尊重我的著作權。從來沒有。而且他們的理由如此冠冕堂皇如此理直氣壯。我相信，王蒙先生肯定和中共中央是保持一致的，他也不可能認為必須實事求是必須依法辦事。從他在《悲情的思想者》中的談話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壓根兒就沒有這樣的道德意識和法律意識，壓根兒就沒有這樣的馬克思主義修養。他激情澎湃文采飛揚滔滔不絕地發表了一大堆關於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問題的感慨。看上去很美，很熱情，很嚴肅，很誠懇，很勇敢，很睿智，很寬容，很高瞻遠矚，很語重心長，很同心同德。我看出了他的弦外之音畫外之意，領會了激情澎湃文采飛揚滔滔不絕後面掩藏着的苦心孤詣。他分明是在借古喻今借題發揮。這已經是最好的表態了，這已經是中庸之道的極致了。他只能如此。他已經難能可貴了。他本來也可以和很多大人物一樣對此不予理睬不置一詞。就像很多人說的：“人家就是不理睬你，你又能怎麼樣呢？”他沒有，他多多少少表示了一點點關懷的意思，他力所能及的也就莫過於此了。我相信他的真誠和善良。“悲情也罷，煽情也罷”，我都不以為然，但是仍然對他懷着感謝和感恩。

是的，王蒙先生所主張的“仁至義盡無止境”的中庸之道的最高境界也就莫過於此了。這樣的中庸之道，已經是我見過的最好的態度。他畢竟公開地白紙黑字地寫下來了。那麼滔滔不絕勢如破竹，那麼高屋建瓴高瞻遠矚，那麼心情舒暢自信滿滿，那麼嚴肅認真團結活潑，那麼不動聲色若無其事滴水不漏，這樣的文藝范兒政治范兒，真真是難為他了。誠然，有一些大人物說過中共中央應該給我一個說法，然而僅僅是表達了一下態度而已，結論則無一例外是“服從組織”。這個結論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如果組織不給什麼說法也必須接受現實。這是他們反反覆覆強調的。所有的人都很清楚，在中國，“組織”才是至高無上的東西。組織第一，實事求是第二；組織第一，法律第二；組織第一，黨章第二；組織第一，真理和正義第二。他們已經習慣了，覺得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王蒙先生後來在某個地方也說過，既然加入了這個組織，就把一切都交給它了，不管怎麼樣都服從組織就是了。“服從組織”，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信仰和黨性。為什麼說“考察黨員的第一條就是看他是否服從組織”？因為這是最高法律最高命令。這是理解和分析中國共產黨的金鑰匙。這也是理解和分析中國社會的金鑰匙。為什麼會有所謂“歷史的大悲劇大災難”？為什麼說“中國共產黨是一種愚昧無知和卑鄙無恥的存在物”？為什麼“是非不分黑白顛倒罔顧黨紀國法”的事情比比皆是？為什麼在中國社會不可能有什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什麼說中國社會一切悲劇和災難的總根源就是“黨的領導”？根本原因就在於此：組織大於天，組織大於法，組織大於人世間的一切真理和正義。據說外國的政治家和學者常常對於中國發生的事情感到困惑感到迷糊感到神秘莫測無法理解不可捉摸，也因為他們沒有掌握這把金鑰匙。只要理解了“權力決定一切”“組織高於一切”，中國社會的一切稀奇古怪莫名其妙的事情就都可以順理成章地理解。

是的，王蒙先生所主張的“仁至義盡無止境”的中庸之道的最高境界也就莫過於此了。這樣的中庸之道，這樣的字裡行間順便夾帶着一點點弦外之音畫外之意，已經是我見過的最好的態度。他不可能做得更好，不可能說明白話，不可能主張要實事求是要依法辦事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要尊重作者尊重法律尊重著作權。那太不可能了。我也沒指望他有這樣的覺悟。就像不能指望賈寶玉主張推翻大清王朝建立中華民國一樣。中國共產黨的黨性充其量也就不過如此了。王蒙先生畢竟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我觀察了很多年，深知凡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就說不出什麼人話，他們只知道說“黨話”。就像深宮裡的“甄嬛體”。什麼叫“時代的局限”？這就是時代的局限。他畢竟生活在一個愚昧時代，他不可能成為一個愚昧時代的叛逆，不可能指出正道。在這個國家裡，除了“組織第一”，一切都是二。指望黨的組織實事求是依法辦事，那得看黨的組織是否願意，願意的事情上自然會實事求是依法辦事，不願意的事情上自然無須實事求是依法辦事。我入黨十多年了，還從來沒有見過認為黨的組織必須遵守法律的共產黨員。真是一個奇蹟啊。我三生有幸，躬逢如此盛世，如此見證奇蹟的時代。這個奇蹟的歷史意義，我相信一點都不亞於“文革”，有過之而無不及。

王蒙先生發表了那麼多關於歷史和現實的高見，唯獨沒有提到要依法辦事，要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他更不可能認為即使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也照樣可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照樣可以在法治框架內妥善解決。後來，2008年初，在一封信中，我很直接地和他談到了《悲情的思想者》的局限，談到了我的這個觀點——

緬懷周揚同志的功過，按理應將落腳點放在制度建設上，提出如何防止悲劇的重演，而不是一味煽情，否則不管文筆多流暢，思想多深刻，都難免僅僅是煽情而已。王蒙同志在這一點上表現了十足的政治浪漫主義，竟然高度讚揚所謂“個案”的處理問題的方式，實際上就是中庸之道的方式，即禍國殃民的方式。事實上，在種種“個案”的處理問題的方式中，踐踏的常常是黨的章程黨的原則黨的信仰以及黨員的基本權利。您可以再仔細想想。是也不是？而制度建設，強調在法治精神下處理“個案”，其中的“個案”不是孤立的，而是被納入了制度框架內的。即便人文思想領域的問題，也是可以有制度性處理方式的。換句話說，“個案”的處理，不能對抗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不能對抗黨的章程，不能對抗國家的法律，不能踐踏黨員的基本權利。而有多少“個案”的處理完全做到了這些？至少，這些年我以身試法，按照《悲情的思想者》中的“個案”方式來處理我自己的事情，看到的是極度的荒謬。而且隨着時代的發展，這種荒謬將更加明顯，或者說禍國殃民更烈。時代的特徵，是舊思想舊體制正在全面崩潰之中，而新的思想新的制度又沒有建立起來，清醒的思想者應該着力於新思想的傳播和新制度的建立。從這一點來說，《悲情的思想者》局限性是很明顯的。上一代人的悲劇已經是悲劇，可今天的檢討不揭示悲劇的根源，不指示解決問題的正道，只是一味煽情，煽情中還多有謬論，這樣的檢討，我不喜歡。相信您自己也不滿意。周胡二人的故事，我沒有研究過，更不是親歷者，無從置喙，但歷史的悲劇的原因以及防止悲劇的正道[1]，從2000年以來，我是說過無數次，包括《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包括《此岸的智慧》中的許多文字。對於研究周胡那一段故事的人來說，觀點已經足夠借鑑了。換句話說，這些文字對建國以來近60年的歷史，對改革開放以來近30年的歷史，已經有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總結。而《悲情的思想者》的作者，似乎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或許這也可以解釋我的故事為什麼是同樣的悲劇。黨的組織和黨的領導，可以全憑主觀意志處理事情，有章不循有法不依，這是問題的要害。[2]

《悲情的思想者》中其實出現了“依法治國”四個字，但那不過是他的滔滔不絕中濺出來的一個唾沫星子，可以忽略不計。而我在2008年初說的這番話，也有借題發揮之嫌，因為引到了自己身上，用自己作為例子批評所謂“個案”的處理問題的方式。這是很受詬病說是“自戀”、“湊熱鬧”、“瞎參合”的方式。但不這樣做也是不可能的，為了說明問題，也為了解決問題。我自己都不維護自己的基本權利那這個世界上還可能有人維護我的基本權利嗎？——好像也是在2008年，我提出了“中庸之道是亡國之道”的論斷，提出了“禍國殃民要有度”的論斷，發表了《歐陽立波著作權公告》。中庸之道已經在劫難逃。

即使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也照樣可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照樣可以在法治框架內妥善解決。這就是我所指出的“正道”。這不是2008年的觀點。從一開始寫文章，在碩士論文《民意的守望與順應——暨湖北省縣（市）輿情與媒介觀察》中，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中，我都反反覆覆強調這個問題：“法律是黨和人民的最高意志”，“依法辦事就是最徹底地堅持了黨的領導”，“必須先立法後改革”，“儘快制定《國有資本法》”，“正確認識制定《新聞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只是，十多年了，一切苦口婆心都是對牛彈琴。中庸之道的哲學中從來沒有依法辦事這一說。未來的歷史學家們要記住，亡黨亡國的基因，和馬克思主義無干。

行文至此，心裡已經頗為不堪了。話說多了就是水。我累了，你們也歇歇吧。過幾天就是中元節，中華大地上的冤魂極多，不知道又要燒掉多少紙錢才能安撫他們不出來鬧事了。太多的中國人，都是死得不明不白的。私心揣測，這時節，天堂和地獄恐怕都不太安寧。我的文章，你們看不懂，他們看得懂。你們現在看不懂，將來必會看得懂。以後中元節的時候，大家就燒我的文章吧，讓那些冤魂死得明白些也好。

[1] 我的所有文字所探討的，就是這個主題。從清理馬克思主義輿論學和黨性人民性問題開始一直到探討國企改革問題和反腐敗問題直至黨的建設和黨內民主制度的問題，都是這樣。（原注）

[2] 參見歐陽立波（2008）：《關於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若干問題——致王蒙》（2008年1月3日），《2008備忘錄——歐陽立波書信選（第三集）》第163-1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