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一則新聞：《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迎111歲生日》，觸動了我這幾年的一個想法，即漢語拼音及輸入系統的發明開發應得諾貝爾和平獎。

我不是學漢語言文字的，但半路出家，近幾年一直在琢磨中國學生學習英語的問題癥結及認知機理，也算在從事語言研究。在這個過程中，我明確認識到，原來一個人的語言能力，具體說，我們的“聽”、“說”、“讀”、“寫”的能力，可以分成兩部分：“聽”和“說”是一部分，基於聽覺“聲音（sound）”；“讀”和“寫”則是另一部分，基於視覺“字符（print）”。在一個人的語言能力形成過程中，這兩部分不是同步發育的：先有聽說，後有讀寫。學齡前兒童在識字前，已經能夠聽和說，許多名稱和概念已經以聲音的形式儲存在大腦里，形成了一個聲音的語言記憶庫存。學校教育或掃盲（literacy program）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幫助一個人漸漸獲得讀和寫的能力，能夠用字符語言溝通並保存思想。

不像“聽”和“說”，這方面語言能力的獲得，從咿呀學語開始，很多時候是個潛移默化、相對自然的過程；但 “讀”和“寫”的掌握，需要有意識地主動學習，需要有人教；對有的人，從聲音語言向字符語言的銜接過渡，由於種種原因，可能是個不容易的過程。因此，如果有一種方法，能夠把字符轉化成聲音，讓人看到一個陌生的字符，就能和他記憶里的某個對他有意義的聲音語言匹配，那就會加速他對字符語言的理解、學習和掌握。

現在，英文和中文都做到了這點。英語教學中有個看字讀音教學法（phonics），幫助學生看到一個英語單詞，就能發音，對英語為母語者，它能有效提高他們學習“讀”和“寫”的效率。中文裡，則有了拼音。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從人類發展的大視野看，雖然一首山歌一支民謠一則傳說可以讓我們遙感一些歷史的往跡和情愫，但口說無憑，只有白紙黑字，才是擲地有聲的證據：人類文明是靠字符語言來載承印證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人民對字符語言的掌握和運用程度，是這個國家民族文明發達程度的重要標誌之一。

既然如此，為什麼英語國家的看字讀音教學法（phonics）沒有得到諾貝爾獎、而我卻在這裡鼓吹漢語拼音及輸入應得諾貝爾獎？

和中文不一樣，一個英語單詞的發音就藏在它的拼寫里。對一些敏感的以英語為母語的人，有了一定的英語詞彙量後，往往自己就可以總結出發音規律。因此，看字讀音教學法更像是一個學習方法的總結，而且歷經幾個世紀的改善，很難再歸功於某個或某幾個在世的特定人物。

但拼音則不同，這是一個在漢語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一段特定時期由一群特定人員創立的一個全新系統。在當時中國百姓受教育程度普遍很低、成人文盲率很高的情況下下，拼音的普及使用，促進了掃盲，而在教育系統的一直推廣使用，的的確確有效提高了中國民眾的受教育程度。

今天，由於互聯網的普及，不管國內還是海外的人，都有機會發表自己的意見，與更多的人分享，形成了一種新的民意表達和監督機制，推動着一個有10多億人的中國社會的進步。這背後的一個關鍵技術，就是基於拼音的漢字輸入系統。我應該不屬於那類很笨的人，但除了拼音輸入，其它漢字輸入方法，我學幾分鐘就會放棄；我的所有網上文章，都是拼音輸入打出的，對此，我有切身感受。

如果諾貝爾和平獎真的以推進人類文明和世界和諧為己任，給漢語拼音的發明和應用開發發個獎，實在是名至實歸。

當然，就像一開始就說的，我不是漢語言文字科班出身的，隔行如隔山，對漢語拼音的發明及其輸入系統的開發，哪些環節是關鍵的，涉及哪些人，其中又有哪些人事江湖，我不了解，也不願意摻和，但它作為人類文明的一項重大成就，我願意為它呼喊。